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全国工商联座谈会上的发言（2020,7.13）

主席的说法是鼓励我们放开说，是内部的研讨。我抓紧时间，抛砖引玉说几条。先说当前的形势研判。在疫情发生之后，我觉得不确定性中间能够看得很清楚的一条确定性，就是今年经济整个走势一定是前低后高。前低，是突发的疫情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它是个短期现象，在我们一季度结束的时候，虽然看着指标很不好，但你看主要拉下代表性龙头指标GDP到负6.8，是前两个月、特别是二月份造成的，三月份单月的指标已经只是负的0.8了。到了4月8号武汉解封以后，整个形势就是复工复产，是怎么样恢复正常的过程。这里面多少有点儿意外，就是北京刚刚整体正常的时候，一天又出了新的疫情，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成功地把这个事情控制住了，已经连续7天没有发生新的确诊案例了。

这个前低后高，在过几天要公布的二季度数据里，一定会有体现。我觉得一季度如果-6.8，二季度本季度应该是个正值了，不会是负值了，但是能不能把前面的-6.8冲掉？可能性不大。那么上半年合计还是个负值，二季度本身是正的，但是1-6月份可能还是个负号。如果好一点的话，负号就收得很窄了，如果负一点几，不超过二，那么这个基础就相对比较好。三、四季度继续后高，会有一些更多的正面因素叠加上去，现在已采取的非常之策的效应也会体现。所以，如果非常粗线条做个前瞻的话，三四季度如果合在一起下半年能有一个同比6%的增长，那么全年应该能拉到差不多3%，因为权重还是后面重一点儿，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是如此。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儿，应该比3%还能高一点儿。这是现在非常粗线条的判断。能达到3%也不错，在全球大经济体里，这又说得上是一花独秀了，因为美国到现在疫情还这么严重，全年负增长几乎已成定局。中国和美国的相对速度比，我们可能还是得比它高6个点以上，会继续明显缩小和世界头号强国的差距，这是不确定性中间的确定性。

今年如果从增量来说，我估计仍然是中国做最高的贡献。全球如果有增量，或者对于冲抵减量的贡献，即正面贡献，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总量老二的经济体，还是会名列前茅——对全球从正面效应来看，这个地位还是有的。

我们自己要把握的政策，中央一开始就方向明确，决心很大，做出及时调整，扩大内需，现在最新的说法是双循环，一方面继续努力和国际上有供需互动循环，另一方面是努力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包括外贸出口转内销这样的调整，把我们内部市场循环的潜力进一步激发起来。这个概念也是对的，比较全面。扩张政策的加力增效，也比较明显，两会上公布的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最典型的就是把赤字率提高的同时，还发了一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再加上有力度的地方专项债。这些都在见效，但是我们确实还是面对着若干的不确定性。这一段儿大家有时底下也觉得心里发毛，怎么一会儿这里出个事儿，一会儿那里出个事儿，但是及时的信息还是有作用的：比如唐山又5.1级地震了，人们心里还是有些发毛，但很快专家的信息、官方披露的说法来了：这还是属于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这余震可能延续为期100年。那么就要有个正常心态，别动不动就觉得要大祸临头。还有社会上的引起大家感觉有冲击的一些事情。国际上全球疫情到底怎么演变，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处，美国闹得这么不可收拾，加上他自己国内的“黑命贵”运动，弄得也非常混乱。跟着的是巴西的疫情，是不是印度还有疫情的威胁？这些都还得密切观察。所以，输入型病例的压力还会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内部确实北京这个疫情也在提供非常明确的警示，说不定什么时候出乎意料会突然又爆发一个有一定样本数的疫情情况，弄得大家都非常紧张。

但是我觉得不确定性旁边，还是要强调确定性，我们现在整个中国14亿人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时候要注意挖掘老百姓必然在消费方面会有的一些潜力释放。同时，我自己一直在强调，消费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可持续性，而这个可持续性一定要强调有效投融资更好起关键性的作用。有的学者在咱们官方报纸上写文章，两边提，说消费是基础性的，投资是关键性的，我觉得这样表述有一定道理。所有的经济活动肯定都是为了老百姓过美好生活，最后落在消费上。但是关键的带动因素、支撑力量，一定是有效投融资，一定是结构优化带出来的高质量发展。所以，中央在这方面的一些已有的大政方针，合在一起，是相当清楚的，短期衔接中长期，注意扩大内需同时继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结构，追求高质量，释放我们的潜力空间。

