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 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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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lassics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9期

现代学人漫谈三题

江弱水　　顾随先生的讲堂

选自《十三行小字中央》

张　治　　“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选自《读书》2020年第4期

袁一丹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选自《此时怀抱向谁开》

“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文 | 张治

1946年初，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在杂志上连载。这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开篇就把时间拉回1937年7月下旬，点出那时节“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现实世界里，那时钱锺书还在欧洲留学，却清楚国内局势，诗作里一再挂怀国事。《围城》发表前不久，他在札记里评价德国十七世纪小说《痴儿西木传》里描写“兵连祸结，盗匪横行之状”，与伏尔泰小说《赣第德》里写保加利亚军队之罪行“每有旷世相契处，证之今事，亦觉古风未沫”。说“证之今事”，就是自己所见闻的战祸。作于孤岛时期上海的读书笔记里，读《唐宋文举要》时录韩愈《曹成王碑》一句“贼死咋不能入寸尺”，形容的是唐朝曹王李皋负隅抵抗藩镇叛乱军队的壮烈，页眉上批注了“围城”二字。小说《围城》没有直接描述战争，显然并非不能写或不愿写。

佛兰芒画家笔下的三十年战争，近乎《痴儿西木传》中所叙侵略者劫掠百姓的惨状

汉学家胡志德曾记1979年5月钱锺书访美时谈话，提到小说希望表现“战争既遥远又无处不在，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拿破仑一世战争一样”。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沉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作为小说题目的“围城”，正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呈现特洛伊战争的攻守形态一样，用最为简洁有力的意象揭示着战时上海的困局。钱锺书1938年底回国后至次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期间，讲授过荷马的两部史诗；战后他为暨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开设的“欧美名著选读”课程，第一篇也是选读《伊利亚特》。讲授荷马这个行为含有钱锺书在战争年代里的独特思考，不过小说《围城》的创作是带有着喜剧感的戏谑与反讽意味的，众人舟车劳顿地在污秽浑浊的世界里漫游的经历，可以看作英雄之旅的戏仿。试图将荷马史诗与现代世界接通的尝试，正是两次大战时期欧美世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围城》的日文译者中岛长文曾采访钱锺书，询问“围城”一词的由来。钱锺书从书架上翻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找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一段内容，强秦四十万大军围攻赵国都城，有人去拜访客居城中的鲁仲连：

（钱锺书）把新垣衍对鲁仲连说“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这些部分拿给我看，而后说：“作为词语来说，这是最古老的例子，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日本友人随后做了些引申和联想：第一，司马迁这里引述的是《战国策·赵策》里的话；第二，作为词汇，《左传》昭公十三年的“围困城”和传为蔡文姬所作的《悲愤诗》里的“围城邑”，作为寓意典故也许比《鲁仲连传》里这段对话更为合适。

钱锺书读《史记会注考证》笔记。页眉按语：“《冷庐杂识》卷一称史公以一句纵，一句操，而于一篇中见之者，如此篇‘天下之贤公子也’、‘有求于平原君者也’等（按，皆全本《国策》）。参观刘向《九叹·离世》。”

钱锺书自然知道《战国策》的出处，《管锥编》明确说：“此节佳文，悉取之《赵策》三，句法操纵，一仍旧贯，未可归功马迁。”使用《史记》的本子，是因为当时刚写完讨论过此书的《管锥编》，手边有书。以《史记会注考证》这种日本汉学名著来表示友好，也再自然不过。但更重要的是钱锺书在留意“佳文”句法之操纵（“居此围城之中”和“有求于平原”二语的重复出现）的背后，更深感于其中历史人物应对“围城”之局时的精神力量。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弃局出围的人，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的齐人鲁仲连，为何也留在“围城”里呢？这恐怕也是钱锺书夫妇选择在战事爆发后回国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在上海沦陷如何进退时面对的问题。没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许才包含了真实的答案：

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像鲍焦这样的古之“介士”，耻居浊世，会因无路可走而“抱木立枯”，这是对大义的坚持。鲁仲连引申到自己在“围城”中的立场，他不从政，也不参与军事，无“求于平原君”，也不认为赵国有什么仁政值得捍卫。他只是愤懑于侵略者的作恶，才坚决要“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钱锺书在抗战时代里的表现，和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所谓“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可理解为对于现实利益的超脱，回避党派、主义的站队，乃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态度，《围城》不表现战争中的政治斗争，这也许就是根本原因。《管锥编》曾说：“并世之人，每以当时之得失利钝判是非曲直，《庄子·胠箧》所谓‘符玺’与‘仁义’并窃，‘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西谚所谓‘山呼“胜利者万岁”！’”——这“山呼‘胜利者万岁’”，是钱、杨夫妇熟悉的堂吉诃德讥嘲桑丘势利眼时的用语。永远拒绝为胜利者唱颂歌，连同《太史公自序》里称许鲁仲连的“轻爵禄，乐肆志”精神一样，是钱锺书肯定的人生境界。最终的日译本以“不能在日语中找到其准确的译法与表意”为理由，放弃了原来拟定的“被包围的城堡”这个题目，决定只选择《围城》原题中的一个方面，改用“结婚狂诗曲”为书名。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围城”意象上的多重指向。尤其是作者虽未正面书写，却时时关照在心的战争中人之生存状态，在日译本的改题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堂吉诃德说：“你分明是个势利小人，你就是叫喊‘胜利者万岁’的那种家伙。”（杨绛译《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二十章）

