【日韩关系】反思身份因素的作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与日韩安全关系丨国政学人 / 开普饭

简介

【作者】Ji Young Kim日本东京大学区域研究副教授。

【编译】姚寰宇

【校对】李桐

【审核】王国欣

【来源】Kim, J. Y. (2015).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5(3), 477-503.

【期刊】《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是发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国际关系类期刊。该期刊于2001年推出，每年1月、5月和9月发行三次。该期刊关注的重点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亚太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涉及亚太一国或多国的国际关系的一般问题和理论。

反思身份因素的作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与日韩安全关系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内容提要

本文从身份因素（identity factors）的冲突与融合的角度为日韩安全合作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作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身份因素对安全合作的影响要大于外部战略因素（external strategic factors）。基于对1993年至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与慰安妇问题、1998年朝鲜导弹威胁与2001年历史教科书争议以及2005年至2006年朝鲜核威胁与独岛/竹岛之争等三个案例的深入研究，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身份因素对于日韩安全关系总体格局的影响。本文的分析可以帮助了解日韩之间身份因素的作用，同时对展望未来区域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导读

问题介绍

Introduction

日韩两国于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此后的三十年里两国几乎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双边安全合作，直至冷战结束后双方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增强互信。在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如朝核问题）时双方似乎暂时搁置了历史问题来开展合作。但作者指出从一系列的指标和比较来看，日韩两国的安全关系很难被称为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在美国的领导下双方极不情愿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三边合作”，而是将各自的承诺局限于与美国的双边合作中。从总体上来看，冷战后日韩两国的安全合作虽然表现出一定的数量增长，但在质量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两国的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

在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时，如果不考虑历史问题就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为了充分理解日韩两国在安全领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状况，有必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取得数量级增长（quantitative progress）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导致日韩两国安全关系总体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身份因素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或在历史问题的冲突上真实可知的解决办法。因此，本文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身份因素对安全合作的影响要大于外部战略因素。

对日韩两国之间差强人意的合作的解释

Explaining unsatisfactory cooperation

2.1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

国际关系中各种学派都试图对日韩安全关系的本质进行解释，现实主义学派在安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解释国家行为问题时主要依据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现实主义学者认为，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迫使日韩两国在后冷战时期开展安全合作，然而其他的外部因素——包括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朝鲜威胁的不同认知以及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则阻碍了双方关系的实质性发展。

随后作者详细介绍了现实主义者对这三个外部因素的解释。现实主义者将冷战结束后日韩两国缺乏安全合作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上述的三个外部因素，但作者指出虽然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得通但并不完善。

2.2观念因素（Ideational factors）

在批判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时，建构主义者在解释国家行为时更注重国内政治制度、文化和身份认同。许多研究日韩地区的学者们认为，身份认同以及若干历史争议问题是影响日韩两国关系的关键——历史上的敌对互动构成了两国间的相互身份认识，信任的缺失对两国间的安全关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二十世纪上半叶遭受侵略的历史让韩国人以受害者自居，并对日本怀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敌意和怨恨，韩国年长者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仍历历在目，而这种仇恨也通过教育传到了下一代。冷战结束后，日韩两国民族情绪高涨，韩国也逐步完成民主化进程。韩国对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这个大背景下，这种不信任通过两国对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不同解读而产生的争端中表现出来。这些“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等。这些争端不时在日本民众中激起反韩情绪，也同样的加深了韩国人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这也阻碍了日韩两国安全关系的实质性进展。这种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做法体现了社会历史因素的重要性，也更好地解释了后冷战时期日韩两国之间安全性质的根本性质。

作者指出，虽然这些学者承认历史争端对日韩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他们也同样倾向于认同现实主义者的有关“日韩安全关系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外部威胁的影响”的观点，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有些折衷——他们没有更多注意开展安全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而这种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身份冲突状态的变化。此外，很少有学者采用实证证据来分析历史争端对日韩两国安全关系的影响程度，尤其是未能通过实证验证身份冲突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真正取代了合作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动机。

而作者认为，历史问题地位的变化是影响两国安全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即双方安全关系的进展和破裂都可以用历史问题上的身份冲突的动态来解释。作者的论点着重强调了韩国国内的政治动态，而较少强调日本的政治动态。日本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进行了政策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了日本军队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扩张性的角色上。所以根据新政策日本在该地区的战略重点是促进和加强与韩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双边合作。因此，日本的政策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常量，并倾向于增进与韩国的安全关系。

