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伤害黑人最深的并非种族主义
伤害黑人最深的并非种族主义
文/托马斯·索维尔 译/觉浅 校/胡释之
1948年1月，一个17岁黑人高中辍学生离开了家。他读完的最后一个年级是九年级。他没有技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成熟。但他却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远比今天容易。
我清楚这点，因为我就是那个17岁黑人。几十年后，我对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
1948年，17岁黑人男性的失业率只有不到10%，不比17岁白人男性的失业率高。
这怎么可能呢？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看到青少年男性失业率是那时候的数倍，而且黑人青少年失业率通常是白人青少年失业率的两倍或更高。
许多人不加思索地认为，种族主义可以解释这个巨大差异。但是，1948年没有种族主义吗？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点。那时候种族主义更严重，那时候还没有1964年的民权法案。
那么当时怎么会是这么低的失业率，而且几乎没有种族差异呢？种族主义是卑鄙的，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相比其他因素，种族主义有多大分量可以作为失业这种特定社会问题的诱因。
在20世纪后半叶，最广受谴责的种族主义也许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政府宣称白人至上，并剥夺黑人的基本人权。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在一些特定职业，虽然雇用任何黑人都是非法的，但黑人工人的数量超过白人工人。这说明即使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经济因素也是举足轻重的。
美国1948年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当时没有实际生效的最低工资法。当时名义上也有一部最低工资法，但它是1938年通过的。经过十年的高通胀，使得最低级工作的货币工资都比法定的最低工资高。
当最低工资法实际生效时，它的效应之一，就是使许多没技能没经验的工人找不到工作。雇主认为他们的劳动不值法定工资。
最低工资法还导致求职者长期过剩。在有40个合格的求职者来申请20个工作岗位时，雇主拒绝雇用10个合格的黑人求职者的成本为零。但如果他的合格求职者不到20人，就要另当别论了。
因此要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举足轻重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经济因素有时会比种族主义更有分量。即使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也是如此。
为了跟上通胀步伐，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法定最低工资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法重新变得实际生效。与此同时，失业率的种族差距开始拉开并扩大。
作为一个黑人青少年，我很幸运自己是在最低工资法因通胀而实际失效的时候找的工作。我也很幸运自己是在纽约的学校还有很高教育水准的时候上的学。
几十年后，当我检查我的一些年轻亲戚（他们住在哈林区我长大的地方）使用的数学课本时，我发现他们在11年级学的数学知识比我在9年级学的还要少。
我在哈林区的年轻亲戚，以及其他地方的其他年轻黑人，他们所能得到的机会，远不如我在1948年时所能得到的机会。
进步主义者在随后的岁月里所推行的许多看似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教育方面，结果都是事与愿违。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之一，就是有如此多的人都是以言辞而非结果来做判断。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著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