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去的记忆（82）归心似箭

归心似箭

雪岸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经通山县委组织部批准，我告别了与我八年做伴的九宫群山，拿着到安陆县委组织部报到的调令，踏上了归乡的征途。

知道我要回乡的消息，有人问我，你在通山工作几年了。我说，八年啦。他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李奶奶的话说，八年啦……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的确，八年的时间不算短。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八年？记得唐伯虎写过一首诗，说的是，人生七十古稀，我生七十为奇。前十年太小，后十年太老，中间只有五十年，又有一半在梦中过了。按唐伯虎的算法，按人生七十来算，八年就是人生有效的五十年的六分之一。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多少大事，真正经过八年的并不多。从中国讲，伟大的抗日战争也只不过八年时间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然，我的八年除了对个人而言之外，算得了什么？

不管怎么说，从我二十五岁进通山到三十三岁离开，这个八年，几乎涵盖了我青年最宝贵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我把我最宝贵的八年青春献给了通山。如果不是夫妻两地分居的困扰，我更愿意将我后半生奉献给这个我已深深地热爱的通山。

人们都知道，在山区，就国家干部而言，是进来容易出去难。山区文化的落后，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山区发展的一大难题。山区交通的梗塞，生活条件的艰苦，以及易进难出的政策，又直接闭塞了人才向山区流通的能道。山区就业门路的狭窄，还影响了那些外来者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解决。

在河畈公社供销社工作的周副主任，老家在东北。爱人和小孩均在东北。多年想调回老家去，就是一直回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他多年梦寐以求却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那是一次他的远在东北的岳父带着女儿到通山来看望他的女婿。这个东北老人不适应南国的生活。在通山玩了不到半个月就要回东北。周副主任要参加县里的一个会议，没有时间送岳父。就由他的爱人送。这一路乘汽车到通山县城，转车到咸宁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回东北。火车到了北京要签证转车。老人的女儿对老人说：“爸，我路过北京不知多少次了，就是没有在北京玩。明天就让我陪你在北京看看吧。”

老人对女儿说：“是不是真的想在北京玩一下？”

“至少要到天安门要去看看吧。”

“那好，我在北就有个熟人，就到他那里去。”

“你在北京有什么熟人，怎么一直没有听你说过？”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老人把他认识这个熟人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说来话长。那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吉林地下党的一位县委书记被叛徒告密。日本鬼子和汉奸前去捉拿他时，他刚刚同县委的五位主要领导开完会，走出了会址。当时天已黑了。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他们离开会址，就在他们的身后狂追不止。眼看距离越来越近了，他果断命令那四个人从西北方向树林，摆脱追击。他掏出手枪向西南方向引诱敌人。分开走出一段路，他边退边向追击的敌人开枪。敌人果然被吸引过来了。就这么边打边退，来到一条小河。河面虽然不宽，但水深流急。他顾不了许多，纵身跳到河里，顺着水流向不游飘去。敌人追到河边，用手电四处乱照，没有发现踪影，就胡乱地开了一阵枪。就到附近村庄继续搜寻。第二天，县城大街小巷和农村各村湾都贴满了捉拿他的告示。他在水中游了半个小时起来，来到一个村庄。刚到一户农民家门前，后面搜寻的人吆喝着赶到了村头。他正想寻找隐藏之地之时，那家人家把门打开了。村头的吆喝声清楚地告诉这位农村，眼前的人肯定就是抗日人士。那个农民一把把他拉到屋里，拴好门，并把他安排到一个早已废弃的地窖里藏了起来。紧接着日本鬼子和汉奸到了村，挨家挨户搜查，翻遍了所有的地窖，就是没有发现这个废弃的旧地窖。此后两个多月，日本鬼子和汉奸一直在这一带转悠。那个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也就在这家人的旧地窖藏了两个多月。第三个月过去了，日本鬼子和汉奸才撒走。那位县委书也告别那位农民。一晃解放了。那位县委书记到了北京。直到文化大村命前，在中央计委担任了某司司长。解放后的十五、六年内，这位司长多次回东北寻找那位救过他的恩人。但人们告诉他，那位农民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就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转眼间，又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位司长因那三个月的活动无人证明，成了叛徒嫌疑，关进了牛棚。又过了几年，经过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小组内查外调，终于找到了那位农民。不用说，那位农民拍着胸膛作证。最后才把这位司长解放出来，恢复了职务。那位司长被解放以后，有人就告诉了那个农民的情况。那位司长不用说有多感激了，就立即给那位农民写了一封信，请他到北京做客。那位农民就是周主任的岳父。他刚接到信就到通山来看望他的女儿女婿了。老人在北京火车站给那位司长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司长到车站把老人和女儿接到他家里。司长问他怎么到通山去玩。老人把他女儿女婿的情况讲了。恰好第二天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到北京开会，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就是那位司长。副部长为老人的事深深感动。当副部长知道老人的女儿、女婿想调回东北的事，就一口答应属于湖北的工作他包了。果然不出三个月，周主任就接到调令，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东北。周主任在走时深有感慨地对多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也祝你能够早日调回老家。”

