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客名贤：清末治世能臣曾璧光
引言：在近代贵州的历史上，有两位颇负盛名的封疆大吏，他们的谥号都是“文诚”，一位便是以黔人治蜀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另一位则是以蜀人治黔的贵州巡抚曾璧光。这两人不但时代相近，而且都以“治绩显著，为官清廉”而著称于世。相比较于丁宝桢，曾璧光的人生经历更让人啧啧称奇，他祖籍广东长乐，出生于裁缝家庭，幼时曾牧牛田间，直到五十五岁才考中进士。之后，他做过恭王醇王之师，治黔长达十六年之久，虽位登宫保，却家贫如洗。曾璧光的一生不仅在当时的客家群体中堪称特例，就算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值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伟平)
曾璧光
纵观古今历史，任何变革的出现都是需要相应环境的支撑。清朝正是有了同治中兴的环境，洋务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一大批新形企业才得以建立，从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这场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治世能臣，四川客家人曾璧光就是堪与左宗棠比肩的杰出代表。
曾璧光（1795—1875年），字枢垣，又称枢元，乾隆六十年（1795年）生于四川洪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九年（1859年）授贵州镇远府知府。同治六年（1867年）赏二品顶戴，命署贵州巡抚。同治七年 (1868 年 )，特旨补授巡抚。光绪元年卒于巡抚任上。追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谥“文诚”。
曾氏乃祖曾耀成系广东嘉应州长乐县转水人，在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下迁徙至四川洪雅，由于其入川时间较晚，错过了随意插占的黄金时代，只好靠租佃为生。其父曾华旭以裁缝为业，故曾璧光出生时家无恒产。曾璧光少年失怙，由寡母一手带大，因而对民间疾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然而，曾璧光也很幸运，由于他聪慧过人，得到了当地名师袁文藻、张柱的垂青，教以经史、兵法、书法，为其入仕奠定了基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璧光年已至五十五岁，这一年，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入仕途。而就在此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白银的战争赔款，造成财政亏空，于是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加之国外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绅商乘机兼并土地，加重了剥削，造成兵灾、匪患、民变的人祸。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秘密教门自乾隆以降开始盛行，并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贵州苗疆环境复杂，咸丰后秘密教门迅速发展，其中灯花教表现最为活跃。秘密教门以其极具诱惑力的信仰体系，与苗疆民众一拍即合，成为了一种叛乱工具的尝试。秘密教门教首的帝王野心①和普通教众对生活资源期许的结合，导致爆发了贵州苗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社会动乱。
秘密教门的信仰与传播，对民间社会影响巨大。清政府在防范与治理上，虽曾颇多用心，然收效甚微。由于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的缺陷，以及地理交通、经济、民风的关系，加之人口流动及身份控制的弱化等因素，秘密教门在苗疆畅行无阻，似乎表明秘密教门及其信仰有着无所不能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在贵州苗疆的传播历程中，使人们发现秘密教门及其信仰并非无所不能，带给人民的只会是更加沉重的灾难。
咸丰五年（1855年）春，贵州东部台拱厅（今台江）苗民要求减免新加的赋税，遭到清廷拒绝。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揭竿响应，民变很快扩展到整个苗民聚居区，造成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大量农村破产，匪患乘隙而起，更加重了社会的混乱。
1850年的贵州黑苗
由于民变遍地开花，民军成分复杂，彼此互不统属，以致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民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咸丰八年（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与此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乘势而起，举起反清大旗，使民变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上，因此对贵州出现的大面积民变基本束手无策。
咸丰九年（1859年）春，曾璧光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贵州镇远府知府。镇远位于贵州东部武陵山区，东界湖南新晃，南邻三穗、剑河，西毗施秉，北接岑巩和铜仁地区的石阡，为黔东重镇，苗疆区域。镇远当水陆要冲，府辖铜仁、松桃、清溪等地，是贵州的东大门，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
1849年的镇远府㵲阳河码头
