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中：搭“变”车的故事
搭“变”车的故事
汪建中
八二年四月，我调来临江广播站。九个月后爱人也和我调到一起，我们共同“经营”这“夫妻站”一呆就是十年。
调来临江，开始时工作特别忙，后来渐渐稳定下来。十年里，我们算得上爱岗敬业，年三十也开广播。十年里，临江广播站多次受地、县表彰，得过安庆地区“农网检查二等奖”。与此同时，我也和爱人开始用业余时间种菜、养鸡、改善生活，渐渐还清了结婚时欠下的债务。
十年里，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变”字。和过去不一样，只要真心，地主崽可以入党；只要是“诚实的劳动，合法的经营”，你可以大胆地发家致富。
十年里，农村全面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农民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浑身是劲。农村里的“万元户”被请入县城，披红戴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致富光荣”与过去“狠斗私字一闪念”、“割资本主义尾巴”形成鲜明对照。
十年里，临江农民的住房从我来时的清一色土砖瓦房，变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这十年，临江百姓家从几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到家家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手扶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也开始走入普通农民家。人们物质生活变化之快，现实超过想象。
农村之变，不胜枚举。我们夫妇生活在农村，也在搭车求变。
有 钱 人
在临江时，那报纸上，广播里，时时传来致富故事。熟悉的农户中不少人有了新头衔，他们被叫作“承包户”或“个体户”。他们有承包水面养鱼、养珍珠的；有开小店、开带锯厂加工木头的；有开小型碾米机加工大米的。有开三轮车载客的......。人们天天在发财或想发财，一片乱像？答曰，是一片生机！我耳闻目染，虽为“国家人”，生活在那变的年代，也常想着有机会能搭车“发财”。
八六年，县局在农村开展普及“电视村”活动，鼓励有条件的乡镇，由广播员下村摸底登记，以稍低于市场的价格，替县局成片推销十四吋黑白电视机。每销售一台电视机，商家提供维修材料，给八块钱保修费，由广播员免费为用户保修一年，收入为广播员己有。后来我的承诺是免费保修两年。这项任务对我来说，可是个学习和巩固技术，“合法赚钱”的好机会。我进广播站以来一直自学的机务修理技术，可以派上新用场了。此后，我更是通过购买、订阅大量电子实用书籍刻苦自学，“边买边卖”，倒也能胜任这份保修工作。从八六年起，我业余为县局保修电视机、电风扇；义务为农民修理家用电器；在周边渐渐小有“名气”。我甚至还带过一个徒弟。群众中开始传闻，说广播站小汪有技术，会做生意，老婆又勤劳贤惠，夫妻对手兴家立业，是能干的“有钱人”。
当 房 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生猪营销政策变革，各乡镇食品站一个个倒了。一九八七年，临江食品站地处丰收村“乌石矶”的房产急需处理。这时，当地农民对食品站说：“食品站的地皮是我们的，房子只能卖给原生产队的人，否则你只能拆了房子卖砖瓦。”也就是说，“将老母鸡摔死卖鸡毛”。而房子周边的农户，那时或刚建新房或因财力尴尬，食品站虽开价便宜，房子也无人问津。于是，食品站的上级瞄上了我这传说中的“有钱人”，说要把那座“下四上二”的楼房、两百平米的大院、以及猪圈、杀猪间等食品站的全部家当，一万块钱卖给我。如按现在的房价说话，那几乎叫白送。不过当地人也说了，这房子小汪自己住没问题，要调走时也只能“将老母鸡摔死卖鸡毛”。
