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坝人的信念与力量（报告文学）
原创：霈岳
信念与力量（报告文学）——记河北省林业厅厅长李兴源
引子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杜竞一代表省委到林业厅郑重宣布：李兴源任河北省林业厅厅长党组副书记。
凡熟悉李兴源的人，对这个任命莫不真诚拥护。
“真诚”二字，在“十年动乱”造成的党风不正且还未得到根本好转的今天，显得犹为珍贵！
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省委决定考察选拔一位省林业厅副厅长，同意省林业厅提出的两个人选，并由林业厅党组负责考察。
林业厅党组决定由副厅长任璞和厅党组秘书人事处主任科员张霈岳进行这项工作。
大年初三，张霈岳赶到北京林学院任璞家，初四由河北省昌黎省果科所派来的吉普车到了昌黎，在两天里与果科所科室负责人座谈考察该所所长后，初六下午坐赛罕坝机械林场总场派来的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承德地区围场县的塞罕坝林场的纤维板厂，第二天就到了塞罕坝林场，住在总场的所谓的“招待所”里。吃过中午饭任璞同志与总场的领导交代了来这里的任务～“考察总场领导班子”。因为在坝上，一般都是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才上班的。我们的到来，总场只好另外找一名炊事员给我们做饭。那天下午天气阴沉的仿佛天地相接，晚饭后炊事员说可能要下大雪，把我和任副厅长的火炕烧得很热。到了天明，任璞同志推不开门了。好家伙，大雪封门!再加上风吹，大雪堆起一米多高！直到九点多，林场的人才把大雪清理到招待所。
由于塞罕坝林场下面还有几个分场，我们只好采取“先近后远”的方式，在总场办公室开始工作。
在这里不缺木柴，办公室里放了三个大火盆，温暖如春！
趁着晚饭前，我缩着脖子出了总场大门，放眼望去，雪皑皑野茫茫，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的景象!
到正月十四，土路上刚刚能够通车。几天里我们与40多位中层以上干部了解座谈，任璞同志认为任务差不多完成了，我用了两个晚上加班写出来“考察报告”，他基本同意。于是在正月十四下“坝”。“坝下”的雪小多了，早就化了，我们赶到承德坐火车回到北京。任璞夫人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组织部长，晚上她下厨炒了几个菜，任副厅长说，“这一次把霈岳熬坏了，大过年的每顿饭两个菜，不能喝酒。”夫人拿出一瓶“刘伶醉”，就着部长炒的菜三个人都喝了一点酒。第二天，我和任璞同志坐火车回到石家庄。
考察报告报上去不久，省委就开会研究干部问题。任璞同志汇报了考察情况，说根据林业厅党组意见，塞罕坝林场的李兴源同志担任林业厅副厅长比较合适。
这个时候省委书记高阳同志突然问“这个考察报告是谁写的?”我急忙站起来回答，“是我写的。”省委书记说，“你这么小年纪怎么思想不解放啊？李兴源干厅长行不行？”我不假思索的说，“您是省委书记，您说了算！”常委们都哈哈大笑，于是李兴源同志破格成为河北省林业厅厅长……
一九五五年，十八岁的李兴源以优良成绩考入东北林学院。他的理想信念是：学好知识报党恩，为绿化新中国贡献青春！
想不到的厄运降临。1957年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他只是在宿舍里“小鸣小放”了几句：“铁托有独立见解”，“xx屯本来是我国领土，被老大哥抢去了”的话，年轻轻的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打入另册。于是在他的命运的长河里，险滩暗礁狂风恶浪时不时的扑面而来。
李兴源本应在59年毕业，但在毕业前夕被发配到学院的实验林场去“劳动改造。”一直到61年因为“表现突出”才得以返校插班学习，62年10月才得以毕业。毕业证刚刚发到手，他就报名去刚刚被林业部批准建立的条件非常艰苦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工作。
“塞罕坝”在蒙语里是“美丽的高岭。”历史上塞罕坝是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集的天然名苑，称作“千里松林”。1681年康熙大帝巡幸塞外，在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游牧之地大为欣赏，以“敬献牧场，肇开灵圃，岁行称狝”的名义设置了“木兰围场”，借四季狩猎之名而锤练八旗战斗力之实，与承德“避暑山庄”成为皇家乐园。随着清王朝吏治腐败，内忧外患，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开围放垦，”导致森林植被被破坏，后又遭日寇的掠夺采伐和连年山火，到解放初期“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名存实亡，当年的“山川秀美林壑幽深”的太古圣境和“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涯”的壮观景象荡然无存不复存在，代之以荒漠沙丘，成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林业部要在这里恢复昔日的景象，李兴源和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364名建设者们迎着滚滚寒流，在白雪皑皑的赛罕坝荒原上吹响了“向荒山要树还我森林”的战斗号角，拉开了艰苦创业的序幕!
