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李贵
那时父母给我和弟弟妹妹订了不少儿童报刊,像《小朋友》《我们爱科学》等等,还鼓励我们看的时候要动脑动手,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曾经按照儿童报刊上的做法做过“万花筒”,成功了;三年困难时期按照《小朋友》上的说法,把锯末和到面粉里烤成几块所谓饼,算不上成功,反正能吃;我们还自己做“小人书”:在白纸上画一些自己编的故事,再用针线缝成小本。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很旧的熊猫牌收音机,父亲给我们调出儿童节目让
我们听,像《小喇叭》等儿童节目我们特别爱听,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则是我们最爱听的节目。还有一些儿童歌曲我们也爱听,想唱可是记不住词,父亲就给我们记下词来教我们唱。有些歌曲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像那首“北风吹/雪花飘/爷爷放羊回来了/爷爷揣了什么宝/怀里鼓起这么高/快快让我瞧一瞧/一只新生的小羊羔/快快放在火边烤一烤/羊羔地上跳/爷爷脸上笑”。
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收音机里播出举办全国性儿童作文比赛的消息,我和妹妹就写了作文寄去,我得了个表扬奖,父亲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夸奖了我。
受父亲影响,我们小时也喜欢看戏。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戏院天天演戏,我和妹妹特别想看,又没有票,于是就站在戏院门口不肯离
开。门口的工作人员认出我们,让我们进去了。不花钱看戏很得意,回家却
被父亲批评了一通,父亲说不许我们再站在戏院门口搞特殊。可是我们实
在想看,晚上绕来绕去找到戏院的一个窗户,爬上去可以看到里面演员的表
演,听不到声音,就这样爬窗户看了几天“哑剧”。妹妹很兴奋,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两条毛巾当水袖,咿咿呀呀现编现唱,给父亲表演,把父亲逗乐了。那时父亲给我们规定了一个家庭作业:每个人每天做完老师规定的作
业后,要再写三页纸的字,我们叫“写三篇”。“写三篇”前要自己在白纸上用格尺打出方格,字写在格子里。开始还认真,后来二弟弟找了个省劲的窍门:把方格打得越来越大,字就写得越来越少。后来被父亲批评了,就再也不敢了。
我大弟弟小时淘气,没少让父母操心。一次他在外面淘气惹了事,被人家找上门来,弟弟跑掉了,父母给人家道了歉,又去找弟弟,费了很大劲,才在一座楼房的楼梯拐角后面存放扫帚的地方找到弟弟。母亲很生气,想好好教训弟弟一顿,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教育孩子要讲道理,不能打骂,于是他严肃地跟弟弟谈了一番话,弟弟听进去了。
生活中的父亲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不要占公家便宜。我二弟弟还记得一件事:他很
小的时候,有一天发烧,父亲领着他去医院。走到半路,看到单位的汽车,司机招呼我父亲上车来,弟弟也想上去,可父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坚持没有上车。我大弟弟10岁左右的时候,一天单位给我父亲发了一张电影票,父亲让大弟弟去看,弟弟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人,非要把电影票买走不可,弟弟就把票给他,得了2角钱。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告诉他这是错误的,把2角钱没收了,让母亲把钱交给发电影票的同志。
我们姐弟5个在一起,免不了发生矛盾,有时还会吵嘴打架。父亲就给我们写了几条规矩,叫《家庭守则》,让我们遵守《家庭守则》。“文革”中抄家时丢失了,但有些内容现在还记得,如:大的要爱护小的,小的要尊敬大的,好好学习,帮家长干活,爱劳动,不许吵嘴打架,错了要写检查,等等。我们曾因违反《家庭守则》的规定写过几份检查,母亲保存下来,也在“文革”中丢失了。
爱好文体活动
父亲在延安的时候,曾担任过一个业余剧团的团长,在工作之余,组织一些演出活动,他自己也上台表演。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家是很活跃的,有时给我们唱上几句,有时表演一段,有的时候还说一两句英语。家里有一把京胡,父亲闲暇时还会拉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连拉带唱给我
们表演了一段“四郎探母”,我们似懂非懂地听得很高兴。
父亲喜欢打篮球,5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机关的篮球活动,之后年纪大
了,就不上场了。他听广播爱听体育新闻,有电视后喜欢看体育节目,我母
亲只好跟着他看。80年代我国女排获得“五连冠”,当时父亲“全身心”投入看比赛,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紧张得捂上眼睛,可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里看。女排获得大胜的那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好”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从那以后,父亲是逢排球必看。
“文革”中的残酷斗争压不垮
“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一开始,父
亲在内蒙古第一个被罢了官,他是继改组北京市委后,第一个被“罢官”的省会城市主要领导人。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父亲遭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摧
残,戴铁链、挂木牌,被踩在地上,无数次地批斗游街,直至关进监狱成为囚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场景我们至今仍难以忘掉,却又不敢回想。
母亲和我们也都受到严重株连。母亲当时是“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总
指挥部第一号通告”的专政对象,也被关了起来。我们姐弟5人相依为命,我最大,15岁,最小的弟弟10岁,造反派冲进家里,抢的抢,砸的砸,烧的烧,家中物品所剩无几,我们全家被赶到一间十几平米的破屋住,屋子的玻璃被砸碎,就用木板和碎砖头从里面堵上,每天都在辱骂和欺凌中度过。
父亲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关押,直到1971年秋天才被放出来,责令他去呼和浩特市西郊机床厂劳动改造,分别6年后,全家人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弟几个也已经长大,而在父亲心目中我们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当时我大弟弟在农村插队,听说父亲被放出来了,急忙赶回来,到了家门口,父亲推开门看见一个男孩子,问他“你找谁?”弟弟喊了一声“爸爸!”父亲才明白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见面后,父亲对我们说了许多话,他教育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永远跟党走,要坚强,不要有怨言,好好劳动,好好学习,等等。
我在下乡插队劳动3年后,经努力,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招工回城,在一个工厂里每天干着极其繁重的活,挖防空洞、脱土坯、烧砖、背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看不到前途,很压抑,我写了一首小诗:《西去的列车》,表达了自己的苦闷和惆怅。我给父亲看了,满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好,没想到父亲不但没夸我,反而批评我太消沉,要我振作起来,积极上进。父亲心胸宽广。他身上有一些“文革”中留下的创伤,我们也见过他被毒打后染着鲜血的衣服,我们知道有些伤是被认识的人打的,后来我们曾多
次问他,在认识的人里有谁动手打过他,他却从来不跟我们说。他说:“不要老记着过去的这些事,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认识的人里有谁动手打过父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