雍正年间，清廷制定了“冲繁疲难”制度，根据各州县所处地理位置的冲或僻、政务的繁或简、赋税的完或欠、命盗案件的多或寡等四方面情况，对政区进行分等，并依据各府厅州县所占字数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将其选任权力交予地方督抚或吏部。通过对“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予以制度梳理、量化统计、国土分析，将全国千差万别的地理状况，用四字予以标准化，以作为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位置、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调配有限的官僚资源，包括在大一统体制下有意擢升边疆地区的级别，以吸引行政能力更强的官员前往赴任，官员的收入也与权责利挂钩。
镇远地处要冲，政务繁忙，知府为冲繁疲难四字最要缺。曾璧光到任时，由于受兵燹影响，镇远城乡房屋多毁于战火，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他首先招抚流民，恢复生产，令有业者复业，无业者分耕荒地以尽开垦，借以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接着又开仓放赈以济贫困，具棺材收殓遗骸；发放资金，派发种子，清查田亩招徕流民垦植，并捐俸沿山修筑城垣，兴立碉堡，修建桥梁；复兴书院文学，培育人才，设立试舍以备考试，振兴文教，使地方风气日渐兴起。与此同时，曾璧光以封疆重任，保境安民，兼顾大局，强保甲、兴团练、实施联寨互保；聚药材、置棉衣、筹积谷，协作邻地襄助平叛。这一举措，使原本不安的社会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同治元年（1862年），曾璧光因稳定镇远冲要，拱卫省城安全，被赏加道衔，旋署贵东道（贵州贵东道，镇苗疆，驻古州，即今贵州榕江县）。同治二年（1863年），曾璧光策反手段，拉拢萧文魁降清，一举剿平了铜仁号军，叙功以道员用，并赏戴花翎。此后，曾璧光行政能力大放异彩，不断升迁。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曾璧光署粮储道；十一月，经云贵总督劳崇光等保荐其才，命开缺，归候补道班内委用。同治四年（1865年）署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署布政使；八月，赏二品顶戴，命署贵州巡抚。同治七年（1868 年），特旨补授巡抚。位居高位，曾璧光有了更大的格局，他关心民间疾苦，主张与民休息，因此对各级官员的腐败更加深恶痛绝，决心铁腕整治。
1849年的贵阳甲秀楼
在平叛的军事过程中，曾璧光已意识到贵州各级官员的腐败是这场动乱的主要诱因，朝廷谕旨也明确指出：“黔省吏治败坏已久，地方牧令苛扰间阎，驱民从贼，深堪痛恨。曾璧光务当慎选循良，拊循绥缉，以固本原。贪酷各员据实严参重办，不可稍事姑息。”曾璧光在黔多年，对官场问题较为清楚，为正本清源他提出：“举直与错枉并重，安民以察吏为先。”“黔省军务初平，吏治营务皆宜及时整顿，而地方瘠苦人员众多，尤以惩贪警诈为亟。”
同治七年（1868 年）二月，张亮基上奏朝廷，“总兵林自清系有旨散练回籍管束之员，辄敢擅带练勇，戕官肆掳。副将池有莲奉派出师，按兵不动，勒索银米，残害官民。总兵刘元勋克扣军粮，任性妄为，均属大干法纪。”朝廷要求曾璧光从速处理：“黔省叠遭变乱，民气雕残，若再任骄将悍兵恣行横暴，民何以堪，军务亦安望有起色? ⋯⋯惟该员等现均坐拥兵练，务须不动声色，设法诱致，毋致滋生事端，方为妥善。”
曾璧光行事果决，雷厉风行，案情很快水落石出，对于此类罪不容诛的将领，他采取秘密诱捕的方法，将之营前正法。清廷认为曾璧光处事干练，迅速且得当，下旨给予褒奖：曾璧光等“于此事不动声色，筹画精详，卒使积年叵憝，首从悉就歼除，实属办理迅速。……”
为整肃贵州官场，对各级办事不力的官员给予惩戒。同治八年（1869年），拔补镇远镇标中营左哨千总周大顺，因私带野练，赴乡扰害、勒索银谷，曾璧光认为其“身为职官，不思卫民剿贼”，命令将其“就地正法”。同治九年（1870年），参将贺宗恒改名那元，在遵义府伪称钦差，诈传皇太后密旨，巡查云贵川楚四省事务，招摇撞骗，蛊惑人心。曾璧光即上奏朝廷，要求“将诈传诏旨之武弁正法”。朝廷颁布谕旨，贺宗恒 “实属不法已极⋯⋯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同治十年（1871年），曾璧光对贵州文武各员进行甄别，对其中的不合格者，请旨降革。朝廷颁旨，准奏。同治十一年（1872年），根据曾璧光的举劾，贵州一批文武官员被朝廷处分。是以贵州官场风气扭转，民变也逐渐平息。
曾璧光在黔任职十六年，其中担任巡抚八年。宦黔期间，兵灾、匪患、民变交织，烽烟四起，其根源在于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曾璧光采取有力措施，对贵州官场进行整饬，遏制住腐败的加深，缓解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他采取平叛乱，驻军防，以维治安；行保甲，肃吏治，以治乱源；抚苗民，调赋税，以收民心。建义学，广教化，以启明智。这一系列措施，对平息叛乱，恢复生产，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贵州咸同之乱，持续十八年之久，清廷调集数省之兵才平息。这次大规模的民变爆发，是清廷的苛政、官吏的傲慢所激发。事变之初，又处置失当，把税负的经济问题转化成民族矛盾，以至酿成大乱。此间还有太平天国的影响等因素。近二十年的战乱，使黔省城乡残破，生灵涂炭，人民死亡四百七十万，超过战前人口的一半，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严重影响了贵州的发展。
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璧光平息黔乱，是晚清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亮点。研究曾璧光治黔方略，对鉴史资政不无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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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思南苗民以头裹白布为号，称白号军。这支民军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纵横驰骋千余里，支撑十余年，占领了贵州大部分农村，建立了以汪家寨、岑头盖、荆竹园等为主的大小几百个根据地，并在岑头盖建宫设府，封官赐爵，铸印铸钱，发布“誊黄”，成立了军、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
1847年贵阳云图关的牌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