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家舟 ‖ 李陈二文指瑕兼论“铁木真后代李氏之谜”研究
一、《厚浪沱李氏“原系铁木”之迷》指瑕
李滔林先生（笔名“三木子”）的文章《厚浪沱李氏“原系铁木”之迷》（以下简称“李文”），写成于2010年7月，《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六修族谱》编纂过程中。滔林先生作为厚浪沱李氏十八世孙，曾参与了该谱的续修工作。彼时，他对厚浪沱李氏家族历史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写下的27篇文章，后来刊登于自印的《魅力厚浪沱》文集中，这篇文章也是其中之一。
“李文”的论断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以李世华为始迁祖的长阳厚浪沱李氏并非“铁木真”后代。二是通过推论认为：以李虎为始迁祖、曾与厚浪沱李氏“联宗并派”的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三是认为：既然鲶鱼溪李氏“源自铁木”，则厚浪沱李氏就可以“从'原系铁木’的迷团中彻底解脱出来了”，作者的意思概言之：“彼是则此否”。其第三点，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第二点的强化和第一点的深化。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作者首先以一个推断或猜测，说厚浪沱李氏不是铁木真后代。其推理是：通过引用1869年梓行的《李氏族谱》序言的有关记载，认为：在元明“鼎革”之际、兵荒马乱之时，始祖不可能携带一部记载“铁木”王朝的“先世宗谱”，所以后世就不可能依据这部宗谱续修族谱，也不可能依据这部族谱来传承“铁木”后裔的历史（且不说家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口传延续这个道理）。然而，从字里行间来看，对于这个推断，作者自己也是犹豫的。对于始祖从江西迁入长阳时携带的谱牒是不是记载“铁木”王朝的族谱，“李文”作者只是说“讲不通”，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或否定，更没有展开详细论证。
笔者认为，如果李世华确系蒙古人，在元末动荡之时，从赣西南的吉安，一路颠沛流离，穿越反元主力红巾军聚集的湘鄂赣毗邻地带，迁徙到长阳，携带一部记载先世历史的宗谱，确实是危险之举。但却并不能以此为据，认为他不会有冒险保护族谱、传承族史，并取得成功的结局。再者，如果李世华在迁徙过程中，趋利避害，绕道湘南、湘西这些当时反元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迁入鄂西长阳，则他即使携带一部蒙古宗谱，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风险。另一方面，在蒙古入主中原近百年后，李世华即便系“铁木”后裔，那也很可能成为汉化或部分汉化的蒙古宗亲；而且出于避难考虑，其携带的“先世宗谱”，未必就是带有蒙古文的“玉牒”，很可能只是以“李姓”冠名、隐去先辈族源记载、将蒙古姓名简化为汉名的自创世系谱。换言之，“先世宗谱”也许仅仅记载先世世系的一本书，未必就是先辈人所修的蒙古宗谱。
事实上，李世华携带的“先世宗谱”到底记载了什么往事，作者引用的序言已经言明：由于代远年湮，早就“荡然无存”或“半不可读”。即使是在清初，李氏八世祖朝诤公创修墨谱时，就已无法获取，而作参考。作为现代人的作者和笔者，那更不可能考证出那本元末族谱上的内容了，我们的推断，都只能作为思路，不能作为依据。而“先世宗谱”如果本来就是隐去了相关内容的宗谱，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作为评判厚浪沱李氏是否是铁木真后代的直接证据。总之，作者对其始祖李世华携带的“先世宗谱”是否有“系原铁木”作出的仅仅是不确定、不充分的推断，不能由此以此证明厚浪沱李氏是不是铁木真后代。
接下来，作者提出了一个间接证据：
1992年版《长阳县志》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明确结论。在“部分土家族姓氏溯源”一节的“李姓”条目里，在列举了“厚浪沱敦本堂李氏”“都镇湾陇西堂李氏”“丁字垴李氏”三项之后，列举第四项：“铁木真后代李氏”，还特别作了解说：“据其后代口述：元末，铁木真后代被明人赶至江西，为避'满门挖洗’之祸，改姓李。后有祖迁籍长阳，入厚浪沱李氏宗祠，故有'起源铁木，来自豫章’之说。”