在这方面，当下我们还继续要抓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在中央已经强调的调动消费潜力，给出像特别国债、一些成规模的资金要通过中央一直下达到基层解困救急、维持小微企业的生存和运行，等等，这些看起来跟消费比较直接的事项旁边，一定要把我们的投资做得更有声有色，而且我觉得这是完全有条件的。中国现在做这些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的说法，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称得上俯拾皆是，你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看，要做的事情做不完的，你从乡村振兴看，要做的事情也是做不完的，做这些事情的要素我们都有——钢材、水泥、设备、劳动力，必要动员的各种各样的投入品，我们都有。当下又有一个启发，今年洪水很厉害，洪水带来的当然是使大家揪心，也有明确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危害老百姓生命，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但实话实说，从经济的运行来看，国际国内经验表明，从灾害经济学的分析来看，洪水造成的实际后果明显低于干旱，旱情出来以后，大家过日子似乎不受太大影响，但是你算总账，最后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旱情是一大片，洪水总体来说是流域的一条线，那个地方要尽量保证人能够活下来，财产受些损失，然后动用一些救灾机制去应急以后，周边很大的区域是农作物丰产。另外，促进很多的方面购销两旺，这是凯恩斯主义解释的了：政府不得不去救灾，动员很多东西投入，反而使经济的景气在提升，带来的是投资，还有后面跟着的消费可能得到景气支撑的一个正面结果。当下又给我们一个启发，是中国要下决心从现在开始，结合着“两新一重”高水平的这些投资里，把整个抗洪防涝这个水平升级，这个投资是天量的、天文数字的投资，但是非常值得做。从现在开始做，它是个一直要长期坚持不懈做下去的把我们的主要城市全都做成海绵城市的任务，这是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崛起在有些方面已经比别的国家做得更像样了，比如我们现在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在全球确实是总体水平来说冲在前沿一线了，以后人家会不会反超，马斯克搞的管道式的高铁会不会抢在我们前面，那另说。现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就是少数冲在最前沿的，那么我们以后能不能把海绵城市建设也推到全球第一线水平？这说起来可圈可点。中国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要素不缺，正当性上非常必要，当下又是扩大内需必须抓的事，而且又对老百姓来说体现了政府怎样关心民生，怎样考虑长远，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非常值得做。广州那边已经听说了，哪一次来个什么台风，哪一次水大一点儿，就成片成片的街道受淹，地下车库中的车就全泡了。多少年都是这样的。能不能下决心把这个安全状态提升起来。武汉这次虽然情况紧急，但是1998年那次，龙王庙为代表的堤防工程——龙王庙1800米砸下去了几个亿，当时就算是天文数字的资金了，使这次洪水来了以后，虽然情况很紧急，但是大家心里踏实，武汉不会出大事儿。现在最新的紧急情况是江西了——江西过去说抗灾能力比较强，但没想到这次洪水来势凶猛，书记带头儿在疏散群众，先保生命，组织抗洪。能不能在这些区域里，有一个高水平的顶层规划，从现在做起坚持做个五年、八年、十年，把中国一群城市和重点区域建成海绵城市。北京这方面有试点，海淀公园就是海绵城市建设里的一个点，雨水下来以后它有缓冲、蓄积等等，是一个点状的实验。整个城市区域如果做这个事，还得配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所谓共同沟，我们现在叫综合管廊。跟海绵城市地上地下结合在一起，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那又是天文数字资源要砸到地底下，但确实是应该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可抓的投融资的例子。

