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平原、晓虹印象

朋友中可称著作等身的,唯有老钱(理群)。其次即陈平原。

与小我九岁的平原一见如故,在我的经验里也属仅有。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年龄差足以使对方以晚辈至少“学弟”自居。台湾地区朋友的信札有一“晚”字,我开玩笑地说,看看人家,你们“晚”都不“晚”。平原不故作谦抑。我将这看作他的长处。别人或许不这样认为。

那次是平原来北京读博。事后知道,他也到过文学所。只是以他对人事的大而化之,对某人说见过某某,对某某说见过某人,却不知某某与某人素“不相能”。结果可想而知。

我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找在那里借住的平原,和他绕未名湖走了几圈,免不了倚老卖老地有所“教诲”,平原却直率地批评了我的文章。说了什么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毫不见外,像认识已久。

王富仁来京读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推说自己“不知道博士什么样”。这回又竭力为平原游说;王先生读了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的论文,竟痛快地答应了。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师弟。

那时的平原还是青年学子。北大校园中既流行迪斯科,又有学交谊舞的场所。据说平原短暂地学过交谊舞。那期间应已与夏晓虹交往,晓虹不太可能参与其事的吧。他们的婚礼是在晓虹的宿舍举办的,由黄子平的夫人玫珊一手操持,简朴却不简陋。我们这几个玫珊的同学、富仁和子平的研究生同学季红真参加。气氛松弛,就不免放肆。那晚我随意提到了鲁迅关于婚礼是性交的广告的说法,让季红真大为惊诧,过后一再提起。

王先生门下,平原是较少被先生训诫的一个。我和老钱都领教过王先生的严厉。凌宇关于沈从文的硕士论文答辩,据说师徒间犹如战场上的攻防,火药味十足。师弟中有畏先生如虎者,据说在王先生家,只敢将半边屁股搁在沙发上。对平原的客气,或因王先生骨子里对旧学的看重,也应因平原自己神情姿态的坦然。得之于学术史的陶染,平原较我重师门、传承,却未必有志于“学派”。我则惯于单打独斗;与同门交谊的深浅,只基于情缘,与师门不大相干。

对于老钱、平原,北大的确是适于他们的舞台。在北大,在香港中文大学,我都亲见平原课堂的活跃,平原与学生间互动的自在。教书对于二位,显然不是苦役,甚至不止于一种“工作”。他们享受教学,乐于也善于与学生沟通。晓虹的课堂,氛围想必不同:亦如其人,节调平淡徐缓,别有一番风味吧。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平原、晓虹与研究生的聚餐。大家各自由食堂打了饭来,围坐一处,边吃边聊,气氛轻松,师生间无拘无束。平原有古代书院研究。对于处理与门下的关系,想必自有心得。不便想象老钱、平原如当年未能留在北大会怎样。想来老钱没有了北大的庇护,会多一点坎坷;平原则少了这方舞台,难以施展其长才。

有一个时期,在公共场合,不熟识的人会将我和晓虹弄混。几十年间,晓虹几无变化,而我已老得一塌糊涂,这种事不再会发生。晓虹给人飘逸之感,安詳由性情中来,我则偶或不免锋芒毕露。听说晓虹“老插”(指插队知青)年代有好酒量,有关传说或不免夸张。你难以想象其豪饮的样子—或许生当另一时代是女中豪杰也未可知。平原不能饮,王瑶先生对此略感失望。大约在王先生看来,文人不必都是酒徒,仍以善饮才够风雅。但平原好美食,善品茶,亦一种文人风采。潮州人的味蕾确与他处不同。平原飨客,每到我们不知的所在,吃的既是菜品,也是情调。后一次香港行,平原、张健带我到西贡临海的排档,让绝无“吃货”资质的我,初次领略了海鲜之为美味。至于每有饭局,必与得后争相买单,则出于随时为别人着想的细心。

因有家学,且出身京城的名校(景山学校),使用学校自编教材,晓虹较我更有古文功底。我最怕看现代文夹杂似通非通的文言。晓虹的文字绝无此病,文白兼用而无妨畅达;也如其人,笔墨间有一种不易捕捉的温暖的气息。我对文字一向挑剔。平原秉性厚道,笔有藏锋,不像老钱的直白无余蕴。看他近年来写钱谷融先生的文字即可知。晓虹的文字似乎更得好评。文风也者,系于学养也基于性情,正不必苛求。

