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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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只是说这两本书存在翻译问题，但是现在可以说这两本书真的是翻译的极其差劲。因为《合法化危机》很多文本内容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重合，所以两相对比，一下便可知翻译质量。在这里，哈贝马斯所想要重点探讨的是一种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要结构特征的模式，以便由此来推论出这种社会形态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的类型。哈贝马斯认为，用经验来判断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危机倾向真正会产生出来并且蔓延开来，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哈贝马斯在文本后面几个章节并未进行过多经验分析，相反，他介绍了一些重要的论点和反对观点。而更多的经验研究，哈贝马斯希望后来者进一步进行丰富。 一、晚期资本主义系统特征及其问题 在哈贝马斯这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是指这样两类现象：一方面，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在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和合法性系统的特点大体上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分化，私有经济以市场为取向，其中一部分受竞争调节，另一部分受制于寡头垄断。相反在公共部门——包括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或靠政府订单生存的私人公司——中则出现了一批可以不考虑市场的大公司。不同部门内部竞争性等方面相比而言大有不同；第二，国家机器履行着许多经济系统的职责，一方面，国家机器用总体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循环过程；另一方面，则创造和改善剩余资本的条件。 第三，由于市场在功能上暴露出诸多弊端，这种控制机制在功能失调上也导致了许多副作用。因此，公平交换这一基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就崩溃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重新结合，在某种程度使生产关系重新政治化，因而接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机器也就需要加以合法化，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再依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被破坏和消耗掉的传统因素。此外，借助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价值系统，公民权利，包括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普及了开来，问题是通过形式民主系统来加以解决的。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使得行政决策一直独立于公民的具体动机之外。合法化过程诱发了普遍化的动机，即内容各不相同的大众忠诚，但同时避免了群众的参与。公民在一种客观的政治社会中享有的是消极公民的地位，只有不予喝彩的权利。在失去政治结构的公共领域里，合法性被压缩成了两个剩余的需求：第一，公民私人性，即对政治冷漠，而转向关注事业、休闲和消费，助长了在系统内获得适当回报的期望（主要表现为金钱、休闲时间以及安全感）。社会福利国家的补偿纲领就考虑到了这种私人性，这个纲领也包括了转换到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劳动意识形态因素。第二，结构失去政治意义本身就需要证明，或是用精英理论，或是用科技专家治国论。 此外，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政治化，但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却并没有因此而恢复起来。相反，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性被社会匿名性取代了，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可以说是针对局部危机的反应结构。为了避免系统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把社会整合的全部力量都集中用于最可能出现结构冲突的地方，以便更有效地使冲突保持在潜在状态。与此同时，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满足了改良主义劳工政党的政治要求。由此，各阶级的社会身份被打破，阶级意识也变得支离破碎。阶级妥协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就（几乎）使得每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当事人。 二、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危机倾向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在这里，哈贝马斯简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危机趋势：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学平衡的破坏、国际平衡的破坏。接着重点讨论了系统所特有的四种危机倾向，这些危机倾向有可能导致现存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遭到否定。具体分类可见下表： 发源地系统危机认同危机经济系统经济危机——政治系统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社会文化系统——动机危机第一，经济危机倾向。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经济危机倾向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决定的，因此，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里下降的趋势，顶多对此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国家本身通过政治手段来组织利润率下降，因此，经济危机倾向也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进而引发政治斗争。资本所有者与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会再次公开化。当然，还有另一种代理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潜力的集体资本家，国家有意识地维护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服从价值规律的逻辑进行调节，因而也会引发社会危机。 第二，政治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尽管这两种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倾向会转变为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相反，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随着组织合理性的扩散，文化传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但是，传统自身不受行政的控制而继续存在，因为对于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传统是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再造出来的。此外，用行政手段控制文化会产生副作用，原来由传统所确定的，属于政治系统范围条件的意义与规范成为了公开争论的问题。这样，意志形成的话语范围也就扩大了，这一过程将会动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结构，而这种结构对于该系统的继续存在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社会文化危机倾向。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并且，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变化将会直接导致动机危机问题。 综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它们就至少面临着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倾向的威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一个后果，会导致下列情况：或者经济系统不能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或者行政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或者合法化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机制；或者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以上所述可概括为下表： 危机倾向解释建议经济危机（1）国家机器不自觉地充当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2）国家机器充当了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合理性危机（3）资本主义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4）为了继续生存而产生了与系统异质的结构合法化危机（5）系统局限性（6）行政干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意外副作用（政治化）动机危机（7）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8）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新”要求）三、经济、合理性、合法性危机原理 在接下来几个部分，哈贝马斯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与动机危机原理。要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理，哈贝马斯认为，需要回到生产关系层面上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1）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发生了变化，这就影响到了社会组织原则；（2）出现了一种准政治性的雇佣结构，这就表现出了一种阶级妥协；（3）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需求有所增加，这就使得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需求起了作用，这种需求可能会与实现资本的需求产生竞争。在这里出现了两种解释理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与代理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西方的专家治国论一样，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晚期资本主义的行政计划是有界限的。