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兽医实践对非洲猪瘟防控的启示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过多次疫情，前人通过各种实践经验和办法，防控并消灭疫情。本文通过回顾以往的一些兽医实践，对今天的非洲猪瘟防控提出启示。正如刘立茂所说，防控非洲猪瘟不能蛮干，我们应该大量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不能重复犯低级错误。不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接下来，刘立茂从三个方面，谈谈过去的兽医实践对非洲猪瘟防控的启示。
2018年8月初，非洲猪瘟在我国首次被报道以来，一年多时间内肆虐全国，对我国养猪业是一场劫难。党中央、农村农业部、各级兽医部门、科研机构、养猪企业等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进行了数不清的尝试，有些局部成功案例的报道。但是无论依靠生物安全、提高免疫力、中医中药，还是预防、“拔牙”、复产，都是战役级别的小胜。要想取得防控非洲猪瘟战略胜利还任重道远，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疾病的防控，既有相通相似的，也有各自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规模化养猪蓬勃发展，我国也开始防控越来越复杂的猪病。回顾以往的一些兽医实践，对今天的非洲猪瘟防控有何启示呢？
预防接种对保障我国养猪生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早期防控猪瘟和口蹄疫等疫情都是仰仗疫苗免疫。1993年初，从美国引种时我们带入了伪狂犬病病毒（PRV）。在陈焕春院士为我们解决问题前我们束手无策。伪狂犬病也成了记忆中最后通过预防接种解决了的问题。1995年之后，随着附红细胞体、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猪圆环病毒（PCV）等的相继传入，与支原体、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副嗜血杆菌等狼狈为奸，加上低水平的饲养管理，形成了“复合病因”。猪场发病表现最多的是“16－18周龄墙”或“18－20周龄墙”，猪每生长到这个阶段就像撞到墙一样，会出现复杂的以呼吸系统为主的问题。发病猪场送检的病料中可以检测到绝大多数常见病原，如PRRSV、PCV、PRV、支原体等。病原复杂，常规的疫苗接种效果不十分理想，行业内一些专家就发明了“自家苗”，其实应该准确地称为“自家病理组织苗”。据说当时解决了很多猪场的燃眉之急。人们还是希望有一种一用就灵的绝招来对抗日益严重的猪病问题。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存在违法嫌疑，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通过“2mL核心技术”控制疾病的流行一直影响到至今的非洲猪瘟防控。很多人现在都还寄希望能有疫苗解决非洲猪瘟防控问题。
做好一次有效的预防接种，应该满足3个最基本的条件：（1）病毒感染前接种。疫苗毒株的免疫原性肯定低于野毒。竞争性占位必须是在野毒感染之前，给带毒的猪接种疫苗，就应该看看欧盟委员会对国际知名疫苗企业高管重罚的判词，给已经感染和疑似感染的动物接种疫苗是犯罪行为。（2）有明确的免疫机理产生中和性抗体。以现在的非洲猪瘟病毒（ASFV）为例，“ASFV不能诱导完全的中和抗体免疫反应，导致无法根据血清型进行分类”（《猪病学》第10版），“其诱导的保护免疫还不清楚”（Neilan等，2004）。目前ASFV能否产生中和抗体我们还不清楚。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非洲猪瘟的候选疫苗毒株在实验感染后可以持续带毒。这从安全性角度更加增加了研制非洲猪瘟疫苗的难度。（3）及时产生足够的抗体。抗体浓度一方面决定于病原。华中农业大学方瑞副教授认为，2011年发生的新型腹泻就存在病毒的免疫逃避，免疫逃避感染产生的抗体就可能少和没有。另一方面，就是决定于接种的猪是否免疫健全或者是否存在“免疫抑制”。猪场有时是人为地加重了免疫抑制状态。超大剂量、频繁接种疫苗，期望形成免疫干预或者避免野毒干扰，造成了许多免疫抑制疾病和严重的问题。
ASFV的致病机理在于感染和摧毁猪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被摧毁或严重损伤的情况下产生足够的中和抗体？至少目前在理论上是一个悖论。在没有科学实验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推广使用非法的非洲猪瘟假疫苗，本质上和谋财害命没有区别。
