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散文】杨全富《巴塘三部曲之鹦哥嘴石刻群》
图文/杨全富
【作者简介】杨全富，又名阿都登巴，藏族，康巴作家群作家，四川省教育报刊社特约作者。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在巴塘旅游，除了热炕泉、措普湖等景区为必去景点之外，巴塘县城东南方向的鹦哥嘴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石刻群，为直观的了解巴塘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鹦哥嘴位于巴塘县城东南角，东隆山脚下，因其地形如鹦鹉的嘴而得名,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进出巴塘的交通要隘，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川藏公路巴塘段通车后，途经鹦哥嘴的道路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出巴塘县城东南角，顺着巴久曲河畔的盘山公路，翻过几道山梁，穿过几道山坳，行走约五公里左右，一处平坦的果园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地中绿树成荫，由于时值秋日，果树上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子，行人可以随意的摘取食用，在这片果园里有苹果树、梨树，还有难得一见的野生毛桃子，一颗颗长满细毛的桃子在绿叶丛中晃动着，我们摘取了几个，细细的擦掉绒毛，取出里面的桃核，将多汁的果肉丢进嘴里，满口皆香，一股酸甜的味道直冲味蕾，瞬间化去了满身的疲惫。
在台地边，有一块重约四十吨的巨石，巨石旁立着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于2007年7月树立的“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巨石向着路旁的一面刻满了文字和图案，从这块巨石算起，这应该是鹦哥嘴石刻群中的第一组石刻了。巨石的左边刻画着藏文及佛像，其中藏文以六字真言居多，还有一些则属于人名。而图案则以藏传佛教菩萨像为原型，释迦摩尼、莲花生大师等佛像刻画得栩栩如生，不过一些图像由于年代久远，在风雨的磨砺中，刻痕已失去了原来的深度，有的地方模糊一片，只能看见一点儿大体的轮廓。
在巨石的右边，藤蔓互相缠绕着，透过树叶的缝隙依稀可以看到几个笔力遒劲的汉字赫然出现在石块上，我们轻轻的扒开藤蔓，“竺国通衢”四个大字便清晰的浮现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汉字大约都有二十厘米见方，落款为清道光六年（1826年）所刻，然而何人所提，何人所刻，已无从考证，只是从笔迹中可以看出，应该为一精于书法的文人所提写。“竺国”应该是古印度的别称，唐刘言使“病僧”诗之一：“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徧浮埃。”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二：“西夷康居，与竺国邻，俗多善幻。”等诗句，导出了“竺国”即古印度，“通衢”，衢字指大路，“通衢”即指四通八达的道路，宽敞平坦的道路，也指大街。因此“竺国通衢”，泛指古印度通向古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也道出了此道路为通向理塘等地界，交通非常便利的之意。
从这一组石刻处出发，翻过一道山岗，眼前的马路盘旋在山崖上，山谷愈加的狭窄，巴久曲河在河谷中翻动着滔天的巨浪，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走过鹦哥嘴电站，在一座石崖上，第二组石刻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易简师超”四个大字镌刻在石板壁上，每个汉字大约有三十厘米见方，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罗长琦所题写，书写者罗长裿本为道员，被赵尔丰请到巴塘作幕府，后任四川边军五营统领，为表明其志向写下这四个字。其意“改变文化，师从班超”最切合这一历史事件。作者在书写时，请当地工匠对石壁作了一定的处理，因此虽历经百年风雨的侵蚀，这四个大字的笔画依然十分清晰，笔力苍劲，龙飞凤舞，恍如昨日所书。
从第二组石刻上行约二十余米，山势显得更加的险峻起来，巴久曲河南岸的山体是由沙土和石块堆砌而成，山腰处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仅供羊群通行，小道下临奔腾不息的河水。由于山体土质差，且为阳山，因此涵养水分能力较差，植被覆盖率也就不能和其它地方相比，山坡上只有一些耐旱的草在风中萋萋而舞，还有几株松柏，长在悬崖边，将自己的枝条尽力的收拢，低垂着，仿佛不堪重负似地，战战栗栗的长在那里。
在河谷的东岸，山势也异常的险峻，只是因为属于阴山地界，植物较之于南岸茂盛了许多，也丰富了许多。我们离开马路，费力的爬上一段长约五十余米的山路后，就来到通往鹦哥嘴第三组石刻群所在地的小径旁，眼前，一条宽约三十厘米的路随着山势向前延伸，由于山下已修建了宽阔的马路，这条小径已很少有人涉足，一些蒿草、杂草乘机占据了整条道路，路旁多刺的荆棘也将枝条伸向路面，我们只好借助手中的木棍一边击打路面上的枝条，一边小心翼翼的的向前推进。走约七十余米，我们就来到第三组石刻群所在地，这里也是鹦哥嘴石刻群中内容最丰富，最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石刻群，石刻旁的树枝上，挂满了五彩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石刻群旁的古道在草丛中依稀可辨，然而过了这组石刻群后，这条古道已成为断头路，消失在的岁月风尘中。
