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战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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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战争辩论
1854年4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110]。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111]。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像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终究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两院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内阁对女王诏书的复文，而且打算在昨天午后把这个复文呈交端坐在白金汉宫宝座上的女王。上院的情况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克拉伦登勋爵阐明了政府的观点，得比勋爵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一个讲的是执政者的话，另一个讲的是在野者的话。
阿伯丁勋爵，这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伯爵，这位沙皇“机智的”代理人，路易－菲力浦的“可爱的、真挚的、卓越的”阿伯丁，庇护九世的“尊敬的绅士”，虽然也是用通常的哀求和平的声调结束了他的说教，但是在他发言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再引得议员们哄堂大笑，因为他不是在向俄国宣战，而是在向伦敦周报“新闻报”宣战。马姆兹伯里勋爵对高贵的伯爵表示了异议。布鲁姆勋爵这个“愚蠢的老懦夫”（威廉·科贝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发现，开始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轻松”。本着自己特有的基督教精神别出心裁地把不列颠的殖民地变成惨绝人寰的地狱的格雷伯爵，竟提醒不列颠人民说，关于战争的辩论的声调和情绪以及对沙皇和他的哥萨克的敌意是不符合一个基督教民族开始战争时所应有的精神状态的。哈德威克伯爵认为英国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和俄国舰队相抗衡。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兵力至少应当有20艘装备齐全、火器精良和乘员训练有素的战列舰，而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用一伙刚刚招募来的兵士去作战，因为作战时这样一伙人在战列舰上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差。兰斯唐侯爵出来为政府辩护，他希望，战争期短，而且得到胜利，因为（这充分说明了这位高贵的勋爵的理解水平）“这并不是一场通常都会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和极难结束的王朝战争”。
经过这场愉快的、每个人都讲上一句两句的conversazione〔谈话〕，诏书就nemine contradicente〔无异议地〕被通过了。
我们从这次conversazione中所获悉的一切新东西全部包括在克拉伦登勋爵的几个正式声明和关于1844年的秘密备忘录事件的某些材料中。克拉伦登勋爵确认，“当前同法国达成的协议只限于交换纯属作战指示方面的照会”。因而，目前英法之间不存在任何条约。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他说，前者将保持武装中立，而后者将保持普通中立，但是“在这样一场即将在两国边境爆发的战争中，它们将不可能保持任何中立”。最后，他声明说，“如果能够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未来战争结束时所获得的和平才是光荣的和平。
但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总教长已经由于拒绝作出决定来批准确立这种平等权利的条约而被撤换了；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居民非常愤懑；而从今天收到的电讯中我们得知，沙皇向普鲁士声明说，如果西方强国能够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这种条约，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除了推翻奥斯曼的统治以外，他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就是西方强国打算越俎代庖，他自然也不会冒失得同它们打起仗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秘密备忘录事件，这是我从得比、阿伯丁、马姆兹伯里和格兰维耳等人的发言中弄清楚的。备忘录“应当是俄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就涉及土耳其的某些准备工作所达成的临时的、有条件的和秘密的协定。这些准备工作应当不取得法国的任何同意而迫使它参与”。马姆兹伯里勋爵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的这个备忘录，是沙皇、阿伯丁伯爵、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之间秘密磋商的产物。而沙皇之所以同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商量也正是听了阿伯丁的忠告。在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反对者的争论中，有一点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文件是沙皇于1844年从英国回到圣彼得堡后由涅谢尔罗迭伯爵拟定的呢，还是由英国大臣们自己拟定作为皇帝声明的笔录的。
