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城厢，为啥没城墙？上海城墙的兴与毁（作者：尤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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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城厢，为啥没城墙？
上海城墙的兴与毁
尤乙
上海城墙的
兴与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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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浦区，有两条特殊的马路——中华路和人民路，它们在上海的地图上围成了一个近似的圆圈，圆圈内就是上海人所称的老城厢。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在这两条马路的位置上，耸立着的是上海县城的城墙。1912年1月19日，这道环绕上海县城已有三百六十年历史的古老城墙被拆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上海加快了向现代城市转型的步伐。
丹凤楼建于上海县城的箭台之上，
曾是欣赏黄浦江风光的最佳场所。
“凤楼远眺”是旧时“沪上八景”之一。
一、上海城墙沿革
相比许多筑造于唐宋、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上海城墙只能算是小弟弟，直到1553年才出现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其中的原因或许只能归结于上海始终很小、很不起眼，历经千年也刺激不出他人攻击欲望的缘故吧。上海设镇于南宋，建县于元，其间不能说风平浪静，但“素无草动之虞”，没有掀起过太大的波澜倒是事实。所以也就激发不出上海人建设围城的冲动，毕竟那是需要成本的。
进入明嘉靖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日趋腐败，军队战力下降，海疆防卫能力空虚，沿海盗匪出没，治安恶化。其中，最大的匪患来自一衣带水的日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夏，倭寇从宝山登陆，横冲直撞，劫掠数日，最后攫得多艘渔舟而去。自是而后，防卫菲薄的上海再无宁日。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倭首萧显率海匪在内线的接应下，再度登陆宝山，脆弱不堪的明军防线竟然一触即溃。四月，双方再战，明军又大败。海匪继续向上海县城进攻，因无城墙可作屏障，明军不战而溃，知县喻显科闻风而逃，混如丧家之犬。海匪长驱直入，占领县城，肆意焚掠，捞足而去。五月，上千海匪又从太平寺竹家桥入市，“市民溃散，巨室恣其掠取，粮船泊浦上者悉被毁”，海匪“满载而去”。
明代画作《倭寇图卷》（局部），
描绘了明军（左）与倭寇激烈交锋的场景
创剧痛深，逼得松江知府方廉不得不痛下决心，广募捐资，排除一切干扰，下令即刻筑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城墙筑造破土动工，夜以继日，旦夕不止。深受海匪之苦的上海市民，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地的献地，有房的供房，人心之齐，人力之聚，亘古罕见。如此这般，前后拢共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座环城而立的高墙已然平地拔起，以拱卫之势，将万千民众揽入怀抱，让人看了从心底里感到踏实。“落成之日，四民欣喜”。
《万历上海县志》对上海县城的记述
（上海市档案馆藏）
第二年，萧显果然又来侵犯，城内军民依托城墙，坚守不战。区区草寇一向只知速战，哪懂什么后勤补给，不能持久，只得退兵，上海人终于在倭寇面前保住了尊严，也保住了家业。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匪带足了粮草，有备而来，围城长达十七日之久，也没能将县城拿下。相反，倒被蓄势固守、以逸待劳的县市军民反扑成功，打得丢盔弃甲、精锐尽失，不得不悻悻退兵。从此，倭患虽未彻底平息，流窜作案仍层出不穷，但大规模的掳掠不复再现，上海终于保得一方安宁。此固为军民戮力、众志成城的结果，但城高墙厚，屏立如峰，令觊觎者无从逾越，也是居功奇伟。
据民国三年（1914）《上海拆城案报告》记载，上海城墙北半城“自西门起至小东门共长八百五十丈”，南半城“自小东门起迤南至西门长八百九十丈”，二者相加，总长一千七百四十丈，约合5700多米，达到11华里以上，实际长度超过了当时老百姓“毛估估”得出的粗率印象。
时人竹枝词唱云：
上海城周九里围，箭台廿座插军麾。
墙高二丈余四尺，堞共三千六百奇。
19世纪初（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城图
还有对护城河的吟咏：
一千五百丈壕长，六丈宽今半可航。
方薛肇嘉分灌入，周泾西达北开浜。