平原不自诩“公知”,更无论“战士”;选题也不有意踩线,却仍然会触犯禁忌。这在平原,可能“非所计也”,不过犯了学人凡事“较真”的病。无奈“事实”“真相”并不总是人们希望面对的。平原曾写过“学者的人间情怀”,多少招致了点儿物议,似乎“人间情怀”意味着不准备有更大担当。实则平原并不藏身在学术的铠甲后。对于他确有洞见的时弊,针砭不遗余力。即如他的大学论述。对时政即使不随时点评,却有属于正常人的反应。在我看来,知识界中,有人失去了的,正是“正常人”的反应。至于友朋间差异显然,却尊重各自的选择,不苛责于人,也是我所认可的交友之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于王先生及其门弟子,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幸有朋友相拥取暖。由日本学者出资创办了《学人》集刊,平原是三位编辑之一。三人间想必有旨趣的不同。该刊物组织的关于学术史的讨论,我猜想应当是平原的主意。平原这一时期对学术史视野、学术规范的强调,构成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影响不便低估。对于这种努力,即友朋间也反应不一。直至富仁辞世,老钱写纪念文章,还用了鲁迅《华盖集题记》“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那段话,我以为引用不当。那种姿态,鲁迅本人也不曾有。写《中国小说史略》,惜墨如金,尚被指为抄袭—亦学术史一大公案。

我已一再说到,我的转向明清之际,听从了平原、晓虹的建议。依兴趣,我本来更钟情宋代:开封既是故乡也是我童年的城市。但以我的条件,选择明清之际显然更明智。这一点事后也得到了证明。一旦这项考察启动,即不曾回头;将二十多年的岁月消耗于此,不但不悔,且心怀感激。明清之际学术积累深厚,我自不敢再像面对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率尔操觚,对于“学术史”和“规范”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体会。过后回望,庆幸自己没有错失这一次补课和重新学习的机会。

那时学术转型曾被视为妥协的姿态。当时就有思想/学术贬值、升值之论,暗含的,不过以学术为“象牙塔”、对于现实的“逋逃薮”的传统偏见。这种意见,至今仍为某种圈子持有。我的转向明清之际,也被由这一方面解读。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被要求解释。我只能说,我早有转入其他领域的意向。其实解释本无必要。别人怎么看,跟自己有何干系。

这已是前尘往事。不过二三十年,跨界即成新的时尚,亦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个人选择从来就有,永远会有。尊重他人的选择,本应当是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我们这里,“知识社群”早已撕裂,还有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吗?知识界、文化界普遍水准的下降与缺乏共识,无不是“学术共同体”难以维系的征兆。

平原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涉猎既广,兴趣时有转移。每涉足一领域,即有著述。对学术史的熟稔,想必对他的选择构成了压力:不自满假,尺度过苛。在我看来,较之嚣张跋扈、予智予雄者,这种对学术的敬畏更可贵。戒慎恐惧,不应当只是应世的态度,也应当是治学态度。尽管平原给人的印象,是自信满满,我却相信他随时有得之于自省的清醒。

月旦人物,品藻文章,本是文人分内事。这种文化似乎流失已久。见诸报章的评论文字更像是高级广告。衡文而能服众的人物已然稀有。有句圈子中流传的话,我已引用过,即,学术文字,老钱说好的,不一定好;平原说好的,一定好。平原品鉴的眼光,自与他的眼界有关。平原学术史的宽广视野,“大学术”的眼界,专业圈(中国现代文学)内罕有其比。因视野而方法,大有益于年轻学人的造就。平原门下人才济济,赖有培养得法,也得力于王风的鼎力相助。王风以其亲和力与学术经验,因材施教,与平原一起,鼓励了才具互异的年轻学人,将各自所长作极致的发挥。几十年来,学术风气几经变换,我们已渐成古人。平原因其所处的位置,始终保持着与一批批年轻学人及当代学术的联系。

平原的行政能力也在知人善任。不像我,一点小事,也必一手包揽。较为大型的学术会议,平原及其门下,总能组织、操办得井井有条。往往还有“余兴”,让严肃的活动热闹地落幕。这种时候我也会配合。记得那年与日本三十年代研究会学术交流,会后的酒宴上晓虹和我与日本学者合唱了《国际歌》,我又另邀远东对唱《夫妻识字》。平原或不善歌,晓虹却有一副中低音的嗓子。分处两地时平原手中有晓虹唱歌的录音。持续的操勞总会有代价。只是平原看起来从容裕如,他人于此不觉罢了。

我虽不以为然于传统的师弟子关系,自己处“师门”,仍然遵循了“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王先生门下各尽了一份弟子的责任,其中老钱为王先生付出最多;具体琐碎的事务,却例由平原承担。他也从不推脱。能者多劳,我们乐得坐享其成。我自己缺乏行动能力,包括行政能力,羡慕那些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者。我借用别人的说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其实半是解嘲。近代史上就大有反证。二三知己中,能应对繁剧的,唯有平原。书生能谈兵论剑不难,难的是确能上马杀敌,下马草檄。总以为以平原的能任事,这一方面应有未尽之才。他的不能以“事功”名世,亦所谓“时也命也”。