至于老旧小区改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还有这次两会上，又都把它专门、明确说成一个投资的要点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老旧小区，其实并不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才是老旧，十多年以前就“老旧”了，因为十多年前四层、五层、六层的楼，是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办法不配电梯的，但现在老龄化了，而且老百姓自己的感受上都需要配电梯了。配电梯技术上没有问题，在那里面加一个玻璃筒子式的电梯，几十万块钱的事儿。各户自己出点儿钱，必要的一些中低收入小区的政府再贴点儿钱，再加上PPP机制。除了下决心的问题，不再一楼楼层要同意的问题。对于这个麻烦，我观察其实也好解决。一层会出现钉子户，就是不同意装怎么办？这个事情，看看我们这次抗疫里怎么能把事做好的？总体来说，虽然不能说非常完满，什么事情不能说一点儿不出差错，但以总体来说社会可接受为目标。一楼这个事儿，无非就是要改变规则，不能让他一票否决全体，这个楼里80%同意即可，同时再加点儿特殊的协调机制——这不是咱们过去的工作传统吗？做思想工作：你自己反正也不受什么影响，其他二层以上的人都受益，何乐不为呢？你死挡在那儿干嘛呢？有必要的话，大家给他点儿补助，施工期间你可能感觉受点儿影响，给你个两千块钱，三千块钱，是个心理安慰。诸如此类的，都好解决。我们这次组织力量在抗疫中间正面的东西，非常值得肯定，取得了一个基本共识以后，要积极、及时调整一些规则，不能弄成一层有一个钉子户就一票否决全体，整个社区都动不了。这些事情一做起来，老百姓实际得的实惠、真的就是咱们执政党进一步的形成为人民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实中间最实在的，还是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这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可举的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北京，它的轨道交通网这些年有进步，但是远远落后于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你往下做，是非做不可的，什么时候做到四通八达，密度足够，而且立体化，要特别借鉴日本的经验，看起来日本东京那些街道并不宽阔，但基本不堵车，就是充分立体化了。在中心区可以有三层、四层，甚至五层，各个层之间能够把残疾人的轮椅都处理成畅通无阻的状态。这样一种大动脉接上种种小通道，接上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具体场景，顺畅连通在一起，支撑经济活动的繁荣。这些事情在中国从北京开始做起，其他的一百多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基本都得按这个方式做，我们才能现代化，才能真正借鉴国际经验把中国的治理水平体现出到达应有的后发优势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特别强调抓有效投融资，带动消费潜力释放。投资本身过去就说，只要一启动，它40%左右要转成消费，为什么？按过去经验，这里面很多要转成工资性的支出，这些民工有活儿干了，他拿到了工资很快就变成消费，投资是直接带动消费的。但是从更长远来说，大家预期好了，更踏实了，社会保障体系也有支撑了，更多的人进城以后能取得户籍的前景更明朗了，大家就敢花钱，整个消费潜力跟着源源不断调动出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强调的。但是实话实说，也有一些同志更强调消费，认为中国就是现在要把抓住消费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解决问题的重点，我是不同意这个偏向的，因为你只抓消费，没有后劲儿的话，它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方面经济学原理说得很清楚的，而且也跟老百姓的预期有关。你在短期通过一些手段直接支持消费，老百姓高兴，但是会吊高胃口。吊高胃口处理不好就是政治局早说过的“福利陷阱”，难以为继的时候，情况就非常为难了。过去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一掉进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一蹶不振，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会把别的矛盾都引出来以后搅作一团，越搅越乱。我们现在确是跨域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到了人均一万美元国民收入（跟GDP口径差不太多），如果按照现在世行说的接近一万三就可以算是高收入经济体的话，我们要冲得再高一点儿，冲到一万三以上，最好到一万四，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的话，如果每年能有4到5的增长，那么也是八年内解决问题的事儿。这就是个冲关期。这个冲关期特别要防止一下子各种矛盾纠结以后，使经济突然失速不能如愿继续增长过程。我觉得中央在战略思维上似乎隐含着这个考虑，百年未有之变局，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这都说出来了的。其实隐含的就是过去领导人也直接说过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后来因为有学术界的不同意见，我注意领导人一般不直接提这个概念了，但是大家还是要居安思危，要把问题哪怕想得更严重一点儿。所以，现在这个当口，有效投融资，优化结构，长远后劲儿，老百姓满意度提高，幸福感、获得感提振，是综合在一起支持我们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就特别想强调，这里面民营企业的作用，现在应该讲在某些领域里它不仅是生力军了，甚至带有主力军的特点。比如现在的数字经济，真正通过痛苦的烧钱冲关期成了气候的头部企业，你看青一色是民企，国企不是没这个心思，它就是没那个机制，它很难冲过那个烧钱的痛苦阶段，它的集体决策，反复斟酌，出了成绩是党的，出了问题个人吃不了兜着走（咱们内部说这些特征可能还比较明显）。所以，它犹犹豫豫很多事情就做不成了。像中国现在整个数字经济代表性的一个突破，扫码支付，它是在腾讯那儿跟微信结合在一起的，开始时的微信给人的感觉是朋友圈社交平台，还带来一些麻烦，后来李克强总理专门拿这个当例子来说，有人在内部讨论说微信是不是得管管它，一管肯定就是掐死，至少是掐住，没什么多大空间，但是总理当时说了一句，还是得看看，审慎包容。看一看，微信扫码支付这个功能后来真成了气候，（跟它也有竞争对手，阿里那边的支付宝，这两家唱对台戏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都努力让消费者最便捷享受这种草根层面一扫码就能得到的金融服务），它支撑的是经济繁荣、经济景气，交易活动的活跃，降低经济学说的交易费用。实际的正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外国人惊呼，怎么中国轻易就跨过了信用卡普及阶段，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得到这种非常便捷的金融服务支持了。当然它带来的麻烦也还有，微信朋友圈听说现在已经逼着体制内几万人盯在那儿删帖。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再把微信掐死了。你得看到中国很多的所谓超常规发展的潜力释放，民营企业的机制，是比较有希望让它冲过最困难的瓶颈期，最后达到“风口上的猪”这种颠覆性创新的正面效果。