两国安全关系取得进展或者中断往往是由于韩国国内的舆论变化造成的，而这种舆论变化极易受到历史问题的影响。其变化模式如下：当用政治解决历史问题从而创造相对友好的外交氛围时，两国的安全关系趋于改善；反之，当日本的保守派政客推行民族主义的政策和言论时往往会导致混乱——而韩国媒体以挑衅的口吻报道这些政策时往往会煽动韩国公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而当民间组织发起公开抗议并裹挟着韩国政客采取对日强硬政策时，骚乱则会愈演愈烈。最后，韩国国内最初的温和派政府和政客会主动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简言之，如果日本引发了两国的身份冲突（identity conflict），那么韩国实际上将会把冲突烧向安全政策的舞台。

随后作者通过三个案例来解释验证了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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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的日韩安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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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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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第一次朝核危机与慰安妇问题（1993年-1994年）

作者首先回顾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经过。面对朝鲜核威胁，在日本对慰安妇问题作出让步之前两国的安全合作也只是迫于美国压力而流于形式。而且两国元首起初都将慰安妇问题作为双边关系最关键的议题，这也被媒体舆论大肆报道。直到1993年的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的“河野谈话”和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侵略战争进行道歉后双方才在朝核问题和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历史问题的解决是1994年日韩两国进一步发展安全关系的先决条件，韩国公众对日本敌意的减少也为1994年中期以来的新的安全发展创造机会。但是作者指出，安全合作的水平仅仅是为了显示两国上升的友谊水平，上升后的安全合作水平也只是达到了日本与其他邻国（包括曾经为敌的中国和俄罗斯）早已达到的程度。虽然日韩两国1994年期间在安全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这些进展既没有实质也不及时——这也不能充分支持现实主义者“日韩两国为了应对共同面对的来自朝鲜的威胁而进行安全合作”的论点。

3.2 1998年朝鲜导弹威胁与2001年历史教科书争议

在日韩两国于1994年开始军事交流和建立互信措施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关系一直保持稳定到1997年。然而在1998年到2000年，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又取得了一个重大进展——1998年双方启动了第一次日韩安全对话（the first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Dialogue），建立双方陆海空军事热线，并在1999年进行了联合搜救演习（SAREX）。

现实主义者认为1998年的朝鲜导弹威胁是推动这些新的安全合作的重要动机，然而通过细致的探究会发现，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外交政策才是主要原因——该政策的重点是与韩国邻国建立合作环境以获得国际社会对朝韩和解的支持。为实现这一目金大中总统试图通过《日韩伙伴关系宣言》来解决与日本的历史问题。《伙伴关系宣言》标志着日韩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解。通过这一宣言也增强了两国的互信，为1998年以来的安全合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使得日韩两国的安全关系在2001年经历了严重挫折，为了表达对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的抗议，韩国采取了包括暂停联合搜救演戏、禁止日本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停靠仁川港、暂停每年举行的防务峰会和日韩安全对话等一系列措施。日韩两国安全关系的倒退花费了多年才得以复原，而这一事实证实了身份冲突的中心地位是日韩安全关系的关键驱动力。

3.3 朝鲜核威胁与独岛/竹岛之争（2005年-2006年）

2005年至2006年由于朝鲜的导弹试射等问题使得东亚地区再次经历前所未有的安全紧张。这段时期朝鲜造成的军事威胁足以促使日韩进行安全合作。事实上日韩两国也承认了合作的必要性，并承诺要进行双边合作。然而这段时间的合作几乎没有实现——这又是由于历史问题（特别是独岛/竹岛领土争端和后来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主导了双边关系并对双方安全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随后作者详细回顾了这次事件的经过。

总言而之，2005-2006年日韩安全受到历史问题的严重阻碍。2007年小泉纯一郎内阁被安倍内阁取代，双方开始恢复大部分的军事交流和双边会晤。日本和韩国在2007年开始了新的工作级别防务对话。从那时起日韩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似乎已经恢复到正常。然而当2009年独岛/竹岛争端因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批准和日本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对岛屿宣示主权再次发生时，双边关系也再次恶化。独岛/竹岛问题仍然是阻碍双边安全关系发展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结论

本文通过对几个历史问题引发的激烈外交争论论证了身份冲突（identity conflict）是造成日韩两国冲突的关键因素。历史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进程后成为了双方之间十分严肃的双边议程，并严重影响了日韩两国后冷战时期安全关系（即不稳定、跌宕起伏、低水平的安全合作）的本质。作者指出，巩固日韩之间的合作行为对于维系在美国的领导下的东亚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至关重要，并可以以此确保地区的安全稳定。因此美国和日韩两国的领导人应该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帮助日韩打破历史争端的僵局并建立新的互信基础，而不是仅在危机时期才简单的重复三边合作的花言巧语。这可能是东亚地区走向真正的多边合作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