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捷：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

　　2008年晚秋，我赴汾阳参观新发掘的宋金墓群，顺便参观市博物馆，喜见馆藏本地所出墓志二百余方，其中唐代墓志就达130余方。我对北朝唐代中西文化交流颇感兴趣，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曹君墓志》内的“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八字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前，《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出版，首篇即是《曹君墓志》[1]，遗憾的是，这方墓志可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至今无人做过探讨。《曹君墓志》涉及北朝唐代的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涉及到北齐隋唐胡人的几个问题，价值很大，应该充分重视。本文抛砖引玉，谈谈我对该墓志的认识。

　　汾阳博物馆王仲璋馆长赐告，《曹君墓志》出土于原汾阳城外西北角的农修厂内，2007年10月，汾阳城改造扩建，于此地修建胜利路，在该街西段农修厂的厂址上，发现一座残损严重的唐代砖室墓，除出土一盒墓志外，还出土有鸡首龙柄壶、瓷罐等器物和十几个陶俑。汾阳博物馆闻讯，立即派人进行抢救性清理，将所有出土器物收归库房。

　　《曹君墓志》质地为红砂石，长约45厘米，宽约43厘米，厚约18厘米。分志盖和志身两块，志盖作盝顶形，四刹素面，边沿有些残损，顶部为一“田”字型，内有四个篆文，即“曹君墓志”，每字约12厘米。墓志大小与志盖一样，志文排列是由上到下，由右至左。先细线刻好方格，然后刻字其中。共竖行15行，满行15字，楷书，每字约2厘米稍强，总共219字(见图一、图二)。

　　现将碑文全录如下：

　　曹君墓志

　　君讳怡，字愿㦡，隰城人也。曹叔振铎，周文之贻，建国命氏，即其后也。祖贵，齐壮武将军。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君秉灵海岳，感气星辰，家著孝德，国彰忠烈。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先锋，殊功必致。于是授公骑都尉，用旌厥善。汪汪挺黄宪之度，谔谔含周舍之风，乡塾

　　挹其轨仪，僚庶(奭)其俯仰。宜应享其多福，锡以永龄。天不憗遗，遽沾风烛，粤以永徽六年六月景辰奄卒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遂年十月一日葬于城西北二里。賵襚接䟼，赴吊如林，缨冕悽伤，缁素哀悼。其词曰：#言契诗书，动符礼乐。门笃义方，家崇文学。岂谓梦洹，泣瓄湌玉。醼赏停欢，歌钟罢曲。[2]

　　通览墓志，概述了墓主曹怡的家世演变，突出其祖父曹贵、父亲曹遵以及墓主曹怡的官职与卒年，虽只有寥寥数语，却蕴涵着史书不见的多方面信息，很值得细究。

壹

墓主的民族属性

　　墓志首句是“君讳怡，字愿㦡，隰城人也。”，乍看墓主姓曹名怡字愿㦡，是地道的汉人名字。实际上，曹家不是汉族，从墓志后文提到其父担任“介州萨保府车骑骑都尉”一职为据，可知他是一个入华九姓胡的后代，因家族久居汉地，故采用汉族名字。他的真正籍贯，也不是“隰城”，应当是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曹国，详见下文。

　　西晋至唐，汾阳曾名隰城。墓志称曹家籍贯为“隰城”，表明曹家在隰城定居很久，至少延续了两三代，无意再返故国，因此才自称“隰城人也”。从墓志所载曹怡卒年推断，他死于唐代永徽六年，终年75岁。据此往前推算，他生于581年，即北周与杨隋兴替之际。以虚岁计，至永徽六年，他正是75岁。

　　墓志第二句紧接首句，在介绍其名字籍贯后又介绍其姓氏由来，是“曹叔振铎，周文之贻，建国命氏，即其后也。”意指其家族出自周文王子振铎，史载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把他弟弟振铎封在曹国[3]，人称曹叔，为以后华夏曹姓始祖，即墓志追述的“曹叔振铎”。墓主后人这样追述，是有意攀附古代华夏曹氏，拉近本家族与华夏曹姓的距离。实际上，墓主曹家来源与“曹叔振铎”风马牛不相及，同姓不同源，反而与北齐的“曹妙达”同源，其姓来自遥远的西域曹国。曹国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西北和东北，属于汉唐粟特地区。

　　《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载：“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4]

　　曹国乃康国旧地，听从康国号令，甚至没有国王时，也由康国派人管理，可见双方关系密切。《隋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5]