在小说里，方鸿渐绕了半个中国，又回到了“孤岛”上海。这个平凡怯懦的小人物，感受着“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围城中人”心绪上的这种写照，并不仅仅属于现代世界。《谈艺录》第四十六则里，论元好问同代人受其诗风影响，提到遗山“三知己”之一的李献甫写了首《围城》，认为是“入之遗山集中，可乱楮叶”。李献甫此诗写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蒙古军队围攻汴京，此后哀宗率军离京退走。钱锺书留学时做过《中州集》的读书笔记，上述《谈艺录》这段内容就见于其中，并列称引的雷希颜、李长源、秦简夫等人诗，也都是经历末代板荡的感慨之作。元好问诗中也多次出现“围城”字眼，早有人指出小说题名的出典可能与此有关。再往前追溯，还有杜甫。《容安馆札记》第四〇四则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摘记宋人诗话所云“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第三二〇则引朱长孺《书元裕之集后》：“裕之围城中作诗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禄山、思明也。”钱锺书曾说自己的学诗经历，是在游历欧洲期间才足涉少陵、遗山之门庭的。感怀时事，从读书学诗经历里有了切身体会，和杜甫、元好问的诗心产生共鸣。

后来《宋诗选注》中评价陆游，说他是“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这暗含了褒贬之意：抗战后，钱锺书有一篇英文书评，评价一部陆游诗选英译本（1946年），批评了将陆游爱国诗人形象夸大的研究方式。钱锺书说，有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教授发现了以研究爱国人物来爱国的途径，于是把陆游的诗当成达到目的的资料。陆游的确爱国，但爱国不是他作品传世的主要价值。唱高调的爱国诗并不能真正算是好的描写战争年月的诗，受杜甫影响的陈与义、吕本中、杨万里等人，以及后来的元好问，才值得学习效仿。这个判断足以说明钱锺书的文学理想：他否定了题材决定论，决意以战争作为背景色而不是前景主要事件来写小说。

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加布尔（Margaret Drabble）处女作《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来源：fest.englishpen.org）

《围城》固然充满作者对战事的忧愤，却也并不以此为局限，核心主题仍在于人类生活的永久困境。以方鸿渐为假想情敌的赵辛楣摆设了一桌“鸿门宴”，怕自己学问压不过对手，请来了两个朋友褚慎明、董斜川助阵。席间谈话中引出了“围城”的主题：褚慎明道出那句“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说是罗素引的英国古话。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所写的悲剧《白魔》（1612年），将婚姻比作花园中的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在笼外的鸟想要进来，在笼内的鸟则终日忧惧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典故在欧美当代文学也有遗响，钱锺书熟悉的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加布尔（Margaret Drabble），其处女作《夏日鸟笼》（1963年）书题即搬用韦伯斯特原话。但把婚姻比作鸟笼，还有更早的别国出处。法国大思想家蒙田《随笔》第三卷第五章说：“这就像看到鸟笼的情况，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绝望要往外飞。”（马振骋译文）钱锺书有详读此书的摘记，在这段话所在手稿页眉，标注了“围城”二字。

《围城》随后还有一段对白——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

ss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钱锺书编的英文杂志《书林季刊》1947年9月号里，曾介绍自己的小说“题目出自法国谚语：婚姻如同一座被包围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进来，城内的人想要出去”。范旭仑已指出这“法谚”见于钱锺书读《巴特利特名言称引录》第十一版（1937年）的笔记。录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的名言：婚姻如盛宴，座上客想离席，场外人想入席（1602年）。注文里就有钱锺书引的“法谚”，并明确指出摘自学者基塔尔（Pierre-MarieQuitard）的《法谚研究》（1860年）一书。

1937年问世的《巴特莱特引语辞典》第十一版里的一条长注，针对诗人约翰·戴维斯爵士的一段话，将婚姻比作节庆盛宴，参加的人想要离席，未能入席者却想要加入。钱锺书在写《围城》之前曾读此书

然而把婚姻比作“围城”也并非“法谚”，这来自阿拉伯谚语，范旭仑认为大仲马《东游记》（1848年）是法语书里最早引入这则谚语的文本。钱锺书可能查过基塔尔的《研究》，笔记上将“Frenchproverb”之说，涂改为“Arab proverb”。学者林丽娟对这类婚姻譬喻的东方渊源进行了专业的梳理，认为虽被置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名下，实为从阿拉伯、叙利亚地区传至欧洲，将婚姻喻作渔网或鱼篓，年轻人受到引诱而想要进来，入其彀中则挣扎逃逸而不能了。

