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文人最真诚的本色
导读
上次（9月2日）关于《人间词话七讲》的推送里，我们通过叶嘉莹先生的讲授，了解到王国维为人为学的核心质素在于“真”。惟其能真，故能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寻“人类之生存福祉”的终极问题。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宛转妥帖地切入词的幽深微妙处，也正是凭借那份根植于“真”的思悟。
那么，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王国维这样孜孜不倦地阅读和阐发？在今天的推送里，我们将跟随叶嘉莹先生，看一看王国维对于“词的妙处在哪里”“词有何种价值”等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以下文段摘自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第一讲，对原文顺序有改动。段落间的评点是博雅好书编者添加的。
所谓“词话”，就是谈论评说词的著作。评论诗的叫诗话，评论词的叫词话。我们中国一向缺少有系统的、有逻辑的理论性著作，古人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模式，写出来的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
评
以上解读“词话”这一体裁的特色：点到为止，不做逻辑思辨式的阐释。
中国的各种文学体式之中，最让人困惑的就是词。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文，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上古的《书经》,就是散文的记述，是当时商周时代的那些个政府的公文、公告、典章的整理。中国的诗呢，我们有《诗经》，那是一个把各地的歌谣都编辑在一起的collection。而且，它被编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在周朝的时候有采诗之官，他们采集各地的歌谣，以观民风。就是说，透过各地的歌谣来知道当地人们的风俗习惯，用来给周天子的政府作参考。这个诗集里的诗歌有三百篇上下，所以叫作“诗三百篇”。可是从汉朝开始，诗三百篇就变成《诗经》了。就是说它被尊称为经，被当作一个有法度的、可以模仿可以尊崇的一部典籍、一部经书。而这就给诗抬高了地位。
我们说诗是怎么样？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内心的情意有所感动，但是你没有写下来，那不是诗，那只是你内心有一点儿诗意就是了。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把它用言语写出来，那就是诗了。
读了这些个诗，就可以知道你那个地方的人生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还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你的这些感情都在诗里边反映出来了嘛！而且《诗经》里面所编辑的还不只是各地方的民歌，《诗经》里边还有雅，还有颂。雅和颂，就与国风不同了，它不是各地老百姓的作品，而是政府官员的作品，是士大夫的作品。他们作一首诗是为了什么目的？有的是为了歌颂这个王朝而作的，有的是为了讽刺这个王朝而作的，是因为国家出了奸佞与小人而作的。所以诗就有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首先当然是要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情意，那么另外呢？诗还有教化的目的。所以《毛诗·大序》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尚于诗也。”能够感动天地，能够感动鬼神，这诗歌的作用，真的是了不起的。
所以，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
评
以上讲诗和文的作用、价值，为下面讲词的价值做铺垫。
可是，词就很奇妙了。词，它师出无名，你找不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好的诗我们会分辨：杜甫的忠爱缠绵，那是好诗；陶渊明的任真固穷，那是好诗。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词，什么是坏的词。
我以前其实讲过多次了。词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它就是歌唱的歌辞。在隋唐之间有一种popular music，就是当时流行的音乐，叫作燕乐。大家都按燕乐的曲调来歌唱，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歌辞。你喜欢哪个曲子，你就自己给那个曲子作一首歌辞；他喜欢哪个曲子，他也可以作一首歌辞。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写歌辞。而这些个最早的歌辞呢，它们没有被印刷，没有被搜集整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一直到晚清时代，才从敦煌那个洞窟的墙壁里边发现了这些手抄的歌辞。那么在这之前所流传的最早的歌辞是什么呢？是晚唐五代的《花间集》。西方译为songs among the flowers——在花丛里唱的歌。《花间集》是什么时候编的？它是在五代的后蜀广政三年编订的。广政三年，是公元的940年，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发表的时间是1908年，这差不多相距有一千年之久了。因此我们要把《人间词话》做一个反思的回顾，就要知道自从《花间集》出现以后，直到王国维以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在王国维以前有没有人评论《花间集》啊，王国维的评论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等等。而且，在一千年之久的时间里，仅以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本身来说，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评
词来源于隋唐间的流行音乐，谁都可以写了歌词填进曲调里唱。
最初的那些个歌辞，本来是社会大众、贩夫走卒，什么人都可以写的。可是《花间集》里的歌辞就不是那些人写的，而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们创作的了。而且《花间集》的编订是有目的的，这在这本词集的序言里边说得很清楚，《花间集》的序言说：
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说是我们编订这些个歌辞，是为了使诗人文士饮酒聚会的时候，有美丽的歌辞给歌女们唱，有了这些歌辞，就不必再唱以前那些庸俗的粗浅的歌辞了。这本书里所编辑的，是诗客的曲子词。在诗人文士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可以亲自为燕乐的曲子填写歌辞，然后就给那些年轻美丽的歌女拿去演唱。即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以你们看，这就是最早的文人词，它们是诗人文士在歌酒筵席上给歌女写的歌辞。而在歌酒筵席上，你能够写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那当然不能，所以早期的文人词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整个《花间集》中五百首歌辞，大都是写美女跟爱情。