的确，1992年《长阳县志》是将“厚浪沱李氏”与“铁木真后代李氏”并列记述的。这表明：当时的修志者，依据有关资料，对两支李氏进行了较为明显的区分。但作者据此说“1992年版《长阳县志》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明确结论”，就言过其实了。众所周知，地方志具有“秉笔直书”“述而不评”的特点。据我所知，1992年版《长阳县志》对两支李氏的族源记载，是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阳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前进行的民族成分调查。而当时的民族成分调查所记录的各姓氏来源，来自各姓族谱和后代口述，为了谨慎起见，调查者在表述中，均言明“据某族谱”或“据后代口述”。可见，无论是民族成分调查时，还是编纂1992年《长阳县志》时，都不存在对“厚浪沱李氏”“铁木真后代李氏”族源进行充分论证甚至“盖棺定论”的情形，而是照族谱和民间口述转抄而已。那么，《县志》记载也不足为据。
作者在文中提出，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但其分析过程，笔者却不敢认同。
首先，笔者认为：由原籍长阳、现住山西的李佑年老人收藏，并复印给厚浪沱李氏续修族谱编委会的《鲶鱼溪李氏族谱》，的确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族谱中透露的信息（始迁祖姓名、迁长以来繁衍代数、字辈等）表明两点：1.鲶鱼溪李氏与厚浪沱李氏的确可能是不同的宗支。2.鲶鱼溪李氏在历史上与曾与厚浪沱李氏“联宗合派”，后又独立。但问题在于：族谱中，并没有关于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的直接记载。那么，作者的下列表述就值得商榷：
今年，厚浪沱李氏在续修族谱征集资料的过程中，一个籍贯长阳、现居山西省阳城、名叫李佑年的老人，提供了他保存的光绪十一年（1885）编纂的两册《鲢鱼溪李氏族谱》，权威证据终于出现了。
请注意“权威证据终于出现了”这个表述。“权威证据”在哪里？遗憾的是：笔者通读下文，除了作者的分析和结论以外，并没有看到任何直接的、有力的证据，甚至没有看到鲶鱼溪李氏后代的发声、表态。应该说，即使作者完全言之有理，其推论要得到公认，成为“权威”也还有个过程。何况，作者的两点推断，笔者认为很难站住脚，甚至不能自圆其说。
作者认为，鲶鱼溪李氏属铁木真后代，主要有三个依据：一是始祖行传。二是“借籍之士”的表述。三是李氏续派。但笔者核查该谱相关记载后认为：作者的有关推论，可能涉嫌牵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请允许笔者逐一分析：
△光绪《鲶鱼溪李氏族谱》
首先，对鲶鱼溪（与下文有时出现的鲢鱼溪实为一地）始祖李虎的行传，作者整理为：“一世祖李虎，字南平，官居雁门关将军。生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铁李村大梨（作者自注“梨应为栗”，但原谱是“梨”）树土地。不禄于大明。土葬于鲢鱼溪青龙嘴，与妣同穴。”而实际文字及标点应为：“一世祖李虎，字南平，官居雁门关将军。生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铁李村大梨树土地。不禄于大明鲢鱼溪土，葬于鲢鱼溪青龙嘴，与妣同穴。”由于作者在整理时漏掉了“鲢鱼溪”三个字，故而造成标点错误，加上对有关词语的理解问题，影响了对信息的分析和事实的判断。
不禄，是古代对士之死的讳称，在长阳众多族谱和墓碑中多有运用。大明，指的是李虎去世的朝代（时间）是在明代。“鲢鱼溪土”实际上是“鲢鱼溪土地”的简称，这既与前面所说李虎出生的“大梨树土地”相对应，也符合民间文书如族谱、碑文中对人物生卒描述的习惯。所以，“不禄于大明鲢鱼溪土”，即为“明代时去世于鲢鱼溪土地”之意。而作者却根据不完整之句“不禄于大明”，以为是“不再大明拿俸禄”之义，进而宣称“李虎是被明朝灭亡了的元朝的一个'雁门关将军’。”其分析、判断，不能不说可能存在误差和仓促。
△光绪《鲶鱼溪李氏族谱》
作者说，族谱中的“借籍人士”之语，指的是“李虎家族为逃避满门挖洗之祸，改为李姓”。这个判断，不知因何而来？族谱中的原文，是写在可能是李虎兄弟李龙、李豹后裔子孙姓名后的一段文字：“自此以上皆是原籍借籍之士。莫非龙公豹公之裔？想故家之流传数千载，于今之名目难尽书。爰是折〔摘〕录二公之裔以传后世耳。”这段文字中“原籍”，是指李虎的迁出地——吉安吉水。而“借籍”中的“籍”，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种是“户籍”，“借籍”即暂居于此、暂入此地户籍之意。另一种是“族籍”，即外姓或同姓不同宗的姓氏加入某一姓氏、宗族，既可能存在改姓的情况（即作者所言“改为李姓”），也可能和鲶鱼溪李氏一样，曾依附于另一个李氏家族。但作者能从“借籍人士”四个字读出“李虎家族为逃避满门挖洗之祸”这个结论，笔者对此表示疑惑不解。