《围城》里对婚姻之两难处境的表现，背后还有更为丰富的修辞与思想资源。小说结尾方鸿渐所感慨的“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和上文苏格拉底之言颇为近似。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在给张文江的回信中，曾承认的确并非向壁虚构。回信中提到来信者引的爱默生语，指讲演录《代表人物》（1850年）的著名议论。爱默生从蒙田对婚姻话题的“明智的怀疑主义”态度，延伸到青年立志从事政教、法律、文化等事业时将会面临的两难考验。这合乎钱锺书小说的立意，正如杨绛在九十年代初为电视剧《围城》写的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锺书的信里指示了苏格拉底名言的出处即《名哲言行录》，并佐证以拉伯雷《巨人传》第三卷第九章中“那末你就结婚罢”“那末你就不要结婚罢”的反复辩论。实则不止于此。据教父作家杰罗姆所说，有一部以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奥弗剌斯特（Theophrastus）的名义创作的《婚姻金书》（Liber Aureolus deNuptiis），即以明智之士应否结婚为主题，其中列举贤妻良母的典范，继而指出这种佳偶世间难求，绝大多数婚姻都令人失望，因此得出结论：明智之士不应娶妻。这种论调乃是西方古典时代至中古晚期一直兴盛的“憎婚”（misogamy）传统的表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以降，相关论说观点、诗文故事，数不胜数；后世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中还可见思想影响，其中列举了历代持不婚信条的哲学家，恰好可以和钱锺书曾开列的怕老婆哲学家名单相对照。这种关于结婚还是不结婚的讨论，乃是西方修辞学传统里“应否娶妻论”（an uxor ducenda）这一命题下的写作训练，见于著名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

拉伯雷《巨人传》第三卷第九章插图（图中文字为——巴奴日问庞大固埃：我是否应该结婚？）

钱锺书对“应否娶妻论”这种修辞学命题传统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他还将之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如议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未能透彻理解叔本华悲剧观思想：

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

即便宝黛姻缘实现，也会因欲望的满足而产生厌烦：这也等于是拒绝了想为《围城》安置美满结局的“狗尾续貂”者。不仅如此，《管锥编》里论中西古今人世间的“男女乖离，初非一律”，论“爱升欢坠”如“转烛翻饼”，更涉及心理欲念的变迁无常，这注定与固定人伦秩序的婚姻契约构成了无法避免的冲突。在《管锥编》的最后一篇，由释彦琮《通极论》首先提出的“嫁娶则自古洪规……何独旷兹仇偶，壅此情性……品物何由生？佛种谁因续？”这一问题，揭示宗教上的超越性思想也未能彻底解决人生的“围城”之难题。

《围城》，钱锺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平装版（来源：kongfz.com）

此外，深究某些小说细节的出典，会发现也有“围城”之象的存在。比如在方鸿渐受聘到三闾大学任教前夕，钱锺书用了句看似俏皮的西方典故：

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在晨光版单行本中，这句话后面附有拉丁文，后来版本又删去了：Aut mortuus est aut docet litteras，这见于伊拉斯谟的《箴言录》，是对希腊哲学家芝诺比乌斯《箴言集》第四组第十七条的译述。原话背后的意思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雅典人不堪战乱之苦，受制于征服者，许多囚犯到战胜国去教人子弟读书，偶有故人还乡，被问到亲友现况，答曰：“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范旭仑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围城》里的这句话也可能是从当代爱尔兰作家肖恩·莱斯利（Shane Leslie，1885－1971）写伊顿公学生活的自传体小说中抄来，证据也是钱锺书的读书笔记。莱斯利小说就题作《城中人》（The Oppidan，1922），oppidan一般意思是“城镇里的人”，首字母大写就特指伊顿公学的寄宿学生。小说里描述过一位原本怀有政治理想、打算进国会的兰姆先生，最终却留在伊顿教古典语言。小说家说：“古希腊谚语曾说，什么人消失了，他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个学堂先生。”这段话只是英文，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拉丁语译文。此处更为强调现代学院体制造成知识分子的与世隔绝之感。而钱锺书回国后的十年里，一直未能谋得大学里的稳定教职，可以说是在“城中人”和“城外人”之间游离。《围城》里揭露了脱离现实关怀而变得空疏无聊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知识分子圈中颓唐卑琐的精神世界，这种批判态度也正有赖于小说家本身游走于内外的视角才得以成就。此外，《围城》运用芝诺比乌斯这句话，与战争语境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深沉蕴藉地展现小说的现实主题。

钱锺书读《城中人》笔记，页眉补抄了书中引的那句“古希腊谚语”

“围城”这个主题下包含了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认知的战争局势和生命困境，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圈的状况与问题。回顾他的阅读史，可以说：一方面“围城”之象长久地在钱锺书的战时生活中，深入其心灵脑海，另一方面，“围城”之题也包含了丰富深邃的诗文典故，钱锺书笔下的战争语境与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发生了奇妙的连接。那些曾在烽烟兵火间表现对于人类命运之深切悲悯的中外文豪们，终于成为“患难中的知心伴侣”，通过书本和笔记给予支援，成就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