我想调回老家还是结婚之后的事了。结婚前，虽然一个人远在他乡，也有恋乡情结，但从高中起，我就已远离家乡了，习惯了在外的生活。就是春节不回家也没有什么。但一结婚，成了家，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不能不考虑家里的事了。我的妻子远在五百余里地的故乡一个国营棉纺厂里当工人。到这时我俩有了一个儿子。在过去没有结婚之前，我一般一年回故乡一次，有时候一年也难得回一次家。工作忙固然是一大原因，长时间在外生活形成了习惯，对回不回家乡去看一看，倒不觉得在什么。在家里的老人，我每个月一发工资就拿出二十元到二十五元寄回家去。如果家里来信要钱用，还要多寄一些。那时才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月工资也只有二十四元。我寄的这些钱不算少了，对家里的补助可谓是很大的。分配工作后我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五角，以后转正也只有五十三元。这样作，我以为对母亲和哥弟们过去在我读书期间付出的回报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结婚以后，自己的负担重了，但我每个月寄给母亲的钱仍然不少于十五元。但夫妻分居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两地相隔，如牛郎织女一般，免不了时时牵肠挂肚。有时看到别人夫妻形影相随，成双成对，不免就想到了自己的孤单。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之时，那种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天伦之乐时时在脑海里浮现，一股铭心刻骨的相思之情叫人往往彻夜难眠。到这时那种书本上所写的愁思算是有了真实的体验。有了小孩，就又增加了做父亲的责任。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回老家去工作，就摆到了我的议事日程。到河畈工作以后，我一年回家一次，我的爱人一年到我这里来一次。一般是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她生在浅丘陵地区，对这里的大山可以说是见所未见。到这里来后虽然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如此之新鲜，但时间一住长了，就对山区的生活感到不习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到通山来和我在一起。但她在我俩每次离别之时部是热泪满面，不忍分手，但又不能不分手，直到汽车开出很远很远，还依稀看到那伸出车窗似乎在喊着“回来吧，回来吧”而不断招着的双手。回故乡去又成了我的首选。我也知道要离开通山，调回家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转而一想，除了河畈公社供销社的周主任的那样的特例之外，也还有一些人先后回到了老家。看来还是事在人为，在于选准机会。

我第一次向组织提出调回老家的要求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年底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在会议上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巧合，我当时没有也不会想到，就是我的这一举动，使我离开这个闭塞的山区，走向县直部门工作，更快更早地去迎接改革春天的大潮。

那天，公社刚刚开完会，我找到吴桂芳书记谈了我的想法。吴桂芳听了后说：“你在河畈公社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党委会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想你在这里工作是有前途的。如果调回去，地熟人不熟，要使自己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了解，就又要几年了。为什么不在这里继续干，争取个人更大的进步呢？”

我感激地说：“吴书记，我知道你对我个人包括工作上、政治上、生活上都是关心的。从我内心讲，对你一直是十分感谢的。我考虑了很久，当前最大问题还是家庭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影响自己的工作。还是锅漏往急处补吧。”

“我倒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爱人调来。她的工作我负责安排。怎么样？”

“这里是大山区，我倒没有什么，只是爱人到这里来习惯不了。她不愿意来，我也没有办法啊。”

“好吧，你既然要走，我也不勉强了。你是知道的，现在要调出通山是不容易的。公社嘛，好说，关键是县委组织部。我只能到县委组织部给你说一说，究竟有多大的把握，我也说不清楚。”

“那就太感谢你了。”

“也不要太急，下次到县开会我去说一下，有什么情况，再及时告诉你。”

刚刚与吴桂芳书记谈罢的第二天，在山下吴住队的县委组织部的华科长到公社参加会议。我找到他谈了我的要求。华科长到河畈公社山下吴大队驻队已经大半年了。他从县城到山下吴来来去，每次都要经过刘家岭。我作为公社办公室主任，对上下来人来客总是特别热情的接待，对他的接待更是超过一般客人。我还几次受公社党委的委托，到山下吴看望他的工作组，帮助他解决工作及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困难。一来二往，我们之间逐渐建立的有异于一般同志之间的情宜。他听了我提出的要求之后，开始也像吴桂芳同志那样劝我趁着年青的大好时光，充分利用这几年打下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争取更大的发展。当我表明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家庭现有的困难之后，他表示理解，并尽力为我的调动作好工作。