按照规定，本科毕业生分配工作后应该去做技术工作。但是因为他的“问题”，到营林区当了一名“营林员”，到苗圃当育苗工。
两年里他和工人们“渴饮河沟水，饥吃黑莜面”，一锹一锹挖坑，一锹一锹填土，一桶一桶浇水，种下6400亩落叶松，可成活率不到8％!
难道说这里曾经的“千里松林”是传说？两年栽树不见树使得人们产生了怀疑：满目荒凉的沙丘里，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人都难以生存，松树还能生长吗？
早在1961年10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琨此时正好在承德地区考察。他听说了这些议论，就决定到塞罕坝实地调查。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刘琨带领考察人员骑马在塞罕坝范围内寻觅了三天，终于在“亮兵台”和“石庙子”的石崖底下发现了落叶松的残根。后来又在塞罕坝东北部的“北曼甸”发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落叶松!李兴源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李兴源决心要在塞罕坝培育出适合生长的苗子来！
他对比了落叶松和樟子松的生长特点：落叶松对水分要求高，最适宜在湿润排水通气好，土壤深厚的条件下生长。而樟子松适应性强，旱生，不苛求土壤水分。在养分贫瘠的风沙土上及土层很薄的山地石砾土上生长，主根一般深1～2米，最深处可达4米以下，能充分吸收水分……
但是必须要把外地的樟子松种子育出适应塞罕坝栽种的苗子谈何容易！他根据本地的气候和立地条件，发明了“雪藏种子育苗法”，北风呼号地冻严寒里，他在苗圃旁边挖了一个“地窝子”，渴了吞一把雪，饿了化开雪水煮小麦粒，精心地呵护着苗圃。当看到绿油油的苗子萌芽从地里钻出来，成功的喜悦难以言表，趴在那里观察的他顾不得“扫地风”把雪花灌进他的袖口里脖子里裤腿里，仿佛看到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的樟子松挺立着。
樟子松在塞罕坝上落地生根了。
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在“大唤起”分场开创了三季造林的先例，所在的营林区成了红旗单位。虽然他所在的40号苗圃在分场各方面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他在，40号苗圃评不上“红旗”。评“五好职工”，他被评为“四好”，“政治这一好，俺们群众心里评他。”大伙这样说。文革中“大唤起分场挨折腾最苦的是他”。“我真的不在乎这些，只要让我干活就行！”李兴源说。
“右派”，时时刻刻笼罩在李兴源的头上。但是他不惧重压，“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更没有在任何材料上签字画押。”机械林场的同志们说“他从不承认错了的成了对的，从不违心办事。”
李兴源说，“只要让我干林业，让我实现绿化塞罕坝的理想，什么帽子都可以戴!”
李兴源正是在这种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一以贯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难道还不如封建王朝时代?看着吧，塞罕坝一定比过去更好更美!”就连那位对李兴源动不动就念“紧箍咒”的当时的大唤起分场的书记也感叹不已：“干事业还得靠李兴源这样的人!”
