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五年（14）：冬，淳于公如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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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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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到，州国的国君州公，因都城在淳于城，也称为淳于公，国家被杞国入侵，他自我掂量了一下，发现灭国的概率大于99.9%，于是决定政治流亡。

春秋时代政治流亡的风气很浓，比如郑国太子忽、后来春秋五霸之二的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重耳都曾经政治流亡过。

正是因为政治流亡，才给他们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的机会，也正是因为政治流亡，使他们成为兼职的外交家，与各国君主都打过交道，攒够了政治资本

。

所以他们在执政以后对内才会发愤图强，对外才会在国际社会中左右逢源，因此能够带领国家迅速富强，称霸于列国。可以说，没有流亡过的春秋霸主的政治生涯是不完整的。

这也充分诠释了“君子不刑不发”的道理，对于君子来说，磨难让人成长，对于小人来说，磨难使人沉沦。

齐桓公九合诸侯

一旦决定政治流亡，州公就迅速行动起来，聚集家族，收拾细软，准备“转进”。

春秋时代的“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家”，春秋时代的“家”其实是现在社会的“大家族”，为什么说“大”呢？

因为春秋时代家族是不分家的，整个家族不管多少代，都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

当然，做官的人除外，做官的人可以官为氏，以居住地为氏，比如：

• 看守关隘的守将可以“关”为氏；

• 看护山林的官员可以“林”为氏；

• 观察天象的官员因主要观察的是东方青龙七宿，则以“龙”为氏；

等等。

这样就出现了同一个姓之下的很多氏，氏就是家族的分支，有了分支就有了远近，有的氏跟家族比较近，还住在一起，有的氏比较远，就分开居住了。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崩坏的也是姓氏制度，同姓不同氏的慢慢就不亲密了，到西汉以后，姓氏彻底分开。姓消亡，氏转为姓，就形成了我们目前熟悉的张王李赵等姓氏。

春秋时代大家族因为是N代同堂，所以人数众多。

比如普通百姓一家5口人的情况下，每家生三个儿子，四世同堂就是200人以上，加上女眷，再来两户亲戚，一个家族就能形成一个大自然村。所以当时很多大家族都有几百到几千人的家族私兵，非常难治理，国君的法令如果不合其意，甚至会起兵反抗。

中国历史上这种大家族比比皆是，比如：

• 三国时代四世三公的袁氏和杨氏，

• 魏晋时代的琅琊王氏，

• 五代唐宋时代的长安杜氏、清河崔氏与河东柳氏，

这些宗族随随便便都能给整出几千人的精锐部队来。这种部队因为有血缘关系作为凝聚力，所以战斗力非常强，再加上这种家族中往往人才辈出，有很多人都在朝廷做官，因此中央政府不但忌惮而且头疼，历朝历代都对这种家族采用的是分化拉拢的手段，而不是纯压制的手段。

杜甫其实是长安杜氏的族人

到了清末，曾国藩编练湘军，依然是采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招兵，湘军其实就是湖南人的子弟兵，宗族军，曾国藩再辅之以严刑峻法，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宗族部队就迅速成型了。

究其原因，与周代实行宗法制管理天下，汉代效法周代强化宗法血亲制，后世为了减少政府管理成本，对宗族血亲制更加强化的原因有关。但大集体里的小集体多了，小集体就会吸大集体的血，这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但对封建王朝有致命的杀伤力。

宗族为了保持宗族的优势，就会挖空心思把子弟送去做官，以掌握国家权力，同时还会有一部分不适合做官的子弟去经商，兼并土地，掌握经济权力。当政经权力由将近一半为宗族掌握以后，就会与皇帝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

因为皇帝本身也是“家天下”，皇族也是宗族，只是各个宗族的首领而已，皇族也有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需求。当皇族和普通宗族势力发生矛盾后，皇族就会压制宗族，这时候一些有实力的宗族就会对皇族发起冲击，有撤换皇帝的需求，这时候就是一个王朝的末期。

唐太宗李世民所属的太原李氏就是隋朝一个大宗族

从表象上来看，每一个王朝末期都是同样的土地兼并加上民不聊生，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皇族和宗族之间的兼并比赛到了末期以后，所剩下的土地资源和生活资源不够普通百姓生存，这时候要么一个比较强大的宗族起而号召，要么是也被逼得活不下去的宗族揭竿而起，然后起义就爆发了。

如果从身份上看，中国古代的宗族大部分都是耕读传家，所以严格意义上都算农民，因此可以称为农民起义。

但如果从阶层去看，大部分成功的起义军其主体结构都是大小地主，因此可以称为地主阶级内斗。

而普通百姓，则是摇旗呐喊者和苦难的最终承受者。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历史上对于宗族势力打压比较明显的首选秦国，秦孝公请商鞅变法，商鞅严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把大家族打散成小家庭，使家族私兵变成国家公军，再用奖励耕战的政策，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军队的战斗力马上提升，国家的经济也马上上了几个台阶。

但因为秦国率先打破周朝创立的宗法制，所以被诸国视为异端，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战国时代各国与秦国之间没有真正的和平，齐燕韩赵魏等国宁愿联合楚国，接纳楚国，也不愿意接纳秦国，因为秦国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与中原诸国都有极大的差异。

第二个打击宗族势力比较明显的就是建国后，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把中国岭南以北的地主阶层一扫而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澄清宇内，但还有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没有瓦解，比如广东潮汕一代。