吴桂芳书记的确不错。那次谈话不到十天，恰好他到县城开会。一回来他就告诉我：“看来问题不大，但还要等一段时间。现在你先给公社党委写个申请，我签一个意见，叫组织委员专程送到县委组织部。”华科长从县城回山下吴大队路经刘家岭时，也向我传递了吴桂芳书记刚刚给我传递的信讯。

记得唐朝诗人罗隐有句名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多少在通山工作的外地干部花了几年都难以迈开回乡步子的难题，在各方的帮助之下，就这么轻易的圆梦了。一个月后，县委组织部终于给安陆县委组织部发出商调函。两个月后，安陆县委组织部回函同意。通山县委组织部签发了调令。回乡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人的情感就是这样的怪，有时候简直怪得不可思议。回家乡工作这个盼了多久愿望，真的到了要回老家的时候，又像一个要出远门的孩子即将要离开自己的母亲一样，恋恋不舍了。

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感情。就是那曾给我过刺骨的寒冷的河水，令我汗湿衣衫的山路，不仅没有了当时的那种憎恨，却更增添了多少留念。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领导兼师长和兄长的吴桂芳书记。他不仅为我调回老家作了大量的工作，使我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风，他对群众的关心，对下级的爱护。还是我在联功大队驻队的时候，曾经以《我们的公社书记》为题写了一首诗，诗中的公社书记实际就是他。诗是这样写的：

一双草鞋脚上穿，

万里征程不知难。

淌过多少次河水，

爬过多少次高山。

那里没有留下你的脚印，

那里没有你实地察看。

小小本子口袋装，

勾圈符号成文章。

你做多少次调查，

你写过多少次提纲。

那里没有留下你的声音，

那件事不记在你的本子上。

黄公背包挎肩上，

穿家走户谈心忙。

你睡过多少次临时铺，

你讲过多少次夜学堂。

那个老农没有找你拉过话，

那个队长没有找你商过量。

头戴草帽手挥镰，

一条毛巾系腰间。

你身上流过了多少汗水，

你手上磨过了多少老茧。

那块地里没有你割过麦，

那丘田里没有你耘过田。

人人夸来人人赞，

说你当官不象官。

一身汗水一身泥，

说得响亮干得欢。

我们的公社书记呀，

就是当官不象官。

在我离开通山的前一天，就是这个吴桂芳书记召集公社在家的主要干部为我办了一桌送行酒席。那满怀深情的送行话语，那一声接一声的碰杯声，使我至今难忘。

最令我难忘的有那些我认识和不太认识的那些祖祖辈辈与大山做伴，以自己的辛勤改造山区，建设山区，谱写山区历史的农民。

最令我难忘的还有这里风景秀丽的山川。我再也难以看到我推开窗户就能一眼看到的九宫山上的瀑布。她不知疲倦的日日夜夜给大山演奏着乐曲，带来了滋润，飞扬着畅想。我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的红花和品种繁多的山果，她装点着这里的山川和哺乳着山中的飞禽走兽。我再也看不到那遍山的松杉和毛竹，她给群山带来了清翠，给农民带来了希望，给社会带来了财富，给诗人带来了联想。

眼前最令我难忘的还有很多、很多……

回顾我走过的三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最令我难忘的还有更多、更多……

当我乘坐汽车离开刘家岭，离开河畈公社，离开通山县城的时候，一路上，我又像当年先后离开家乡，离开武汉，离开漳河，离开淮河时一样，不知多少次回头看了又看。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日常之间，对身边的人和事，对眼前的一草一木，总是觉得是那样的平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甚至还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厌恶之感。一旦要离开它，尤其是要永久地离开它的时候，才觉得它是那样地亲切，以至于难割难舍。车轮滚滚在向前，我总想车子走慢一点，总想再多看周围几眼，加深早已在我大脑中落地生根并枝繁叶茂的印象。直到这刘家岭，这河畈公社，这通山县城，这些与我的个人生涯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统统留在了那远在天边的群山和白云之中……

家乡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过去的三十三年中，从家乡起步，历经转折，在转了一个大圈之后，还是那梦魂牵绕的思乡情结，把我拉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也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过去的三十三年，历程虽长，只不过是人生的一半。未来的路更长。在未来的道路上，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是那满天的风雨，还是那灿烂的阳光？是那小径的崎岖坎坷，还是那大道的坦坦荡荡？但是，有过去三十三年的人生阅历的我，尤其是有过那一江（扬子江）、两河（漳河、淮河）、一山（九宫山）的洗礼，尤其是有过近八年的艰苦的磨练和人，有信心伸开双臂去博击人生的风浪，去畅游那群众实践的海洋，去拥抱那光照大地的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