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痴
张志学
我学拉二胡那年是16岁。那是初三考完了升学考试，我百无聊赖地在家等录取通知书。毕业了，老师又没留家庭作业，看书又看不进去，坐不住就去爬山，游泳。总之，消磨时间是我那段日子的主要任务。有一天，我爬山回来正走在地下商场的入口处，忽然听到从地下商场的过道走廊里飘出音乐声。开始我以为是商场里的商家播放的碟片，可走近一看，不是放的碟片，是一个盲人在哪里拉的二胡。我站在那里仔细听。他拉的是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那悲怆的旋律一下子把我带进音乐里去了。我仿佛看见了瞎子阿炳身背胡琴走街串巷的身影 。又好象看见在昏暗的月光下，阿炳坐在泉边演奏。一曲终了，和我一块儿听音乐的几个人，纷纷掏钱包，有的给一元，有的给两元，还有的给五角。我从上衣兜里拿出仅有的五元钱，扔进瞎子脚边的小盒子里。那时我家很穷，五元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小数目。那时，我有晨练的习惯。早晨4点就到家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里去跑步、练双杠单杠，有时还与其他晨练的人打打太极拳。一天，晨练完毕我披了衣服往家走，忽然看见远远路边的一口干水井伸出一根棍子在晃动。我想是不是风吹的？不会呀，今天没有风。我很疑惑的走过去往井里一看，吆，不得了，里面有一个人。我急忙脱了外衣从井边下到井里，井刚刚能容下两的人。井里很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可无论是谁，我都要把他救上去。“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竟然掉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说一边托着他的屁股，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托到井沿儿上。那个人爬上去了，我也爬上去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那天在地下商场拉二胡的盲人，怀里还抱着用布袋裹着的二胡。“哦，原来是你呀！”我惊奇地说。那人说：“你认识我？”我说：“怎么不认识，你不在地下商场拉二胡么！”盲人笑了，我也笑了。盲人告诉我，他是昨天晚上到朋友家回来时掉进去的，在井里过了一夜。他还说，多亏你这个好心人，要不我还说不上等啥时候上来呢！我说，无论谁看到都会这样做的。盲人拎棍子要走时说：“你在哪儿上班？家在哪儿？我得去谢谢你。”我说：“看你说的，多大的事儿。”盲人歪歪斜斜地往前走了几步。我看不行，他在井里呆了一整夜，身体一定很虚，就说：“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盲人说：“不用，不用。”这时，一两出租车从路边开过，我叫停了出租车，把盲人推上车，我也上了车。敲开盲人的家门，迎接我们的是盲人老婆。她一听到盲人说话，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害得我一宿没睡。我正打算到派出所报案呢！”进屋坐定以后，盲人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一遍。他老婆听后转悲为喜，对我千恩万谢。他对女人说：“快去给客人沏茶。”女人到厨房沏茶去了。盲人转过头问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叫什么名？”我说：“你就叫我知晓吧。”“今年多大了？”盲人又问。我说16岁。盲人说：“我姓姚，你就叫我姚叔吧。她是你姚婶儿。”说着下巴往厨房一扬。这时姚婶手端茶杯从厨房里出来，我赶紧走过去把茶杯接过来，说：“不用这么客气。”姚婶说：“你是我们家老姚的恩人，可得怎么感谢你呀！”说着话儿我打量着姚婶：她高挑个头儿，脸色白晰，两只眼睛不像姚叔瘪回去，而是有眼珠儿，只是不像好人的眼睛那样明亮而已。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正常人呢。后来看见她用手摸着进屋，才意识到她也是盲人。姚婶说：“你姚叔这辈子跟二胡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走到哪，二胡不离身。有一回他过马路，忽然一辆汽车开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一边爬一边到处摸，我二胡哪去了，我二胡哪去了？这时候很多人把他扶起来，开车司机把二胡递到他手上，说，你的二胡好好的，先别关心你二胡了，你伤没伤着啊？你猜你姚叔说啥，他说，二胡没事就好，我没事。”我笑道：“姚叔把他的二胡当成他自己的命了。”“可不，比他的命还重要呢！”姚婶说。姚叔在一旁嘿嘿嘿地笑。聊了一会儿，我就告别要走了。两位盲人热情地留我吃饭，我坚决不肯。做了这么点儿事怎能吃人家饭呢？下楼梯时，姚婶还在后面喊：“回来，给你打车钱！”我说：“不用了姚婶，你回去吧。”那是我第一次到姚叔家去。从那以后我便成了姚叔家的常客。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姚叔正在家里拉二胡呢。他给我拉了一曲又一曲。什么《二泉映月》呀，《赛马》呀，《金蛇狂舞》呀，还有《空山鸟语》，听得我如痴如醉。姚叔的技艺非常娴熟，什么快弓慢弓顿弓抖弓应用自如。姚叔的二胡虽然外观很一般，但音质特好。他说他的二胡是铁梨木的，二胡筒是用上好的蟒皮蒙的。姚叔有一台小扩音器，是他参加省残疾人才艺比赛时得的。那个扩音器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得了的家用电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姚婶告诉我，有一次姚叔被人领到省音乐学院门前去拉二胡。那时正赶上教师们下班。有几个教师围着他听了好长时间，对他的技艺给予高度评价。最后，教师们凑了500元钱给了姚叔。姚叔听了呲呲呲地笑。我问：“以后又去了吗？”姚叔说，再就不好意思去了。看姚叔二胡拉得这样好，我心里直痒痒，就说：“姚叔，你教我拉二胡吧，我拜你为师。”姚叔说：“你爱音乐吗？”我说：“怎么不爱，你都把我拉醉了。”