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稳定性”理论视角下的决策理性

在本质上，“危机稳定性”不是关于战争的研究，而是关于国家如何巧妙运用军事力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不至于爆发武装冲突的理论。“危机稳定性”不是一个绝对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打破冲突双方建立的“巧妙的平衡”会促使“危机稳定性”演变为“危机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危机稳定性”是一种行走在冲突边缘的艺术。

“危机稳定性”的经典理论诞生于二战后美苏激烈军备竞赛的冷战时期，是战略学家为美苏在敌对状态下运用核力量进行相互威慑的特殊形态而量身定做的专有名词，与“核武器”和“首次打击”等概念密切相关。“首次打击”意味着一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向对方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在有核时代，国家领导人的决策理性对于冲突双方保持“危机稳定性”至关重要。

基于威慑理论的“危机稳定性”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悲观主义者就在“核威慑”与“稳定”之间建立起一种消极的联系。1959年，美国兰德公司核战略专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脆弱的恐怖平衡》一文，为美国早期核战略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深刻揭示了核大国之间所谓“恐怖平衡”的脆弱性，否定了以核威慑为中心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有效性；强调对手有可能冒着承受巨大代价与牺牲的风险发动核战争，而战略威慑是靠不住的，美国将无法遏止苏联发起的毫无预警的核进攻。因此，他主张美国必须加强核报复力量，即对苏联发动的“首次打击”进行成功反击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乐观主义者更加看重伴随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而产生的威慑效应。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冲突的战略》中，把以威胁使用武力为代表的威慑战略作为有核时代的正确选择，把“危机稳定性”界定为：当危机爆发时，如果突袭成功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战争成本，那么双方都不会有先发制人的冲动。因而，确保战略稳定的关键不是核裁军，而是让彼此相信对方没有实施“首次打击”的动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大学政治学学者史蒂夫·布拉姆斯运用博弈论分析超级大国间的对抗性冲突，在《威胁升级与危机稳定性：一种博弈论的分析》中基于威慑理论建立了核时代“危机稳定性”的分析模型，认为它是一种即便冲突升级到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也能够阻止引发战争的结构特征，其核心理论是避免危机失控的方法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先发制人打击的动机。“危机稳定性”被视为“既赋予双方实施挑衅行为的自由、又能控制风险无限升级”的理想状态。

在本质上，“危机稳定性”不是关于战争的研究，而是关于国家如何巧妙运用军事力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不至于爆发武装冲突的理论。当国家间关系呈现出紧张状态时，“稳定”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军备竞赛不断增强自身战略力量的生存力，同时降低对方报复性力量的破坏力。两极格局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苏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即通过打造旗鼓相当的战略力量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具备“首次打击”的显著优势。

“危机稳定性”与“首次打击”的收益和报复性反击的意愿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方面，首先发动进攻带来的收益多寡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如果一国发动突然袭击具有明显优势，那么“首次打击”就值得尝试；如果突然袭击产生的收益小于成本，那么发动进攻的意愿将大为降低，“危机稳定性”也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是否具有报复性反击的意愿也很重要。危机状态下产生“稳定”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充分了解对方在遭遇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作出报复性反击。值得注意的是，冲突当事国或许会基于自己即将受到打击的错误认知而产生先发制人的强烈动机。所以，“危机稳定性”不是一个绝对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打破冲突双方建立的“巧妙的平衡”会促使“危机稳定性”演变为“危机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危机稳定性”是一种行走在冲突边缘的艺术。

