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喜欢读对联掌故之类的书。那时最爱读的三本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和梁羽生的《名联谈趣》。其中最通俗浅白的自然是梁羽生，而最精练短小又蕴藏丰富的则是张伯驹的那本《素月楼》，虽薄薄的一册，却可置于枕边晨夕相对，百读不厌。敝书架上还藏有一册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本《张伯驹词集》，说实话，仅买来时翻一下，之后还真没好好读过。此大概可算是我对张伯驹先生的最初认识，那时恐怕还不了解他是一位大收藏家。
后来，我开始写民国文人书法系列，其中也有一篇写张伯驹书法的文章，收于《纸上性情》一书中，那时为了写文章，读了一些张伯驹先生的文章和关于他的人物传记，慢慢地，这位名士学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清晰丰富起来……其友人章伯均女儿回忆：“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章伯均先生可算是大人物，出言而知深浅。他乃新中国的交通部长，政府高官，闲时热衷收藏一些名人书画，如齐白石、张大千等。应该说五千多件也不算是小数了，但他仍说抵不上张伯驹的一件，这“一件”指的就是张先生所藏的稀世之珍《平复帖》或《游春图》之类。因为你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再贵（何况说那句话时是五十年代，还不太贵），毕竟还是有价的，而一千七百多年的《平复帖》，独此一件，不可复生，那才是任何价值所无法估量的。时间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近期在新媒体上，接连又读到了数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文章，感觉似乎有一点什么特别，故宫博物院也办了个“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留意一看，原来今年是张伯驹先生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不过，是该好好纪念这位“好好先生”了，虽说晚了点。张伯驹自封“好好先生”，其实倒并非是标榜自我的“好”，而是他因为藏有唐代杜牧的墨迹“张好好诗”，才以此为号。这也是过去文人的一种风气，即喜以自己珍爱的宝物藏品来取字号或斋名。譬如张大千藏有《韩熙载夜宴图》，故取一斋名叫“昵宴楼”，张伯驹另有一别号是“游春主人”，也是因他藏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得名。现在许多人说起张伯驹先生，都是以“大收藏家”一名以冠之，还有就是传颂他的“好”，大爱无私，为了不使老祖宗传下的国宝流失海外，不惜变卖自己的房屋家产，来抢救并收藏，为此轰动一时。张伯驹曾言：“人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矣！”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五十年代起，张伯驹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的大部分精品书画，分别捐献或转让给国家，实现了他曾说自己的藏品“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诺言。这些藏品中除了中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名人书画——晋代陆机《平复帖》以及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外，还有如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册》等，都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难怪有人称张伯驹先生捐赠的藏品，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的演绎说法，按官方正确的表述则是“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然而，关于大收藏家的张伯驹，被说得太多了，我还是愿说说先生的其他吧。章部长不是说他“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么？这些虽都没错，但还缺了颇为重要的一项：京戏。张伯驹从小接触京剧，许多戏都能唱得滚瓜烂熟，至三十来岁时，水到渠成，拜了京剧名家余叔岩为师，十年中，跟着余先生学了四十多出剧目。余先生平时爱抽大烟，张伯驹说：“我学余派，就是帮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一句地抠出来的。”张伯驹虽不是京剧名角，但确是京剧名票，余先生喜欢他，还就是因为他传统文化深厚，精通诗词音律，因此他对京剧的许多见解，往往还要高于一些京剧名角。老一辈的京剧艺人大多文化修养并不高，他们对剧目唱词的修改提炼，通常要依赖文人的润色。余先生的唱段新词，也多出自张伯驹之手，所以张伯驹深谙余派的表演艺术，是余派之嫡传。像著名的余派女老生张文涓，没赶上拜余叔岩，后就拜了张伯驹先生为师；余氏弟子李少春，那么大的角儿，一出余派的经典《战樊城》，还是跟着张先生学到手的。可见作为名票的张伯驹先生在京剧界的地位。七十年代，他因患白内障目疾而不出门，闲坐无聊，回忆自己七岁以来看戏以及与伶界交往所知的逸闻故事，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专门出了一本《红毹纪梦诗注》，供“茶余酒后，聊破岑寂”也，诗才之捷，涉笔成趣，这恐怕也非寻常文士所能达到的吧？诗词书画俱能的张伯驹先生，大概还是以词学的成就最高。周汝昌评伯驹先生是真正的“词人之词”，他说古往今来倚声填词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张伯驹张伯驹致张牧石的词是“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若以古人相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等，庶乎近之。