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林健群：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上）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林健群，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助理教授。专致于晚清科学小说研究，并溯源中国科幻叙事脉络，探索民族自发的科幻想像。先后撰写学位论文《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与《赛先生来之前——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系谱》。曾主编《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参与《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编写计划。

回顾台湾文学场域的科幻发展，科幻文类自始即被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怀抱着实用目的而收编，自我区隔于次文化的通俗性，以建构“本土科幻”为名，试图塑造“正统”的“菁英科幻”类型，针对“想象读者”推广新的“知识文类”，因而带动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阐发。标举“时代文学”的旗帜下，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以未来文学主流与科学启蒙教育来争取科幻的文学定位，却导致科幻文类僵固在“形塑经典”的想象中，面对既存的通俗科幻，只好采取排他性的思考策略进行文类改造，并透过科幻奖与反复批判来巩固指导路线的正确。然而“正统/通俗”文学阅读法则的根本矛盾，牵制了科幻议题的开展，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转向要求文类创作的“正当性”，因此在文学位阶上力求与“主流文学”齐驱；在科学叙述上谨守“现实科学”规范；在文学建设上坚持“中国风格”的民族特征，以严肃态度刻画出“本土科幻”的范型，却也积习成常掣肘科幻论述的灵动应变。

1968年9月张晓风的《潘度娜》传来台湾科幻小说的第一声婴啼；10月张系国的《超人列传》紧接诞生；同年12月黄海发表《航向无涯的旅程》[1]，科幻类型吸引台湾作家的尝试。1969年5月《大学杂志》刊载颜元叔《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度娜〉》成为首篇以台湾科幻小说为对象的论述。同年10月张系国在《纯文学》发表《奔月之后――兼论科学幻想小说》为“科学幻想小说”正名，也带动“科幻”新文类的讨论。1984年当本土文学场疑虑“小说是否已死”(吕学海，1984)之际，“科幻小说”受邀进入主流文学殿堂，“科幻奖”成为台湾科幻对外发声与凝聚人气的重要途径，并隐然形成台湾主流科幻脉络与菁英科幻评论的角力场。[2]1991年的“科幻大对决”[3]，将台湾科幻小说“开发读者”的窘境，归咎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文以载道”观念的囿限，正式对此提出检讨。2003年台湾首届的“科幻研究学术会议”，兼容多元的科幻论题，无论主流与非主流观点皆能同台发声。然而，尽管科幻小说的“科幻幅度”(郑明娳，1994:60)始终挑动着“主流/边缘”的科幻界限，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似乎维持着某种发展的共识，想象着相同的台湾科幻样貌。笔者拟以研究者的后见之明，先简述台湾科幻的接受历程，再分析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重要观点，以验证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聚焦。取颜文所指涉的观察为基准，以论点为纲，统整对照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相关说法，解读其中去脉络化的论述现象。

《超人列传》▲

一、台湾科幻的接受历程

对于台湾文学场域而言，科幻小说是外来的新兴文类，在本土科幻创作出现之前，西方科幻译作已流通市面[4]，然而在台湾科幻评论者眼中，科幻小说更因为触及科学描写，成为科幻主流渴望的“时代文学”[5]，因而积极推广，并企图将之从通俗文学中抽离，重新赋予严肃的文类意义。“台湾科幻小说”跳空成为本土科幻评论者文类想象的建构平台，形成以理论指导创作的书写型态。然而所有的科幻评论，背后必然涉及特定的论述目的，无论是刻意为之的策略运用；还是无意识的直觉批判，都与其所处身的文学场域密切相关。因此在探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之前，回顾台湾文学场域的迎拒态度，或可窥见“台湾科幻小说”在奠基初期所遭遇的文学传统压力与文类改造冲突。

1968年三篇科幻小说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刊载，跨出台湾科幻创作的历史时刻，然而推究当时作家的创作动机，除了“因利乘便写起科幻”[6]的文类尝试；时代科学氛围引发科幻的写作冲动，也有迹可循：《潘度娜》与西方科幻首作《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在“人造人”题材上的契合，是受到当时“基因工程”突破的刺激；[7]《超人列传》和《航向无涯的旅程》共同以“太空历险”为背景，也与当年航天科学成就相呼应。[8]现实科学的发展，不仅触动作家的灵感，似乎也替本土科幻创作提供立足文学场域的契机。[9]

经典的弗兰肯斯坦形象 ▲

1969年张系国提出“科幻小说”一词[10]，向台湾文学场宣告独立文类的存在，“科幻”成为文类建构的整合标签[11]，并在收纳过程中形塑“科幻”的文类印象。然而，本土科幻创作毕竟是科幻活动的少数，更多的科幻概念来自外缘的科幻表现，尤其是科幻影视与科普读物所传递的印象。早在主流作家涉足科幻创作之前，50年代通俗电影与儿童刊物已熟练地搬演着“太空历险”的科幻场景[12]，却也因为出身“通俗娱乐”与“次等文学”的科幻印象，使得台湾科幻创作预先被主流文学所看轻，连带影响作家科幻创作的意愿。因此，当黄海于1969年出版《一〇一〇一年》小说集[13]，梁子衡为之作序言：“一个文学作者写'未来’而不写'过去’，不写'现在’。在作者本身还没有什么，但在作者所生存的社会，似乎是一种遗憾”(黄海，1969:2)。当时正统文学观点下，写实传统的管窥见不着未来书写的特质，更遑论鼓励科幻创作。

张晓风与张系国在首篇科幻小说发表后回归主流创作，仅剩黄海“冒着被指为'不是纯文学’的险”尝试“开拓写作的新领域”(黄海，1969:197)，却畏忌于主流文学的批判，“很不愿意我的小说被冠上'科学幻想’名词”(黄海，1969:198)。其回忆《一〇一〇一年》的出版道：

“

老实说，我很害怕遭遇到批评，说它不是文学作品，甚至对于“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称，也不屑提它，总以为它太过庸俗化，只是写给小孩子看，哄哄小孩似的，要称“科学小说”又怕担当不起“科学”的“重量”，就这样，这本书的后半还加入了我的一部份短篇文艺小说，希望能够加强一点文艺气息。