阿伯丁伯爵对这个文件的关系，同一个大臣对任何一个正式文件的普通关系不同，这一点，按照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说法，可以由另外一个没有提交给议院的文件来证明。尽管阿伯丁肯定地说，他已经把备忘录的“实质”通知了法国，但是备忘录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不得通知其他强国的。沙皇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已经通知法国了。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赞同并批准了备忘录。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通知皮尔内阁，并提交内阁讨论，当时得比勋爵是这个内阁的成员之一。备忘录没有和外交部的普通文件放在一起；在内阁更动的时候，外交大臣亲自把它交给自己的继任人保存。在外交部该项文件没有任何副本。所以得比勋爵虽然是1844年皮尔内阁的成员，但是他在就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关于备忘录的事。阿伯丁伯爵离开外交大臣的职位时把装有备忘录的小匣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后者又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112]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格兰维耳伯爵，而格兰维耳伯爵，据他自己说，他是根据俄国大使布隆诺夫男爵的要求在马姆兹伯里伯爵进入外交部的时候把这个盒子交给了他，但是，这时文件上的真正的签署看来是被更改了，或者确切些说，被赝造了，因为格兰维耳伯爵在把它交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时候说明，这是根据俄皇、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勋爵会谈的结果而由布隆诺夫男爵拟定的备忘录，根本没有提到威灵顿公爵的名字。这种不正确的说明，除了企图把备忘录说成是大使的普通札记，而不是从圣彼得堡宫廷办公厅发出的正式文件，以便抹煞它的重要性之外，想不出有其他任何理由。
俄国对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视，在马姆兹伯里勋爵就任48小时之后，布隆诺夫男爵就拜访了他，并问他是否读过这个文件。但是马姆兹伯里当时还没有读过，因为文件在几天以后才交给他。布隆诺夫男爵执意向他指出，必须阅读这个文件，男爵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是理解同俄国的一切谈判的关键。然而，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得比政府的成员谈过这个文件，因为显然他是认为托利党政府太软弱太不稳定，不能很好地执行俄国的政策。1852年12月得比政府辞职了，不久，即1月11日，当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刚刚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就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足以证明他认为“群贤内阁”能够继续根据这个备忘录行事。
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些最权威的见证人在上院中进行的有损政府名声的揭露，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当时都是大不列颠的首相或者外交大臣。备忘录中说，英国外交大臣私自同俄国签订“有条件的协定”，不仅未经议会批准，而且也背着他自己的同僚，其中只有两个人晓得这个秘密。这个文件十年来都没有交给外交部；它由历任外交大臣们秘密保存起来。每当一个外交大臣退出舞台的时候，俄国大使就出现在唐宁街[113]，并通知继任人说，希望他好好研究一下条约，研究一下根本不是由国家的合法代表，而是由内阁的某些大臣和沙皇签订的秘密条约；希望他遵循圣彼得堡宫廷办公厅拟就的俄国备忘录给他规定的行动路线。
如果这还不是对宪法的公然破坏，如果这还不是阴谋和叛国，如果这还不是同俄国的秘密协定，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同时从这些揭露中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罪犯们感到自己太平无事，并且就是在对他们不断秘密勾结（这点他们已被揭露）的俄国公开作战时还能够从容地继续为国家掌舵；我们还知道，为什么议会反对派纯粹是一种讹诈力量，是使政府伤伤脑筋，而不是去阻碍政府的活动。1844年以来的历任外交大臣，以及一届接一届的政府都是同谋犯；这些人在抽不出工夫控告自己的前任，而心照不宣地把那个神秘的小匣接到自己手里来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的同伙。单是一个掩盖秘密的念头就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对议会隐瞒阴谋使每一个人都成了阴谋的参加者。法律认为窝主与盗匪同罪。因此无论进行什么审判，不仅联合内阁，而且还有它的对手，不仅现任的大臣们，而且还有他们所代表的议会党派，不仅这些党派，而且还有英国的统治阶级都会陷于毁灭。
En passant〔顺便〕指出，在上院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发言是得比伯爵的发言。但他对备忘录和秘密往来的公文的批评——关于下院的辩论情形我也可以这样说——并没有包含什么超出我在泛论这个祸患无穷的备忘录和这些绝非寻常的往来的公文时［注：见本卷第148—159、160—177页。——编者注］告诉你们的那些内容。
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就是这样声明的，下院全体议员也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也用了整整十七栏的篇幅来刊登对这项政策的评述。为什么？正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时机”，并且他们的空谈必然毫无结果。然而，累亚德先生应当算例外，这位先生直截了当地声明：
现在非常清楚，为什么“泰晤士报”要开始怀疑累亚德先生的亚述发现[114]的真实性了。
约·罗素勋爵在下院宣读了诏书，他和克拉伦登勋爵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当他读到不可侵犯性、独立自主、自由、文明等字眼时用了一种特殊的声调，这种声调使他博得了比较单纯的公众的掌声。
累亚德先生在回答问题时有两个极大的疏忽，使他总的说来非常精彩的发言的效果遭到了损害。第一，他企图证明在联合内阁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因素——俄国因素和英国因素，阿伯丁派和帕麦斯顿派，其实除了向俄国阿谀逢迎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以外，这两个派别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领袖不了解俄国，所以拥护俄国，另一个领袖虽然了解俄国，但还是拥护俄国。前者因此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而后者则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因此是无私地为俄国效劳，而后者则是有报酬地为俄国服务。前者的危险性比较少些，因为他公开违背英国人民的感情；而后者则会造成无法挽救的祸害，因为他把自己装成对俄国的民族仇恨的体现者。至于说到累亚德先生，那就只好假定，他不了解他认为是同阿伯丁对立的那个人。而对于援引这种对立性的迪斯累里先生，这种原谅就不成立了。因为没有人比这位反对派领袖更了解帕麦斯顿勋爵，他还在1844年就声明过，对英国的利益说来，从来还没有一位大臣的外交政策比这位高贵的勋爵的政策更具有危害性。累亚德先生的第二个疏忽是，他硬说“泰晤士报”是阿伯丁派的公开机关报，根据是，“泰晤士报”往往在秘密往来的公文到后两三天就用其中的材料撰写社论，企图说服全国同意在圣彼得堡策划的无耻勾当；其中最突出的是去年二、三月间所登载的那些文章。如果累亚德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假定这些材料是俄国驻伦敦大使供给报纸的，那他会做得好些；这将使他有可能同时揭露“泰晤士报”和外交部，说它们两者都是圣彼得堡内阁的机构。
