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西学研究」
今人谈爱新觉罗·玄烨，常说他是一个思想开放之人，并不歧视西学，反抱持着浓厚的兴趣。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他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还在传教士翻译的《几何原本》上亲自做了批注和笔记。
此说忽略了玄烨“喜好西学”的目的。这位“千古一帝”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这些知识可以为他的政治服务，可以帮助他折辱朝野的汉人知识分子，消灭这些人在“学问”方面与满人相较产生的心理优势。
所以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玄烨南巡来到江宁，于该月二十七日中午接见了传教士洪若翰、毕嘉等人。召见过程不过是普通的献礼、褒奖与谢恩。待洪若翰等人回到教堂后，玄烨却派了侍卫前来索取知识，问他们：“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洪若翰与毕嘉给出答案后，侍卫便“飞马复旨”。
当晚，玄烨便将部院诸臣召集到天文台，那这些新得到的“知识”考问他们，且点名要汉人出身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回答。李光地不懂天文，只好搬出史书里的天人感应，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玄烨遂据此对李光地来了一场大批判：“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这里看自然看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哪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羞辱完李光地，玄烨又拿他新得到的“知识”点名考问了在场的翰林院汉官。最后怒气冲冲地得出一个结论：“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
当天自传教士处索要了问题的答案，当天便要用这答案来羞辱汉臣。玄烨“研究西学”的动机实在是清晰得犹如司马昭之心。
但洪若翰与毕嘉可能真以为玄烨在向他们求取知识。他们觉得仓促将作出的回答既不准确也不详细，于是在当晚“细观天象，详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将整个观测与计算过程写成文本，于次日早晨送至玄烨的临时住所。玄烨收下了文本，既没有研读，也没有将之分享给汉臣。他要的只是“问题的答案”，对问题究竟要用什么原理、以何种逻辑解决，并无兴趣。在皇权的加持下，这些光秃秃的答案，已足以折辱李光地这些汉人知识分子在学问层面的尊严，让他们集体发出“皇上周知万物”的谄颂之词。
玄烨像
折辱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玄烨也不忘打击传教士。
打击的具体方法，是将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全部证成起源于中国。他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便是这种结论：“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洋人的历法，其实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学到之后没有失传，还代代增补修缮，所以现在比中国本土的历法要更精密。他还宣称数学也起源于中国：“夫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西方的算法全部出自中国的《易经》。
皇帝已经给出了结论，御用知识分子们便要负责“论证”该结论必然正确。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便在李光地的开导下，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他撰文赞颂玄烨的见解，说前代学者的见识全都不及玄烨一人。为了论证西方天文学便是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梅文鼎甚至不惜脑补出一条文明西传之路。在皇权的威慑下，学术论证最后变成了政治颂圣。梅文鼎在论文里写道：“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也都看清了风向。但凡有人问及西洋历法与算学从何而来，汤若望等人便回答：
“皆云本中土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