所谓“六丈宽今半可航”，指的是最初的护城河曾经宽达六丈，到清末就只剩下三丈了，可见河道淤塞严重。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有方浜、薛家浜、肇嘉浜三道河流入注县城，其中小东门跨方浜，小南门跨薛家浜，西门跨肇嘉浜；租界开辟以后，洋人又在方浜以北新开一浜，通过城西沟通周泾浜。当初的上海可谓泾流纵横，水汽淋漓，如果保留迄今，这座城市的模样一定会比今天滋润许多，估计可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有得一拼。
上海城内曾经水路纵横，
图为曾穿上海县城而过的肇嘉浜。
后因水质恶化，于上世纪50年代被填埋筑路。
建成后的城墙原设陆门四座、水门三座，小刀会起义期间，与北城毗邻的法租界应清军之邀助剿，用大炮在北门东南轰出一个大缺口；战后，法方为便利与城内交通，干脆于1861年4月，将此缺口扩建为一道新的城门，并以法军司令之名，命名为“孟斗班”门。对法国人这一喧宾夺主的做法，清廷一开始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的。直到五年后，才对此门加以扩建，新砌了月城和外城门，完工后，由李鸿章一锤定音，取韩愈“挽狂澜，障百川”句，命名为“障川”门。所障之川，指的是1862年由此撤兵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
二、“拆城”与“保城”的首次交锋
关于拆除城墙的议论最早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而见诸于文字的，则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乡绅姚文枬领衔起草，向上海县署递交的呈文。其拆城的理由是：城垣阻碍，商埠难兴，集议公决，拆去城垣，修筑马路，使城厢内外荡平坦直，为振兴商埠之基础。
不料，呈文一经提出，立刻犹如沸油锅里溅水，噼里啪啦爆出大片反对之声。其中最强劲的声音就是祖宗成法不可违，痛斥姚文枬数典忘祖。须知，当初这城墙可是为“保全地方，以弭匪患”立下大功的，如今，地方稍靖，即以为天下太平，意欲釜底抽薪，实乃忘恩负义，目光短浅，利欲熏心。为表达坚决捍卫之决心，一些乡绅们甚至成立了“城垣保存会”，通电江苏督抚，强烈要求禁止拆城。
民国时期的上海地图，城墙虽已拆，
但原城墙内的区域仍被标注为“城内”。
图中可见上海城墙的北面紧邻租界
（上海市档案馆藏）
对于“保城派”强调城墙可以“保全地方，以弭隐患”的说法，姚文枬后来曾反驳道：当时反对拆城之意，岂不以城垣之设赖以限戎马而卫民居？乃何以此次光复（指上海辛亥光复——作者注），九月十三日以前，城内居民负笈担囊纷纷迁出，以城中为险地而争集于无城之所？此又文枬等所大惑不解者也？晚清以来上海乃至江浙一带的民众面对兵灾人祸，投奔的已不是有高墙厚堞拱卫的老城厢，而是标榜中立的、相对“安全”的租界新“沪城”。所谓上海城墙可“限戎马而卫民居”，已经成为老黄历了。
清末横亘于上海县城与租界间的城墙与护城河。
这道城墙此时已经成为上海华界发展的障碍
（上海市档案馆藏）
“拆城派”的另一条理由则是认为交通乃“振兴商埠之基础”。上海租界自开辟以来，道路码头的建设，或说是交通建设，历来就是租界当局最为关注的重心。早在1846年12月，租界最早成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中，道路码头委员会就赫然在列。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上海租界也随之发达起来。
快速发展的交通建设带动着租界突飞猛进，转瞬之间已经把历史悠久的上海老城厢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而上海城墙此时已经成为了上海华界交通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拆城派”提出“欲使商埠兴盛，非亟拆城垣不可”。此外，他们还另有一层深意：将上海城垣拆除，改筑宽阔马路，竭力整顿，俾全市街冲，一律修治，非特内陆商务可以振兴，即租界人民亦必乐归吾土。通过大力发展交通，让上海华界赶上甚至超出租界。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城墙与护城河
（上海市档案馆藏）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广州举人蔡乃煌刚刚出任上海道，就遇到了“保城派”与“拆城派”的激烈对掐。这位蔡大人便在学宫明伦堂搞了一次听证会，让两派充分表达意愿，各抒己见，以便他这个父母官择善而从。不料，“保城派”来势汹汹，摆出了一副与城墙共存亡的架势，扬言如果有谁敢在会上公开鼓动拆城，将对之“飨以城砖”，也就是请你尝尝城砖的味道。当时的城砖体量特大，一块可抵现在的四块。这样的大家伙拍过去，还不得闹出人命！
清代末期上海县城的城门
（上海市档案馆藏）