△光绪《鲶鱼溪李氏族谱》
作者又说：“这本族谱的编修者在拟订的派字中，竟然暗含着歌颂不容于'大明’的元朝的内容。”作者的主要依据，源于其对该字派的摘抄和点校。作者认为，该续派为：“万年兴培开，久长先祖德，盛必发祥永，元朝国天道，顺文光明秀，大启昌后学。”
△光绪《鲶鱼溪李氏族谱》
实际上，“后学”并非所续字派，而是拟定续派的三位文人的谦称，只有前面28字才是派字。其所续字派应该整理点校为：“万年兴培开久长，先祖德盛必发祥，永元朝国天道顺，文光明秀大启昌。”如此，文字才押韵，文意方通畅。由此，“永元朝国天道顺”一句，实际上是由“永元”“朝国”“天道顺”三个相对独立的词语。所以，作者据其整理的“元朝国天道”之句得出的“歌颂元朝”结论，值得推敲。
即便作者的整理点校的续派是正确无误的，那也还有一个说法值得商量。作者在文章中提到：“这支人（指李虎后裔）于光绪十一年（1885）另立宗祠，编纂了墨谱《鲢鱼溪李氏族谱》，从厚浪沱敦本堂李氏中析出。”这说明，续派的拟定也应是在这一时间。但作者不知为何，惊叹此字派“竟然暗含着歌颂不容于'大明’的元朝的内容”。我们知道：光绪十一年，距离明朝灭亡已经过去了241年。这个时候，无论是不是元人后裔，该家族都不需要考虑是否“容于大明”的问题，只需要考虑是否“容于大清”的问题。当然，即便“元朝”之语容于大清，也不能就此判定“元朝”指的就是“大元王朝”。
在论证“厚浪沱敦本堂李氏”不是铁木真后代、鲶鱼溪李氏才是铁木真后代之后，笔者于文末提出了“至此，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可以从'原系铁木’的迷团中彻底解脱出来了”的论断。联系笔者在文首所言“应该说，厚浪沱李氏始祖并非'原系铁木’，可以尘埃落定了。但这只是一个结论，还缺少论据支撑。'铁木真后代李氏’在何方，百十年来，我们厚浪沱李氏族人一直在苦苦搜寻着这方面的权威证据。”
作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寻找到属于“铁木真李氏”后代、曾经加入厚浪沱李氏宗祠后又退出的“鲶鱼溪李氏”，便可以证明“厚浪沱李氏”不是“铁木真李氏”。但实际上，不要说就作者的论述无法得出“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的结论”，即便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也无法用“此是则彼非”的“排除法”“选择题”逻辑，印证“厚浪沱李氏”的族属问题。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明清时期，长阳姓氏宗族之间联宗并派往往严肃而认真，非其族类、难以追溯共同源流，往往难以实行。如高家堰向氏、梓良园向氏，因有先世族谱记载的世系将其连结，从而于清代联派。而厚浪沱李氏的祠堂，与十五溪李氏的祠堂仅一清江之隔。近七百年间，厚浪沱李氏却从未与十五溪李氏等李氏家族联宗并派，反倒是曾与同样迁自吉安吉水铁李村的“鲶鱼溪李氏”联合，说两支李氏的先祖之间没有论过渊源、世系，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至于说“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因保护鲢鱼溪李氏免遭'满门挖洗’之祸”而接纳鲶鱼溪李氏家族，也仅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民族成分调查时收集的口述资料（该资料也没有言明“铁木真后代李氏”就是“鲶鱼溪李氏”）中找到一点影子。作者关于“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的推论、“厚浪沱李氏保护鲶鱼溪李氏”的说法，鲶鱼溪李氏内部是否认同，文中也没有交代。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第一点：文中，作者先说鲶鱼溪李氏始迁祖李虎是元朝的雁门关将军，最后又说“李虎大约是在厚浪沱李氏六世'春’字辈时的明朝嘉靖（1522年—1566年）、万历（1573年—1620年）年间来长阳，加入厚浪沱李氏的”。如果说李虎是元朝人，即便他出生于元朝灭亡之年，即1368年，到明嘉靖元年（1522年）时，距他出生也有了154年之久。难以想象：李虎不满周岁即被授予将军，且活到154岁时迁居长阳。第二点：据《鲶鱼溪李氏族谱》的记载，早在李虎由江西迁居之时，其姓氏已是“李氏”。如果鲶鱼溪李氏真是“铁木真后代”，既改了姓氏，又远迁长阳，为何还要担心被“满门挖洗”？即使因为担心“满门挖洗”而“倚靠大树”，为什么不与同样属强宗大姓的“十五溪李氏”等李氏家族联宗，非要与厚浪沱李氏联宗？这两个疑点，也同样值得深思。