”

纵使自觉“借用了科学的题材，加以幻想性的发挥”(黄海，1969:198)进行着新文类的创作，却刻意回避科幻的定名，凸显在本土科幻创作之初，除了类型小说非文学的顾忌；“科幻”的通俗概念也与主流作家的文类期待相背离，因而冀求“主流”的加持，屈就以小说杂集现身。

《一〇一〇一年》▲

70年代中期，台湾文学场域大量超科学与通俗科幻读物流行[14]，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也系统地译介科幻小说[15]，加上科幻影视的推波助澜[16]，“科幻”杂揉了超科学作品与科幻小说，成为“出版界的新路线”(吕金驳，1980:138)，在通俗文学市场中巩固了自身的位置。科幻的兴起再次带动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相对于市场上以娱乐消遣取向的流俗作品，此时台湾科幻作家却自觉地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具有“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科幻小说。1976-1980年间，张系国在《中国时报》以《星云组曲》为题，发表一系列的科幻短篇，融贯中西文化的科幻书写，充分展现其“文以载道”的科幻理念，至今仍是台湾科幻创作奉为圭臬的经典。“文学性”的追求外，“科学性”的入文也是台湾科幻作家创作科幻小说的原始动机，60年代末期“登月”震撼带来的科幻风潮[17]，面对西方现实科学成就，反观国内科学发展迟缓的焦虑，使得科幻小说成为“科普”觊觎的对象，却也暗助科幻小说的生根[18]。然而，无论是“文学性”的要求，抑或“科学性”的讲究，严肃目的的科幻创作毕竟脱离大众读者通俗娱乐的科幻需求，而自外于这股科幻浪潮。

1978年倪匡科幻小说引进台湾，倪匡没有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渊源与使命，以“好看的小说”自诩[19]，鲜明的消费娱乐特质，契合当时的科幻潮流，“科幻的通俗性取得了社会的认同”(陈思和，275)，进而影响大众读者对科幻小说的认知，“社会公认倪匡式的幻想小说为科幻小说”(郑明娳，1993:83)，天马行空的想象，恣意“耍弄”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避之唯恐不及的通俗性；速成多产的著作量，反而“成了四十年来台湾大众文学中唯一值得一提的科幻作家”(杨照，66)。“倪匡体”科幻小说以同文同种的“民族风格”[20]，弥补了华文科幻创作的不足，然而通俗娱乐的创作态度，却也成为本土科幻敬而远之的对象。[21]

倪匡 ▲

1981年黄凡的《零》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朝主流文学的竞技场上登堂进馆，获选“联合报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成为首篇获得主流文学奖项的“科幻小说”。《零》的脱颖而出，适足以检验当时主流观点看待本土科幻创作之间的张力。总评会议上[22]，钟肇政指出：“因为这篇小说一开始就站在科幻的立场上，不可信的，我开始看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篇通俗的读物――科幻的读物。如果要论文学价值，我恐怕不能赞同是太高的”。朱炎甚至说：“如果教小说，根本不愿意把科幻小说列入”(邱彦明，1981:17，43)。在当时主流文学的观念中，“科幻”等同于“通俗读物”，是缺乏文学与学术价值的次文类[23]，因而对《零》的“科幻”背景，产生莫名的“抵抗”。[24]然而，略过既有的科幻印象，主流文学评审却又极力赞扬其严肃创作主题。姚一苇指出：“《零》是一篇所谓的幻想小说，是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建造起来的世界，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科幻小说。因为它具有远为深刻和宽广的意义。……它是在严肃地讨论人类的未来，或人类前途的问题”。钟肇政也说：“主要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读物――通俗小说，它有过人的地方，好比在一个非人性的社会里有人性的设定，……另外一点，……他对种种人类社会现象有适度的讽刺，……对作者来说他是尽了写小说的功能”(邱彦明，1981:15，18)。从主流观点评判，《零》所表达的严肃主题与写实精神，深获评审肯定；却碍于科幻的普遍印象，因而刻意强调《零》不同于一般“通俗科幻”。但是对于“严肃科幻路线”[25]的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而言，《零》的获奖，证明“文学化”的方向，可能开通科幻跻身文学主流的契机。因此张系国言：“作为严肃的创作的话，它有它突破的某重意义”(邱彦明，1981:13)。正是本土科幻创作试图以严肃创作态度向主流文学叩关成功的里程碑。

《零》▲

1984年在“小说已死”疑虑的当时，文学场域又标举科幻小说的特殊性，“期望在科幻思维激荡下，传统小说能够获得新生机”(吕学海，1984)。表象上，科幻小说成为振兴主流文学的活水；实质面却是正统观点下的阶段性工具。因此甫二年，时报文学奖即以“童话创作”取代前两年的“科幻小说”，“中国时报不愿意再继续办下去”(傅吉毅，159)。观察科幻奖投稿件数[26]，停办理由并非科幻奖未能获得创作的回响，中国时报替换的原因，也许是正统观念仅将科幻小说视为大众文学的一支，对次文类选择性推广的取舍。然而，主流文学奖开办科幻奖提携创作，实际证明本土科幻的严肃创作，获得主流文学所承认。但无可讳言的，科幻奖机制提供了本土科幻创作的培育催生，却也造成“学写者的误导”[27]。

80年代，张系国除了创作出华文科幻经典[28]，并创立“知识系统”出版社，接办科幻奖，发行《幻象》杂志，凝聚台湾科幻力量，积极推动科幻发展，俨然成为“台湾科幻掌门人”。张系国的努力促使台湾科幻运动在80年代冲上第一个巅峰，也将“文以载道”的理念深植于本土科幻创作中，建构严肃科幻路线。

