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与“碑学”的本质是什么？
书法学习中向有“帖学”与“碑学”之争。那么什么是“碑学”，什么是“帖学”呢？简单来说，“帖学”就是崇尚魏晋以下法帖的书法学派，“碑学”就是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
“帖”字原指用以言事的小纸片，如字条、请帖、庚帖等。魏晋书法多是写在这样的小纸片上，如王羲之的《丧乱帖》《姨母帖》等。后来，它们逐渐成为历代书家临摹效仿的“法贴”，其意思就是供人临摹取法的样本。阮元说：“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也，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
宋代印刷术普及，印帖之风盛兴，“为帖学”的生成奠定了广袤的土壤。宋太宗淳化三年拿出宫内所藏历代法书墨迹，刻印成书，分赐大臣，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它被视为历代法帖之祖。清朝皇帝则将搜集古迹刻成规模空前的《三希堂法贴》。印刷术的技术的手段，为帖学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轼《寒食诗帖》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转，《淳化阁帖》等字帖不断翻刻，逐渐失真。再加上，明清之际馆阁体书风盛行，虽“楷法精美”，然千篇一律，靡弱薄俗，人们逐渐对流传已久的帖学心生厌倦，传统的堤坝遂渐崩塌。这种情况之下，随着清代朴学的发展以及古碑的出土，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取法魏晋之前的古碑了解书法的本来面目以救帖学之失，逐渐成为时代潮流。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始成巨流，“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沈曾植“碑派”行书
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主要的碑学理论书籍。在它们的推波助澜之下，碑学大兴，蔚为壮观。阮元倡导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入北派"碑学"范畴。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
何绍基“碑派”书法
从书法审美上讲，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帖学书法多优美，碑派书法多壮美。梁启超在其《饮冰室文集》中写道："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为其代表。
赵之谦“碑派”书法
书法史上所称的"碑"，也称"刻石"或"碑版"，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记、摩崖石刻等，是指镌刻文字的石块。碑学书法多先书后刻，经过了写手和刻手两道工序。这样，写手与刻手的优劣都将直接影响到碑版书法的精工与否，故启功说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值得注意的是，古碑并非书法俱佳，写手与刻手俱劣的碑刻是不宜取法的。
《郑文公碑》
“碑学”最典型的作品要数“龙门二十品”。后期碑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甚至将刻工刀法以及石碑风蚀残剥的效果也列入临摹的范畴。同时篆刻印章大兴，并与书法紧密融合，使书法更加朝着视觉化、绘画、雕琢的方向发展。很显然，用晋、唐、宋流传下来的笔法，去表现碑学大篆、小篆、汉隶、魏碑等这些唐以前的石刻文字及其被刀刻、风化、磨损后而留下的具有金石趣味的线条是艰难的，为此清人在笔法、书写工具上都进行了大量的创新。
龙门二十品：《惠感造像记》局部
在碑学书家探索出的新笔法中，有不少与习惯或生理机能相违的手法，何绍基的“回腕龙睛法”执笔等，不少帖学名家曾对此大加斥责，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笔法。如启功称何绍基的执笔为“猪手法”，并称要撕包世臣的书。白蕉说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康有为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
淳化阁帖
如果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有道理。然而，如果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种批评就欠考虑了。“碑派”的意义不仅仅是用毛笔去写碑，去临摹楷书、隶书、篆书，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如果不用二王的思路，书法是什么样子呢？晋室东渡，王羲之成为南方人，那么不受王羲之影响的北朝书法呢？如是，通过对二王书法之外的北碑特色研究，带来了书法艺术的新变，对书法艺术认识的自觉性超过前人，才开拓了笔法的新天地。
然而，北朝碑刻众多，在融入刻工刀法技巧的同时，省略了许多墨迹的细微之处。再加上经过千年风雨剥蚀，笔法与刀法模糊不清，学起来比较艰难。故学北碑进行书法创新之举，有成功也有失败，被人褒贬不一，如康有为的书法被热爱二王书法的白蕉称为“烂草绳”。然而，历时不过三百多年的“碑学”竟然能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帖学”产生重大冲击，这正说明了其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