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阻止哲学的死亡？——张汝伦访谈

1 哲学转向？

问：您的德国哲学研究一直为国内学界所称道，但您近几年来似乎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讲授之中，请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哲学研究上的转向？除了个人兴趣的变化之外，这种转向是否有哲学上的原因？

答：这不是哲学研究上的转向，更不是个人兴趣的变化。我向来不认同将哲学条块分割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所谓二级学科，然后每个人选一个“专业”来从事，这不是哲学的方式，更不是哲学，而是专业技术的方式。

但哲学毕竟不是技术，而是思想。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流动的、相通的。没有什么比让思想停留在一个人为划定的圈子里反复操练更可笑的事了。现代这种按“专业划分”的所谓哲学研究，只能出哲学专家或哲学教授，而不能出真正的哲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如果说要有专业的话，那么他/她的专业只有一个，这就是思想本身。不管是什么传统背景的哲学，都是他/她思考的养料与对象。而人类的哲学史已经表明，不同哲学传统的融合会大大推动哲学本身的发展。

至于我本人，就像我在《德国哲学十论》的自序中写的那样，从来没有想当德国哲学的研究专家。最初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只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希望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能重现古代的辉煌。

王国维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以这段话来提醒自己，要求自己。至于异日能否“发明光大我国学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这使我的学术视野不至于太狭隘。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就是研究西方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而始终认为自己应该是个现代中国哲学家，这就要求我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哲学遗产。所以我从来没有只看西方哲学或德国哲学的书，而是一直在有计划地阅读人类公认的哲学经典。所以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哲学研究的转向。事实上，我现在每个学期还在开西方哲学方面的课，招西方哲学的研究生。未来我的学术成果也会是横跨中西哲学，还可能加上马克思传统的哲学。

问：您认为应如何超越“哲学在中国”和“在中国发现的哲学”这两种既有的哲学模式？您希望达到的新的“中国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答：其实没有必要说超越这两种模式，只要把“哲学”理解为复数就行了。在后现代的今天，哲学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大概已经不需要争论了。无论从哲学本身的发展，还是从今天人类的哲学现实来说，都不会支持一个单数的哲学概念。

如果有人硬要坚持哲学原教旨主义，主张哲学只能是按照其在希腊产生的那种形态进行的话，丝毫不会有助于哲学的发展，反而会使哲学死亡。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哲学的危机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断有人宣告“哲学之死”难道是偶然的吗？事实上真正的希腊哲学并没有后来西方的哲学教授整理的那么“纯正”和“严格”，而它的生命力和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2 实践哲学

问：我们也注意到了您最新的著作《二十世纪德国哲学》的出版，里面涉及到的许多哲学家都是您一直潜心研究的。您对20世纪德国哲学的研究本身跨越了20年的时间，请问您最大的感受和您从中获得的最大教益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感受是德国哲学家大都坚持实践哲学的立场，即使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都关心其实是实践哲学的问题，即人类和世界的命运、理想的生活和人类如何相处。正因为如此，在德国哲学中始终能感受到哲学的崇高和人类精神的崇高，这是我们在传统中国哲学也能感到、但在一些技术性哲学中几乎感受不到的。

这种崇高感让你觉得把一生献给哲学是值得的。德国哲学家艰苦卓绝的精神努力启示我们，哲学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智力，更考验一个人的心力。心力比智力更重要。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每一个时代都不乏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

我从德国哲学中获得的最大教益也许是对常识的怀疑。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人会把常识几乎等同于真理，但常识并不是真理。7世纪时的常识可能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匪夷所思；而今天有些所谓的常识在7世纪或27世纪的人们看来是一派胡言乃是完全可能的。常识的有效性始终是有限和相对的，这种有限性和相对性说明它不具备真理的品质。迷信常识说明人们的肤浅与短视。

哲学代表人类超越的努力，即突破自己的有限性和习惯性，揭露似是而非的事物，探索新的可能性。哲学必须从常识出发，但不能满足于常识，而要不断突破常识和解构常识。宋儒说的“于无疑处有疑”也完全可以用在常识问题上。满足于常识将不会有哲学。哲学的批判功能首先体现在对常识的怀疑和批判上。哲学的魅力也就在这里。哲学若只是重复常识，还要哲学做什么？