平原极少臧否人物,即有褒贬也绝不刻薄。我自愧不能。虽办事缜密周到,城府却不深。其招物议处,也因率性,或有潮汕人的脾气;本可委婉的话,会冲口而出,再经辗转传播、附会,难免招致误解。别人记恨,他未见得知晓。在这个机阱处处的社会,不设防未必不也是长处。我听到过与平原有关的非议。不能理解的,是那种刻意的贬抑,刻意贬抑、排斥中包含的恶意。何以如此?何以至此?何不将这种心思用在更值得用的事情上?好在平原有强大的自信,也如老钱,不大容易为人言所伤—或有伤害而不为我所知。学界乃一大名利场,亦是非之地,顾忌太多,无益也无用,不如随它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三个月,赖平原推荐。此外更有不动声色的体贴。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校庆期间老同学在香山,平原坐在我的房间里,相对无语。这样的交流已不必借诸语言。交游广阔,却不曾冷落了老友。为朋友谋,竭忠尽智;更为我虑及长远,预作安排,令我感激莫名。我曾在怀念中岛碧先生的文章中写到过平原是好旅伴,周到细心而又能适度。你享受了他的照顾却不必有负担。这方面把控分寸,也是一种教养与能力吧。那次我和平原、中岛先生一同乘车一日一夜,要有平原这样的旅伴才不致难挨。

我对平原的姿态不无腹诽,对他的议论也不都赞同,即如“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那本是他一篇旧文的题目,发到了微信朋友圈,我当即表达了异议,说即使再活一世,我也会读鲁迅的书,却不会走胡适的路。平原不以为忤。平原对我的支持却是无条件的。最后一本书出版前,他即说要赴港参加该书的发布会,尽管并未读过书稿,只是基于对我的信任。二○一五年春骨折,得后不在家,在床上困了一天,不敢打电话给平原,怕的是他会当即做出安排。二○一九年夏得后发病,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平原,却推谢了他派学生来护理的建议。我知道遇到难题,最有可能得到的帮助来自平原,因此更自我约束,不愿轻易开口,是平原未必想到的。

也如我,虽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却谈不上“家学”,不过在荒芜的年代有条件读书而已。我插过两年队,教了六七年中学,平原则做过“民办教师”(亦作“赤脚老师”)。这类名目,年轻人已渐不知其为何物了。他本科、硕士就读于中山大学。那所学校我曾去过,是在夜间,只见校园中树影幢幢。穿过校园,是珠江。江边有消闲的学生。平原对母校,似乎一往情深,无论中大、北大。前不久将大批藏书捐给了潮州的韩山师院。我不大有这种情结。由一个曾经的落脚处走开,不大回头。偶尔“怀旧”,更像是做文章,并不那么刻骨铭心。在这意义上,更是旅人,过客。情之至者,一往而深。我自以为少了一点“至”与“深”。

第一次去看平原、晓虹圆明园小区的新居,当时以为的“豪宅”,在出租车上开玩笑,说下次再去,就是跟着农民起义军了。司机凑趣,随口附和说我也去。第二次去,已是多年之后,小区已然破败,看不出当年欧式建筑的风采。因平原晓虹的疏于打理,杂物堆积,室内也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看两人被满屋子的书所困,相信房子大小新旧都无关乎生活质量。

二○一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平原任组织者之一的学术会议,临行前一晚送我回宾馆,张健在车上嘱我劝平原将关系转来香港中文大学。看过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临时住所,看他在课堂上与学生间的互动,我也倾向于支持这种意见,以为在为北大贡献了几十年之后,到一个草木葱茏且人事环境相对单纯的地方,未尝不可。后因种种考量,平原放弃了这一机会。

平原、晓虹惯于行旅,处处屐痕。每年元旦的贺卡,是当年旅中留影。在这一点上,应无遗憾。平原是好旅伴,晓虹更是。与他们同行,你身心松弛。你本来就不愿撑着,装着。区别在于,与“外人”一起,不免会留意对方的反应;与平原晓虹,即免去了这种旁顾。对于我,朋友就是在一起而不必随时意识到对方的那个人。晓虹的随性恬淡,玫珊见事通透而不失纯真,所见女子中,都极为难得。

旧雨凋零。送别了富仁,平原又患病。生命是这样的易碎品。那年中秋节,与得后去看望平原,听其病友说院方已交代不放人探视,以免交叉感染,只在病房外的接待区向晓虹了解了情况。这种关头,晓虹的柔韧尤其令人感动。尽管辛苦焦虑,看起来依旧云淡风轻。这种平淡包含了优雅与自尊,如上文所说,出诸性情,与“道家”未必有多少关系。平原本不是我这样的书斋动物,大病初愈,并不就放下,调慢节奏,或索性给自己放一个长假。邀约仍多。他也精力弥满,活跃依旧。

我经历的二○一七年像是凶年,随时感到自己的世界在土崩瓦解,一片片碎裂,脱落。那时尚不能预见接下来的二○一八、二○一九、二○二○年。此后的事更不能预知。只能希望“渡尽劫波”,挚友仍在。到那时看晓虹豪饮,听平原的谠论,不亦快哉!

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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