《幻象》杂志 ▲

90年代，台湾科幻论述“异声”渐起，特别对于“文以载道”偏失的责难。张系国基此“试图为已负载过多意识形态的台湾科幻小说转向较为轻松化、大众化”(傅吉毅，44)，《金缕衣》的封面内页介绍即言：“一反张氏过去鼓吹'文以载道’传统，篇篇趣味盎然”(张系国，1994b)，弥补严肃路线的隔阂，贴近大众读者的需求。主流科幻论述对文艺性的执着，在1994年幼狮科幻奖评审时，竟成了张系国辩驳的对象：“每次我们办科幻小说奖，得奖作品往往是文学艺术性很高，但科幻性不强，结果总有很多人不喜欢看这种东西。……不好看就会曲高和寡，一般读者无法接受”(吴金兰，37)。当本土科幻格局完成后，张系国企图再巩固科幻读者基础，只是严肃路线方向已定，回头要求通俗书写，反而为主流论述的“传统”所驱逐。另一方面，位居边缘的反主流论述也各自成形，挑衅主流论述霸权，其中又以洪凌、纪大伟与林翰昌最为激跃，脱离主流科幻所标榜的经典范型，逆俗挥舞边缘科幻的自由。

新世纪开始，叶李华领导新一波的科幻运动兴起，成立“科幻研究中心”统筹规划缜密的推广策略，链结科幻网站的架设，科幻课程的讲授，科幻译作的出版，科幻讲座的举办，并设立“倪匡科幻小说奖”，以80年代张系国发起的科幻运动为借鉴，领悟“唯有取两家之长、去两者之短，才能写出又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才是中文科幻小说发展的正道”(张系国，1998:311)，试图汇流严肃/通俗科幻路线创造台湾科幻的第二个巅峰。暂且不论此新科幻路线能否达到预期，观察2003年“科幻研究学术会议”，兼容科普、传统科幻、边缘科幻，甚至对当前科幻论述的质疑，有别以往排他性的思索模式，新科幻运动展现开放的态度以寻求台湾科幻的新貌。

叶李华 ▲

综观台湾科幻创作初始，主流作家取科幻形式载负严肃主题，难以自外正统身分的批判，面对科幻次文类的通俗性格，刻意回避多所顾忌。“或许也因为作家创作心态与科幻名称不同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当时并未能带动起科幻小说的创作风潮”(黄惠慎，20)。直至70年代中，超科学盛行并带动台湾科幻热潮，本土科幻创作顺势再兴；然而主流评论对于通俗科幻娱乐取向的污名化，迫使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断然拒绝通俗文学的大众趣味，怀抱建构正统文学新文类的期望，专致于“文以载道”与“科学正当性”的“严肃科幻路线”，矢力廓清科幻的通俗成见，成功将本土科幻创作推向“纯文学”范畴。只是本土科幻的菁英性格却也导致和群众消费市场渐行渐远，相较倪匡科幻小说在“通俗文学”领域中的发展，反客为主掳获台湾科幻场域的大众需求。90年代“文以载道”的检讨并未能软化严肃科幻路线的调性，导致主流科幻创作的消沉；却也激发非主流科幻的反动。21世纪新科幻运动交融严肃/通俗科幻路线，共谋振兴本土科幻，以争取大众认同，然而，值得观察的是，新科幻路线企求的荣景，是单向量多的大众市场，还是多音交响的分众市场，恐将是台湾科幻能否臻于第二个巅峰的关键。

二、从《人类工程学》谈起

1969年颜元叔发表《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度娜〉》，这篇在台湾科幻文论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述，姑且略过该篇历史因素下“科学小说”的称谓，以此为立论基准，将之与台湾历来科幻文论并观，笔者发现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中，类似的主张可能在异时异地反复提出。此现象显示：透过个别科幻评论者的认知操作下各自表述所汇成的主流科幻论述，整体而言缺乏历时演变的时代感；同时也反映台湾科幻文论环境，长期拘泥在特定的论点上，变动甚缓。台湾科幻论述凝聚的主流共识，反复循环地制约影响了本土科幻的长期认知，成为菁英科幻论述批驳深陷的战场；期间虽然也有少数跳脱主流科幻论争的菁英论述逐渐成形，然而，迟滞的科幻论题，自首篇本土科幻论述迄今，仍盘踞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要津。本文援引颜文为基点，益加凸显此现象，以下针对“主流文学取向”、“现实科学主导”、“中国风格科幻”三论点，探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在其中的对话。

(一) 主流文学取向

“

我们会发现它们的主题，都有高度的严肃性，绝非轻浮幻想者流。(42)

”

颜文在分析两篇“科学小说”之初，首先强调两篇小说探讨了严肃的主题，与“轻浮幻想者”不同，并补述“实际造人总有到来的一天”(42)，为小说超前的科幻想像缓颊。刻意淡化科幻虚构的举动，透露了承袭正统观点看待科幻文类通俗印象的压力，因而标榜严肃主题，为其后续的批判找到主流立场的“正当性”。台湾科幻的两篇开山之作，出自两位主流作家意外却又成功的文类尝试，成熟的主流文学创作经历下，自然有其承续的写作水平，表露严肃主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台湾科幻小说的出场性格”(蓝建春，328)[29]，强调严肃创作主题，无意间也为科幻转化通俗印象，跻身文学主流，奠定了本土科幻的书写传统。

1994年林耀德曾就科幻文学在台湾文学场域的“论述地位”与“市场机制”指出：“当代文学评论界并没有肯定科幻文学的地位，……所有文学评论与文学史言谈皆摒除了科幻小说的存在。……就读者而言，台湾大部分科幻文学的潜在市场已经被倪匡的'惊奇故事’和日本科幻漫画所占据”(林耀德，1993c:44-45)。台湾科幻评论者忧虑对外见不到主流文学范畴里的立足之地；对内却发觉本土科幻的读者逐渐流失，长期以来的科幻推广策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理想。即使到了2003年交大举办“科幻研究学术会议”，依然标举“为了提升华人科幻研究的学术位阶”[30]为号召，台湾科幻发展史似乎始终在为提升科幻的文学与学术价值而努力，希望获得与主流文学对等的待遇；只是在争取认同的当下，却也暴露论述者以主流位置看待科幻次文类“边缘”的不满，忽略了科幻展现的“旁若”特性与价值。

