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藏的红军邮票价值连城,但他不这么看
英语里,“历史”由两个词构成——“他的”和“故事”,但中国刚走过的百年历史,岂是简单怀旧的“他人故事”?建党百年的日子,记者走入一位收藏家的世界,丰富而珍贵的革命文献文物,把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光荣串联起来。对于这一点,收藏家的理解是:“过去,外国评论者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定义是'传说’,可后来不得不改口叫'传奇’。为什么?因为传说只存在于想象与过去,而传奇连接着事实和现在,而文献文物正是坚不可摧的牢固纽带。”
一
见到“镇宅之宝”
这位收藏家叫符春晓,打小喜欢集邮,后入职国营工厂,接着南下经济特区,闯荡香港,中年后散尽家财,收藏革命文献,如今无论藏品数量和珍稀度,他在圈内都颇有声望。
来到他位于广州的工作室,被藏品挤得近乎局促的空间让人有点手足无措。符春晓年过七旬,除必要的收集和办展,多数时间都投入整理工作:能捐的捐,能换的换,要配套的配套,并当场编号、登记造册。记者看到,符春晓的女儿把当天计划规整的藏品一一摆到桌面,由父亲逐一过目,按照年代、地区及历史关系归类。
符春晓收藏的红军邮票实物与新民晚报长征专刊形成独特的历史呼应
整理时,符春晓有些“如履薄冰”,眼睛几乎贴在文献表面,又努力避免身体触碰。“它们太脆弱了,当年纸张不好,难以保存,可它们承载的历史又那么厚重,来不得半点闪失。”不巧,符春晓想用镊子给一张红军邮票移个地方,不想劲大了,给票面留出夹痕,脸上顿时露出了自责。
符春晓最开心的是成气候的红军邮品收藏,以“独特、成套、成系列”闻名业界。“今年是建党百年,弘扬红色文化正逢其时,我觉得让藏品'活’起来,才真正有意义。”他表示,若不解答藏品所携带的历史密码,传递一种价值观,“至少在中国,收藏的意义就消减大半”。
符春晓收藏的1934年江西苏区《进军图》邮票小型张
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心,符春晓难得地拿出了“镇宅之宝”。“别看面值才三角钱,可存世不超十张”,他指着一枚仅有两个指甲盖大的邮票说,“它叫《进军图》,是江西中央苏区在1932年发行,距今快90年了”。画面中,红军战士列队行进,枪如林,人如潮,不可阻挡。“红军初创时,不少人存在单纯军事观点,不重视宣传,导致群众不了解党的性质宗旨。随着根据地巩固,党中央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而邮票就是很有效的手段。邮票具有画面语言,实用性又强,特定时候能当辅币用,群众乐于接受。”符春晓娓娓道来,像《进军图》就是著名的“扩红邮票”,有力配合了苏区的“扩大红军”运动,激发起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热情,“尤其到了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形势严峻,苏区邮政更推出《进军图》小型张,幅面增至10厘米宽、7.5厘米高,左右印有'苏区扩红成功万岁’'扩大铁的工农红军’标语,而下面是一行字'一九三四’,这都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符春晓收藏的江西苏区食盐运营通行证
珍稀度与《进军图》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份通行证,是苏区颁给盐商的。中央苏区不产盐,而敌人又实行严酷封锁,抓住与苏区通商的人就会枪毙,即使有个别盐商弄来卖,一方面价格昂贵,敌占区花一元钱买七斤盐,到苏区要卖一元三角一斤,另一方面,盐数量稀少,不能解决苏区军民需求。符春晓告诉记者,自己曾带着这份通行证重回苏区故地,挖掘到它背后那沉甸甸的故事——“为了不影响红军战斗力和农民劳动能力,哪怕颁证的后方机关人员,都拿厕所旁挖出的土去熬硝盐吃。这种硝盐非常苦,只略带咸味,勉强算是'调味品’。我在瑞金采访到一位老人,他亲眼看到苏区机关修厕所挖土时,毛泽东等首长都不怕脏,不嫌臭,一起参加挖土熬盐。即便出差时分到一小瓶盐,干部们也都会拿出来放进菜里,和大家一起食用。”
二
用“心”得到“珍品”
自古“巴蜀多奇士”,至少在收藏界,生于四川达县(今为达州)的符春晓被公认为一位奇人。受家庭影响,他很小爱上邮票,“常常不吃早饭,攒下钱去买邮局的盖销票,花花绿绿的,但只知道好看。”直到1966年的一次偶遇,他才发现方寸邮票间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县里来了个老红军、创建红三十三军的名将王维舟,带着他的警卫员。我认识警卫员,他告诉我,王维舟是喝过'洋墨水’的大才子,能写,能画,还能作诗,川陕苏区最早的邮票就是他设计的。”
土地革命中,涵盖达县的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半,但共产党人依然建立起新型工农政权,进行治国安邦的开创性尝试,为将来的新中国进行了有益的预演。“从带镰刀锤头标记的铜元,到刻于房屋牌坊上的'打倒军阀棒老二(方言指土匪)’等红色标语,都体现了为人民打江山的政党是不可能被刺刀所消灭的。”符春晓说,“只要你有心,收藏红色文献时必然会睹物生情,被这些不朽的人所打动。有一次,我以巨大代价寻获王维舟设计的邮票《红军战士图》,送回以他老人家命名的纪念馆,完成仪式后,我特意跑到刻着红军标语'赤化全川’的山底下,久久凝望,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符春晓小心翼翼地调取红军邮票与参考书对照
从红色故乡走来,符春晓在红色文献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不可否认,我的藏品,九成多是花钱买的,但最珍贵的藏品是买不来的,只有原来的主人觉得你懂得它的价值,在乎它的历史,才会放心地交给你。”
1996年,符春晓搜集到中央苏区的几个有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均指向江西水南镇的尊德堂。“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寄信者都是红军赫赫有名的指挥员,而为什么他们都给尊德堂去信?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符春晓连跑好几趟,“当年的尊德堂早已不在,就剩下半截砖墙和几根石柱,村民觉得我像个怪人,总在这个本地人都没注意的地方转悠啥呢?”有几个老人问起来,符春晓便拿出那几个信封,希望知道尊德堂曾住过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江西老表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很吃力,但终于弄清了这里竟是红军独立师师部,在优势敌军重重围困下坚持一年多。”符春晓记得,有个老人越说越激动,“硬是把我拉到家里,用颤巍巍的手将珍藏的早期红四军袖标赠给我,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想掏1000元现金酬谢,可他说,袖标交给你,是相信你会把它放在心里。”