问：海德格尔是您一直关注的重点，而海德格尔的大学改革以及他的政治参与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无意从任何一种政治正确的角度去谈论这两个问题，我们想问的是：哲学、哲学家、大学、政治这四者处在何种关系之中？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理解？

答：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对于哲学、哲学家、大学和政治，未必会有相同的理解，而对它们的不同理解使得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当然，这未必是坏事。

如果哲学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而政治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根本问题，那么，哲学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系，政治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哲学都是政治哲学，反之亦然。但什么是政治？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到了近代就已经“终结”了，今天的所谓“政治”其实不是政治，而是经济或别的与之有关的东西。今天的大学，其实也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大学，而越来越是企业和商业，即经济，这也为许多西方搞教育的人所承认。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大学与现代政治会越来越默契，而不是像有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已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实。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大学在现代的变质，但却未深究这一事实。他还曾相信，哲学可以给予政治以指导。当他这样理解哲学时，他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实际上是将哲学理解为“技术”，而将“政治”理解为现成的对象(Vorhandene)，而不是人类的存在。而大学作为哲学(科学)的体现，应该具体起到展示真理的作用。结果证明他错了。

哲学、哲学家、大学和政治处在何种关系中，要看我们如何理解这四者，这是最重要的。我并不认为人们对这四者会有统一的理解。

3 哲学如何回应时代问题

问：在您看来，现时代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它在哲学上是如何表现的？或者说，哲学如何理解和面对它？

答：现时代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应该是人类如何与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我们每天打开传媒，就可以发现，战争、犯罪、恐怖主义、剥削和压迫，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冷战的结束远没有给人类带来永久和平，却引发了原来被冷战的紧张掩盖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另一方面，过去半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认识到，人类今天面临空前的危机。核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危险并未完全消失，而新的生态灭绝和能源灭绝的危机又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类头上，它们全都关乎人类是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

这样深重的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任何一个有思想、有责任心的人都不能不思考这个危机。最近三、四十年实践哲学的复兴和流行正反映了哲学对上述危机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把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也是因为将思考上述危机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哲学要给人类提供解决上述危机的基本方案，哲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实用的学科。一旦哲学思出其位，就要变质了，就会变成它根本不可能是的技术，而不是实践智慧。从人类哲学史上看，哲学家从来也不可能“解决”他们时代的紧迫问题。无论是孔孟老庄，还是柏拉图、黑格尔和尼采，他们都是思考和反省时代的问题和人类永久的问题，但不提供具体的“药方”。

《论语》中记载有从政的弟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施政，孔子大都不给具体的做法，而只是指点根本性的方向。即便是“正名”，其实也不是具体的做法，而是指示政治和权力的本质。《理想国》在有些人看来为无疑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其实它显而易见无法实行(柏拉图完全知道这一点，可以说他是有意要这样的)，这恰好证明了哲学的功能不在具体的救治，而在提供理想。

黑格尔说“哲学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显然也是认为哲学并非要解决时代的问题，而只是思考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也认为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这当然不能证明哲学和哲学家的无能，而只能证明哲学的确不是“应用学科”，而是另有所用，即无用之用。

以有用无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是现代人特有的做法，仅此一点，也值得我们省思。人与其他生物不同之处在于：人除了物质欲望的满足外还有其他的追求；而哲学恰是人的这个根本特性的最佳体现。人们最初追求哲学都不是为了要它有用，而是要求智慧、求真理、求理想，正是人类的这三求才使哲学得以产生。

哲学不仅仅是给人答疑解惑(有时恰好相反，让人陷入更深的困惑，苏格拉底云：“我知我之不知”并不是谦虚的表示，而是说出了实情。但这种不知要比盲从好得多，它是人类精神自由的标志)，更是指示生活的理想和方向。希腊人很早就把哲学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自由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人虽不知“哲学”此一名称，却也从未将求道视为纯粹知识或理论的追求。相反，求道为的是成德。“学”(求学讲学)不仅是客观的知识活动，更是学者自己的生活方式。道不仅是天道，也是人道——人生之道。