《蓝血人》▲

追溯科幻向主流靠拢的肇始，与早期台湾科幻作家出身主流的正统思维有潜在的渊源。黄海分析说：“科幻小说作者在思考自己作品在传统主流文学中的地位后，不免兴起一股向主流文学争取认同的盼望，或是利用科幻想像与虚构方面的优点，寻找主流文学的不足之处，向主流文学靠拢或与之合流”(黄海，1996:10)。对于跨界创作的主流作家而言，科幻形式只是其承载正统思想的一种新尝试，而非媚俗的次文类创作，因而在创作动机上并未自外于主流文学，反而刻意与市场的通俗科幻区隔，为本土科幻小说预设了另一种理想科幻类型。此外，赋予科幻实用功能的说法[31]，也亟欲撇清通俗科幻娱乐消遣的既有印象，谋求“台湾科幻小说”创作的价值，因而选择背离通俗文学，向严肃创作推进。

王建元认为“科幻绝不逃避文学与人生，本质上创作过程和文学创作没有两样”(吕学海、吕维琴，1983:133)。如此，科幻要向主流靠拢，就可以“纯文学”的写作规范来要求科幻创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科幻的“文学性”。郑明娳评论《自行车上的人》指出：“它的文学性高，能够返身主流文学，比起当前主流科幻仅能身居主流文学的边缘文学而言，本文不仅可以拓宽科幻小说的创作领域，又可以突显科幻小说的意义与地位”(60)。藉由“文学性”的强化，使科幻趋近主流中心，企图获致正统的垂青。因此，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强调在科幻想像中表达严肃主题，在形式上保有科幻小说的特征；在精神上则与主流文学相通。于是，张系国提出的“文以载道”要求，“强调他笔下的未来社会和今日社会的共通性和连贯性”(张系国，1969:14)，自然链结上主流文学的现实关怀，并延续主流文化中的“人性”主题[32]，自外于消费市场“通俗娱乐”的需求，形成台湾科幻场域菁英科幻与通俗科幻的分途。因此在“文以载道要求”的创作动机下，以科幻叙事表现“人性主题传统”，并自我区隔“科幻分流分众”的论述策略中，足见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将科幻推向主流文学的企图。

文以载道要求

观察张系国创作《超人列传》的“写实”初衷[33]，与《奔月之后》区分现代科幻小说为“机关布景”、“文以载道”两派时的态度，已隐隐透露个人科幻创作的偏好。[34]“文以载道”的选择，除了受制于“机关布景”的科学难度[35]，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学的写实精神，移转成为科幻小说寄寓“严肃主题”的要求。[36]张系国界定“文以载道”言：“文以载道派的作家多半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有所不满或担心这社会将会走到他所反对的方向去，因此故意将他所不满或反对的社会状况加以扩大渲染，笔之为书，以警惕世人”(张系国，1969:14)。从“现实社会”延伸，将“扩大渲染”的手法寄托予科幻的技法，“文以载道”事实上如同旧酒新瓶，“科幻情节只是用来表达主题的工具”(吕学海、吕维琴，1983:128)，啜饮后仍是关注现实的“警世”味道。于是在评论者价值判断的暗示下[37]，“文以载道”成为台湾科幻创作的主导原则。

张系国曾表明科幻文类仅是创作形式的一种选择，“科幻小说不过是我创作的一个方式。写作既然是追求真实的方式，写实的方法好像是最直接的。但是我感觉到写实的或是感时忧国的写法有局限性，眼见的并不是唯一的真实，人不是平面的动物，应有很多表现的方法，而科幻，只是我选择的一种”(沈冬青，31)。在写实理念的观照中，科幻提供不同于写实传统的超现实角度，透过科幻陌生化，形塑一个对照于现实世界的虚空间，同样达到“再现真实”的目的。然而，科幻的选择，是弥补主流书写的局限性；根本的写作目的，仍是为了寄寓真实。因此，唯有在“文以载道”的保证下，科幻才能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求，成为作家主流书写之外，创作上利便的形式选择。[38]

张系国 ▲

除了“载道”的书写优势，科幻评论者也发觉科幻小说专擅的时代课题，沈君山即道：“科幻小说所引进的不只是科学，而是'在科技发展下，技术与规范层面皆产生与过去不同的价值观念或社会规范，因此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石静文，1987.11.13)。在科学传播的实用功能之外，特别指出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现实思考，将之归类于科幻文类的主题范围，扭转科幻娱乐消遣的通俗印象，赋予严肃的创作意义，成为顺应科技时代的主流文学新貌。于是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无论在书写形式与内容主题上皆朝向“文以载道”的指导路线，想象科幻亦能跻身主流的“文学性”呈现。

然而，“文以载道”着眼于严肃的创作主题，强烈的菁英取向，偏离通俗文学的大众性格。许素兰批评：“张系国的科幻小说属于'文以载道派’，不仅无法满足读者'纯娱乐性质’的阅读需求，有时候读起来甚至充满历史轮回的悲凉与沉痛“(许素兰，11)。因此，在1991年“科幻大对决”座谈会上引发“文以载道”的激辩。怪罪者以为“'文以载道’限制了台湾科幻小说的发展面，自绝于众”，认为“不必给科幻小说太重的思想负担”；张系国却辩驳所载之“道”，不是主流文学“约定俗成”的“传统之道”，“而是寻找传统之外的另一面，由而走上另一'道’”，(张国立，1992:99，103)张系国虽然肯定科幻文类有其自身的价值，然而在菁英论述的视野中，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来消解通俗文类的轻浮印象，并企图形成与主流抗衡的另一“道”。因此，无论所载之“道”为何，“文以载道”实用性的目的，实已偏离读者自发的喜好，落入正统观点判断“文学”价值的窠臼。最终，张系国以“我们尚未好好开发读者，也未掌握住通俗性”(张国立，1992: 103)回应；只是面对大众市场倪匡科幻的成功，主流菁英的“文以载道”要求，导致台湾科幻小说丧失其通俗性，成为必须“开发”读者的文类。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鼓吹“文以载道”帮助了台湾科幻“质”的提升，然而取舍失衡的同时也成为大众读者却步的箍咒。