姚叔说：“那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于是，我就成了姚叔的弟子。第二天我就到乐器店买了把二胡。从那以后，我就天天晚上到姚叔家去学二胡了。时光荏苒，一晃暑假快过完了，我拉二胡有了一点长进，姚叔听了很高兴。正当我迷恋二胡时，一天，我接到了本市高中录取通知书，让我速到学校报名。在高中上学时，我还时不时地到姚叔家去学拉二胡。到高三时，课程紧了，去的时候就少了。高中毕业时我考入了省内一所文科大学。大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当记者。虽然工作有些忙，但我还是抽时间到姚叔那里去学二胡。有了工作，当然不能全身心的去学。有时半个月去一次，有时一个月去一次。就这样带带拉拉地不知学了几年,。一天我到姚叔家去，见他家楼下小凉亭里有几个人在打扑克。我凑上前一看，姚叔也在打。我很纳闷儿，他眼睛看不到还能打扑克？真是奇迹！看了一会儿才看出门道儿。原来，扑克牌右下角刻有盲文。我估摸一定是姚叔的杰作。因为我在他家里见过盲文书，姚叔会摸会写盲文。姚叔的记忆力特好，打到最后谁手里有什么牌他都晓得。这时，牌局打到最后了，姚叔说：”不用打了，对家手里还有个方块二，你们输了。一个人说：“老姚，你没眼睛比我们有眼睛的还厉害。”另一个人说：“哪天我把扑克儿上的盲文敲平喽，看你还怎么摸。”姚叔说：“哎哎哎，那可别，盲文敲平我就成瞎子了。”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都笑起来。我也忍晙不住笑出声来。姚叔的听觉真灵敏，竟能在众多人的笑声里能听出我的笑声。他说：“哎呀，大记者来了。不打了不打了，上楼。”周围的人听说我是记者，又是拿凳子又是倒茶水，让我坐下聊一会儿。我也不客气，就和大家聊起来。一个满脸胡茬子的老者说：“你们当记者的怎么不来采访采访老姚？他可是一个大好人。”我说：“怎么个好法儿？”那人说：“你别看他双目失明，在我们这儿好事可是做了一火车。”听了这话，周围的人都符合点头。他接着说：“先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患有很严重的肩周炎，胳膊都抬不起来。老姚听说后主动为我按摩，一连按了三个月，现在一点儿都不疼了。为了感谢他，我要给钱，老姚说什么也不要，请他吃饭，他怎么也不去。他说，邻里邻居的住着，是应该的。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应该表扬表扬？”另一个戴眼镜的人说：“还有呢！前楼的老张太太，无儿无女生活靠政府救济。上个月生病住医院时她吃不惯医院里的饭菜，老姚天天拄棍给她送饭不说，还经常给她零用钱，把老张太太感动得直掉眼泪。”有一个人说：“那些事都很平常，有一件事让我最感动。去年春节前，有一个姑娘敲开了我家房门，冻得什么似的。我问她找谁，她说出老姚的名字。老姚住在前楼3-5，我在后楼3-5，是姑娘记错了楼号，找到我家来了。我让姑娘进屋暖和暖和，她就进来了。姑娘说，她是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念书时家里贫穷，是老姚每月给她寄生活费才让她完成了学业。今天是来看老姚的。说这话时，姑娘眼圈儿都红了。”听了这些事，我很震撼：在当前经济社会里，有多少人不择手段地捞钱，而一个靠卖艺挣钱的盲人，境界竟然如此之高，真让我佩服。姚叔在那边说：“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它干啥。唠点儿别的。再说我的钱也是从社会募集来的，还是让它回归社会吧。”在姚叔身上，我看到了人的善良本性。后来，我对大家说的事进行了一一核实，并进行了进一步采访，写出一篇长篇通讯，刊发在报纸上。报纸发行以后，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姚叔的募集金额也随之增高。一天，我从地下商场经过，看到姚叔还在那里拉二胡，我本能地从钱夹里拿出200元钱放在他的小盒子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很复杂，我那200元钱是奖励他，是怜悯他，抑或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再后来，我举家迁往南方，与姚叔也就断了联系。去年的一天，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姚叔死了。我很悲伤，买了飞机票，当晚就飞回老家去了。当地民政部门和社区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我很纳闷儿：一个普通百姓的追悼会为何会由官方举办呢？在宣读他的悼词里我找到了答案：共产党员姚先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是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团员。在一次战斗中，敌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皮炸瞎了他的双眼。回到地方以后，他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不仅不要政府补贴，生前还为汶川地震灾民捐款5万元……追悼会后，姚婶让我到她家去。她从柜子里拿出姚叔用过的二胡交给我说：“这把二胡是跟你姚叔在朝鲜战场闯荡过来的，跟了他多半辈子了。他让我把这个二胡送给你。”我接过那把沉重的二胡，心里一阵阵发酸：姚叔啊姚叔，你病重了还惦记着我。我用模糊的双眼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姚叔遗像，不觉潸然泪下。
张志学，男，文化程度大学本科，汉族，中共党员。籍贯辽宁省沈阳市，退休后定居重庆。曾从事教师，报社编辑记者等行业。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百余篇，见各地报章及文学微信平台，获奖多篇。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著有《寓言集》一书。 现为二月文学社社员，北国风光文学社社员，重庆市渝北区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