“药物保健”也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神人术士”吹得神乎其神。在第17届世界猪病大会之后，“综合征”的概念被传入。人们认识到综合征的复杂性，存在病原与宿主、病原与病原、病原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作，很多情况下，病原只是发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和病原做斗争的过程中，人类往往处于下风，企图完全消灭病原也是不可能的，有提出“不敌其力，则消其势，而去势之法，莫如釜底抽薪”，也为各种“药物保健”提供了理论基础。意思是杀灭不了病毒，就把细菌、支原体等杀灭，猪群发病就少甚至就不发病了。
“药物保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意义的，药物保健是在原来防控疾病思路“加疫苗”的思路下做了减法，减少病原种类，从而减少病原协同致病。在思考问题的逻辑上，面对复杂的病原做减法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药物保健有几个致命的硬伤。其一就是药物只能杀灭猪体内的病原微生物（不包括绝大多数病毒）。体内没有病原微生物猪吃药干什么？猪体内有了病原微生物，用药就是治疗。从这个角度，建立在“杀灭”基础上的药物保健的确是忽悠。其次，不管是饲料加药还是饮水给药，都是群体用药，在猪群中猪有“位次现象”，容易造成比较强壮的猪采食（饮水）过多药物，而弱小需要“保健”的猪药量远远不够。非洲猪瘟是一类烈性传染病，治疗是违法行为。治疗也是非常被动的。寄希望于治愈非洲猪瘟也是一厢情愿。通过添加物进行猪群免疫调节和提高抵抗力，在面对非洲猪瘟时也多是辅助性的作用。
群体层面治疗猪烈性传染病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猪不幸被非洲猪瘟病毒感染，没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而优柔寡断，其结果一定是全军覆没。这也就是“没病不能胆大，有病不能胆小”。
非洲猪瘟疫情到现在，随便一个专家都能长篇大论地讲防控体系。但生物安全不是口号，必须根据情况具体化。我对生物安全的理解是，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进入（或传出）某群体而建立的完善的、严格的、科学的、层次逻辑清晰的可操作系统体系。本质上讲生物安全是一种“防御体系”。
生物安全也不是绝招。首先要明确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其诺防线”为什么不能阻止德军的进攻？建立在落后思想上的、静态的、万无一失、放之四海皆准的体系是不存在的。建立防御体系，我经常比对的是我们的三峡大坝工程。为什么三峡大坝修175米高？因为在成本经济、生态破环最小的情况下，175米高的大坝结合沿江的防洪设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这里面是典型的体系建设思想。有两层意思：（1）无论怎样防非洲猪瘟，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正常生产。恰当的设施是必需的，完全不考虑成本是不符合实际的；（2）生物安全必须结合各种其他的措施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生物安全如果建立在100%准确操作的基础上，必定也是有漏洞的。人的操作错误难免。真正有作用的生物安全体系一定是科学化、人性化、全覆盖的。不科学地想当然，违背大多数人的习惯，只要求员工不要求老板的，都是形同虚设。虽然人不可能100%准确，但对全员进行训练仍然十分有意义。“不训之师绝不可用”，训练可以提高员工的操作准确率，更重要的是，训练可以提高组织纪律性。防控非洲猪瘟级别的生物安全，严格的组织纪律很重要。
2007年秋冬，猪口蹄疫在湖北大暴发。湖北某8000头母猪存栏的供港基地猪场没有感染猪口蹄疫。猪场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就是对运猪车的消毒。认为要销售生猪了，运猪车马上开到猪场附近再清洗消毒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在距离猪场1公里以外的指定地点清洗消毒，停放24小时后再装猪上车。看似平常的消毒，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消毒是非常有科学内涵的。《养鸡与消毒》（横关正直，农业出版社，1986），其上记录了一个兽医检测的事实，在门口脚踏和手洗消毒后的鸡场内外：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没有显著差异！这也提醒我们思考猪场相关措施的有效性，我们既然费心地采取了一项消毒措施，就应该保证其有明确的效果。病毒是有最低感染剂量（阈值）的，降低饲养环境中病毒载量显然很有意义。非洲猪瘟是接触传播为主，所以环境消毒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普通消毒药杀不死体内的病毒，也不可能进入循环系统，所以饲喂消毒药也多是江湖郎中的做法。