二、《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源探秘》指瑕
陈金祥先生的文章《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源探秘》（以下简称“陈文”），写成于2020年5月。“陈文”的主要观点是：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是“铁木真”和“忽必烈”后代。围绕这一观点，该文紧扣宣统《李氏族谱》中李灜联撰《续修族谱小引》中关于“系原铁木，来自豫章”的记载进行分析，通过对“敦本堂”堂名进行释义，对厚浪沱李氏字辈进行解读。并针对李滔林先生（网络笔名“三木子”）通过网络发表的《厚浪沱李氏“原系铁木”之迷》《祭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先祖辞》《厚浪沱李氏“敦本堂”小考》《吉水有无敦本堂李氏》等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陈、李二人在现实中，是多年的“诗朋文友”，并无“交恶”。“陈文”作者以为“'三木子’系现今长阳、兴山两县三位颇具历史修养的李姓传人”，却不知“三木子”即是李滔林先生。陈老和笔者同为地方志工作者，研究姓氏文化，意在挖掘地方历史文化，为地方发展服务，即便提出一些不同观点，也不存在攻击他人甚至某个家族的意图。
陈文的主要论断也有三点：一是论述了宣统《李氏族谱》中“系原铁木，来自豫章”的说法是对“厚浪沱李氏是铁木真后代”的真实传承和表述。二是认为厚浪沱李氏堂名“敦本堂”是对家族特殊历史的反映。三是认为李氏续派（即文中所说“新派”）中隐藏着蒙元文化、族源密码。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首先，“陈文”作者笃定地认为：宣统《李氏族谱》中李灜联所撰《续修族谱小引》中提到的“系原铁木，来自豫章”这只言片语，必定反映了家族真实的历史。对于宣统谱前几个版本族谱为什么缺乏类似记载，作者进行了如下解释：
文字涵蓄表明，至晚清，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时机成熟了，向宗亲交代“我是何人，我从何处来”的时候到了。
但作者的这一解释，似乎是难以令人理解的。众所周知的是：清军入关前后，草原上的蒙古人为清朝的扩张与征服运动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清朝政府对蒙古王公及蒙古人历来采取优待政策，满蒙上层之间以及民间的联姻不断（著名的孝庄文皇后来自于蒙古科尔沁部）就是明证之一。如果厚浪沱李氏真是“铁木真后代”，如果他们在明代“销声匿迹”说得过去的，但从清军入关的顺治元年（1644年）到李瀛联写作《续修族谱小引》的前一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漫长的261年间，他们始终装成“桃花源人”，对家族的历史始终秉持“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态度，那就太不符合清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不符合一般的逻辑了。无论如何，作者简单地说“晚清时硝烟才散去，时机才成熟”，是难以服众的。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陈文”作者认为：厚浪沱敦本堂李氏为“铁木真后代”，是“历尽数百年风雨洗涤而形成的历史定论”。这一观点也言过其实。事实上，从李氏家族现存的谱牒文献来看，不仅宣统以前族谱缺乏相关记载，就连洋洋洒洒多达20册的宣统谱中，也仅仅留下了“系原铁木，来自豫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只言片语。在该谱关于始迁祖李世华的行传中，依然保持了与1870年三修《李氏族谱》上完全相同的记载：