人性主题传统

“

这两篇在自由中国难能可贵的科学小说都基于一个对峙：不变的人性对峙多变的科学。……简言之，他们的主题是：科学迫害人性。(43)

”

自科学时代以来，人类对于科学发展，始终并存着乐观与悲观的态度，但是对人文主义者而言，“在未来的岁月中，求知欲与科学将直接侵入到人性的范畴里来”(颜元叔，43)，科技恐慌升高了“人性”与“科学”的冲突。颜文指出两篇科幻作品共同为此提出了忧虑，不仅反映台湾科幻作家面对科学冲击最直接关注的科幻主题，也透露出传统文化素养下的人文思维。

《维特鲁威人》▲

张系国批评：“只有二流科幻小说家才会认为，科幻小说的目的只是预测未来，或者述说一个离奇的故事。科幻小说的主题仍不能脱离人性”(张系国，1978:62)。选择以“人性”作为指导科幻创作的主题，并藉此判断科幻创作的价值，在“永恒的人性”主题政治正确下，忽略了新文类主题开拓的意义，反而将科幻的开放性视野，敛缩在人性的关注上。[39]然而，检视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标榜以“人”为出发点的创作，除了因应“文以载道”的要求，根本的目的仍是联系主流文学的管道。

黄凡自言：“我认为现在科幻小说几乎也可被视为正统文学，我个人就是从事这种严肃文学创作，借着科幻来表达我一些严肃的想法。我认为正统文学是以'人’为出发点，完全描写人的处境。借着科幻、未来世界的探讨，立足点还是在现代、这个时代，这种立场就可以渐渐接近严肃文学”(邱彦明，1982:224)。人文主义的思维影响下，视“人”为文学创作的源头；推及科幻创作，在“写实观点”的科幻解读中[40]，自然认为两者只是异派同源的形式差异，因而认定只要掌握“人”为出发点，科幻小说也能表现严肃主题，晋身主流。

局限在人文主义的创作观点中，科幻论述对“人性”的认知，也承袭传统道德价值的判断。以《零》的“末日”情境为例，在总评会议上，朱炎说：“一般作品不论如何悲观，总会有一丝人性的阳光，而在这篇作品里完全没有，这在艺术上是个很大的缺点”。姚一苇也认为通篇充满了无力感，“使这篇小说读完之后很不舒服”，因为“缺少这种鼓励人心的力量”[41](邱彦明，1981:15，16，17)。科技发展下人类的无能，是科幻创作常见的主题，若是龃龉科技凌驾人性的发展，规范作品呈现积极乐观的启示，无异是对创作意念的伤害。

科幻中常见的末日情境 ▲

因而在人文主义的文化承袭下，正统观点制约了科幻创作的想象空间，偏向人类中心的判断，将使科幻创作被天生自然的人类想象所掣肘，自外于与时俱进的“人类”概念发展[42]，以致王建元警示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家，大都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力量，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幻世界的空间”(王建元，2000)。

因此，相较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基于人性坚持的科技恐慌，90年代本土科幻新兴的“酷儿科幻”与“异端书写”风格，显现了强烈的科学期待，超越了“利器兴国”的科技服务层次，科学发展提供其解构传统人性基础的可能想象，突破主流科幻论述的“人性”框架。处身后现代时期，“人类”作为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仍持续关怀传统的“人性”主题，对比科幻创作的超前想象特质，反而显得保守。[43]

科幻分流分众

当倪匡科幻以通俗娱乐的消费属性，“主动迎合大众的接受欲望”(黄惠慎，33)，占领台湾科幻市场之际；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坚持“文以载道”的严肃创作态度，试图架构足以跻身主流的中国风格科幻小说。于是，台湾科幻场域并存着“通俗科幻”与“菁英科幻”两脉支流，偶有交集[44]却又泾渭分明地经营着各自的范畴。对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而言，外来(西方/日本/倪匡)科幻消费娱乐的通俗面貌，是建构本土科幻首要厘清的对象，于是在科幻论述场域内展开“菁英划界”的行动，藉以端正台湾科幻创作的严肃路线，彰显本土科幻的正统地位。

黄海认为“侦探科幻 (日本科幻、倪匡科幻)”，“武侠科幻 (星际大战)”和“恐怖科幻”等通俗科幻类型，“这些科幻小说，在我们看起来，是不该列入科幻的文学正统里面。我们应该讨论的还是科幻的文学，科幻如何文学化，以及如何提高层次的问题”(邱彦明，1982:213)。将科幻区分为正统科幻与非正统科幻两类，台湾科幻隶属于超越通俗文类的正统创作，以追求文学性为要务。沈君山则道：“倪匡的小说，非常的热闹，很吸引人，但没带什么'讯息’；而张系国的小说，经常希望把时间的演进所带来的冲突在作品里表达出来。……小说从古典的方式到用科幻的方式写作，因为有新的背景，可以有新的表现”(邱彦明，1982:215)。认为倪匡科幻写作精采具吸引力，然而“言之无物”纯属消遣娱乐的通俗读本；张系国作品则蕴藏哲理，在新的时代文类表现下，呈现不同的风貌。“阅读趣味”与“文以载道”成为两类科幻创作鲜明的特色与区隔。

“武侠科幻”《星球大战》▲

张系国再将倪匡科幻区分为长篇与短篇，不但为其出版短篇科幻集，并为之写序，说道：

“

倪匡的长篇小说，多为悬疑曲折、趣味性极高的故事。这本短篇小说选集里收录的作品，都和他平日的风格大相径庭。……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短篇可能是倪匡最好的部分作品，不仅写的用心，也深刻地表现了人性复杂矛盾的一面。……这些短篇小说，趣味性或许不如倪匡所惯写长篇小说，文学价值却无疑更高。(倪匡，1985:2)

”