我姑且假定，“泰晤士报”真正比联合政府更有力量，不是由于它所持的见解，而是由于那些揭露了这一秘密通信的叛变性质的报道，因此我把累亚德先生反对这家报纸的声明全部转引在这里。
1853年2月23日的'泰晤士报’在说了许多关于土耳其已经衰弱不堪的话后又声称：
'土耳其政府政治上极端衰朽，统治者中根本没有能干的和廉洁奉公的人，伊斯兰教居民日渐减少，国库已趋空虚，同时它又统治着南欧某些最肥沃的区域，最优良的港口和最精明能干、有天才的人民，这形成了某种离奇的对照……很难了解，这样深重和无可置疑的罪恶竟然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还能在政治活动家（他们把这种恶视为相对的善）中找到保护人；尽管我们也知道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变革会引起多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预见到（不是惊惶不安地而是满意地预见到）那个时刻’——'泰晤士报’从何得知，这个时刻已经很近了呢？——'那时候像土耳其政府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像它现在统治着的这样的国家了。或许，这个时期比一般想像的要短一些，或许，某些聪明的国家活动家已在准备措施来对付这种结局，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继续无限期地推迟这种结局了。我们并不认为而且也不打算假定，奥地利和俄国目前已经有了或者已经背着其他欧洲强国预先制定了一种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怀有敌意的计划。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泰晤士报’这样声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缅施科夫公爵作为特使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所负的专门使命是代表尼古拉皇帝声明，作为正教首脑的沙皇本人不能接受也不能强迫东方教会接受不久前法国大使所收到的苏丹关于圣土上的圣地问题的敕令所规定的条件。’
关于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第一个消息包括在2月14日和21日收到的汉·西摩尔爵士的紧急报告中。必须指出，1853年3月6日又接到一份紧急报告，转达了俄皇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全盘计划。前面已经指出，对这个紧急报告的答复直到3月23日才送出去；3月13日以前内阁一次会议都没有举行，虽然政府的某些成员在此以前一星期就已收到了皇帝的建议。这个建议直到3月13日才通知他们的同僚；然而'泰晤士报’却早就得悉了，因为在3月7日，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的第二天——当时除了两三位内阁成员以外还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外交部的职员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文章，（听啊！听啊！）这篇文章中提到：
'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和欧洲强国对东方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政治家们和独立自主的报刊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以便提出并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实现相应的计划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国家活动家不得不处理日常政治事务，不得不经常坚持所谓国家必要性的准则，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显然，如果一种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事先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和没有经过公众缜密思考，他们也就提不出来。’
高贵的勋爵应当特别注意'泰晤士报’上所说的下面一些话，因为这些话同勋爵的反驳有关，它说：“正因为这样，所以约翰·罗素勋爵的表现丝毫也不使我们感到惊奇，他在提到不久前在土耳其，特别是在它的欧洲边境发生的困难时，表示不同意不久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所表述的那些观点，他也重复了——以一个官方人士的庄重态度重复了——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古老的神话。但是，这类论据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该文作者怎样知道高贵的勋爵不同意呢？（听啊！）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不同意约·罗素勋爵的意见，好像除了必须讨论如果产生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应当做些什么而外，对于欧洲说来也不可能有更大的灾难了。’
希望议院注意下面这段话，它们和俄皇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如果在讨论分割土耳其的问题以前，就开始分割土耳其，这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听啊！听啊！）这也就是那些话。往下该文作者继续写道：
'对于一个国家活动家竟把他在土耳其帝国一旦崩溃时应当奉行的政策和导致瓜分波兰的政策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表示惊奇。自然，从国家必要性方面所作的考虑对于保存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和独立依然是有效的。但是这些可以有许多否定因素与之对立的考虑，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害怕去解决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近年来尤其变本加厉），以致连讨论真正的问题的尝试在某些人士看来都是政治腐化和破坏各个国家赖以联系的一切法律的行为。’
