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明朝真的没有沈万三吗？

顾诚先生断言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没有说服力的。
早已大红大紫的古镇周庄，游客都耳熟能详，对“沈厅”和沈万三，恐怕也不陌生。“沈厅”是沈氏后人在乾隆年间建造的，大厅里有沈万三事迹简介。这个江南巨富，在明朝初年出资修建南京城墙，以及许多公共建筑物，甚至还想出资犒劳军队，引来朱元璋暴怒，差点掉了脑袋，幸亏马皇后说情，才改为流放。富可敌国者的政治风险，大概是游客都会有的感想，也让周庄镇多了一点历史话题。
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往往要煞风景。已故明史专家顾诚，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论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所得到的结论，与先前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按照顾先生的说法，既然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已经死去，那么洪武年间与朱元璋的纠葛，统统属于子虚乌有，“沈厅”关于他的事迹简介，似乎要重写了。
事情真的如此吗？顾先生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却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必须逾越《明史》的两道关口。
其一是《明史·后妃传》中的一段话：“吴兴富民沈秀（引者按：即“沈万三秀”的略称）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之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倘若沈万三在洪武元年以前已经死去，修建南京城墙及犒军之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难道是《明史》胡编乱造？其实《明史》所说是有依据的。晚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写道：“南都沈万三秀者甚富，今会同馆（按：礼部设在南京接待朝贡使节的宾馆）是其故宅，后湖（按：玄武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乃其所筑。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对曰：'每一军犒金一两。’上不许，由此遂欲杀之。太后苦谏，得流云南。”明末遗民张岱的《石匮书》也有类似记载：“吴兴民沈万三，家甚富，有盆曰聚宝，能益财，为帝造都城三之一，又为帝犒军。帝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曰：'妾闻法也者，所以诛不法也，非所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烦！’上释万三，流之滇南，瘗其盆城下，名门曰聚宝。”看来《明史·后妃传》直接援引《石匮书·皇后本纪》的这段话，而删去与“聚宝盆”相关的文字。不过南京的城门之中确实有一个叫做聚宝门，但未必因为掩埋沈万三“聚宝盆”而得名。
其二是《明史·佞幸传》中的一段话：“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资尚富，其子文度匍伏见（纪）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倘若沈万三死于元末，为什么洪武年间会有抄家（即籍没）之祸呢？这也是需要解释的。《明史》的这条资料其实也有依据。王世贞《国朝丛记》的“纪纲罪状”条写道：“吴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漏资尚富，而文度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纪）纲舍人，匍伏见白，金黄金百两，白金千两，龙文被一床，龙角一株，奇宝十具异缯绮四十匹，愿的从贽御，列为外府外厩……”清初史家万斯同私人编撰的《明史》（也称《明史稿》），在“佞幸传”中，也引用了王世贞的文字，写道：“吴中故大豪沈万三富敌国，洪武时已论死籍没，所漏资尚富……”看来王世贞、万斯同都相信，朱元璋籍没沈万三家产是确有其事的。
顾先生认定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已去世”，主要的证据是，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中的一段话：“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所谓“张士诚据吴时”，是指元末群雄蜂起，张士诚割据苏州一带的时候，据此断定，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已去世。但是，沈万三是一个传奇人物，有关他的传闻，大多互相矛盾，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只是众多传闻中的一个说法。即使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一节，也有不同说法。就在“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这条史料后面，该书的编者引用了另外两条史料，一条是《明史·后妃传》所说：“洪武时，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云云（见上文）。另一条是引用明人王世贞《国朝丛记》中的一段话：“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朱元璋）籍没其家，所漏资尚富”云云（见上文）。