始祖世华：兄弟三人，世荣、世贵。我祖华公，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第五都大栗树，迁至长邑固昌之东。配张氏。生殁葬俱阙。生子四：仕英、雄、义、志。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更奇怪的是：刊登在宣统谱的首篇——《李氏宗祠续修族谱叙》，同样为李瀛联所撰写，只是写作的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年，是谱刊行的前一年，《小引》写成后的第四年）。在这篇《叙》里，关于李氏源流，李瀛联却没有再提“系原铁木，来自豫章”了，只是说：“吾祖之来自江右也，在元明鼎革之交。”这一说法，是否可以看成是修正了此前的认识，与前几届谱序保持一致？而上述现象，“陈文”作者并没有深究，或者没有注意到，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文”作者认为“系原铁木”为历史定论，还有一点依据。他提到：“1991年（笔者注：实为1992年）出版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首修《长阳县志》（笔者注：此志主编即为“陈文”作者），在“卷二·民族人口·部分土家族姓氏溯源”一题的记述中，明确载述厚浪沱李姓前后过往的一段话，就基本取自于光绪墨谱的说法。”但这一论述，值得商榷。
如“李文”作者所言，1992年版《长阳县志》卷二《民族人口·姓氏·部分土家族姓氏溯源·李姓》中，共列举了县内5支李氏，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都镇湾“陇西堂”李氏、丁字垴李氏、铁木真后代李氏、渔峡口岩松坪李氏。该志，将厚浪沱“敦本堂”李氏与铁木真后代李氏分别编排，内容如下：
（1）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据谱载：“始祖李世华，元季由江西徙居楚北佷阳固昌之东麓，继家厚浪沱，……七世祖李儒字甫如，复创大业于麻池。……”
（4）铁木真后代李氏。据其后代口述：元末，铁木真后代被明人赶至江西，为避“满门挖洗”之祸，改姓李。后有祖迁籍长阳，入厚浪沱李氏宗祠。故有'起源铁木，来自豫章’之说。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第一，县志对两支李氏进行了区分，其源流依据材料是各不相同的，厚浪沱李氏来自族谱，铁木真李氏来自后代口述。第二，虽然“铁木真后代李氏”一条中，有“起源铁木，来自豫章”之语（此语，作者在引述时，误引为“原系铁木，来自豫章”。），与宣统《厚浪沱李氏族谱》中的“系原铁木，来自豫章”有雷同，但也并不能据此断定其语句是取自厚浪沱之族谱，而不是来自后代的口述。因此，作者将《县志》中关于“铁木真后代李氏”记载，说是“载述厚浪沱李姓前后过往的一段话”，并说“取自于〔厚浪沱李氏〕光绪墨谱”，道理是不足的。
第二，“陈文”作者认为：厚浪沱李氏堂名“敦本堂”，是“原系铁木”的又一力证。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因“敦本堂”与县内其他李氏堂名如“陇西堂”不同。第二，认为“敦本”的“本”，指的是：“宗族血缘上还有一个'系原铁木’的蒙古之根”。但笔者认为，这两点恐怕都是不足为据的。
首先，仅因与县内其他李氏堂名不同，就断定与这些李氏不同源，进而咬定厚浪沱李氏是“铁木真后代”，是说不通的。遍观中国自古以来的姓氏宗族堂名，既有反映姓氏郡望如李氏“陇西堂”、周氏“汝南堂”，也有反映家族发展、家风家教如吴氏“至德堂”、张氏“百忍堂”田氏“紫荆堂”，有以典故命名如赵氏“半部堂”，还以家族名人命名如向氏“文简堂”等等，各种类型，不胜枚举。即便同一姓氏，也存在同源但堂号各异的情形，同一宗族的堂号还可能与时俱进、几经变更。如长阳刘家坪刘氏始祖有璋、东流溪刘氏始祖有富，同为迁长始祖必安公孙、二世祖刘恒之子，但分支以后，各立祠堂，各命堂号。刘家坪刘氏堂名先为“彭城堂”，后为“藜照堂”，而东流溪刘氏堂名则是“敦睦堂”。当然，还有没有堂名的，如“李文”中认为属“铁木真后代”的“鲶鱼溪李氏”，即是这样。
其次，通过直接判定、缺乏论证，直接把“敦本”往“系原铁木”上“引”，恐怕草率。敦本究竟为何意？笔者认为：“陈文”所引“三木子”（即李滔林）之言“不忘根本、遵守纲常、继承先德、发扬族光”，正是敦本的本意。通观全国各姓氏、宗族，堂名为“敦本堂”的，何止厚浪沱李氏？乔氏、朱氏、赖氏、蔡氏、梅氏……，都有以“敦本堂”为堂号的分支。照“陈文”作者的逻辑，恐怕这些姓氏宗族也都是“铁木真后代”了。笔者望眼欲穿，从“敦本堂”三个字上始终没有探到关于“铁木真”“蒙古血统”的任何痕迹。