临江食品站紧邻江边，地势高爽，视野开阔，离乡政府仅百米之遥。房子南面是一片江滩，西面是涛涛江水。房子的东、北两面与农户连片。江边上，那座约五百平米，怪石崚嶒的“乌石矶”，春夏涨水时没入水中只剩一点点尖顶，秋冬便露出真颜。当地人祖辈在这里洗衣、挑水，搬缯、钓鱼。我在临江时，每逢秋冬季节，常带着女儿在“乌石矶”的怪石间玩耍，躲猫猫，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家里来人时在这儿取景拍照，看上去像在海边，算得上风景如画。
那时我从没想过以后会离开临江。这么好的房子可是个大诱惑。
实话说，那时我们夫妇的工资加起来每月才一百多块钱；我修理电器的回报，是农民送我的一些土产品。我做的“生意”只是无本经营的代销，赚的是货价内的保修费，并无营销利润。我一年的“外快”充其量不过一千块钱，慢说也才干了两三年，存款也只有两三千块钱。我有钱？压根就是个“冒牌货”。另外，就在当年，我为接送孩子上学（离家五公里的茅林小学），刚花了九百八十块钱买了辆“嘉陵”轻便摩托。那东西常坏，是个消钱的主。我真想要这房子，但真的买不起。囊中羞涩，胸无底气，我红着脸婉言谢绝了区食品站领导的好意。可是我说的实话，却无人相信。后来，那领导们三番五次上门，竟然又降了五百元房价，给足了面子。如此，我这“冒牌货”只好硬着头皮东挪西借举债七千元，以九千五百块现金“买”下了这处房产。这房子一证没有，只有与当时区食品站的一纸协议和一张收据。我压力山大，做起了很可能是国家改开以来最早的“房奴”。
后来，我们在这里“大兴土木”，封了楼房朝北的大门，把大门朝南开在院子里；重修了东面的院子门供人出入；拆了杀猪间和多余的猪栏、杂屋；在正屋旁重做了厨房；请人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十三米深的水井。我们用那井水洗菜、冲地；夏天在井里放下吊篮可以凉菜，“冰”西瓜。一个脏乱的大杂院，被我整成了视线开阔，冬暖夏凉的好住处。
后来，为了还债，也为了“发家”，我们在这院子里继续售、修电器，养鸡，养猪，还养了二十多群蜜蜂。九二年“撤区并镇”，临江划归香隅镇，我们夫妇被调去东流。后来，我们把房子卖给当地人小孙，收了一万一千四百块“鸡毛钱”。这房子买、卖都是鸡毛价，倒也公平。说赚，我们在这住了四年，累了四年，也爽了四年。说亏，我们花了改造、打井的几千块钱。
养 蜂
当年，我在临江有几个教书的朋友，有两位男士酷爱养蜂。其中袁校长年长我八岁，养蜂多年。他仗着有老丈人帮忙，养了四、五十群“意”（大利）蜂。他家有多份养蜂杂志和书籍，技术十分专业。
因是好友，我常在袁校长家看他打理蜂群。看着蜜蜂在蜂箱口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不知何故，我一点也不怕蜂蛰。每每此时我还会有精神放松，身心释然之感。我发现这业余养蜂还真是一乐。常常看蜂，日久生趣，我开始翻看袁校长的养蜂杂志和书籍，在知晓许多蜜蜂知识后，觉得这“蜜蜂世界”非常的有意思。
后来，袁校长说，我送你两箱蜂子拿回去养着玩。这事我因在乡里居住，觉着不合适而作罢。
八八年，我买下食品站的房子后不久，袁校长夫妇二人各骑一辆自行车，从五公里外为我送来两箱蜜蜂，还带来蜂帚、蜜刀、防蜂面罩、喷烟器等养蜂用具，鼓励我学养蜂。从此我成了他的徒弟，又多了一门手艺。
后来的两年里，我用拆食品站旧房的木料，请木匠做了二十多个蜂箱，一个摇蜜桶，和大量“蜂框”；又从安庆买来蜜蜂“巢础”，自学“育王分蜂”。经“自繁自养”，蜂群被发展成“二十八头王”，其中二十个为“继箱”群（一王双层）的强大“阵容”。
那时的临江蜜源丰富。春有油菜花；夏有留兰香（薄荷）这两宗主打蜜源；春秋间，那江堤下，河埂边，先后会有成片的野红花草、益母草、蓼子草，以及棉花、瓜类等多种流蜜植物、花草，少有真正的“枯花期”。后来两年，我每年能收获蜂蜜两千多斤。原食品站几口能盛十几担水的大缸，成了我装蜂蜜的好容器。那几年，我家来人，我常会“炫送”他两酒瓶蜂蜜。我还用蜂蜜掺白酒“害人”，灌倒过成批酒场好汉。
那时蜂蜜不值钱，仅三元左右一斤，但养蜂的毛收入还是会超过我们的工资。
这十年，祖国在变，变得充满活力；临江在变，变得充满生机；我也搭上“变”车，精神变得更加充实，充满快乐；生活在变，变得更加忙碌，变得不再贫穷，变得充满希望，变得更加幸福。
渔翁
二零一九年八月
（编审：夏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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