王世贞是晚明文坛大家，他的《弇州史料》是研究明史的资料宝库，《国朝丛记》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不仅《明史·佞幸传》引用这一段话，乾隆《吴江县志》也引用了，可见该书编者并不轻信沈万三死于元末的说法。《吴江县志》编者在引用此条史料之后，特别加了一个按语，表明对此事的看法——“按：此条乃当时奏纪纲罪状，语最确实，《明史·佞幸传》亦采之。夫万三既籍没，而文度所进纪纲尚如此，则其富真不资矣。但莫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其事互异，未知孰是？”在记录沈万三的几条“旧事”时，表示对互相抵牾的说法存疑——“未知孰是”？但从语气上揣摩，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而不相信“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有鉴于此，顾先生引用上述证据，证明沈万三死于张士诚据吴时，便有点飘忽了。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弟沈贵，字仲华，因为兄长叫做万三，人们称他为万四。兄弟二人随父亲沈祐，从湖州南浔镇迁来苏州周庄镇。要了解沈万三的事迹，周庄当地人的记载，更有说服力。乾隆十八年编纂、嘉庆十四年增补的《贞丰拟乘》，实际上是一部周庄镇志，其中不少资料，证实沈万三并未死于元末。
该书的“杂录”写道：“洪武中，万三上疏，愿助筑都城，又请犒军。帝怒，欲诛之，马皇后谏曰：'彼虽富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疑而杀之？’遂得免。（帝）诏万三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不但提及修建南京城与犒军等事，还说到朱元璋命他建造多处公共建筑，言之凿凿。接下来，还提到他宴请礼部侍郎莫礼的情节：“洪武二十三年，权幸莫礼过访。万三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缂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桌，每桌置羊脂玉二枚，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筋行酒。用白玛瑙盘，盘有斑纹，乃紫葡萄一本，五猿采之，名五猿争果盏……”描摹他巴结权臣，活灵活现，如同亲眼目睹一般。在这一段文字之后，有这样的编者按：“万三富至此，不自韬晦，上交天子，下结权臣，宜其取祸也。”倘若沈万三死于元末，何来这样的感叹！
该书的“人物”，写到周庄人徐民望与沈万三的关系：“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庄。明洪武初，沈万三因事被逮，多所株连，人情汹惧，谓欲尽诛贞丰（按：周庄别名贞丰里）居者。南溪奋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铁钺，叩阍哀请。太祖嘉其志，温旨慰劳，赐玺书五字云：'尔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为粮长。”这条信息，引自《徐氏家乘》，并非道听途说之词，它所说的“明洪武初，沈万三因事被逮”，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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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传
作者：陈梧桐
京东
洪武年间的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反映了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而朱元璋与沈万三的纠葛，则反映了皇权与富可敌国者的矛盾。弘治《吴江志》卷七“居第”写道：“万三，长洲人，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跨于各邑，故吴江有是宅也。洪武末年，坐蓝党（引者按：蓝党指蓝玉党案），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今六世孙洪，字雄仲，仍居旧址，工书法，士林重之。”
沈家卷入蓝玉党案，是不争的事实。事情是由沈万三的赘婿顾学文引起的。吴江县同里镇陈某在朝廷为官，其子呆憨，娶妻梁氏国色天香，且知书善吟。家住周庄镇的顾学文仰慕梁氏，经常利用粮长押送税粮之机，乘船来往同里，停泊在陈家河下，或者挟声妓豪饮，或者乘凉放歌，勾引梁氏。后来通过“卖婆”牵线，送珍贵首饰，互相诗歌酬答。陈某发觉后，意欲告官，又恐辱及门户，且不足以致其死，等待时机报复。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案发，陈某诬告顾学文为“蓝党”，形成大狱，株连顾、沈两家，以及当地大族。弘治《吴江志》写道：“洪武二十六年春，适凉国公蓝（玉）坐事在拿，序班（陈某）从旁面奏：'臣本县二十九都正粮长顾学文，出备钱粮，通蓝（玉）谋逆。昨听宣谕，不出城，见在勾栏某娼家宿歇。诏捕之，果于娼家获焉。连及其父常，弟学礼、学敬。妻族沈旺（沈文度）、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戴、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顾（学文）又指其仇殷子玉等七十二家。其七十二家之中，又各自互相扳指莫阿定、莫寔、张寿、侍郎莫礼、员外郎张瑾、主事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由此党祸大起，蔓延天下，俱受极刑，至（洪武）三十一年方息。梁（氏）亦被父逼令缢死。”
