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人物】南诏华章传后世——纪念白族之子张旭先生
记得19年前，2001年7月8日中年12时，一位白族学者打来电话，说张旭先生已于2001年7月7日以90高龄去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失去了一位近20年来对我的成长十分重要的前辈，我茫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件件的往事涌上心头。
张旭先生是云南省剑川县甸南镇西中村人，白族，生于1912年，早年曾在昆明中小学任教，1938年奔赴延安，并在山西前线开展抗日战争工作，1943年任云南日报社编辑主任，1949年任怒江特区工委书记，以后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在怒江州工作期间，张先生进行了傈僳、白、怒、独龙等族和景颇支系浪速、载瓦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较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了丰厚的实际材料，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代回到大理任副州长后，张旭先生就组织专家点校大理的古代地方志，以大理州文化局的名义内部印行，出版各种民族调查资料，使地方史研究有了基本的参考资料，开始了系统的大理州地方文化建设工程。张先生多次组织召开南诏史学术讨论会，培养出以吴棠、张锡禄、施立卓、赵寅松、段伶为代表的一大批大理的地方史研究者，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无形中成为地方史研究中具鲜明特色的以文献和田野调查并重的大理本土学派。在推动大理地区的文化发展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是南诏史学会创会会长，大理地区学术界德高望重的领袖，大家都尊称他为张老，与在昆明的马老（马曜先生）共同成为白族人文学者中地位崇高的双子星座。各国的学者来大理学习和访问，往往都要找张旭先生求教。
在学术上，无论是白族历史源流、大理白族佛教、白族古代历法、古代白族语言，还是大理古代地名、南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张旭先生的研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每一篇文章因材料扎实、见解不凡、文笔独特而显得含金量很高，现在几乎全部成为研究南诏大理史和白族史的名篇。张老的《大理白族史探索》是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集，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这也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此书是公认的20世纪研究白族和南诏文化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不仅钻研极深，同时写得很生动，有土色土香的白族风味。他细腻的田野调查方法，坚实厚重的研究成果影响着后来的一大批学者，今天大理地区仍然有大批张老的学术追随者。由于成就超卓，张旭先生不仅在本民族内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也有重要影响，白鸟芳郎等著名学者对张先生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汪宁生教授认为张旭先生是白族研究最有实际贡献的学者。从学者的角度看，张先生此生足矣！
张旭先生不仅学问好，他的人品高山仰止。他与云南的一些地方干部一样，“官”越做越小，但他身上无半点官气，大家也不称呼他的官职，他一直亲近下层民众，以老百姓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终其一生，张先生最好的朋友都是各位平民和草根学者，而深受张老影响的大理学术界各位同仁也都具有为人谦和、亲近下层的特点。在1959年困难时期，张旭先生表现出的奋不顾身、为民请命的精神，其勇敢正直的品德一直是大理白族的楷模，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就常常教育我们说，做人要做张老那样正直的人，并常常向我们讲述张老的事迹。在整个大理州，张老受到各阶层人民由衷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是白族的脊梁。一位地方学者，能够在学问和人品两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
张旭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与我祖父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交情，后来我父亲也与张老过从甚密，父亲时常参与张老组织的学术活动和会议，1980年代初还参加了张老领导的南诏史学会，有时从外地开年会回来，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张老诸公对白族源流和南诏史的全新看法，尽管父亲仍有不同意见。1991年冬，父亲重病住进医院时，还说出院后要去看看张老，但几天后病情急转直下，不幸辞世。张老闻讯后，率吴棠先生、张锡禄先生等南诏史学会同仁来我家为父亲送葬，让全家人非常感动。后来张老告诉我，1960年代初，我祖父去世时他也曾来送过葬，虽然后来询问健在的三叔，他已不记得此事，也可能张老记忆有误，但他与我家几代人的友谊，却一直为我们全家人所珍惜。
大约1985年，我刚从华东工学院毕业，父亲希望我做点大理科技史的研究工作，他让我去拜访张老和张锡禄先生。我到张老家后，张老十分高兴：“万昌家的老二来啦！”他说白族的历史很悠久，科技的内容也很多，但研究一直是空白，各个方面都少有人做。他希望我以此为事业，做出成绩。在张老和父亲的鼓励下，我很快写出关于大理科学技术史的处女作。1987年以后，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读自然科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牢记张老的教导，一直把白族科技史作为重要的方向之一。