而有一件很微妙的事情，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对男女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对爱情、情欲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虽然也许他满心都是情欲，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道貌岸然，嘴巴上是不能够谈这些的。诗要言志，文要载道，诗文里边当然不方便谈爱情。那么现在，由于出现了歌辞这种体裁，它以美女爱情为主要抒写对象，所以士大夫们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内心中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都写出来了。而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词这种体裁的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了困惑，很多人认为，小词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辞，我现在非常后悔。可见他也不以为这些歌辞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从小就喜欢诗词，可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考哲学系不考文学系。他说：“我虽然喜欢诗词，但是我不学它。尤其词，词是小道，这东西都写美女和爱情，没有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后来做了我的博士生，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词学的，因为现在他忽然间觉悟改变了，他提出来说：“词是圣贤之学。”这又把词抬得太高了，词怎么从爱情歌曲的小道又变成圣贤之学了？他有点好为大言。
评
《花间集》是词开始文人化的结集成果。词起初是民间的“俗”文体，而文人通常写的是诗、文等“雅”文体。文人写词，要面对雅俗的焦虑：词的内容大都是男女情爱，士大夫在诗文里对这些内容闭口不言，却在词里书写情事，他们如何解释这样做的合理性？
但是词里面果然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心写什么圣贤的学问，你本来写的就是男女的爱情，可是，居然就有了圣贤的意思了！这就是其所以微妙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了一段话：
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你看，宋代人自己都看不起词。像陆放翁之类的，连苏东坡都算上，苏东坡把词放在他的集子的最后作为附录，他前面长篇大论的都是载道的文章和言志的诗篇，词是不放在正经的卷数里的。宋朝只有一个人专力写词，那就是我在两个礼拜前讲的辛稼轩。
……
王国维说得非常好，他说：“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因为宋人他们写在诗歌里边的不像写在词里边的真诚。在写诗的时候，诗要言志嘛，一定要端起一个架子来，一定要说得很好，要说得冠冕堂皇的。每当有一个政治上的大题目，或者社会上的大事件，你也写一首诗，他也写一首诗，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最底层的那种活动，是不肯暴露出来的。王国维说，宋人写在词里边的比写在诗里边的更真诚，为什么？就是因为词脱去了“言志” 的约束——我就是给歌女填一个歌辞，它不代表我的“志”嘛！
我屡次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山谷常常写美女跟爱情的歌辞，有一个学道的人法云秀跟黄山谷说：黄山谷先生啊，你多作点诗多么好呀，这词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你就不要写了。因为中国传统向来认为写这些东西是不正经的。可是黄山谷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空中语耳”。什么叫“空中语”？空中语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我写我跟一个美女有爱情，并不代表我黄山谷在现实中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写，不就是为了在歌酒筵席上饮酒作乐吗？
可是，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一心饮酒作乐，正是由于你不必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言志的话，所以你的内心松弛下来。你写美女跟爱情，虽然你不见得有美女跟爱情的真正的故事，但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那可是真实的啊！这正是词的第一个微妙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作者脱除了外在的约束跟限制，所以在词里反而常常能够把内心中最真诚的本色表现出来。
评
从宋人为自己作词的合理性的辩护讲起，点出词与诗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词不像诗文有“言志”“载道”的自我期许，所以作词时内心松弛，反而能表现出最真诚的本色。
可是，美女跟爱情，怎么会让后来的词学家看到了圣贤的意思呢？这是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更微妙的一种作用。谁看出来了？王国维他就看出来了，所以他说，宋人的诗不如词。
当然王国维没有说圣贤，王国维从来都不说词里边有圣贤。说圣贤的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喜欢夸大其词。但是，词里面确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的学生说它是圣贤，这太夸大了。王国维也体会到了那个东西，王国维都没有敢说是圣贤，王国维说词里面有一种“境界”。
可是呢，王国维的“境界”这两个字用得太模糊了。什么是境界，王国维自己说得不清楚。不但他没有把它说明白，而且他把它弄得非常混乱。这是王国维的缺点。王国维是忠实于他自己的，“苟思之得其真”——他确实体会到词里边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要用“境界”来说？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个东西，他是不得已，才用了“境界”两个字。
评
真诚作为词的核心内质，不仅让词形成了区别于诗的美感外形，更因其“真”而通于更宏大纯粹的东西。叶嘉莹先生的学生将词与宏大纯粹者的连通描述为“词是圣贤之学”，而王国维表述为词里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