　　结合康国的记载，就更清楚曹国和康国的关系了。曹国也是“昭武九姓”之一，风俗习惯多同于康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说明祆教在康国占有较高地位。曹国信奉的“得悉神”，经多位学者考证，就是祆教的神灵之一。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星乡老城村曾出土一件银碗，其碗沿下刻一圈粟特铭文，林梅村教授请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释读了这行铭文，翻译为汉语，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并指出该神名带阴性词尾，表明该神是女神。林教授认为：粟特人以火祆为国教，得悉神当是粟特火祆教神，因此这件提到得悉神的粟特银器可能是粟特火祆教徒的祭器[6]。从得悉神在曹国的地位，推知祆教在曹国也有较高地位。

　　康国人“善于商贾”，曹国人也善于商贾，《康国传》提到的“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等昭武九姓人都善于商贾。从北魏通西域开始，大量昭武九姓人离家入华，从事商贸。昭武九姓之人，都是以具体国名为姓，曹国者姓曹，康国者姓康，安国者姓安，因此在古代也被称为“九姓胡”[7]。因粟特也位于此地区，有时现代史家又泛称此地区人为“粟特人”[8]。在北朝唐代的晋阳城内外，散布着大量九姓胡聚落，长期在此，几代下来，与当地人互为婚姻，逐渐汉化。北朝唐代鼓励丝绸之路贸易，九姓胡入华非常方便，因此大量九姓胡移民入华。汾阳曹家也是随着该时期的入华潮流，由曹国进入北朝，定居并州的。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得知曹家一脉的民族属性、原属国籍以及入华后逐渐汉化的情况，对于理解北朝唐代的开放程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非常有帮助。

贰

曹贵官职和北齐政权“西域胡化”

　　曹怡祖孙三代为官，后人引为自豪，故将三代人的官职罗列于墓志中。炫耀家世、扬善掩过、提升家族地位的词句，普遍存在于古代墓志，毫不奇怪。查其职官，祖孙三代的官品都在五品上下，并不太高，可是对于乡邑或者后人来讲，已经深感殊荣。从三人官职而论，各有特色，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如以其祖父姓名及其官职为例分析，曹贵的名字业已汉化，单从其名“贵”看，纯粹汉文化意味，不见九姓胡文化痕迹。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入华的第一代胡人很少改名，一般从第二代、第三代起，名字开始汉化。例如出土于宁夏固原的隋代《史射勿墓志》，他家被认为是从父辈入华的[9]，他应是第二代移民。在他的墓志中，他的名字是“公讳射勿，字槃陀”，是原汁原味的胡名。墓志述及他有七子，除长子名珂耽，保持胡名味道外，其余六子则分别名长乐、安乐、大兴、胡郎、道乐、拒达[10]，改为汉名。循此胡人名字汉化规律，曹贵名已汉化，因此断定他是入华九姓胡的后代，他们家在北齐前入华，北齐时他踏上仕途。

　　曹贵官至北齐“壮武将军”，据《梁书》、《陈书》、《南史》记载，南朝初设“壮武将军”，始见于萧梁，陈又沿袭，军职，如杜怀宝、韦爱、裴之礼、羊侃、徐敬成、韩子高诸人，均任过壮武将军。《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载：“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梁书》卷三九《羊侃传》载：“(大同)九年，出为使持节、壮武将军、衡州刺史。”《陈书》卷一二《徐敬成传》载：“(光大)二年，以父忧去职。寻起为持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壮武将军、南豫州刺史。” 《陈书》卷一二《韩子高传》也载：“(天嘉)二年，迁员外散骑常侍、壮武将军、成州刺史。”但是北朝诸史没见壮武将军的记载。由此墓志，知悉北齐曾设有“壮武将军”，弥补了北齐职官记载之阙。

　　此外，曹贵作为外来胡人后代而在华入仕做官，反映了北朝官场多胡人的时代特色，也是北朝胡人地位上升的真实写照。史载当时许多入华胡人被封官拜爵，典型人物如西域商胡出身的和士开，《北齐书·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11]从其父开始，和士开一家由商晋官，父死子继，上下弄权，执掌朝政。

　　入华胡人做官途径不一，多数以武功升迁，少数靠“恭敏善事人”等手段，甚至有的是靠善于乐器表演，如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流，后者形成北齐政权一大特色。《北齐书·恩倖传》载：“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至於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12]《隋书·音乐志》叙述北齐音乐概况也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13]陈寅恪先生对此评论：“曹、安等皆西胡氏族也，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14]。

　　北齐政权“西域胡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从宫廷蔓延到朝堂和各级官府，时强时弱，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后，总共达四五百年，陈寅恪在《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15]。

　　很多出土碑刻也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仅就有关山西的胡人墓志，如《隋翟突娑墓志》、《虞弘墓志》、《唐石善达墓志》、《龙润墓志》、《大晋何公墓志》等[16]，都反映了墓主和家人数代在华为官的情况。本文所谈的曹怡家族，最晚从曹贵起，就在“西域胡化”的历史背景下转为北齐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