二十年的逆境，他逆水行舟。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从未对党失去信心，因此从未灰心。”“我从未对党有怨言。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我们这个大党，领导这么个大国，出点瑕疵纰漏算得了啥?”可是有人不理解：“哎呀，这点瑕疵纰漏非同小可啊!你不是深受其害吗？”李兴源回答：“我坚信党会发觉的，会纠正的。瑕不掩瑜这话，对我们党最合适了!”
多么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真诚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同李兴源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宋致合说，“别看我入党多年，但从思想工作等各个方面和他相比，我自愧不如……”
他在营林区当营林员，“苦累不怕，身体虽弱却韧劲十足。”在40号苗圃，他“泥一把水一把，和家属们一起干，看不出他是大学生。”他“放下饭碗就干活。文革中拉牛车，割柴草，搞采伐，照样起劲干。”有戴红袖章的站在一边监督他劳动，让他从沟底往山上挑水浇树，来回一里多，他一声不吭，一天挑五六十担。监督者说，“李兴源表现还可以。”他说，“那什么玩意儿（这是他的口头语），我是浇树浇林子，为了小树长大，不存在什么表现!”
虽然直到1970年才让他第一次探家，1971年才得到“解放”。造反派对他的“劲头”看不惯不理解，他说“那什么玩意儿，你们不是闹革命嘛，不会养起我来。干完活你们还可以再让我撅着嘛!”群众风趣幽默的介绍，在造反派那里体现着“抓革命”，在李兴源那里体现着“促生产”。
刚刚来林场的时候他不能享受本科大学生的待遇，但是他却认为“无形中给了他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机会，给了他在第一线工作实践中把学到的基础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结合的机会。”实际上象他这样的“身份”，想干成一点事的阻力是多么不容易!
塞罕坝林场建场初期，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原因，所需苗木只好从远地调来。由于在长途运输中苗木严重脱水，又“水土不服”，“62年造林所剩无几，63年造林不见林。机械造林不行，人工造林不行，坝上造林不行，坝下也不成。”创业者们焦急万分，“再苦再累，林子长起来值得。可这算啥吔!”苗木问题成为头等大事！
李兴源到40号苗圃后，进行了落叶松种子处理和育苗试验，实验成功“种子雪藏”和“全光育苗。”在成功的基础上加强技术管理，当年亩产苗量达到八九万株，后来达到二万株，并且进一步降低了育苗成本。他又试验成功“苗木当年上山，”创造了8公分以上苗木就可上山造林的先例。他又从东北引种了樟子松，水曲柳等树种。这一来扭转了塞罕坝林场的被动局面，大大加快了造林步伐，成活率也大大提高。为了普及育苗技术，他撰写了《育苗规程》
《苗圃细则》，大大推动了林场苗木生产的进程。
大唤起分场以前只能在春秋两季造林，他又搞成功了雨季造林，使塞罕坝林场“三季造林”得以实现！
二十年以后，塞罕坝林场从“人迹罕至满目荒凉”到一百万亩郁郁葱葱“北方明珠”，成为“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了北京的环境气候和水源。李兴源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总场技术副场长总工程师张启恩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支持和鼓励李兴源的工作。另一方面，张启恩在塞罕坝勘察摔断了腿，让人抬着在现场指挥造林，也给了李兴源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李兴源“慢慢地”担任了营林区主任，苗圃主任。一直到73年才当上技术员，享受了本科大学生应该享受的待遇。78年底担任了大唤起分场技术副场长，81年7月担任总场副场长，副总工程师。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艺不压人”，现在叫“知识贮存”。“蓄之愈久其发必速”。李兴源基础理论扎实，加上他手不离卷，又善于调查研究，善于积累资料，知识面广，再加之他是从最基层慢慢地上来的，因此，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谁也甭想瞒过他去。”任璞同志认为，“外行变内行，得付出多大的劳动和努力！对机械方面，我们只能听汇报，对问题束手无策。李兴源有深厚的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化学的底子，听听情况了解一下设备功能就可以说到点子上，就能解决。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央提出选拔四化干部是多么必要!”