综上，笔者认为：与其说“敦本堂”名是厚浪沱李氏“原系铁木”的证据，倒不如说这是“陈文”作者基于“厚浪沱李氏是铁木真后代”这个主观判定的进一步引申。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第三，“陈文”作者认为：李氏续派（即文中所说“新派”）中隐藏着蒙元文化、族源密码。笔者同样认为：这是“陈文”作者基于主观判定的引申，换言之，可能是“根据答案找过程”。在这里，笔者先把厚浪沱李氏宣统《族谱》中记载的“老派”“新派”再复述一遍：
老派十字（第四世始）：文金春人朝，火应山守水。
新派四十字：宗达万年光，林作元德芳，若奇学业大，国长发可昌，继述全先泽，有善裕成章，绍绪崇远志，源开道必康。
关于老派，作者的认识有3点：1.十字老派是“先祖自江西带过来的”。2. 老派用字随意性大，有字无句，不见主旨，不成儒家文化的规矩。3.老派“少于文化规制，明显看出第一二代非汉人的草原游牧人的文化差异”。
对于新派，作者的认识也有3点：1.新派是“适应家族繁衍的形势”增制的，以实现血脉传递的需要。2. 新派用字，句式整齐，前后呼应，用词押韵，由宗至国，礼义彰明，说经论道，深合儒学伦理建构的家国情怀。3. 新派用字精思妙构，甚孚一代制谱家族长者对族人的衷怀和冀望。其后，就第3点，作者展开分析，认为“新派序用词申明了族人的蒙古之根，期以祖述先贤，慎终追远；对族中子弟发出了光大门庭的殷殷切望”。作者认为：“达”字暗指的是“鞑人”或“鞑子”；“宗达”即认蒙古人为宗根的意思。“万年光”，即世世代代光耀蒙古人祖庭的意思。作者还将“林作元德芳”一句进行了拆分解读。总之，可能是千方百计往“铁木真后代”这个“方向”上“靠”。
对于“陈文”作者对字辈的分析，笔者有不同看法。下面，从所谓“老派”和“新派”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关于老派。第一，作者说“老派”是李氏始祖从江西带过来的，不知依据何在？笔者查遍厚浪沱李氏现存两个版本的族谱，都没有发现相关记载。虽然，撰写于同治八年的《李氏宗谱总序》上说：“初，我始祖之来长也，鼎革相沿，兵燹蹂躏，携有先世宗谱，荡然无存。”这篇谱序虽然表明始祖李世华由江西迁居长阳时，可能携带了旧谱，但此“宗谱”是否是后世规范全面的宗谱，上面是否记载了江西老派，谱序上并没有言明。况且，按照作者的观点，厚浪沱李氏始祖是元末大乱时仓促改姓、暂避江西的。据笔者的认识，元朝宗室的汉语姓与名，是蒙古文姓名的音译，文字多冗长，且并未制定、执行字辈制度。李氏先祖如果是元末暂避江西而改姓李，继而迁居长阳，则其并未在江西聚族生息。这么短的时间，人口繁衍既没有达到急需制定字辈的程度，而战乱之下，躲兵为先，遑顾字辈！况且，族谱上的“老派”从第四世才叙起，如果是江西老派，为什么包括始迁祖李世华在内的前三代人不用呢？
第二，作者说：“老派用字随意性大，有字无句，不见主旨，不成儒家文化的规矩。”表面上看，这句评价没有太大误差。但问题在于：按照谱牒学的理论，字辈源于唐宋，明代才在民间逐渐普及，清代时方趋于成熟、规范。故而，《李氏族谱》中所言的“老派”，并不是和“新派”一样，是先辈人字斟句酌，系统拟定传承的“班辈歌”，而是为了“昭穆有序”，临时确定、运用于一定阶段的数字或几句。族大人繁之后，后世修谱，只能将这样的“字派”累次叠加，进行整理，看起来自然不合韵律、缺乏主旨。这种现象，不独厚浪沱李氏特色，即全国都很普遍。就拿与厚浪沱李氏“比屋而居”的“马连章氏”而言，即是如此。很巧的是：章氏始祖章士端，也是元末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第五都大栗树土地迁来，时间、原籍，与厚浪沱李氏始迁祖李世华无二致。章氏老派（第三世起）也是十字：“文人君国良，金贤一火廷。”这十个字，是不是也“随意性大，有字无句，不见主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数传而后，虽人丁繁衍，而祠堂谱牒诸大典略焉未讲”。（光绪四年《章氏族谱》卷首，同治十一年《墨谱序》）直到明末清初时，章氏才正式制定（续）派语，后几经修订，最终规范为：“章正大光明，兴开永富贵，懋德宏先志，荣发绍宗邦，昭宪家泽远，万年启吉昌。”
第三，作者认为：老派“少于文化规制，明显看出第一二代非汉人的草原游牧人的文化差异”。这一论点可谓语出惊人。如前所述，明代时由于民间字辈并非普遍规范，出现“不成儒家文化的规矩”的结果是客观的。但据此说，这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就太草率了。据县西枝柘坪覃氏光绪丁未年族谱，覃氏始迁祖燕烈公，元末由江西南昌迁长阳。该覃氏老派（一至八世，后代集字排成）为：燕朝国覃，九覃以覃；九至十八世又为：文凤加宗现，大覃启开元。这十八辈派语，出现了多个单派（即覃派），其文义似也不通，与作者强调的“儒家文化”也相差甚远。那么，这支覃氏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是草原民族后代呢？