循着周先生的导引，近来我也重新抓起了《张伯驹词集》一书，闲来赏读数叶，以解“沉寂”。结果“沉寂”未解，却发现了一首《瑞鹧鸪》，恰巧解了我所藏张伯驹信札中的一点疑惑，不禁大喜。几年前，我藏有一则张伯驹先生致张牧石的信札，还带有信封，只是信封上的邮票被剪，略显美中不足。张牧石乃天津人，受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喜欢京戏，并能诗词，擅书法篆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二十来岁的张牧石，在一次参加张伯驹先生主持的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活动中与先生相识，并获得伯驹先生赏识，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遂成了忘年之交。七十年代初，张伯驹从吉林省博物馆退休后，几经周折才将户口落到了北京。那段时期也比较闲暇枯闷，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都会到天津小住两次，看花访友，填词谈戏，玩诗钟，赏书画，不亦快哉。伯驹先生在天津，经常是住在张牧石并不宽敞的家里，两人年岁相差三十岁，张牧石对伯驹先生执弟子礼，于诗词书画等，多有请益。张牧石擅刻印，伯驹先生许多印章都让牧石为之，如常用的一枚葫芦形牙章“京兆”，即张牧石所刻。伯驹先生则对年轻的牧石格外推崇，甚至褒扬张牧石的印章可与上海的陈巨来相埒，谓“南陈北张”。虽未免夸张拔高，但也可见老人对后生的仁爱提携之心。
不过我的这一则藏札，刚得手时颇感庆幸，故也未加细究，回家后似发现缺了一页，以致信中开始几句稍感不知所云。但尽管如此，仍觉得它值得收藏，因为张伯驹的书札墨迹并不多见，何况此信的书体，与他晚年所谓的“鸟羽体”颇不一致，从中也可探出伯驹先生早年书法的取法路径。且看这封残札的内容如下——
……看牡丹，门禁不得入词，“菊可簪”可易“可斟”，结用原句，海棠词仍用对颜红原句。
秋碧传奇津至少应钞三本，可由绍基钞一本。秋碧词亦希能钞一本，时间长短不拘。丛碧词话即拟钞五本，故此次未由绍箕带回。上次长河来，云其岳父想退休只搞这一套（指旧文学）。潘素曰：现在须知道外边行市。此一句话余恒不愿听。而长河急曰：对了！因此余对长河只说淡话，无性灵感情者终非吾道中人，更不足言词矣。
碧顿首
伯驹先生字“丛碧”，故信末仅署一“碧”字。此信未署日期，按信封的邮戳辨认，其到达的日期是“1975年4月27日”。其时正是伯驹先生与张牧石诗词唱和通信颇勤的几年，此信中也是谈词，可能前一页有铺陈交代，此页开首则讲有的字词不可入句，而“菊可簪”不妨改成“菊可斟”，有的仍用原句……这是我在《张伯驹词集》中偶然读到一首“瑞鹧鸪”，才弄明白此信说的正是那首词。
瑞鹧鸪（壬子暮春，晨赴社稷坛看牡丹，门禁不得入）
东风送暖散轻阴，无数芳菲满上林。客舍只多看草长，侯门肯许问春深。
行吟楚泽兰为佩，醉就重阳菊可斟。莫更叫他村女笑，菜花盈鬓自能簪。
信中还说到几本词集，希望能抄个副本。过去在不能出版印刷的情况下，只能靠手抄传播。颇值一提的是《秋碧传奇》和《秋碧词》，其实此乃文坛一则“乌龙”趣事，即当年有一皖籍词人胡先生化名胡蘋秋女史，写词载于《乐安词刊》。张伯驹见其词，惊为才女。故投函于胡，倍致倾慕。二人遂相唱和，词意缠绵，积稿四卷，题曰《秋碧词》。翌年此事才捅破真相，遂成词坛“新世说”，引为笑谈。后天津著名词曲家陈宗枢还专门写了《秋碧词传奇》以表其事，并编成昆曲剧本，伯驹先生阅后大赞，叹为绝世佳构，可与《桃花扇》《牡丹亭》鼎足而成三美，故欣然赋诗曰：“三绝于今成鼎峙，桃花扇与牡丹亭。”手札中还提及“绍基（箕）”和“长河”两人，“长河”不详，伯驹信中对他颇有微词。绍基乃杨绍箕，是伯驹先生的晚辈世交，曾跟从张伯驹学诗词，其时可能在香港。张伯驹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尤其是稍大一些的字，写得灵动飘逸，羽飞燕舞，人称“鸟羽体”。然而就其线条的力度来看，则未免不足。古人形容书法的“奔雷坠石、飞鸟惊蛇”之类，不仅在姿态上，更讲究的是线条的势态与质感。至于这“鸟羽体”的最早出处何在，是否古已有之？则未见其详，似乎只是刘海粟对伯驹先生的评价。刘海粟素来目无巨子，但他对张伯驹先生却是例外，他说：“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我看了多幅“鸟羽体”的书法，都是伯驹先生晚年所书，也许是他晚年的变法独创。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书札手迹，倒是透出他早年书学钟王一路的传统笔力，如这封书札的字体，质朴典雅，醇古缜密，所谓张伯驹早年书法直取钟繇之《贺捷表》右军之《十七帖》，诚然不虚也。当然，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的学问大家，其在书画艺术上的眼力和识见是常人所无可替代的。对于自己以前的字，伯老并不看重，也必悔其少作视为“劣迹”。因为先生绝对是经历大场面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都不在话下。试想，就在他举世国宝捐出没多时，却被判成了“反党”的“右派”，去吉林，下舒兰，老病残年，居无定所。若不是陈毅追悼会上他的一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立马安排进了中央文史馆的话，他在北京几乎成了“三无”人员（无户口、无职业、无收入）。然而，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伯老却并无太多的怨言，他曾有一首和张牧石的《浣溪沙》，最后有两句曰：“泉清难似在山时。浮沉只作倦云归。”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澹泊宽厚，早已看淡了世事浮沉。有人常提起他错划“右派”的事，这位“好好先生”却不无幽默地说：“我鉴定书画也有看错的时候，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给我戴错一顶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