三
承载史实更不凡
采访进行中,符春晓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拍卖行老板打来的,表示愿以高价收购闽西苏区的一套邮票,符春晓没有同意,“如果是为了钱去搞收藏,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他告诉记者,革命文献文物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收藏者或单纯史学家服务,而是为大众、社会和国家服务,“一个明智的收藏者应当是历史殿堂的看门人,是文化与历史的服务生,而不是垄断资源,公器私用”。
在符春晓眼中,过世的好友彭培进给自己做出了榜样,“他是南洋华侨,后来定居香港”,几十年海外生涯里,彭培进搜到很多价值不斐的邮票,他也随行就市,参与邮品流通,独独中国革命题材的邮品不在其列。这位身板厚实、能说流利普通话的老先生,把红色邮品的搜集与宣传看得比经济效益更重,“经过多年积累,他形成了风格,尤其1932年中央苏区发行的酱紫色邮票《地球图》在集邮界享有盛名。他和我亦师亦友,谈论红色文化之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今天最感自豪的是,共产党才真正让中国站起来,让外国人意识到这头'东方雄狮’不可辱、不可轻”。最后岁月里,彭培进把房子、存款及生肖猴票等珍贵邮品都留给家人,却专门把红色邮票转给符春晓,他只说了这样的话:“别让邮票躺在冷冷的私人展柜里,要让它们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定居香港的南洋华侨彭培进
“圈外人可能不大了解,世界集邮界是有竞争的,谁拥有反映重要史实的邮中孤品,谁就掌握话语权。”符春晓说,“很长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现代史的邮票大奖,屡屡被日本藏家古装昭夫、水原明窗夺得,特别是当他们拿出稀有的苏区邮票时,中国人感到了压力与责任”。国内外收藏界有个公论,那就是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出过一套三枚赤色邮票,“我尽了全力,也只找到其中两枚,就差一张八分的邮票,正是像彭培进这样的挚友,帮我凑齐了全套,在同外国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己的历史解释权”。
在符春晓看来,藏品价值不能光靠市场标价来决定,各种各样的实物和文献能从微观角度透视一个时代的轨迹,正所谓“看似寻常物,皆可入青史”。“一位博物馆馆长明确告诉我,价格高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珍品。”像明清官窑瓷器市场价都很高,却并不都是博物馆的“最爱”,如果某件普通物件蕴含一段记忆、涉及一位重要人物、或在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中露面,那就体现出一个稀缺性。符春晓提到这件事,一支解放军部队曾到四川南江抗洪抢险,解救出一位老太,阿婆总爱谈起当年的红军:“那时,红军条件很苦,红七十三师伤员就住我家,我给伤员煮纱布呀!包伤口呀⋯⋯”年轻的战士非常兴奋,红七十三师正是他们部队的前身,老人得知后,主动找出当年红军用过的油灯相赠,成为部队的传家宝。
四
中国进入“贵宾席”
不可否认,红色藏品正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这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成了许多人渴望解读的课题,连带的,红色文化已成为中国特有的“软实力”。
“我有个美国朋友,一直热衷搜集中国古董,可最近十年,她跳脱出来,专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文献文物,比如标语、年画及明信片。”符春晓好奇地发现,这位“中国瓷器迷”去江西旅游,主动绕开瓷都景德镇,徒步爬上井冈山黄洋界哨口,找寻当年“炮声隆”的遗迹,“谈及这段经历,她记住了那里平坦水泥路,舒适的农家楼,还有熟谙手机带货的年轻人,这些井冈山人没有忘记红色传统,他们把历史当成宝贵的财富”。回到美国后,这位藏家更加喜欢造型质朴却经历沧桑的老物件,她说:“我不想停留在品味'古老中国’,今天,最精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这些藏品传递了一种真理。”
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受赠邮票也有同款出现在符春晓的收藏里
无独有偶,符春晓曾旁听过在香港特区任教的法国学者莱曼的讲座,“长达几个世纪里,国际社会的'贵宾席’都被西方列强独占,好像它们天生是统治者。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阻挡地进入'贵宾席’,它告诉世界,这个红色国度能造就真正的人间奇迹”。前年,符春晓在香港举办苏区邮票展,很多外国人出于“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角度参观,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几个会讲中文的年轻“老外”开始超越藏品本身,谈论“中国奇迹”背后的精神支柱,“有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中国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当记者离开符春晓的工作室时,在其茶几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没有祭坛,就没有信仰,没有神圣的价值,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市场。”符春晓感慨地说,“几十年的收藏之后,我觉得自己活在真实的事业里”。
新民眼工作室
作者 | 吴健
编辑 | 顾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