顾学文之狱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是有案可查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洪武十三年处死左丞相胡惟庸，怀疑“满朝都是胡党”，蔓延株连，十年之中处死三万多人，并且用《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众。此后为了解决将权与皇权的矛盾，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唆使锦衣卫头目控告大将军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蓝玉后，罗织了一个庞大的“蓝党”，受诬陷至死的有一万五千人，他还特地颁布了《逆臣录》，以正视听。
《逆臣录》第五卷收录了顾学文的“供状”，这份“供状”半文半白，似通非通，读起来很吃力，意思还是很明白的——顾学文参与了蓝玉的“谋反”阴谋：“因见凉国公总兵多有权势，不合要得投托门下。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央本官门馆先生王行引领，前到凉国公宅内，拜见蓝大帅之后，时常馈送礼物记异样犀带，前去往来本府交结，多得意爱。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有凉国公征进回还，是学文前去探望。本官正同王先生在耳房内说话，言问：'这个是谁？’有先生禀说：'是小人乡人沈万三女婿。’本官见喜，赐与酒饭吃饮，吩咐常来这里说话。本月失记的日，行前到凉国公宅内，有本官对说：'顾粮长，我如今有件大勾当对你商量。’是学文言问：'大人有甚吩咐？小人不敢不从。’本官又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发，怕他招内有我名字，累了我。如今埋伏下人马要下手，你那里有甚么人？教来我家有用。’是学文不合依听，回对一般纳粮副粮长金景并纳户朱胜安等，说知前因，俱各喜允，前到本官宅内，随从谋逆。不期败露，到官取问罪犯。”其中破绽百出，顾学文作为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赘婿，竟然如此草率地答应跟随蓝玉“谋反”，令人难以置信。
后人的考证已经证明，《逆臣录》中所有罪犯的供词，都是特务机构锦衣卫编造的，虚构了蓝玉“谋反”的情节，目的是为整肃开国功臣提供借口。顾学文的供词也不例外。顾家与沈家因此遭来一场大屠杀，弘治《吴江志》所说：“由此党祸大起，蔓延天下，俱受极刑，至三十一年方息”，应是确凿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由于顾学文的风流韵事，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沈万三家族富可敌国密切相关，在皇帝心目中，富可敌国者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非加以整肃不可。
以上种种史料，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断言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考辨，虽然枯燥，却很有必要。不过，一般旅游者感兴趣的，是沈万三与周庄的关系。
与沈万三有关的周庄古迹，见于《贞丰拟乘》的，就有三处：住宅、别墅园林与仓库。他的住宅并非今日所见的沈厅，而在镇郊的东垞村。该书写道：“沈万三宅，在东垞村。”沈万三的别墅园林则在银子浜：“银子浜，系万三之园，湖石尚存，为当年胜游地。浜非通渠，其尽处有水一泓，通泉，迂回曲折，旱岁不枯，筑小丘于上，名金钩钓月。”在住宅与园林之间，有一处仓库，名为东庄地：“东庄地，乃万三东仓废基，是其积粟处。东通住宅，西接银子浜，园亭仓库相为联络。”光绪《周庄镇志》卷一“胜迹”，转引此段文字，补充道：“水底有古墓，坚实完固，未知所葬何人。其以银子名浜者，殆因万三之多金欤！或云，是当年鼓铸处。”
沈万三是个传奇人物，野史与地方志所记，大多出于民间传闻，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厘清真相并不容易。例如《贞丰拟乘》卷下“仙释”，有这样一段传说：“沈万三，现为地仙，尚在。向故有家，未大富耳。元末异人张三丰遇之，曰：'欲炼金丹，必得大福人相助，遍阅天下，无如君者。但必三百金为资，三年后启炉分赠。’万三欣然与之。逾年复至，云：'遇见难人，以此金相济矣，如欲成丹，可再付金如前数。’万三亦即解囊无吝容。此殆仙家所以试人也。丹点铁可以成金，服之可以成仙，万三之富大抵皆金丹所致耳。后明太祖籍其家，戍云南。康熙三年，三王叛，凡滇逆优伶一时星散。有贴旦扬州人，中途失侣于乱山中，见大宅一所，因款门借宿。顷之，一老人出，幅巾深衣，苍髯古貌。见而异之，引入与语，知为江南人，曰：'吾与汝为乡亲，可知当年有沈万三乎？吾是也，以服丹故得不死。’因令老妻出见，相对欣然……”通篇荒诞不经，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据此认定沈万三活到了康熙年，岂不令人绝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