肯定长篇小说的“趣味性”，更看重短篇作品所表现的深刻“人性”，在“趣味”与“人性”的对照中，显示其“文学价值”的判定。解读倪匡科幻短篇的收编动机，论者藉由“长/短”篇幅的区分，实则进行了“通俗/菁英”的划界；且将倪匡科幻短篇从“倪匡体”科幻的通俗印象中抽离，使得两种科幻创作取向的区隔更加明确。

菁英划界的行动，二分了台湾科幻“载道/趣味”的创作取向，也确定了台湾科幻“菁英/通俗”路线的纯净，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错置在不同的范畴里，反而有助于两脉科幻类型的安然发展。因此，面对“文以载道”与“通俗趣味”的次第取舍，张系国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先确立，中国科幻小说是严肃的文学形式，然后再增加通俗趣味不迟”(张系国，1986:1)。为了巩固“以中国作家的严肃创作为主，提倡具有中国风味的科幻创作”(张系国，1987:1)，“忽略通俗趣味”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张系国，1986:1) 在建构台湾科幻主体，以跻身主流的明确目标下，面向大众读者“通俗趣味”的需求，也就不在现阶段“严肃创作”的考虑内。[45]基此意义，台湾科幻论述场域存在着清楚的“菁英/通俗”分流分众创作意识，各自将科幻创作带往预期的目标发展。[46]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以“主流文学”的创作态度，想象本土科幻的“文学性”，试图藉由“严肃主题”的表达，塑造“台湾科幻小说”的时代文学形象，因此在新文类的书写形式下，坚持“文以载道”，承续“人性主题”，并自我区隔“菁英 / 通俗”的创作路线，期以跻身主流行列。对于主流科幻论述的正统化倾向，张系国虽曾表示“科幻小说自外于主流，可以不需要主文化的认可”(吕学海、吕维琴，1983:124)。[47]然而，当其转而诉诸严肃的“文以载道”标准时，仍然未脱正统观点看待文学价值的判断；对于“人性主题”的眷恋，也承继着主流文学的关怀；而“菁英/通俗”的路线批判，非但自绝于科幻文类的通俗特质，更是明显以主流位阶为目标。归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与主流文学的密切关系，最根本的动机应出于对“台湾科幻小说”的期望，正如吕应钟所言：“在广大读者群中获得应有的肯定，在文学界中树立足以领导当代文学迈向廿一世纪的文风”(陈思和，301)，当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始终怀抱此目标，潜隐其中的正统基因就不会稍歇。

注释

[1] 王洛夫指出黄海当年创作动机：“民国五十七年夏，张晓风发表的《潘度娜》因题材新颖又寓意深远，尤其颇得学生读者群的喜爱，名声不胫而走。黄海原有的科幻因子受到张晓风作品触发，开始积极创作科幻作品，他当时觉得《潘度娜》虽然很有文学美，但在科学背景上似乎可以更充实，于是自己就朝向讲究科学基础比较硬的'硬科幻’方向创作”(8)。

[2] 本文论述“台湾科幻”采取文学评论场域与市场销售场域的区隔，因此实际主宰台湾科幻市场的外来作品，不视为“台湾科幻”的主流创作。同时台湾科幻发展明显存在“理论指导创作”现象，阐释科幻论述者皆为学术领域之“菁英”，主导台湾科幻的形塑。

[3] 1991年“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颁奖典礼后，随即举办一场“科幻大对决”公开座谈会，会中张大春发难“提告”张系国提倡的“文以载道”科幻论述造成台湾科幻小说发展“沉重的意识负担”(张国立 99)。

[4] 据林翰昌，《台湾科幻全书目》2003年7月版(未公开发表)，在1968年以前，台湾已出版过《一九八四》(1950、1953)、《化身博士》(1957)、《地球末日记》(1968)和《月球历险记》(1968)四部科幻译作。

[5] 吕应钟认为科幻小说在欧美的盛行，是时势的必然，“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时代的文学”(吕金驳，1980:141)。

[6] 张晓风在1967年即以《地毯的那一端》一书获得“中山文艺创作奖”。张系国当时也属学院派留美学人，论、着、译兼具。黄海指出三人，“当初写作科幻小说，也都是在传统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三人也都是原本从事传统文学的创作，因利乘便写起科幻。科幻并没有在传统文学的刊物上遭受严重的排斥，乃是因为编者一向就信赖接纳创作者原本就有的文学之笔，而它不被一般的文人接受了解是一定的”(黄海 1996:8)。

[7] 60年代末，基因工程的新发现，使得人类透过基因改造创造所需的生物类型成真。科学之外，人造生命可能引发哲学、伦理学、神学上的冲击，张晓风自言:「那接下来，天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样的一个焦虑之下我就会去把它写出来」。

[8] 1968年底第一艘月球轨道载人宇宙飞船任务成功；1969年7月人类登陆月球。黄海回忆当年选择以“太空历险”题材行文，除了个人兴趣外，航天科学的进展也是刺激其科幻创作的要因，说道：“当初我着手写的时候，美国阿波罗八号宇宙飞船才快出发，环绕月球轨道”。加上实际的太空发展，“和我小说中的构想暗暗相合，使我有一阵兴奋”(黄海 1969:198)，恐怕是促使其持续创作科幻小说的动力。

[9] 张系国指出，“《超人列传》寄到《纯文学》月刊，当时主编'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搁置一旁，被负责人林海音发现，大胆采用，登在第二十二期上”(宋雅姿，109)。可知当时科幻小说的文类特质，尚未顺利获得主流文学观念所青睐。

[10] 张系国自言：“我第一次用'科学幻想小说’是写《奔月之后》，……那时我觉得这名词是最贴切的翻译。Science Fiction直接翻译过来就成了'科学幻想小说’。中国人喜欢将名词缩短，所以变成了'科幻小说’”(吕学海、吕维琴，1983:122)。后来在傅吉毅的访谈中，又回溯此段历史说：“我当初定科幻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别于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应该是根据科学而产生幻想的小说。……那我提出这个'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它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科学，也突破了单纯的幻想，所以它是一个新的文类，'科幻’两个字本来就分不开，就是'科幻’，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不只是科学，不只是幻想，也就是两者合而为一，不以科学或幻想为主”(傅吉毅 155)。无论是“科学幻想小说”或“科幻小说”都显示当时已能清楚辨识一种新文类的存在。