再往下发展，我觉得不能就说民营企业这方面我们注定永远这样了，可能未来不可避免的混合所有制这条道，民营企业，特别头部企业的人要认清，这可能是个主打的以后微观基础的机制创新。确实这里面他们有担心，你搞混合所有制是不是要吃掉我，控制我，等等。当然我们决策上也要掌握，不能简单按照这种吃掉、控制的方式去发展混合所有制。这里面不光是企业意义的混合，还要鼓励员工的、从高管到中层到一般员工都可能持股，这个混合所有制，我们研究是非常符合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指引的。这里面我们接受工商联的课题，也在努力更多、更充分给出论证，包括现在研究看得更远一点儿——有人说2050年之前民营企业还让它发展，2050年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民营企业就别发展了。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但怎么错误，如果现在不把它说清楚，大家隐含的就有一个想法，你现在看着很热闹，但是接受你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你们是崇高的理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央讲的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初级阶段。听说当年内部讨论的时候高层有人专门说了一句，从孔夫子到现在是73代，但有同志就提出，讲几代、十几代是不是就可以了，不用提几十代了。□□□同志说，他亲耳听到小平同志讲，几十代的表述不变。就是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战略定力，千万不要轻易回到那个宁左勿右的思维上去急于过渡。

十九大之前，我看到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当年胡耀邦同志推出真理标准讨论最开始的那个，内部的刊物）上有人以研究者身份写，中国已经走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他想把初级、中级、高级排在一起这么说，我觉得这东西可不靠谱，你敢这么说？那么全党反复讨论认定的要几代、十几代人努力的事情，一下变成现在就过去了，那所有的大政方针都得调整，一定会带来极左思潮的卷土重来。但当时可不敢说话，因为那个登出来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来头儿，到了十九大，从电视直播中我听到总书记说初级阶段没有变，是最大国情，认清这一点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心里才踏实。

解放以后，基本就没有右倾的问题，历次出问题都是左，解放以后毛主席批过“形左实右”，愣说他也是右，所以，总理当时想不通，明明是左怎么又变成右了。

关于80年代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有争议的论题，比如胡乔木批周扬的异化问题，我是重新把那些文章翻出来看了，我认为胡乔木批得没道理，强词夺理。这就是有争议的了。现在似乎也没人翻那个事儿了。

十九大，我们的提法是2049建成现代化强国。有人解释成世界舞台中央，而且恨不得说现在就到中央了，我觉得说得过了。

但这一段看下来，国际方面这个形势就比较严峻，其实就是美国希望调整它的阵营以后，去中国化，它必然还是要维持它想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

现在一些迹象上，我们已经在开始比较理智地发出声音，不要什么事儿都贴意识形态标签，像最近王毅，傅莹，乐玉成的发言，都开始往这方向上说了。没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概念上死缠烂打。改革方面还是要抓住，因为这是解决我们总体来说以制度创新带出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潜力空间、能够跟着如愿现代化的一个龙头因素，还是中央说的主线。主线上混改这个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大家一起来认识，但是有些事积极做起来，比如PPP，它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里面政府天然就不想国有股、政府股一股独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它就是一种非常值得看重的机遇。但是它担心的是什么呢？碰到事情了以后，政府可以不讲理，担心的是这个，这倒逼法治化水平提高，那都是要签协议的，要有法律保证合同履行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以后，民营企业的天地更开阔了，以后混合私有制大家知道一定是共同发展，长期发展，共融共赢的发展。这个事情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就好。

跟着的，我觉得有些事情咱们内部可能还是得注意，就是社会上曾经给予高度关注的中央所说在加快编纂民法典的同时要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有几个例子，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又觉得后劲儿不足，就这么几个例子了，再往后有些事情似乎不敢碰。

大的这几个例子之外大家还关注什么呢？就是当时重庆那个“黑打”，网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不像话的典型例子，敢不敢碰那种问题，当然这也是得政治家通盘考虑的问题了，咱们内部讨论点到为止。