整个石刻群的从左往右依次为“遗爱在人”、“缆辔澄清”、“德政碑”、“去思碑”、“孔道大通”及“凤都护殉节处”构成。“缆辔澄清”在“遗爱在人”左上方的石壁上，为民国年间四川边军代理分统高德翼题，缆辔：拉住马缰之意。澄清：平治天下之意。表明了其澄清天下的抱负。由于雨水侵蚀，已不是很清晰了。
“遗爱在人”在“孔道大通”的左边偏下的位置，边上的两行小字写的是巴安的汉番僧俗为陆军中将统领川边巡防顾品章树碑立传。“遗爱在人”的右边石壁上有“德政碑”，记载了清同治年间大地震时，人民抗灾救灾和重建家园的情况，这些文字镌刻在原有的六字真言上，又因为没有经过防水等处理，风化异常的严重，加之石块的石质较差等因素，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不过从落款可以看出为巴塘土司所立。“德政碑”的右边为“去思碑”，风化更加的严重，上面的字迹十之八九已看不清楚了，只依稀可见其中有“大老爷”三字，左边有“同治”二字较为清晰。
再往右行走，就是整个石刻群中的主体部分了，主体部分由“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组成，“孔道大通”由清光绪时期川边学务总办吴嘉谟题，当时，赵尔丰在巴安设关外事务局，委任吴嘉谟为总办，到巴安管理兴学事宜。吴嘉谟上任之后，既在巴安兴办蒙学、官话学堂、巡警学堂、技工学校、僧学等，吴嘉谟擅长书法和诗文，所题“孔道大通”刻于鹦哥嘴石壁上，从字面上理解，孔道，既孔孟之道，大通，既指通畅之意，然而结和当时的巴塘历史和右边的几行小字可以看出，其实“孔道大通”是指通往西藏（康定）的关口已经畅通无阻之意。“孔道大通”右边的几行小字为吴嘉谟撰吕秀绅书写的“筑路记”。“筑路记”由赵尔丰、马维骐、钱锡宝率文武委员敬立，写明修路的原因、过程，谁修的及作用等作了说明。“筑路记”文中提到“冈谷阻深，徕者惴恐”，“治径途，利行旅”也佐证了“孔道大通”是为庆祝道路竣工时的题字。
据巴塘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据驻藏大臣有泰奏请，令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昌都），时四川候补道凤全受任驻藏帮办大臣，并赏以副都统衔，凤全接旨后，随带卫队200人，随员30人，从成都出发，8月抵达打箭炉（康定），凤全留下大队卫兵，只带50人，于同月驰抵巴塘，在巴塘，凤全看到巴塘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意欲逗留巴塘，在巴塘期间，凤全开始大规模的垦荒，限制寺庙的人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寺庙的实力，而且凤全其人对少数民族极为鄙视，常以蛮狗称呼藏民，引起藏民的反对，丁宁寺以凤全为洋人的走狗为由，挑起藏民对凤全的仇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二十一日，丁宁寺召集所属七村沟群众，杀害垦夫，包围了整座县城，凤全和正副土司只好退缩到官寨中，一边负隅顽抗，一边派出兵丁到康定求救，然而路途遥远，还有其他诸多因素，救兵迟迟未到。二十九日，凤全与僧侣议和，双方条件是：凤全立即回川，不得逗留巴塘，僧侣撤兵。这时候，僧民已派出一部分队伍在鹦哥嘴设伏，垒石于岭上，等待凤全钻进口袋里。三月一日，凤全带领随员兵丁50余人，从巴塘启程回康定，土司、堪布假借护送之名，当行至二营官寨时，土司、堪布悄悄溜进官寨里，凤全等一行单独前行，当凤全一行登至鹦哥嘴半山小道时，突然间滚石如天崩地裂一般而至，兵士无处躲避，唯有待毙。凤全也自知难免一死，下轿后北向朝廷，三跪九叩，感谢皇恩浩荡，坐以待毙。
数以千计的僧民从四周的山谷草莽中猛冲下来，其中一藏民开枪击中凤全后脑，凤全以及卫队兵丁无一幸免。清政府获悉凤全被杀后，大为震惊，光绪帝立即下谕，派出四川提督马维騏前往剿办，于六月剿杀参与凤全袭击案的所有人员，巴塘正副土司及丁宁寺堪布等立即正法，正副土司的涅巴、作涅、协敖、格布（官职名）等贵族，除少数逃跑者以外，绝大多数都遭到杀害，并于鹦哥嘴凤全遇难处镌刻“凤都护殉节处”六个大字，以示纪念。凤全事件后，赵尔丰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巴塘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将巴塘改为巴安县，这也是巴塘县县治之始，这对康巴地区及周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易简师超”、“竺国通衢”是鹦哥嘴石刻群的精华所在，如今这些在历史烟尘中遗留下来的文字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慢慢的剥蚀着、消融着，如果再不加以保护，我想，假以时日，它就会融化在风云的烟尘中，那时候，我们只能从空气中捕捉历史事件的气息，在传说中去感知历史风云的变换。
在回去的路上，回望鹦哥嘴石刻群，在暮色中，它静静的躺在东隆山脚下，那一条荒草萋萋、曲折回旋的古道与它相依相偎，仿佛在浅吟低唱着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久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