[11] 傅吉毅将“科幻”概念的建构过程称为“科幻势力的收纳效应”，解释道：“即以'科幻’一词慢慢地扩大、收纳相关作品，或许便可以解释台湾科幻次文类的主体架构的渐渐成形，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与其他文类相对抗或融合的历史脉络”(傅吉毅，23)。虽然“科幻”是否以某种“势力”姿态呈现值得商榷；然而其言却也应证“科幻”是由各种异质活动逐步融聚的概念体。

[12] 依据姜云生编纂的《台湾科幻小说40年年表》记载，50年代外国科幻电影《飞碟征空》、《火星历险记》、《恐龙王》和《征服宇宙》在台上映；高雄三信出版社也重印赵滋蕃在香港出版的《科学故事丛书》，三本以太空旅行为线索，介绍太阳系知识的儿童科普作品。(519)是除了科幻译作外，台湾早期科幻认知的来源。

[13] 1969年黄海将其在报章杂志发表一系列以“太空历险”为题材的科幻小说，结集出版为《一〇一〇一年》。该书共收入十二篇小说(含七篇科幻小说和五篇文艺小说)，书末并发表科幻论述《人与未来世纪》一文。

[14] 吕应钟记载，“六十四年至六十六年是广义科幻作品的兴盛期”，台湾出版社竞相出版有关飞碟、外星人、史前文明、灵异现象一类非小说性的超科学作品。(吕金驳，1980:138)并有《明日世界》、《宇宙科学》等介绍未来学与流行科学的杂志创刊。

[15] 1974-1975年间《综合月刊》首开系统地刊载科幻译作之风；1976年起《明日世界》也连载相关科幻作品；同年张系国在《联合副刊》开辟“科幻小说精选”专栏。外国科幻的回响，也吸引当时出版社的投入，“1979年起，照明、国家、星际三家出版社更以'照耀明日的书’、'国家科幻丛书’、'世界科幻名著’为总题推出一系列国外经典科幻作品”(傅吉毅38)，带动台湾科幻译作出版荣景。

[16] 1967年台视首播科幻影集《霹雳艇》(Stinray)与《雷鸟神机队》(Thunderbirds)；1972年华视开播星舰系列影集《太空争霸战》(Star Trek：The Original Series)。参《星际联邦》“台湾主要科幻影集列表”（http://trekufp.org/xoops/modules/tutorials/viewtutorial.php?tid=434）；1978年《星际大战》、《第三类接触》等科幻电影上映，在当时蔚然形成一股“科幻热潮”(黄海，1979:27)。

[17] 吕应钟指出：“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之间，是科学性写作观逐渐向台湾文坛进军的时代”(吕金驳，1980:138)。

[18] 台湾科幻论述虽然也曾出现提倡“科幻”来帮助科学发展的说法；但实际科幻创作仍以文学作品自居，并未局限于已知的科学知识，也未担负宣扬“科普”的任务。

[19]倪匡论及个人创作理念言：“我认为小说只分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好看的小说，一定要有丰富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小说倘若写得不好看，即使里面有再多的学问、道统或艺术价值都没用”(叶李华，2002:123)。更在2002年倪幻奖表示“小说应该以娱乐为最高目标，其他一切神圣使命都是次要的。科幻小说当然也是如此。”(本文论及“倪匡科幻奖”时统一简称“倪幻奖”，引用的相关论述皆见“倪匡科幻奖”网站，不再逐一标示)。

[20] 柏杨提到当外国科幻风行之际，“倪匡先生，崛起文坛，使中国人的羞愧，一扫而光。短短十年之间，他以中国人、中国事、中国乡土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写下了十数本巨著。在这些巨著的离奇诡秘故事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单音节名字的黄帝子孙”(26)。

[21] 在台湾，本土菁英科幻与倪匡通俗科幻各自发展也相互影响；然而双方对科幻的基本创作态度却各有坚持，即使2001年叶李华举办“倪匡科幻奖”以“倪匡”为号召，但是台湾科幻评论者对“倪匡”的想象，可从2001年倪幻奖首届评论组主题“倪匡科幻评论”推敲，杨照在决审会议上说：“应以提高倪匡作品之学术地位为评审原则”。仍是希望将倪匡科幻往菁英之路“拉抬”。

[22] 本次总审会议委员，计有张系国、司马中原、朱炎、姚一苇、钟肇政等五人。

[23] 当时评审对于“科幻小说”似乎有“正统”与“通俗”之分，因此当姚一苇指出：“科幻小说像赫胥黎的是小说”，朱炎立即改口其对“科幻”的轻视，以“那是'正统’的”回应。前后观点的矛盾，反映了对当时“通俗科幻“缺乏“文学性”的普遍印象。(邱彦明，1981:43)。

[24] 钟肇政即说：“在看的当中虽然不断产生一种抵抗的心理”(邱彦明，1981:18)，实乃因为主流文学位阶与既有通俗科幻印象作用所致。

[25] 傅吉毅认为台湾科幻小说从80年代起就已经分途发展：一是“以张系国为主的严肃科幻路线”；一是“以倪匡为主的通俗科幻路线”(34)。

[26] 统计时报科幻奖历年收件数目：从第一次1984年的40余件；到1985年50件，投稿量呈现稳定上扬。1986年改由张系国自费资助，奖金减为二万，只得23件；1987年提高奖额为十万，作品又增为57件；1988年35件(骤降原因待查)；1990年增设佳作一名五万元，收稿102件。

[27] 张大春指出张系国加诸科幻的“意识负担”，和师法者的模仿，导致历届科幻奖的得奖作品“似乎强调历史环境的反应，过度的聚焦必造成对学写者的误导”(张国立，99-100)。凸显了张系国领衔的菁英评审者们，“稳定”的科幻共识，影响台湾科幻创作的单向趋势。