下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10日。也许议院认为在此以前所引用的表明'泰晤士报’撰稿人一字不差地使用紧急报告中的用语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现在将要宣读的文章，会消除我们在这方面的任何怀疑。3月10日发表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缅施科夫公爵此行负有更明确的外交使命。我们有理由认为，比起莱宁根伯爵的指令来，缅施科夫公爵的指令带有比较和解的性质。’
类似的词句在汉·西摩尔爵士2月21日的紧急报告中可以找到：
'涅谢尔罗迭伯爵阁下希望使我确信，缅施科夫公爵将接到的指令，带有和解的性质。’
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敢说，当代国家活动家一碰上涉及某些大地方的文明、恢复基督教曾经一度在全欧洲享有的优越地位、保证千百万人的进步和福利的问题，往往就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能够达成协议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用缠头把土耳其人打扮起来，并继续认为这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
3月19日内阁举行了会议，讨论了3月6日收到的紧急报告，3月23日发出了对紧急报告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必须坚持约翰·罗素勋爵2月9日密件中所阐述的那项政策的原则，但仍然乐于赞同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
当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可以找到克拉伦登勋爵密件中的一些句子，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及其前景的看法同约·罗素勋爵所持的并告知下院的观点不一致。我们这些看法同我国过去在许多场合所奉行的政策不同，也同大多数伦敦报刊并不那么出色和特别顺利地加以维护的体系根本不同。’
不列颠报刊可以以它没有坚持'泰晤士报’的观点为荣，尽管它并没有那些曾经动摇过殖民大臣的地位而且几乎把内阁推翻的利箭。'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皇帝>声明说，他所希望的是同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博得我国的信任。他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商谈将是对他的保证是否真诚的考验；但是，再不可能有比他准备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同不列颠政府合作的意愿更能证明他对土耳其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温和态度和善良愿望了。’
就在'泰晤士报’宣布它使不列颠公众容忍瓜分土耳其的企图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拖延了整整16天的对紧急报告的答复送到了圣彼得堡。（听啊！听啊！）没有必要再从'泰晤士报’上摘录一些引文来麻烦议院了。”
布莱特先生支持科布顿先生，为的是使帕麦斯顿勋爵能再次用咒骂俄国和假殷勤地坚持战争政策的办法来为自己博得声誉。帕麦斯顿在一个地方说：
如果把帕麦斯顿勋爵的这个声明同他在1829、1830、1831、1833、1836、1840、1841、1842、1843、1846、1848和1849这些年发表的声明对照一下，那末就可以看出，这次声明与其说是对布莱特先生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他自己过去的政策[115]的回答。但是，正当这个狡猾的敌人力图用对俄国的猛烈攻击来获得公众的同情的时候，另一方面他又以下述意见来博取沙皇的欢心：
但是，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俄国政府可以提出的唯一责难，恰好就是它的无可救药的坦率。由此可见，帕麦斯顿指责的是俄国没有做的事情，而完全赞同它在实际上所做的一切。
迪斯累里先生对秘密文件提出的批评像往常一样是聪明的，但并未达到目的，因为他声明说，批评现在是不合时宜的，他之所以要向议院发表演说，唯一的目的是拥护女王的诏书。令人懊丧的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由于渺小的升官发财思想和出于党派政策的考虑竟然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自己的很有分量的喉舌“新闻报”上向任何一个帕麦斯顿大献殷勤。
在昨天的议院会议上，詹·格莱安爵士通知说，已接到关于舰队驶入黑海，现在正停泊在瓦尔那附近的消息。
阿伯丁勋爵在上院说，他打算在4月11日（星期二）建议议院会议延期到4月27日（星期四）举行。
|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4月4日 载于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110]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8）所写的题为“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一篇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现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间，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第188页。
[111]潘塔隆——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之一，他表现一个威尼斯商人——有钱的、吝啬的、愚蠢的老头的形象，——第188页。
[112]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灾祸的盒子，就把这些灾祸散布出来了。——第191页。
[113]唐宁街——见注55。——第192页。
[114]指1854年4月3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编辑部在这篇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累亚德在下院的发言，并对他作为亚述考古学家的活动表示怀疑。累亚德在考古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1848—1849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遗址”（《Nineveh and its Remains》）和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和巴比伦”（《Nineveh and Babylon》）。——第193页。
[115]马克思在1853年10月至12月初写的一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中对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作了详尽的分析。——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