再来说新派。首先，“陈文”作者对新派的前两点认识，我完全赞同，在此不必复述。但如果以新派之“达雅”，对比老派之“粗陋”，进而得出厚浪沱李氏由蒙古族“汉化”或与“长阳本土民族”融合的结论，如前所述，笔者是不认同的。至于作者通过对新派的分析，从中“挖掘”出“蒙古文化”密码的推论过程，则更值得商榷。
第一，作者说“达”字暗指的是“鞑人”或“鞑子”。但这些称呼，是旧时汉族等民族对蒙古人的贬称。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提到。但是，即便厚浪沱李氏家族真是铁木真后裔、大元帝国子孙，那他们在清代续派时，会将与“鞑”字谐音的“达”字运用到字辈里吗？如果明知忌讳而为之，那不是诬枉先人、自取其辱吗？所以决然是不会的。这里的达，其实是“发达”或“达到、实现”之义。“宗达万年光”，或者寓意“宗支发达、万年光辉”，或者寓意“本宗实现万年光荣”。与贺家坪普舍堂覃氏派语中的“自卜千年盛，吉祥发万春”、资坵刘氏派语中的“基业永万年”等含义是大同小异的。
第二，作者说“独木不成林”，所以派语中的“林”字指的就是“太祖成吉思汗、世祖忽必烈”。这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猜测。顺着作者的逻辑来说，如果厚浪沱李氏真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之后，将祖先的名字以“林”字为代号嵌入新字辈中，以此激励后昆，那为什么不放在首句首字，而要放在次句呢？那不是对先祖的大不敬？接下来，作者说：“所谓'作’者，作为、修养与建树之意也。将'林作’二字联合释义，就是说，在历史的面前，无论世事怎样变迁，李氏子孙须作一个有作为、有修养、有建树的人才是。”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基于“林”字代指“二汗”的认识之后，拼凑出来的解释。按照作者的这一逻辑，笔者认为，“林”字还可以理解为“树林”，“作”字可以理解为“劳作”，则“林作”即有了“在山林间劳作”之义。断章取义，实不可取。
第三，作者认为元德隐含着“对李氏祖先即元人开建国家的不世功德的怀思之义”。应该说，这也是作者“先入为主”，已经确定“厚浪沱李氏即铁木真后代”观点之后，从派语中“深挖”的。作者在分析“元德”一词之初，引用《书·酒诰》《国语·楚语上》上的典语，说“元德乃指顺乎天道、利乎人情的第一大至伟至重的美德，是叫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个分析是贴切的，也符合清代中后期厚浪沱李氏家族文人辈出，族人善作文章、常引经据典的实际。但作者话锋一转，又说第二层意思是“怀念祖先功德”，其作法就跟对“达”“林”“林作”等字词的分析如出一辙了。
△宣统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谱》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陈文”作者在开篇之处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人群中，本文中的主人公登场了，他俩就是一对由江西吉水汇入难民流的李姓父子，父名迁一、子名世繁（或士华）。……〔父子俩〕终于在辗转中寻觅到了一方闭塞却安宁的地方，这就是长阳中部地区清江边的都镇湾固仓坪一带。”
这段文字表明，根据作者的考证，厚浪沱李氏始迁始祖是李迁一、李世华父子。而现存的三个版本《李氏族谱》（包括2012年印刷发行的六修新谱），均仅奉李世华为始迁祖，李世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这些谱中均无记载。那么，这个李迁一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也许，这来源于作者掌握的稀见史料、搜集到的最新资料。但作者并未就此在文中作出说明。
三、对“铁木真后代李氏之谜”研究的看法
笔者啰啰嗦嗦万余言，对李滔林、陈金祥两位老先生的文章指瑕，并不是为了标榜个人水平，也不是为了让两位老先生难堪，更不存在对任何人攻击。而是为了达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目的。只有通过交流互鉴，与两位先生及广大读者分享，共切磋，同探讨，才可以达到促进研究、深化认识的良好效果。本文如果有不足、不妥，甚至错误、偏执之处，同样欢迎两位先生及全体读者批评指正。