今天人类的根本问题根源何在？当然是在人本身。这个世界大部分问题都是人自己造成的。海德格尔后期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堪称炯眼。人类今天的问题是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人类现在除了过富裕生活、尽可能满足欲望这个绝对理想外(说它是绝对理想，是说所有其他理想最终都得为它让路，以它为准绳)，已经没有其他的绝对理想了。个人把发财作为人生目标；政府则将发展作为国家目标。求道、灵魂得救或成己成物，最多是嘴上说说的东西，没有人会这样生活。

与此同时，哲学也日益成为纯粹的理论活动，不管它把自己叫形而上学、知识论还是叫批判，都是与己怎么生活无关的理论活动，不但孔孟老庄程朱不会这样来看待自己的哲学思考，而且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尼采来说，这种作为“纯粹理论”的哲学肯定不会是他们心目中的哲学。

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熊十力对哲学的意义有很深的体悟。针对现代哲学的知识化倾向，他明确指出：“哲学要在体现真理，非可以著书持说为能事。”意思是说，哲学最重要的是去哲学地生活，相比之下著书立说乃是其次。孔子自称“诲人不倦”；可又说：“予欲无言”。为什么？显然是他觉得大道无言，贵在实行。

中国传统哲学的确不像西方哲学那样以辨物析理、条分件系、繁称博说为务，但特重践行。知而不能行，是为不知。所以中国哲学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个人修养工夫的，尤其在宋明儒那里。这表明对于我们的古人来说，哲学首先是生活方式，其次才是理论或学问。然而，现代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恰恰把这一部分极为重要与核心的内容基本忽略甚至放弃了。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内容，这与原始儒家与宋明儒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恰成鲜明的对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牟宗三，他完全是用西方理论哲学的方式来讲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结果在此种理论哲学的诠解下，传统的实践哲学也变成了理论哲学。他对传统修养和工夫的论述固然精致，却是纯粹理论的精致，完全没有我们在读原始儒家和宋明儒的文字时感到的那种元气淋漓和勃勃生机。他用彻底理论化的方法将儒家哲学学院化，却最终导致儒家哲学和新儒家的教条化与僵化，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当然不是新儒家独有的问题，日本的京都学派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一个哲学越来越理论化和学院化的时代，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儒家哲学在今天有无复兴的可能，不在有多少人为之鼓吹，而在有多少人能够自觉地反求诸己，从改变气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做起，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起，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起。

面对今天人类严峻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哲学怎么办？思考、批判现代性的问题和危机哲学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效果如何，有目共睹。哲学如果继续目前这样日益理论化和学院化的趋势，那么哲学的死亡指日可待。套用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学院的批判不能代替实践的批判。只有把理论的批判变为实践的批判，或者如冯契先生所言，“化理论为德性”，哲学才能恢复它的活力和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认识问题(当然不是，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反对环境保护，可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目前那种严重破坏地球环境的生活方式)，而是生活实践问题的话，那么今天人类需要的哲学不但是传统那种涉众事、历万物而毕达其原的理论哲学，更需要中国传统修齐治平式的实践哲学。

这种哲学的重点不在如何想和如何说，而在如何做，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放任自己。子曰：吾欲仁，斯仁至矣。人类很多事情规划设计思考再多，不如转念之间重新做人的决心。历史在基督教征服西方世界和道学在宋代的兴起都见证了这种文明的转念之间。当然，对于坚信物质主义的现代人来说，要理解这种文明的转念也几乎是不可能。

今天，权力和金钱的逻辑借助对人欲望的迎合，正所向披靡地支配着世界乃至人类的命运。人类这棵脆弱的芦苇能否不被它压倒？我不认为哲学，尤其是现有的哲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这个世界在相当程度上被西化了，人类的哲学也在相当程度西化了，具体而言，变成了少数人操弄的理论哲学、学院哲学。

如果未来能出现一种新的实践哲学形态，在批判权力、金钱和欲望的逻辑的同时，还给人类提供一种新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实践，并致力于人的自我批判和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无聊的学院哲学，那将是人类之福，哲学之幸。

人们不但可以借助它理解和批判世界与人生，更能通过它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形态的哲学绝不是虚构的幻想，至少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它的一个古代典型。

原标题：跨越不同的哲学世界——访张汝伦教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