以后我每次回大理，都要去看望张旭先生，同时也向他请教学术问题。若重要时节不能回大理，弟弟就代表全家去看望老人家。先生是一位非常亲切、关怀后辈的长者，在学术上向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推荐我读参考书，要我去典型地区调查，对我的每一个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张老常常告诉我一些他还未曾发表的观点，如他认为南诏王室的族属与阿昌族有关、南诏时中原历法的传入与汉传佛教有关、白语古地名对研究白族历史有重要意义，等等。他渊博的调查材料使我感到学问的浩瀚，从张老的教诲中，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田野调查对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把田野调查作为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每次我去张老那里都要带上笔记本，认真记下先生谈话的要点，便于回来学习。但有一次却忘记带了，临走时张老嘱咐：“下次来要记得，不能忘记带笔记本。”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说：“看看你太粗心，张老批评你了。”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父亲，专门叮嘱说“告诉晓岑，研究大理的科技，要注意古代西藏、缅甸与大理的关系。”1990年代初，张老曾把父亲和我写的论文收在他主编的《南诏大理史论文集》一书中，并与父亲商量后，亲自作了若干补充。父亲认为张老的增补工作，让文章增色不少。但书即将出版时，父亲不幸去世，张老特地关照编辑，在父亲的名字上加黑圈，以示悼念之意。
1997年笔者出版拙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一书，尽管关于白族族源采用了马曜先生的观点而与张旭先生的看法有区别，但书中研究方法和风格都有张老的影响，书中提到张老对我的帮助的地方最多。此书很快受到大理学界的重视，大理州图书馆馆长吴棠先生、大理一中何贵荣先生和朱家凤先生等学者都撰有专文评论和推荐，张老、张锡禄先生以及后来的李公老师、吕跃军老师、王伟老师等多次对此书给予好评。张老对我一直严格指导，为我这个小辈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实，对其他很多后学如白族张锡禄先生等人，张老何尝没有倾注他的大量心血呢？
张旭先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重视。1985年他参加了陈久金先生在昆明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天文历算会议。1992年初，我邀请陈久金、林文照、周嘉华、王渝生先生等科技史专家到大理访问，在昆明和大理都举行了北京专家与白族学者的座谈会，我与张锡禄先生带陈久金先生一起拜访了张老，张老和陈先生两位对民族文化卓有贡献的学者相谈甚欢，互相欣赏对方的工作。1996年9月，在昆明和大理召开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大理州科协的支持下，经过我们与张锡禄先生联系和安排，在大理州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张旭先生作了白族古历法的大会发言，引起科技史工作者的较大反响，李迪先生和陈久金先生等少数民族科技史专家又与张旭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以后，有重要的国内外专家到大理访问，若有必要，我也带他们到张老家中，以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张老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2000年春节回大理，我请张老谈谈1959年困难时期的情况。张老谈到当年他在大理一些县的路边看到多处严重饥馑的情景，而当时政策执行者却不把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灾时，89岁高龄的张老竟然悲痛得失声哭了出来，说：“现在想起来也难过，真不可原谅！”。此时我理解了为什么张老在1959年敢于冒着危险向省委反映的心情。在他的请愿下，省委对此事进行干预，发放了救济粮，援救了剑川等地的数万人民。当时很多人出于顾虑，不敢反映实际情况，而张老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最终使他成为我们白族的民族英雄，被大理各族群众誉为白族的当代“本主”。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与张老的会面竟成为永诀。
张老对大理怀有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对我说：“把苍山写好一点，也是一本很美的书。”他说，我们的苍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她迷人的丰采。希望有人能以此为题材，把苍山写出来。其实，从张老的著作中就可读到一位老人对白族怀有深厚的爱。每次我读到它，一种关注白族命运的情怀就油然而生。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向张老那样，把自己的前途和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2001年7月8日下午初稿，原题“祭张旭先生”，2019年7月2日修改，感谢张锡禄教授的审阅和帮助。）
文：李晓岑
图：翻拍自《张旭文存》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