负责计划的官僚机构的举措只是为了消极地避免危机。而且，不同的官僚机构之间也不完全协调一致。由于缺乏敏感度和计划能力，它们受到了其主顾的左右。正好是由于政府行政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才使得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会获得成功。这样，资本主义局部利益之间的利益，资本主义局部利益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系统所特有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都转移到了国家机器当中。而所谓国家是联合起来的垄断集团的代理人的观点，也是没有经验依据的。与西方精英理论一样，这一理论高估了个人交往以及行为彻底规范化的意义。对于各种权力精英集团的来源、构成以及互动的研究，不足以解释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功能联系。 以上两种理论都不足以说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时面临两种任务——避免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危机，卷入生产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维护普罗大众的利益，保证合法性需求。如果国家不能完成前一项任务，就会出现合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后一项，就会出现合法性的欠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这样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旨在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另一方面却又要求阻止这种能力的扩大，因为这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于是，国家机器就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欠缺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罗网的必然后果。在这个关系罗网中，晚期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行为必然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危机倾向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政治系统时，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控制经济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而一旦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相关政治统治者又想维系政府与政权时，他们将会诉诸社会文化系统试图来保持政治系统的合法化力量。但是，需要看到，文化传统具有自己脆弱的再生产条件，它保障着保障着历史的连续性，有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个人和群体就能够确认自身和彼此的认同。如果文化传统是以客观主义形式提供出来的，并被当作策略加以使用，那么，它就会丧失这种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化传统的再生产条件就会受到破坏，传统也会受到破坏。因此，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系统界限，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不能随时被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社会文化系统，还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当政府开始面临政治合法化危机时，它们想要求助于社会文化系统，但是这种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社会文化系统变化的特殊性在此过程中将会导致合法化危机加剧。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决定合法化危机的便是动机危机，即家庭、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四、合法性与动机危机原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公民私人性在此所指的是，公民关心行政系统的控制和维持活动，虽然很少参与合法化过程，但制度提供了适合参与的机会（高输出取向是与低输入倾向相对应的）。因此，公民私人性是与一种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结构相一致的。家庭职业私人性是对公民私人性的补充；它的组成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过训练而培养起来的关心消费和休闲的家庭取向，另一个是适应地位竞争的职业取向。因此，与这种私人性相对应的是由成就竟争调节的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的结构。一方面，公民私人性是由资产阶级形式法律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就对意志形成程序的消极态度而言，则始终是与传统主义的国家伦理，甚至与家庭取向紧密相关的。另外，它还与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边沁式功利主义这种资产积极所特有的资产阶级价值取向决定。并与新教伦理、宗教传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心性机制与劳动伦理紧密相关。 哈贝马斯认为，这两个动机模式已遭到系统的破环，且在破环这些“传统”时，没有建立起任何功能相当的替代物，因为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不允许有这种替代物存在。在这里，哈贝马斯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文化系统是如何再也不能长久地再生产出对于系统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私人性的：（1）孕育了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的前资产阶级传统正在瓦解，而且无可挽救。（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如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成就意识，正在因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受到破坏。（3）似乎已经暴露出来的规范结构，即资产阶级文化世界观，在哈贝马斯看来，一方面还可以在交往道德中见到，另一方面可以在后自律艺术趋向中见到，它们不允许任何具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来代替被摧毁的私人性动机模式。（4）资产阶级文化结构已经丧失了其传统主义的填充物，并且被剥夺了私人性的核心，但是，它们对于动机形式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能把它们当作是装饰物而置于一边。对此，哈贝马斯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解释。 第一，随着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的强力发展，特别是职业活动科学化、服务部门的扩张、行政管理与法律控制加强、文化与政治商业化、教育过程科学化与心理学化，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背景和补充内容的传统主义世界观要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逐渐削弱并瓦解。特别是随着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发展，一些文化传统、价值与道德领域脱离了理论的解释系统。资产阶级自我主义变成了普遍性功利主义的世俗伦理，本身脱离了自然法的论证语境。第二，随着社会转型，与私人性趋向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素也丧失了自己的基础。包括成就意识形态，即从强调按劳分配的机会平等到注重社会保障与福利的结果平等，社会福利的大幅提升使得个人成就很多时候并不依照个人奋斗来评价；占有性个人主义，历史上市民社会通过具有策略行为的个人之间的竞争，来确保经济增长和普遍福利。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的目标就只有通过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取向才能实现。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日益社会化、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这种个人主义的优先系统不再那么突出；交换交换取向，随着社会发展，不能通过劳动收入再生产出自己生活条件的人数在增长，具体劳动取代抽象劳动的活动领域在不断扩大，随着劳动时间缩短和实际收入增加，人们越来越追求职业之外的休闲，追求消费主义的刺激以弥补短缺的意义，这样就会直接使那些能用金钱满足的需求变成特权。第三，随着科学主义、现代机械复制艺术和普遍主义道德解体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不能再生产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的规范结构。 通过上述的考察，哈贝马斯意在从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发展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确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即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并且由于社会文化系统发展的特殊性，在其所处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未建立起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形态的社会文化系统。随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过程，由此产生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机危机倾向。哈贝马斯认为，对于这些危机倾向的强制性的控制产生的后果往往会在个体的人格系统中反映出来，即造成个体产生两种反应，一是退缩，即所谓的“离群者”；而是抗议，即产生了一批激进派乃至走向极端化的人物。在这里，哈贝马斯提供了一种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道路，即构建一种新的交往伦理学。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交往伦理学才是唯一能通过有效性要求的话语兑现，来保障得到承认的规范的普遍性和行为主体的自主性，而规范就是有了有效性要求才出现的。只有交往伦理学具有普遍性，而且它不像形式主义伦理学那样，局限于同法律规范相分离的私人道德领域。只有交往伦理学能够保障自主性，因为它“有决心和有意识”坚持继续把潜在冲突嵌入交往行为结构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