去年总场开计划会议，审批“三项作业”。生产科把计划报给他但没有过关。他逐字逐句修改，拿出了一套完整可行的计划报告。与会人员说，“开了三天计划会，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在我们考察他的时候，他的同学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几十位来塞罕坝的同学，在技术，知识，业务和吃苦耐劳等方面，数李兴源拔尖。”
执着的追求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使他无论身处逆境还是身处顺境，“总有一股子锐气!”
当施工员，看到场里不合理采伐，他顶了，“把这点天然林砍光，人工林接不上，还谈什么永续利用！”在苗圃，领导让他们种菜，他顶了，“苗木这么缺，苗圃就是苗圃不是菜园子！”73年大梨树沟营林区搞幼林抚育，他刚刚担任了技术员去检查验收，凡不合规程的从头再来！有人劝他，“现今的事儿，你还是少说少管吧。”他说什么?“那什么玩意儿，大不了把我的技术员撸了，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咱学不来更干不了!”劝他的人忽然想起来，在文革时期，他被“专着政”，被监督劳动，不是照样管那些不按操作规程砍伐的人吗？
塞罕坝林场地处河北内蒙交界，北边与内蒙的乌兰布统等大草原接壤。离坝下围场县还有100多里地。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和封闭的环境，几十年来林场内部亲家连亲家亲戚连亲戚，盘根错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尤其是在春节以后，刮起了“逢年过节，请头头吃喝”的风。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头头们难以与自己的家小吃顿团圆饭。到这家吃不到那家吃就有厚此薄彼的嫌疑！职工们为了这顿饭互相“摽”上了，比着谁家有好酒有好菜。为此职工们平时省吃俭用，就为了在“这一桌”表示一下。实际上领导和职工都“苦不堪言”！
去年春节前，李兴源在常委会上郑重其事的提出：从总场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各级领导一律不得吃请，违反者通报批评!决议通过后发到各个分场单位，一下子煞住了这股吃喝风，风清气正了。干部职工们说，好像又回到建场初期了：那个时候尽管条件环境十分艰苦，但是为了开发坝上，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有福同享有苦同尝。干部职工一起挤在窝棚里，“干打垒”内。为了给职工挡风雨避寒霜，干部们都争着睡在门口，上下级关系多么融洽啊！
（李兴源坝上全家福）
李兴源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无权不得势的时候，埋头苦干实干为塞罕坝林场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维护着党的尊严。“有权有势”了，凡是“老大难”问题他都义不容辞的冲上前去！担任总场领导后，他向人浮于事开刀，“我们林场现在初具规模，但是离目标要求还很远。”“现在直接在第一线工作的人不多，干活的人不多，都拥挤在大大小小的机关里。所以一线上的人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没有了我们建场时的敢打硬拼的劲头。”“我们塞罕坝林场还要发展，不能满足于现状，吃老本。”他说“想改革，可阻力很大。”“我们离党的要求上级的要求差的很远，还是要发扬建场时候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以营林创造价值为主，坚决改变生产投资只占总投资五分之一的状况，坚决改变一年管理费用就耗掉40多万元的状况，把钱用到造林营林上!”
他主持制订了新的发展规划，层层分解任务签订责任状，掀起了又一轮造林营林热潮!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倍，”李兴源说。“最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可是人却变得有些懒惰了，躺功劳簿上止足了。新的困难是不少，可是你如果骑马跑一圈，从栽下去的第一棵树那里看看，就会增添无穷的力量!看看这20多年长起来的100多万亩林子，想想走过来的路，再大的困难不是已经都克服了嘛!二十多年，塞罕坝已经改变了气候，改变了土壤，改变了条件，应该是发展更好更快呀!再过二十年，塞罕坝会是什么样子啊！”
1983年10月26日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