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去哪了?03

长安， 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

包裹在明城墙里的唐城墙含光门遗址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那时，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在它初次浮现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

唐大明宫遗址——西安火车站——西安城墙

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 《长安图》残石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月五日知永兴军事吕大防主持绘制］

▲ 马蹄寨（日本侵略军绘制的西安地图，作者资料）陇海铁路从图中下方穿过，唐代大明宫的遗址大部位于铁路以北的高地上。直到21 世纪初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道北”的贫民窟形象才有所改观

作为一座“废都”，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然而，如果说古罗马依然历历在目，请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

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偶尔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着）“往下看”，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

通过考古学者的挖掘，个别深埋于地下的长安重见天日，上面的车辙印记淡淡地告诉你过去生活的真实—在西安的大多数地方，如果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完全可以随便想象你生活在数千年前的生活中，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时代的生活已经貌似有了太多细节，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录，或是偶然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你便可以将这种想象与文学文本中某个遥远的人物确凿相连——但事实上又了无实据。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倒过来说，毁坏并非没有意义，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 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现代人也许是鲁迅。1924 年，时任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他去西安开办讲座，适逢他正打算写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双方一拍即合。

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个星期，然而长途跋涉之后，这位以狷介著称的学者却得出了让主人尴尬的结论：“看到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

后来，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接着写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这道理那么显然，又好像使人难以接受。如果多少联系起传统文人的类似失望，鲁迅的感受恐怕会好一点。千百年来，不知还有多少人只能安于书本里伟大王朝的回溯，而流连在怅惘的想象里？

而我们今天的“不见长安”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即便明代砖城大为缩水，真正的长安还安静地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麦田中，在鲁迅的时代“现代”化进程仍方兴未艾。

大明宫遗址公园

据说，20 世纪50 年代的西安南郊还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见和城市相对的终南山；80 年代，新建的大路还不宽阔，但是汽车稀少， 树影婆娑，人声稀疏，尤其在夜晚，你还可以体会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挟着以加速度递增的动势，真正的改变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就这样看着“古代”无影无踪。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乘坐的列车驶过火热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经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对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

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丰富地形，其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至今，还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地面上有所反映。

唐高宗就是以所在“湫湿”“卑下”为理由在龙首原上建立新宫的。八水环绕的整座城市，又横贯六道高冈。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长安风水里，曾几何时，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这样莽原上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一样的终南。

从大明宫上空鸟瞰西安城

近十年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西安北郊的时候，“现代化”显然已经大获全胜，高楼大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伟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其实“现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恶，对鲁迅所厌恶的旧中国那种颓唐的气息而言，它也许只是一种无情的荡涤，毕竟即使是真正的长安也是需要发展的。可是“发展”与它名声不好的孪生兄弟“开发”其实是一母所生——“进步”和“割裂”实际很难分开，“有序更新”只是空话。“新”“旧”有时可以并置无碍，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构物的地形整个覆盖了老的“六爻”，甚至将后者彻底取消了，长安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记忆。

今天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上其实是看不见大雁塔的，但是这种系于想象中的视线的可能性，对于当代的中国古城尤其意义非凡。就在北京唤回前门外的“老北京”时，它参照了晚清大量西方人拍摄的旧照片，复刻出的是图像意义上准确的“新老北京”。

长安甚至没有这样的旧照片，因为明代的西安本来就不是长安，现代人更大的雄心是跳跃式地“回到唐朝”。于是，只能根据语焉不详的前朝版刻，在钢筋水泥的材料里，添加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长安人的“感受”。这样的还魂术都谈不上真的复古，它更像是一种催眠，在对现实失去了感知之后，城市受着莫名的、绝对不是“唐朝”的催动，焕发出使人惊叹的时代的潜意识，带来了另外一种令我们陌生的“新长安”。

它不是长安，但又是长安。

▲ 大雁塔广场

▲ 大明宫位置地形图（作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