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人才开发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

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人才开发还应该注重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动机与效果不仅是伦理学中关于道德评价的一对重要的概念，是道德行为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也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人才开发本身，还是对人才的认识理解和评价，都需要把人才动机与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开发，或者对人才做出正确的客观评价。

从人才开发本身来看，每个人在人才开发的过程中，都需要正确认识把握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个人而言，仅有成才的动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成才方法；在具体的实践中，每个人不仅要具有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理想，还需要具有智慧和实现理想的策略和方法。每个人的成就动机都能够反映行为过程的主观方面，体现了个人道德意识的重要内容，包含着对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人生目的的认识，是道德行为的基本动因或出发点。因此，成就动机的正确与否直接规定和影响着人才的行为方向。高尚的成就动机，能够帮助成才者从道德上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集体和他人所负的责任，从而做出有益的、高尚的道德行为；相反，不良的成就动机，能使人做出对社会、集体和他人有害的、卑劣的行为。

所以，从人才开发的个体来看，每个人都需要培养自己良好的成就动机，自己成才不单纯是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而是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成才者还要考虑实现成才目标所需要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把良好的主观动机与科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不能为了个人所谓的成才，而不择手段，踩着别人往上爬，甚至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从对人才开发的评价来看，古往今来，学者往往对动机与效果孰轻孰重的问题具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孟子把动机与效果、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只强调“仁义”动机，否认利益效果对评价行为的意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主要看其是否出于“道”、“理”的善良动机，而不在于功利效果；朱熹进而把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誉为“大法”。西方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来自意向、动机，意向、动机是善的，行为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否定人的道德实践及效果对道德评价的意义。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善完全出自善良意志，善良意志之所以善，不在于行为所达到的效果和利益，而在于它遵循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这种动机论的哲学传统，对传统的人才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重视动机论相反，有的思想家认为，只有符合一定利益和效果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无法评价行为的善恶。宋代陈亮、叶适反对空谈“义理”、“不知事功”，明确提出“功利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者J.边沁、J.S.密尔等人也主张效果论，重视效果的功利性，甚至只考虑效果，不考虑动机；如果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价，才能考虑他的动机。

实际上，我们评价人才的时候，应该从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的结合中进行全面的评价，因为动机和效果是行为构成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人才的行为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动机和效果也会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所以，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在评价人才的时候，既要看其做事的动机，还要看其做事的结果，更要看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程度。

哲学是智慧之学，而人才哲学则注重研究人才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每个立志成才者，都应该从哲学中汲取人才开发的智慧；每个人才开发者，也都应该从哲学的智慧中汲取认识人才、发现人才、评价人才、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智慧。其中，实际上，学习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是掌握事物的矛盾运动原理，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辩证的观点出发，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才的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内因与外因、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等范畴和原理，对于我们发现人才、认识人才、开发人才、任用人才、考核人才、评价人才等，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