[28] 张系国在华文科幻创作上的经典，分别出版于1980年《星云组曲》短篇小说集，1983、1986和1991年陆续完成《城》三部曲。

[29] 蓝建春指出：“在书写的形式层面上，利用的是属于大众范畴没错，但是骨子里负载的，却不见得与大众范畴有多大干系”(328)。

[30] 在“2003科幻研究学术会议”网站上，大会宣告“为了寻找华人科技未来的关照视角，为了刺激华人科学幻想的创造潜力，也为了提升华人科幻研究的学术位阶”，因此召开“第一届科幻研究学术会议”。（http://sf.nctu.edu.tw/csfs/index.htm）

[31] 对于科幻小说的实用功能与价值，叶李华在《科幻究竟有什么用》一文从“科学”、“文学”、“个人”、“社会”四层面论说，可谓对科幻小说的实用性最全面的总结。(叶李华，2004:I-V)

[32] 王建元指出：“台湾的文艺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特有的人文主义中。……台湾的主流文化一直摆脱不了人文价值挂帅的局面”(王建元，1994:4)。虽然对“人”的过度偏执不利于科幻创作，然而着重“人性”主题的表达，却能趋附主流文学，减少对“科幻”“硬性”印象的排斥。

[33] 张系国自言其创作科幻的动机出于个人处身陌生环境的感触，强烈的“陌生感”契合科幻“陌生的美”主题，因缘际会下选择以“科幻”表达当下的感触。参见傅吉毅访谈纪录(傅吉毅，149)。

[34] 张系国定义“机关布景”派时说该派作家，“事实上就是在搬弄各种科学机关利器，再凑上一个故事”(张系国，1969:9)。并点出“新奇感”疲乏的缺陷。

[35] “机关布景”派除了要求作者具有相当的科学背景外；就读者立场而言，后人(方大铮)认为此类“科学机关利器”之作，“我们的传统文化背景，今日社会的意识形态，根本都难以滋养欧美形式的科学幻想小说”(后人，12)。

[36] 李欧梵指出中国写实传统牵制了想象力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精神，经过长期的'政治化’以后，真是变成了创作上的框框”(张系国，1980:3)。然而，其仅论及挣脱题材上的幻想限制，却仍要求在作品中承载更深层的哲理。

[37] 叶李华甚至以“正统科幻迷”的角度，区分科幻的“真”、“伪”。指出“真科幻不但科学与幻想两大因素并重，还具有深层的哲理与人文思想，……伪科幻则以娱乐性为主，热闹有余而深度不足，欠缺发人深省的内涵”(张系国，1998:308)。

[38] 沈冬青分析张系国的科幻动机，“对于海外作家写作时面对真实世界两难的尴尬局面，科幻的题材将时空转移，疏离这样的问题，反而有更大的创作自由”(沈冬青，31)。“再现”的诠释，纪大伟在《文学风景》节目中也提及，“当时写科幻小说非常大的动机，是逃离现况。科幻小说其实也是一个对台湾写实主义的逃离。”选择科幻创作是为了顺利表达“对于台湾现实社会的不满”，“借由科幻这样一个框架谈现在的社会”，“以古讽今或是以未来讽今”(纪大伟，2001)。

[39] 沈君山在评论《伤逝者》时即道：“太过偏重政治，往往忽略了人性本身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吕学海，1984.10.21)。然而当强调“人性”作为文学主题的最高准则，却又漠视了科幻对其他主题的包容与价值。

[40] 林耀德认为：“科幻小说家并不是未来学者或者预言家，小说中的科幻空间真正的意义，仍在于面对本体论以及人性的常与变”(林耀德，1993a:306 )。科幻写作提供了虚拟的空间环境，作为检验“本体”与“人性”的途径。

[41] 对于《零》的悲观，也有不同的解读。如高天生说：“张系国说小说题为《零》是透露作者的悲观，我们认为并非事实，因为在面对精致运作的极权暴力时，友谊、爱情、正义虽然都会丧失意义，但是人依然可以用不妥协的意志，来肯定自己”（212）。

[42] “人类”概念的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从“科幻想像”转为可能，“现代人逐渐失去控制自己身躯和体形的能力，……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危机和尖锐的身体政治”(王建元，2002)。晚近出现的“后人类”论述即是对前代“人类”观念的颠覆；而科幻文学则提供“后人类”的未来想象。

[43] 王建元对此表示：“我更认为台湾的科幻作者的思考层次应超离了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环绕它的其他哲学体系，不要老为所谓人性和以人为中心的自大心态说话”(王建元，1995:257)。

[44] 黄惠慎指出倪匡科幻所以被台湾本土科幻作家认同，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时代背景的促成”，“基于同为华人，共同从事中文科幻创作的立场下，对于这些本土作家而言，也不失为一条向台湾读者推广科幻文学的路径”(29)。二是“关心现实人生的科幻书写”，“创作具有中国风格而关怀人世的科幻小说的理念”(29，31)的共同出发点。此外，加上张系国的推荐，因而被台湾科幻文坛所接受。

[45] 虽然就实际创作发现，载道的创作动机和趣味的阅读取向并非截然二分，如张系国《夜曲》，就以中国典故的桥段嫁接科幻构思，改写之后趣味盎然。然而，此类尝试往往偶出于消遣之作，面对严肃主题的阐述，通俗娱乐仍居次要的创作考虑。

[46] 笔者认为就文类“金字塔”结构观察，台湾主流科幻在以“严肃创作”建构台湾科幻主体特色的路线上，确实成功地培养出浓厚“文以载道”色彩的科幻作家与作品，奠定台湾科幻“上层结构”基础。相较于“通俗科幻”创作动机与预设读者的不同，单以“读者数量”作为判断成败的标准是不公允的。

[47] 张系国提出：“科幻小说在国外发展，与读者俱乐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自外于主流，是次文化(subculture)，所以不需要主文化的认可，他们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到现在读者俱乐部所颁的科幻小说奖，用以权衡的标准，跟正统文学都完全不一样”，并且强调“一个小说家不能没有自觉的创造。他必须依内在的标准，全心投入创造，而不是去迁就另一个标准，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会是好小说”(吕学海、吕维琴，1983: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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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不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