还有就是在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去年、今年中办国办都联合发文，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入手，鼓励地方和基层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我觉得这确实是摸到了问题的一个症结上。它为什么形式主义呢？不是干部的觉悟就是提不高，都是死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有种种的顾虑，因为揪他小辫子的这种力量太强了。我在调研里接触到很多地方领导，他们都是苦笑，上午、下午各接一拨，晚上可能还来一拨，审计的，纪检的，上面主管部门的，各个局委办下来的，都是查你这个那个，要查都查个底儿掉，抓住一个问题都不说你改革里出了什么偏差，都说是你居心不正，都说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氛围实际上是很影响地方打开局面的。两年都发同样一个主题的文件，我觉得中央对这个事心里很明白，就是怎么把它处理好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我结合着现在的情况，就想提几个例子，都是小例子，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第一，疫情来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抗疫，有关部门把野生动物一刀切，通通不许养殖了，不许交易也不许养殖，那涉及的实际是相当大一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它都生存不了了。什么养貂的，还有养蛇的，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是不是牛蛙一段时间也算在里面。

有关部门觉得我就是先体现政治正确，体现我坚决抗击疫情的态度。所以一刀切。但你实际仔细想一想，这里面它应该有点儿弹性空间，其实改革开放过程中实事求是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从现在看到的比较确切的一些科学家的解释来说，新冠传染主要是飞沫，包括现在空气里一定的因素，但是没有什么粪口传染途径。这些野生动物某些特别重点怀疑的当然要排除，但有多少年养殖经验的这些什么养貂，养蛇（南方人吃蛇我知道很普遍的，北方后来也跟着学，我也吃过不少，觉得确实好吃）这些东西你只要掌握经过高温烹饪，不会产生任何疫情问题。当时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大家来不及想这些细处，那你现在能够定定神想了以后，是不是要赶快做一些弹性的调整？我看最新的财新周刊讲的就是这些人的困难。实际上它隐含的就是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事，怎么实事求是在政策方面给出一些弹性，至少别一下把人逼死，有些先让他接着养，他都已经花了一辈子的积蓄在那儿养殖的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全都杀灭，他怎么办呢？这些小微企业合在一起全中国可能还真是可观的一个数量。

（×：全国从事竹鼠养殖的20万人。

×：果子狸又平反了。）

贾康：这些事情上，能看准的可及时给出一些规则，看不准的给点儿弹性空间，先别一下逼死。个别的，如果认为像这次说的宿主，怀疑是哪儿？现在没有定论。

（×：三文鱼。

贾康：三文鱼排除了，没有。

×：最近又怀疑厄瓜多尔虾，都是包装污染，不是虾本身有问题。）

贾康：从破除形式主义来说，要鼓励一线的政策执行者实事求是给出一些弹性空间。其实过去我们党在边区，在很多的解放区，都有这种经验，老百姓的事儿都是干部去办的，一线的干部你得有个判断，不能一下子一个话下来，把人就逼到死角。这些事情现在因为有一个氛围里的交差主义，交了差以后我就表现得最好了，往往越来越没有这种一线的判断能力。跟着的还有另外两个小例子：一是前些时候总理讲了鼓励“地摊经济”的这一块，接着两个偏向，一个是有些地方有点儿一哄而起的态势，这里面有些瞎胡闹的，把个豪华车开到街边大家上来体验，坐一段给几块钱，这也算地摊经济？另外一个倾向，有些地方说我这里特殊，还是完全排除这样一个老百姓草根自救的机制。这两个倾向前一个倾向好处理，政府给出一些引导，谁都知道地摊不是24小时的，不是你想在哪儿就能在哪儿的，也不是你随随便便瞎想个什么噱头就可以干的，这个好处理，但你要说我这个地方政府辖区就特殊，一律不许搞，这就有点儿形式主义了。

二是我说得比较直率一点，后来又有疫情的东北和北京丰台，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照着当年对卫生部和北京市（那是SARS的情况），以及前面最开始湖北和武汉的情况，拿干部“开刀”，撤职。我觉得这两个性质上不一样，当年是什么？是瞒报、拖延，现在东北和丰台，没有任何瞒报拖延的因素，他怎么能算得出来有输入型或者有突发的疫情呢？你说他工作上有问题马上就给撤了，造成其他地方的干部什么心态呢？就是把严防死守推到极致，所以，北京早就说了不要核算检测了，很多地方还说你北京来的人我照样要核酸检测，这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经济活动，影响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这种形式主义后面的根源，跟这种处理是有关的。还是应该更实事求是地办，你如果有瞒报，有这方面的拖延，当然要问责；完全不知道、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你非得抓几个干部撤职，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宁肯我奉行交差主义，显示我这儿怎么做到极致的严防死守，其实不利于大局。

说这些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