用板砖拍死你之类的混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借此表达一种极端的决心罢了，未必有人真的那么干。但这却吓坏了“拆城派”，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吭声，听证会出现了舆论一边倒。结果蔡大人听政的意愿也没能实现，或者说只听到了一种声音。就在或拆或保相持不下之际，“作调停之策”的中间派出现了。他们提出，可以新辟城门，多铺几条马路，不就既可保住城墙，又可照顾“地方公益，便利交通”？蔡乃煌对此欣然采纳。1909年，上海西城新辟尚文门（小西门），北城新辟拱辰门（小北门），东城新辟福佑门（新东门），加上原来的七门和法国人的“孟斗班”门（障川门），上海一共有了十一座城门。
三、上海城墙拆除记
辛亥举义，上海光复，给心犹不甘的姚文枬带来了新的希望。民国元年（1912）元月，姚文枬再度挥毫，书就《公民姚文枬等呈县署文》，重弹拆城填壕筑路之老调。呈文上递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效果居然奇佳。当月14日，新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亦称总长）李平书即批复：姚文枬等“所见极真，即应照准”，除可使交通便利外，“即以地方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此次诸君提议拆城，诚为当务之急……”
李平书像
李平书乃何许人物？此人祖籍宝山。辛亥举义前，身兼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商团公会暨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等职，手中掌握着至少一千余人的商团武装。武昌起义后，开始倾向革命，并且参与了辛亥上海起义。有此等人物支持，拆城一事自然再无阻力。城壕事务所当即成立，各项事务逐一展开。
经估算，拆城填壕筑路的费用，仅城北段就高达银元十三万五千零十一元二角五分，再加城南段十四万七千九百六十四元，共需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五元二角五分。如果以一块银元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这笔费用即使放到今天也要高达五千六百多万元，实在是一笔巨款啊。
1914年出版的《上海拆城案报告》
其中汇集了大量关于上海拆城的史料
（上海市档案馆藏）
1912年1月19日，为“使行政上早得交通之便”，拆城工程首先选择了“两处城基即行拆卸”。俗语云：柿子要捡软的捏。拆城也是。这两个软柿子一处位于“东城旧道署东首”，另一处在“救火联合会门前”。由于战火兵燹和缺少足够的理由予以维护，这两处城墙现都已呈破损之相。
正值严冬时节，寒风瘦硬，沐面如割，古意斑驳的灰褐色的城墙了无生气；一轮刚刚跃出东海的旭日，被海水洗濯得鲜丽润明，色彩与气象皆足，唯独缺少一点热力，除了晃眼，却不能传输多少温暖，给人一种银样蜡枪头的感觉。其实，如果把城墙留下来，给今天的上海人增加一道古色古香的旅游大菜，一定味道很好。我看过上海古城墙的照片，好高大，好魁伟，和城墙根下过往的行人相比，人的渺小形同侏儒，它的壮实与巨大，黑压压简直就是一座山。
《真相画报》刊载的上海拆城时的照片
（上海市档案馆藏）
人声嘈杂，少长咸集，大团的白雾在拆城人的口鼻之间呼哧吞吐，一种异样的兴奋感追逐着人们的脉动节节攀升。其中有破坏的快感，也有失落的遗憾，绵延一千七百余丈的高大壁垒即将被夷为平地，那轰然垮塌的瞬间和宽阔坦直的预期，聚焦着现场所有人的想象。寒冷被这里喧腾的人气忽略了。没有计算精准的定向爆破，也没有强力的大型破拆机械，只有人力锤镐、手工钎凿，以及四野农民的锄头铁搭。随着主事者气冲丹田的一声令下，令姚文枬们期盼已久的工程终于启动了。
锤舞镐落之际，砖石坍塌，尘土飞扬，早已矮了半截的城墙转眼之间已被豁开了两道大口子，大到足以行车走马。众人肩扛手拽脚蹬，清理残垣，剔除垃圾，平整场地，使这两处变为通道，先期与城外租界道路勾连衔接。拆城人众“再将西北城垣迤逦拆除”，而有关方面则“一面规划填壕筑路事宜”，一面指挥落实一应具体事项。
《上海拆城案报告》中所载的窨井设计图
（上海市档案馆藏）
绕城而流的护城河，由于长期得不到疏浚，许多地方淤泥堆积、河道阻塞，成了上海人倾倒垃圾的堆场，一俟天气转暖，到处臭气熏天，聚蚊如雷，聚蝇如矢。贴近城北法租界的一侧，已经屡屡因“卫生问题”引来法国人的强烈抗议。所以李平书会有“尤当及早拆除”之迫切。城壕中事先已经预埋了瓦筒，拆下的砖石瓦砾等建筑垃圾，顺势被填进壕沟，掩埋其下的瓦筒，便成了阴沟，然后借助窨井，就可以将雨水废水生活污水，统统引向黄浦江。这是从城北洋人那里学来的招数。对一个城市来说，“阴沟”的确要比明沟或无沟更体面，更实用，也更科学。
大境阁建于上海县城的箭台之上。
当年的拆城指挥部曾设于阁内，
使大境阁及其下面的一段城墙得以保留至今
与拆城同步，顺着原先的城壕位置，一条环城马路也在铺建之中。拆城填壕筑路，三位一体，堪称百年前的系统工程。到1913年6月，城北铺路工程完成，因与法租界相挨，新路被叫作法华民国路（今人民路）。城南铺路工程至1914年冬天竣工，取名中华路（与今同名）。从此，上海老城厢与租界，至少在地理上，联为了一体。
时至今日，曾经“巍巍乎高哉”的上海城墙，仅剩下南市老城厢大境路上的一截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怀古了……
杂志编辑：张晶晶
新媒体编辑：陆闻天
排版：王冰倩
来源：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