宗族势力本身没有善恶，但因为宗族政治已经从周代的贵族协商制变成了族长独大制，所以族长的善恶就可以左右宗族势力的善恶，广东前几年有一些宗族全族制毒的事情就可见一斑，这些事情还被改编后拍成了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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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国家机关的能力越强，宗族势力越不容易坐大，反之，宗族势力壮大，意味着国家行政力量的衰退。

因此，州公被迫政治流亡，举族搬迁，说明他的宗族（当时诸侯的宗族为公族）已经压制不了国内的其他宗族，甚至不排除国内其他宗族为了赶走州公，里通外国，串通杞国人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否则州公也不可能一箭不发就跑了，要么是其他宗族的兵拒不出兵，要么是其他宗族的兵出工不出力，总之，大势已去。

州公也是诸侯国君，其宗族必然相当庞大。因此，州公进行政治流亡的时候，加上奴仆和家族军队，必然是浩浩荡荡的一支大队伍。这就能理解鲁桓公为什么对州公“过”了自己那么敏感了，这支队伍在鲁国首都曲阜招摇过市，但主人竟然没有去拜访一下鲁桓公，这是赤裸裸的藐视，叔可忍婶不可忍。

州公为什么会“过”鲁桓公呢？因为他的目的地并不是鲁国，而是曹国。

为什么会选这里？确实比较诡异，但仔细想一下就能想通。

州国被杞国入侵，州公选择政治流亡地，至少有三个选择：

1. 齐国。齐国是山东半岛正在冉冉升起的新秀，国力比杞国强，且距离州国很近。而且杞国入侵州国就是因为受到齐国的压迫，只能向南拓展生存空间。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齐国应该是首选，但州公没有选择齐国，很明显，对齐国不放心。为什么对齐国不放心？可能州公认为齐国采用的是驱虎吞狼之计，等杞国和州国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维和”的身份出现，维和部队开进州国首都淳于城，顺势控制州国，包围杞国。如果是这样，州公肯定不能自投罗网。

2. 莒国。莒国是山东半岛的小强国，号称双花红棍，鲁南扛把子，而且几年前和杞国干过一架，占了杞国一座牟娄城。按说莒国应该是州国的朋友，但州公也没有选择，虽然不知道莒国和州国之前发生过什么，但至少说明莒国在州公的心里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政治流亡地，安全是第一，其次才是政治。

3. 鲁国。作为山东半岛军事和文化双第一的强国，鲁国应该是州公的第一选择。在老大的势力范围内挨揍了就去找老大评理，这是普天下的真理。所以州公确实是进入了鲁国，但也许是发现鲁国不对劲，也许是州公过于紧张，草木皆兵，总之，州公没有去见鲁桓公，王不见王，穿城而过，让鲁国感觉很是丢脸，在史书上恨恨的记下了一笔。

看州公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曹国。这个地方位于山东和河南的交界处（为了便于理解，这里使用现代地理范围解说），曹国也是当时山东西部的强国之一，关键是这个地方就是后世的定陶，交通发达。

200年后，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成为霸主。勾践是个可富贵不可共患难的人，他手下的头号谋士范蠡早有准备，勾践灭吴之时，范蠡弃官挂印，远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在齐国海滨煮盐，不几年成为巨富。齐君得知后，礼请范蠡，范蠡以“盛名之下不可久居”为由，弃家抛产，向西迁徙。走到定陶这个地方，发现这里人烟辐辏，交通便利，是南来北往的大枢纽，遂定居于此，经营粮食生意，不几年又成巨富，世人称为“陶朱公”，后世拜为财神，成为经商之人的祖师爷。

财神陶朱公选择定陶是因为交通便利适合经营生意，州公看上定陶交通便利的原因恐怕跟后世的逃犯选择郑州、武汉这种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的原因是一样的，可见州公对山东半岛上的几个国家已经畏惧之极，如惊弓之鸟，只要听到弓弦再响一声，恐怕立马就要继续开溜。

那么曹国的态度呢？史无记载。不过桓公六年，第一句记载就是：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

这里的“寔”通实在的实，读音也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桓公六年春正月的时候，周公从曹国来朝见鲁桓公，这次是实实在在的来了，大张旗鼓的来了，礼节齐全的来了，来了以后，就没有再回到他的州国了。

看来州公“过”鲁桓公的行为把鲁国人伤的不轻，一定要用个“寔来”强调一下。读史读到这里，不觉拍案大笑。

那么州公为什么没有回到州国呢？很有可能是州国被杞国灭了。春秋笔法，为尊者讳，这种惨事，不明说，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

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不愿意明说，而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是一个道理。

那么州公朝见完鲁桓公，有没有回曹国？没有。何以见得？因为“寔来，不复其国也。”

寔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来了就不走了。

不复其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再回到原来的国家了。

这毕竟是我的推测，《三传》有没有详细解释呢？

有。

《左传》和《公羊传》都纠缠在记载“寔来”是对州公不遵守礼制的讽刺，在我看来有点抓不到重点，州公到底去哪，你们倒是给句话呀。

在《春秋谷梁传》的注释里有一句“今州公不以礼朝，又至鲁不反，是无礼之事。”披露了州公的行踪，就是留在鲁国了。

所以，州公最终的政治流亡地就是鲁国。

但是州公为什么会选择鲁国呢？他刚开始不是发现鲁国不对劲才过门而不入的吗？现在怎么又跑鲁国了呢？

我们下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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