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叛逆从何而来？听听人类学家怎么说
作者：黄铭松
博士，怀众心理创始人
那么，掌握着多种生活方式的我们，能否让自己的后代在各种生活方式之间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呢？
——玛格丽特·米德
近日厦门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件，一个初二年级的男生，凌晨一点在家里，因学习问题与父母发生争吵，最终用刀捅死了母亲，捅伤了父亲。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固然跟疫情时期长期在家矛盾积压有一定关系，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显然，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此类的恶果？
联想到近年我们看到的青少年伤人、自伤、或者抑郁、躁狂、焦虑、强迫，甚至精神分裂的例子，其成因到底是什么？
是“青春期”天生叛逆，还是跟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有关？
父母的教养方式、学校的教育方式、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青少年的叛逆情绪等，这些恐怕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内容。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100年前的美国。
彼时，美国人正在为青少年青春期的问题烦恼不已。很多人，有民众也有学者，都在追问：
在美国及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
也就是说，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是天生的，还是社会文化造成的？
玛格丽特·米德(图源网络，侵删）
这个时候，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适时出现了。
1924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其间，她选修了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一门课并和该课程的教学助理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成为好友，后者影响她爱上了人类学。
后来，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双双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家，她们俩的学术著作都成为畅销书。正是因为她俩的存在，人类学才真正走入民间，进入民众和地方的知识世界。她俩也因此成为目前仅有的两位头像登上美国邮票的人类学家（范可，2008）。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
就青少年青春期的问题，博厄斯偏向于认为是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非遗传或生物学上的原因。显然，调查非美国非西方社会中青少年青春期的表现，就可能解答这一问题。
于是1925年，在博厄斯的支持下，米德来到南太平洋的岛国萨摩亚（Samoa），实地调查了九个月，并于1928年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
该书一经出版，即风靡世界，一版再版，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类学经典。在书中，米德根据她在三个村庄对68位萨摩亚少女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叛逆性格不存在于她所研究的文化中。也就是说，叛逆不是天生的。“青春期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文化条件“。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为选择而教育》中，米德进一步指出：
“复兴会的催眠、牧师及家长的压力，使孩子们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要把权威的教诲、社会的实践以及科学的新发现都协调起来，确实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已经被折磨得无法忍受的孩子们更为苦恼、更加迷茫。”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有许多准则，然而，我们却依然笃信只有一种准则是正确的。我们向孩子们描绘的是一副战场的情景：每一群人都全副武装，挥戈上阵，坚信只有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一群体都频频袭击着下一代。”（请参考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米德这些话，发表于差不多100年前，但我们今天听着，是不是还有点熟悉，是不是还发人深省？
个人而言，我也是不太相信“天生叛逆”的。王敬伟老师说过，没有压迫，哪来叛逆？——他指的是他和他的儿女们的关系，真的令人羡慕。
然而，当前中国社会，要做到没有压迫，容易吗？一元价值和压制体制的牢不可破，使全球化、多元化的潜移默化几乎变成笑话。
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种种对立，我们如何选择？我们何去何从？当我们无法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要求我们的孩子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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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期怀众心理推出《七堂咨询师主题分享课》，其中由李颖老师主讲的《学习为什么成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最大战场？》和张秋艳老师主讲的《厌学、休学、自残、自杀，孩子还能好好成长吗？》和亲子关系密切相关。她们接触大量的咨询个案，分享从现实中来的故事、到现实中去的建议，或许能提供一点启发和思考。
黄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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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长领域
管理者的心理顾问，家庭辅导，生涯规划。
◇ 受训背景
>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 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
>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鸿雁计划导师。
> 王敬伟首期导师班学员，师从王敬伟学习系列课程。
> 辛思洁人际关系反馈模式团队带领者培训工作坊。
◇ 对咨询的看法
疗愈是一个化暗为明的过程。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探索，一起去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