生物安全最严厉的措施是隔离。消毒不是灭菌，就算是消毒过的物品进入生产区，也是达不到防控非洲猪瘟要求的。核心生产区的所有人和物品都必须进行严格的隔离。隔离是比消毒更高级别的生物安全措施。陕西的一个现代化规模猪场，饲料塔建在猪舍附近，运料车经常开进生产区添加饲料。虽然进行了最严格认真的消毒，老板也亲自参与了，但很不幸，猪场还是因非洲猪瘟倒下了。场外的交通工具不能进入生产区，这是最基本的隔离原则，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在非洲猪瘟背景下是很难生存的。生产区应该将所有非生产区的人和物品排除在外！
进入生产区的也会有一些特殊物品，比如饲料、疫苗等不可能完全消毒。如果其中污染了病毒，对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防控非洲猪瘟，必需品进生产区要有一个环节，就是进行检疫和存放，检测阴性，存放过“安全期”的才能有效保证安全性。另外，检测也可以评价隔离和消毒前后的工作效果，提供实时的疫情信息。敏感的检测技术是今后猪场都需要的，并且普检比只检测猪群是否感染更有意义。生物安全最基本的单元应该采取“普遍检测—安全存放—绝对的隔离—科学的消毒”。
防控非洲猪瘟不能蛮干。虽然对病毒的了解还远远不够，防控非洲猪瘟也缺乏必要的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缺乏大范围的联动，在某种程度上防控也失去了最佳战机，虽然基于淘汰和紧急处置理念的“拔牙”时机和有效性上仍然值得探讨，但无论怎样，防控非洲猪瘟，应该大量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我们不能重复犯低级错误。不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非洲猪瘟给我国生猪产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短期对整个产业负面影响非常大，长期对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发展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别是我们目前防非中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胜利，按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目前属于“战略相持”阶段。同时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我们目前只取得一些战役级别的胜利，我国养猪人还需寻找取得抗非战略胜利的良方，本文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防非的重要思考。在特异性免疫方面，作者从1993年的猪伪狂犬病案例讲起，告诉我们猪病病原的复杂性，同时揭示了“自家苗”在解决某些燃眉之急后造成不良的影响，最后提出非洲猪瘟疫苗使用需要十分慎重，需要依据更多的科学实验和科学数据的支撑，不然是不负责任，相当于谋财害民。在“药物保健”和治疗方面，作者认为，在“加疫苗”的大的历史疫病防控背景下，通过“药物保健”减少感染的病原，降低“综合征”的影响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对于非洲猪瘟等烈性传染病，群体层面进行治疗是非常危险和愚蠢，更需要的是“没有病时不能胆大，有病了不能胆小”。在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作者反对“闭门造车”的专家提出的反人类的所谓“高大上”的非瘟防控生物安全体系，需要重视“科学化、人性化、全覆盖”，“隔离”在整个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中也非常重要，做好“普遍检疫—安全存放—绝对的隔离—科学的消毒”这一基本单元，为非瘟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建设十分必要。作者通过深入浅出的介绍方式，详实的陈述而又独特的切入点，告诉了我们如何取得非瘟防控战略胜利的一些良方，值得养猪人学习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