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蒙的“全据长江”之策：没有可行性的计划只能是浮云（下）

（承前）

亡国之虞

如果关羽一直在，曹家疲于应付，连孙权的噩梦张辽都舍得从曹孙交战的前线调走，哪有功夫找孙权唠嗑？然而，孙权在亲自出手帮曹家解决了大麻烦，让曹家度过危机还当上了皇帝后，不仅和刘备结下死仇大战一场，还丢了曹家说好白送的襄阳，没多久，还没从孙刘夷陵大战中缓过来，就在自己主场又迎来了曹丕本尊和张郃、曹仁、曹真、徐晃、夏侯尚、臧霸、文聘等军方大佬的亲自登门致谢。

最初的孙权没有守住江陵的把握所以把江陵交给刘备，而后来的孙权却敢于袭取江陵了，显然是自认为军力已经发展到足以维持江陵防线了。如果关羽还在，就算曹家仍然度过危机了有力气南下了，怎么守江陵根本不需要孙权操心更不用孙权出人出力，关羽也绝对没有和曹家合作放曹军进来的可能，孙权还不用付关羽工钱。但孙权不这么想，为了吕蒙那句“何赖于羽”，一定要拍飞关羽，拍飞还不行，得拍死，然后自己出钱出力来守。

结果在洞口、濡须也爆发战斗的情况下，守卫江陵的只有朱然的五千人，还是在朱然名将之风的超发挥和关羽的遗产江陵城防的加持下才度过危机。

这个锅倒不应该吕蒙一个人背，因为当初陆逊、全琮等人也同样把江陵的关羽当做了比中原之主曹操更大的威胁。

也亏得蜀汉后来的决策人是诸葛亮，在孙权称帝的时候力排众议，拒绝趁火打劫：

汉晋春秋曰：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亮曰："权有僣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

甚至连东吴还没消化、正在叛乱的交州地区也没趁机染指。而反过来，当初蜀汉的雍闿等叛将是和孙权有来往的。

如果蜀汉换了别人主政，不用权宜之计，一定要好好和孙权算荆州、夷陵、僭号这些总账，孙权的下场会如何呢？

连孙权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将面临亡国之祸：

（邓）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

到时候孙权都没立场谴责蜀汉为了开疆拓土壮大自身出一口胸中恶气而把唇亡齿寒的道理丢在一边，因为首先这么做的正是他自己。

而这一切，都是托吕蒙放卫星的福。没有执行力的方案还不如没有，一旦执行了还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如果吕蒙活着看到这一切，他将作何感想？那时候，孙权又该如何看待这位忠心耿耿、屡建奇功的爱将？后世又会对这对君臣作何评价？

当然孙权的吴国最终活了下来，甚至比魏蜀都要持久，但豪赌发了大财也只是运气好，并不代表豪赌本身多值得提倡和仿效。

对吕蒙来说讽刺的事还不止于此：他死后多年，连他曾经为了抗曹所做的准备都在曹魏的打击下化为乌有，而且这一切还都是主公孙权目睹下发生的。

首先是他亲自攻下的皖城。

当初建议曹操拉拢孙权的是司马懿，料定孙权不敢抢占襄樊的是司马懿，后来从东吴手里拿下皖城的还是司马懿。

《晋书·宣帝纪》：先是，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正始）四年（243年）秋九月，帝（司马懿）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帝以灭贼之耍，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三国志·孙权传》：（赤乌六年，243年）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恪自皖迁于柴桑。

皖城的失守，也意味着吕蒙曾亲自成就和战斗过的濡须坞不再成为北军必须突破的要塞，在后来的晋灭吴一战中形同虚设。

守江必守淮是永恒的道理，然而是谁让东吴放过了突破合肥要塞的最佳良机，失去了守淮的主动权？

至于吕蒙心心念念一定要由东吴抢下来自己守的江陵，虽然后来东吴的江陵守军也在对抗曹魏的时候发挥了一定作用如石亭之战，且在朱然带领下也参与了北伐中原，却成果有限，其中一次，朱然像关羽当初一样围攻樊城，却被打败，这次立功的，还是司马懿。

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

至于朱然死后：

诸葛诞反，（王）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

只要魏将王昶在夹石蹲着，江陵守将施绩（朱然的儿子）、全熙就不能顺江救援在淮南起兵的盟友诸葛诞。

就像一开始规划的那样，东吴夺取江陵只是为了防御。论对荆州地域的掌控程度和时间长度，东吴都远胜关羽，却没有一次能像关羽那样打出威震华夏的战绩。而刘备政权夺取益州后，以益州为基础打出的战绩远比原主人刘璋出色。

最后，东吴亡国时的形势比后来没有江陵的南朝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晋将杜预竟然只用一个月就拿下了江陵。

后记

朝鲜文学家金春泽在《北轩集》卷8<史论·孙权三臣之论>中说，孙权应该帮助刘备中兴汉室，自己作为功臣之首世袭江东。然而他一方面没有图天下之意，一方面却又以汉光武帝自居（如称鲁肃为自己的邓禹），所以不愿为刘备打工，在曹刘之间反复不定。

孙权当然没有为刘备打工的义务，但雪中送炭拯救曹家及受封为大魏吴王却坐实了为曹家打工，既然不以受曹家封王为耻，受刘备之封做大汉吴王难道不好吗？后来蜀吴约定中分天下的时候，约定归东吴的那几个州，对东吴来说，不正是在关羽威震中原的时候最有机会夺取的吗？

没有孙权的批准，吕蒙的计划也实施不了，所以这个领导责任必须由孙权来背。

所以南宋萧常说：

其后关羽围襄阳，降于禁，威振北方，操大惧，欲徙都以避之。权于是时，诚能与羽协力、东西并举，则操可图而汉室可兴。今乃不然，反袭杀羽以媚曹氏，不能少降意于帝室之胄，而甘心臣贼，昭烈之不能混一区夏，由此故也。他日虽有犄角之功，亦无及矣。吁，惜哉！

明朝孙承恩批评孙权“倍义负汉，屈身事曹。传世四君，霸图亦消”；李贽干脆怒斥：

吕蒙、陆逊妖魔耳！纵然奸计得行，亦一时胜负，何足夸哉？汝不见蒙与逊与当年草木同朽腐矣！

蔡东藩《后汉演义》：“关公之败，失之过刚，吕蒙虽胜，不能无罪；亲汉贼而仇汉裔，蒙亦何心？此后人之所以深嫉吕，而不能忘怀于鲁子敬也。”

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干脆说诸葛瑾劝说刘备搁置私仇、转头伐魏的书信被记录在《三国志》里简直是浪费笔墨：

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於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於篇，实为辞章之费。

而清朝人王懋竑的话，则是对吕蒙对孙权贡献的最好诠释：

有所爱重者，惟吕蒙、凌统、甘宁、周泰辈，以视策万万不逮矣。其保有江东者，以有吕蒙辈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业，窥中原者，亦以此。

他能够立足江东是因为你有国士之风，你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劳，可他最终不能做大，也还是因为你啊。

开疆就是赢？古往今来，不自量力、不问敌友地一味追求开疆导致的悲剧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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