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吹捧先人，当心鬼来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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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稿子最高能得到多少打赏？
前几天游荡到洛阳，去龙门石窟打卡，无意中发现了白居易晚年栖身的香山寺，看到史上最高打赏纪录：六七十万贯。
写稿的是白居易，打赏的是元稹的家人。因为，白居易写的是元稹的墓志铭，元稹的家人为了感谢他，送他“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白居易《修香山寺记》)。
臧获就是奴婢，还有车马、银马鞍、绫罗绸缎、玉带等，白居易把人和财物一起折成时价，值六七十万贯。
唐时一贯差不多等于一两银子，按当时的购买力，以米价折算，一两银子约等于现在两三百块人民币，取中间值，250，那么，六七十万，最少1.5亿人民币。
元稹世家出身，本来就有钱，最高曾当到宰相，这六七十万，他家当然赏得起。想想当今那些动不动几百亿的大老虎，1.5个亿只是个零头。
白居易跟元稹合称“元白”，两人的基情不亚于李杜。元死白悲，哪怕一分钱都没有，白居易也会写墓志铭。但给了这么多的打赏(或曰稿费)，完全超出常规，也在白居易的意料之外，所以他极力推辞，但元家人几次从山西往返洛阳，求他收下，最后没办法，只好收了，但全数捐建了香山寺，也让他晚年有了一个极佳的安居之地。
这个，极有可能是元稹临终时的安排。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墓志铭只有好基友来写他才放心；第二，他知道好基友没啥钱，用这样的方式送他钱，也可让他实现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不至于像杜甫那样在穷困潦倒中了残生。
有这样的背景，白居易给元稹写的墓志铭，皇皇一千多字，几乎是完整的元稹传，里面，当然全是好话。
比如说他年少天才，“公受天地粹灵，生而岐然，孩而嶷然”(岐然、嶷然都是聪颖早慧之意)。
说他诗文写得好，“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写什么都登峰造极，每写一诗，都会被第一时间大量转发，确实夸张了。
说他的人生理想，不在写文章，“实有心在于安人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事实上，元稹应该真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他在政坛上名声一般，晚年跟宦官交往过密，几乎每次党争都卷入，所展现出的权欲，也颇为人诟病，陈寅恪就这么评价他：“词虽美而人可鄙。”
当然，为好基友写墓志铭，以正能量为主，也是可以理解的。元稹才华摆在那，夸张点可以接受，他也不是大奸大恶，美白一下，人之常情。至于他年轻时对崔莺莺始乱终弃，后来还占便宜卖乖写了《莺莺传》，那是人家私德问题，不要把墓志铭当成文明码。
不过，要是写墓志铭时过度吹捧，那不但活人看了会吐，被吹捧的死者，也会无地自容的。
想起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好玩的故事：
说有一世家子弟，不知其名，我们就叫他钟生吧。某日，游山玩水，走到黄昏，在深山里迷了路。走着走着，发现一山洞，身疲力乏，就想进去对付一晚，天亮再寻路下山。
不料，走到洞口，便发现洞里有人，再仔细一瞧，竟然是他一前辈表叔公，正捋须微笑看着他！
钟生这一吓可不轻——表叔公死了几年了，这是要闹哪样？进也不敢，跑又无力，正抖着，表叔公向他招手，一脸慈祥说，别怕，好久不见了，进来聊聊吧，我正无聊呢。
反正跑不了，心想跟表叔公也没啥恩怨，应该也不会害他，就硬着头皮进洞，施礼拜见，像平常一样寒暄几句，惧意渐去，聊起家族旧事，难免悲欣交集。
聊着聊着，钟生忍不住问，叔公，您的阴宅不是在某某地吗，为什么孤魂野游至此？
叔公叹了口气说：“唉，我在世时无过无失，在职只知尽本分，也没什么建树。没想到，死后坟前立一巨碑，写的虽然是我名字，但碑文内容，什么丰功伟业，都是我自己听都没听过的；就算有一两件真事，也着实夸大了。我一生务实，被这么吹捧，本就尴尬，再加上路过的人看到碑文，难免指点讥笑；更难堪的，是我那些阴间的邻居们，不时围观起哄，搞得我无地自容，只好逃到这里，图个清净。每逢时节，子孙上坟祭拜，我才回去配合他们。吹捧死人真是害死人啊！”
钟生见他越说越激愤，就安慰他说，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啦，作为孝子贤孙，不这么做会被人诟病的，像汉朝的蔡邕、唐朝韩愈那样的文学大家，都难免给人写歌功颂德的墓志铭，您老人家也不必太过介意。
叔公一听，正色道：“是非公道自在人心，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再说，公论具在，自欺欺人又有何益？要想光宗耀祖，就应该实事求是，用这样虚假的溢美，只会让先人见不得人，也见不得鬼。失望啊失望，没想到你一个名门之后，见识竟然这么恶俗。”说完，拂袖而去，瞬间蒸发。
纪晓岚说，这个故事，是他的好友李玉典(当过知县)讲给他听的，应该是李玉典自己编的警世寓言，但李玉典的岳父田白岩说得好：“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这种事有没有发生过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价值观，应该让后人引以为戒。
过度吹捧先人，反而搞得先人狼狈不堪，这肯定是“孝子贤孙”们想不到的。
但是，想到了又怎样？
流风所及，就算孝子贤孙们没要求，墓志铭的撰写者，为了客户需求，也会不吝赞美，把死人往死里夸。前面说过白居易给元稹写墓志铭，有美化的成分，但还没那么夸张，因为白居易本人也讽刺过这样的现象，他在《秦中吟·立碑》一诗中说：“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谈建功立业，个个都是姜太公；谈立德立言，人人都是孔圣人。
但跟白居易同时代的韩愈，就是过度吹捧死人的高手。前面故事中的钟生有这么一句原话：“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其中的“韩吏部”即韩愈。谀墓，就是对死人过度赞美，这词的出处，就是韩愈。
据说，韩愈一生写了七十多篇墓志铭，其中有不少就属于“谀墓”之词，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宋朝的司马光对这位前辈大家一点也不客气，在文章中直接怼他，“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
本来就是一个只能听好话的国度，又有这么多的“先贤”在亲自践行，谀墓，自然也就成了国粹。别说蔡邕、韩愈，便是编这故事的李玉典以及他岳父，还有纪晓岚，看起来好像都在怼谀墓，一旦为人写起碑文来，也免不了堆砌溢美之词。
随手查了一下，纪晓岚曾经给一个叫毛绍睿的官员写过墓志铭，里面尽是“清名天下”、“生而颖敏”、“清慎廉谨”、“益矢冰兢”之类，这样也就算了，但说他诗写得好，居然是“驾三唐以上”，就实在是恬不知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的诗超越唐诗，别说李杜白棺材盖捂不住，元稹也要从土里钻出来打他脸的。
如果我死后有人这么搞，我决不像故事里那位叔公一样逃避，而是夜夜去找那碑文作者喝茶，看你还敢不敢信口胡编。
·附原文·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