陈金祥先生是我们湖北长阳档案馆、史志工作者的老前辈，曾任县方志办主任，著作等身，建国后两部《县志》皆出其手，且德高望重，乐于提携后进，时常点化、指导本人。而且，我早在弱冠之时，即与陈老相交往，至今近二十年。而李韬林先生既是长阳名师，又是我们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的常客，近年来笔耕不辍，常有佳作问世，其地方历史文化文章，我常学习借鉴；其主笔的《西阳坡村志》，是全县首部完成初稿的村志。并且，我的妻子，还是李老师的学生。两位堪称长阳地方文化研究泰斗的老先生，于公于私，与我关系不一般。否则，他们也不会主动向我的自媒体投稿。所以，我如果是坚持“公心”“对事不对人”，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哪怕是指出他们的不足，我想两位老先生不仅不会责怪，反而应该感到欣喜。这是我敢于写下这篇长文的直接原因。
其实，如果要我和这两位先生一样，就“厚浪沱李氏族源之谜”或者“铁木真后代李氏之谜”写一篇文章，我会觉得非常棘手和困难。毕竟，年代久远，资料稀少。而且，围绕这个话题，古今聚讼纷纭，相关言论莫衷一是。
一方面是：从古至今，长阳民间有许多人（包括厚浪沱李氏族人、其他人士）对厚浪沱李氏属“铁木真后代”深信不疑。比如，近段时间，乡先生罗绪溶向我提供的一个他所知道的例子。他说：
“十几年前，我们几个在〔大堰乡〕桂花园〔村〕龚宜德家玩。无意之间讲到厚浪沱李氏族源，他说厚浪沱李氏是铁木真的后人，我有个铁木真的木雕，就是土改我在鸭子口任土改司令，分果实完了，一个铁木真木像和族谱没人要，我就收回来了。他在革大结业后，回长阳参加土改的。他于十年前病逝了。”
这个说法如果属实，则又给“厚浪沱李氏”再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另一方面是：在2012年问世的厚浪沱李氏六修新族谱中，刊载了一篇名为《关于鲶鱼溪李姓与厚浪沱李姓关系的调查报告》文章，确认厚浪沱李氏不是铁木真后代，并认为“鲶鱼溪李氏”才是铁木真后代。其相关信息如下：
1.修谱过程中，编委会人员在桔子溪、三渔冲、沙坪河等地部分同派宗亲中走访，但对方却称自己不是厚浪沱李姓，是鲶鱼溪李姓，且多数不愿意参与厚浪沱李氏修谱。
2.根据《鲶鱼溪李氏族谱》（即原籍长阳、后居山西阳城的李佑年老人保管之谱）、梅子坳民国四年立“李银达墓碑”上书刻的《江西迁至长阳始祖一脉流传》，鲶鱼溪始祖李虎一脉与厚浪沱李氏始祖李世华一脉在世系上无法无缝对接，实为两支，鲶鱼溪李氏不是厚浪沱李氏分出的。
3.根据对三渔冲一位鲶鱼溪李氏后裔的采访得知，“因交祠费多，又不尊重樟木垒（笔者注：即鲶鱼溪所在村。）的人”，原入厚浪沱李氏宗祠的鲶鱼溪李氏就另立了祠堂。
4.据《鲶鱼溪李氏族谱》，该李姓前八辈人都是当官的。编委会认为：映证了鲶鱼溪李氏是元末明初被明朝政府追杀的一支蒙古人后裔，因避难来长阳，“跟着厚浪沱李姓取名”。
可以说，厚浪沱李氏新谱所作如此调查和记载，与“李文”的思路和观点是一致的。不管这种结论是否完善，是否属实，“厚浪沱李氏铁木真后代之谜”在家族内部似已论定，其观点和结论都将随新谱流传。但即便厚浪沱李氏不是铁木真后代，那由厚浪沱李氏单方面确定的“鲶鱼溪李氏是铁木真后代”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为鲶鱼溪李氏乃至关心长阳历史文化的读者承认，又将是一个新的问题。要弄清鲶鱼溪李氏的真相，除了专家学者、厚浪沱李氏深入研究外，把鲶鱼溪李氏撇开是不行的。要证明“厚浪沱李氏”究竟是不是铁木真后代，从学术、科研角度说，仅凭族谱上的调查报告、“李文”、“陈文”以及本文，是远远不够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如今，我们能够获取到的翔实的长阳历史，大概也只能上溯到明代初期。而充斥着“腥风血雨”“生死存亡”的家族传奇，其详情、内情、隐情，或许早已随着先辈人的离去而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是非曲折难以厘清。但是如果我们需要作为地方历史文化来研究，如果它值得研究，我们除了大胆假设外，还必须小心求证，必要时，适当留有余地，不作绝对定论。我们最终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可以传承的信史，应该是对地方、对国家贡献的财富。否则，不研究也罢。这是我对“铁木真后代李氏之谜”研究的看法，也是对当代长阳历史文化研究的看法。
陈金祥 ‖ “系原铁木，来自豫章”——长阳厚浪沱“敦本堂李氏”族源探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