基于“谨慎原则”的决策理性

在核军备竞赛层层升级的两极格局中，美苏之间的“危机稳定性”成为阻止危险失控、避免世界大战的结构性特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弗兰克·扎加瑞把“升级”视为决策范畴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国际政治领域，它与国家安全与危机决策尤其相关”。核战略学家把冷战“长和平”的功劳归因于美苏在紧张态势下保持的理性与克制，即“危机稳定性”的游戏规则——“谨慎原则”。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几度濒临战争边缘。然而，正如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哈维所言，尽管美苏领导人时刻面对强大的政治与心理压力、互信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障碍，但双方都发展出“在不必越界的情况下”对付对方的战略。事实上，鉴于任何行动都有升级为战争的风险，卷入核大国的危机愈加显现出“自我约束”的特征。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曾经说过，没有人对“基于武断和人为分割势力范围、而非道德与正义”的二战后国际体系抱有很大期望，但它的生命力却比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多了一倍。冷战时代两极格局的稳定性与核大国领导人对外决策时的理性与审慎不无关系。

“谨慎原则”在核武器的使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贯彻，在长达40多年的核军备竞赛中，同为核大国的美苏不约而同地选择把军事领域作为主要竞技场，但从未真正将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付诸实施。迄今为止，美国在二战末期为了加速战争结束、降低人员伤亡对日使用原子弹也成为国际政治中战争决策的孤案。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肯尼思·华尔兹曾经指出，两极格局的“简单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压力”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变得保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只拥有常规武器的国家更希望避免发生战争。这与谢林的“防御性自卫”不谋而合，即冲突中的每一方都试图通过确保自己的武器和军事力量不被摧毁等自我防御性措施来降低对方的能力与威胁，而不是以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手段谋求绝对性优势。

基于危机管理的决策理性

因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危机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根据历史记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世界产生过450次国际危机，其中45%都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这得益于决策者敏锐的风险意识和有效的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实质不在于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在阻止战争爆发和捍卫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利益上维持审慎的平衡。

危机具有相当的可变性，时刻面临升级的风险。升级是指冲突双方争议的激化或者紧张态势的加剧，推动危机升级的一方旨在以牺牲对方的代价来获得优势的行为。任何一方的单边举动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反制措施，危机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升级，从而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有效的危机管理应该对事态的发展、甚至恶化作出预判并且主动加以应对。由于升级几乎是国际危机发展的必然趋势，确保“危机稳定性”就成为避免可控发展为失控的重要条件。

“危机稳定性”是对危机升级态势的积极约束，取决于决策者对危险的感知程度以及对风险的管控意识，危机时刻的决策理性还与领导人的主观判断和个人偏好息息相关，它要求任何一方能够清楚认识到发动“首次打击”带来的潜在不稳定性，并且在危机失控前及时关闭冲突爆发的机会窗口。当国家面临进攻还是防御的战略选择困境时，决策者对双方意图、能力、决心和行动的认知与评估成为影响“危机稳定性”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同盟国领导人坚信发起进攻能够为国家带来极大收益，所以将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武装力量的快速动员上，导致外交努力破裂，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战争。而冷战时期，尽管世界面临核大战的毁灭性灾难，但却创造了危机管理的若干经典案例。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危机取代中心战争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在有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太大，反而导致超级大国事实上采取了行为的“谨慎规制”。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下，美国和苏联在避免核战争上却有着共同利益，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平衡”。

冷战时期，美苏在相互制衡的威慑政策中确保双边关系的可控性，双方在进攻和防御战略上的权衡比较主导着大国博弈的选项，力求通过有效的战略防御将危机保持在稳定状态，同时，通过遏止升级的发生而确保国家的生存。“危机稳定性”理论在美苏军事对抗的两极格局中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虽然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暂时不再面临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与竞争，但只要国际危机还会发生，无论在大国还是小国之间，那它就仍然适用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从根本上说，“危机稳定性”理论旨在避免战争而非赢得战争。维持危机状态下的稳定性不仅要解除现实政治中的军事紧张态势，还要缓解决策者的情绪与心理压力。潜在的冲突双方建立高层次的对话与广泛的交流对于管控风险极为重要。持续、有效的战略互动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估对手的实力与意图，还能够防止因猜疑和信任赤字引发的错误知觉与过度反应，从而把“稳定性”发展为“不稳定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危机稳定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选择及中国的应对”（2016M5921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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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