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丽：元代易学史·概述
李秋丽
（山东大学）
《元代易学史》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易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林忠军教授及其团队全力打造的《中国易学通史》的元代卷，与《明代易学史》（齐鲁书社2016年6月出版）及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清代易学史》（齐鲁书社2018年9月出版）互为姊妹篇。
本文原载《元代易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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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典,而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易学家们对于《周易》的诠释,形成了丰富的易学发展史。钱穆先生说:“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治一家之学如此,治元代易学也应如此,从大传统中可见其传承与贡献。元代易学是两千多年易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
一、易学发展大传统
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古经,目的是教人“趋吉避凶”,它的文化基础是中国人对于天道的信仰。在天道信仰的前提下,原初社会中的中国先民们缺乏人文理性的自觉,选择通过筮法寻求鬼神的启示,用以指导自身的进退行处。所以在《易经》产生之初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易经》 没有脱离原始宗教的色彩,仍 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朱熹看来,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卜筮之书” 也是伏羲、 文王、周公三圣教化先民的重要典籍,只不过采取的是“卜筮” 的方式。如何继承《易经》里所蕴含的圣人修身治世的智慧,并以这种 智慧去教化民众实现王道治理,成为历代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元代易学研究首先有着这样一个经学研究的大传统。
经学,顾名思义,就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解和诠释的学问。经学起源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发展至元代,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易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发展既影响到经学整体的发展,又受到经学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每个时期的易学,都以注释和疏解《周易》经传的形式,伴随整个经学的演变和发展。元代也不例外。
元朝统治时期,儒家文化尽管有所衰微,但并没有随宋代的灭亡而消亡。元朝建立以后,蒙古族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注重提倡儒家文化,自觉地利用孔子和儒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极力尊孔崇儒,以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戴。成宗时,下诏崇奉孔子。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文宗时,又封孟子为亚圣公,并将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许衡从祀孔庙。文宗对儒家经学非常感兴趣,在大都建奎章阁学士院,以精通儒学的翰林学士为奎章阁大学士,又设授经郎二员,讲授经学。
与尊孔崇儒相适应,元朝也实行科举选士制度。早在太宗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用儒术选士”。太宗接纳了他的建议, 并制定了“论、经义、词赋” 三科考试的选举办法。次年戊戌年 (1238)正式考试,史称“戊戌选试”。中选士人有 4030 人,事实上,“戊戌选试”仅仅为了安抚汉族知识分子而已,通过考试的儒生除了免除奴隶身份确立儒士户籍,被免征徭役,并没有得到重用。后 来,世祖、成宗、武宗时,朝廷又多次讨论科举事,但均未实施。世祖时,许衡提出学校科举之法,应“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 这一科举之法虽也未得实施,但对后来选举制度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仁宗时“用儒术选士”的科举制度才正式颁行。仁宗充分认识到科举取士对维护元朝统治的重要意义,他说:“ 朕所 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皇庆二年(1313)十月,仁宗命中书省议行科举事,制定出科举考试的各项制度和章程,终于重建科举考 试制度,决定第二年二月在京师正式举行科举考试。
不过,元朝自仁宗时所实施的科举考试,在指导思想上不同于唐宋之科举制。元朝统治者认为,隋唐以来取士专尚词赋,知识分子习染了浮华之风,因此他们明确提出,“ 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 “ 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至仁宗延祐元年(1314) 实施的科举法中,更明确规定了“ 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 术为先,词章次之”。为此,元朝统治者在经学考试中选择了以程 朱的经注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仁宗皇庆年间,朝廷规定科举考 试科目以朱熹注为标准答案,程朱理学遂成为官方经学。这就使程朱理学在元朝正式成为官方学术。
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的积极提倡,朱子学说确立了其正统地位,并在短时间内繁荣起来。但是,朱子之学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追求名利的工具,其思想的精义和 本来面目也存在被歪曲和遮蔽的危险。黄宗羲说:
至于有元,许衡、赵复以朱氏学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 朱氏耳,然实非能知朱氏也,不过以科目为资,不得不从 事焉。
对于元代经学的总体情况,清人皮锡瑞有精辟的论断。他认为,宋代以后至明代之经学,包括元代经学为经学之积衰时代。他指出: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刘敞、王安石诸儒,其先皆尝潜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论 疏,称《周礼》 而下《 易》《 书》 ,非于诸疏功力甚深,何能断得如此确凿。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如熊朋来《五经说》, 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
在皮氏看来,元代儒者大多“株守宋儒之书” ,不仅在义理上不能自成一家,而且在注疏方面也“所得甚浅”“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总之,元代儒者虽然从表面形式上奉守宋儒学说,尤其是朱熹学说,但在思想深度和高度上都难及朱子。在这样一个学术大背景下,再加上功利目标的驱使,使得程朱易学尤其是朱熹易学成为主流话语,主导着易学发展的方向。对于程朱易学尤其是朱熹易学的不同诠释,也构成了元代易学的基本内容。
同其他经典相比,《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的天人之学智慧。自战国至汉初,《易传》的成书使《易经》的功能发生了 转向,让易学发展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由此早期《易经》纯粹 的“卜筮”目的得以改变,重德思想的渗入,五行思想的纳入,天文历法思想的吸收,理性的进一步反思,使原始宗教视野下的天人之书逐渐转变为哲学视野下的天人之书。《易经》不断人文化,形成了庞大的系统的易学论域,而对易学论域起着奠基作用的就是《易传》 。
《易传》的形成标志着宗教神学易向人文易的转型的传统。蒙古族入主前,其自身还处于游牧部族时代,还有宗教神学支配的占卜文化,如何从这种占卜文化转型为人文易,也是元代易学研究课题之一。
在《易传》的诠释下,《周易》成为一部哲学典籍,也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建构思想世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典之一。《易传》的论域涉及天人关系,既关乎天道,又侧重人文。如何更好地开显《周易》经典的天人之蕴? 易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两派六宗”。四库馆臣指出:
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 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两派即象数和义理。六宗即汉儒的象数宗;京房、焦延寿的 祥宗;宋陈抟、邵雍的图书宗;魏王弼的老庄义理宗;宋胡瑗、程颐的儒理宗;李光和杨万里的史证宗。应该说,清儒的这一总结是比较全面和精当的。纵观易学史,虽每个时代的易学各有不同的侧重,或崇尚义理,或偏重象数,但二者之间实则并无不可逾越之界限,往往并行而不悖。作为易学发展鼎盛时期的宋代易学就是如此。在宋代,虽然义理易是当时易学的主流,但象数易仍然流行。两派的形成主要跟《易传》的诠释方法有关:象数诠释方法和义理 诠释方法。
象数诠释方法立足于《 易经》之象数,注重象数之间的推衍,来说明对天道自然的认识。象数诠释方法由卦象言及天地万物之 象,人们通过对这些卦象和自然之象的把握来认识天道自然。与象数诠释方法明显不同,义理易学以《易经》本身的象数和卦爻辞以及《易经》中的范畴进行义理的发挥。
可以说,象数和义理解《易》的最早代表就是《易传》。《易传》对《易经》作了全面的解释,《易传》十篇解《易》 ,既有象数,又有义理,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象数诠释方法和义理诠释方法二者有着密切联系。义理诠释方法并不能回避象数,很多时候需要借助象数的方式来说理,而象数诠释方法中已经蕴含着义理。《易传》 对《易经》 的解读以象数诠释方法为基础,主要还是义理层面的解读。
汉代是象数学发展的高峰。汉易在繁荣发展之后,面临解《易》牵强附会、烦琐的困境。魏时,王弼一扫汉儒之象,风气为之一新,玄学易兴起。唐时,孔颖达《周易正义》重王弼义理易学,位居官学,盛极一时。汉易逐渐失去影响力,但许多文献资料在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得以保存。随着宋代理学兴起,与汉儒注《易》偏于象数不同,宋人注《易》更重义理。北宋义理易学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其中,程颐易学影响最大。程颐以儒家义理解《易》,开义理解《易》之新风。至南宋时,朱熹有感于程颐只言义理、不言象数,即发明北宋象数学中的刘牧图书之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从而图书之学与先天之学得以确认和流传。他将《周易》象数与义理贯通,建立了独特的易学体系。他的这一体系经其门人及再传弟子的传授和阐发得以发扬光大。
朱熹从先天图书之学入手贯通象数义理的研究理路也成了元代易学研究的资粮。清儒皮锡瑞指出:“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 《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 卷即说先天后天。”与象数学派的易学之兴盛相反,元代义理学派的易学则相对薄弱。元代的义理学派特别是理学派解《易》,大都因循程朱教义。
二、元代易学研究近况综述
海内外学界关于元代易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本书以易学问题的讨论为线索,从元代易学史全貌研究、象数易学研究、 义理易学研究、道教易学研究等方面,全面搜集和检讨海内外学人研究之成果,在对现有著述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择其主要,简要总结如下。
其一,元代易学全貌研究。在对整个元代易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述中,以徐芹庭《易经源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第三卷、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等最为突出。徐芹庭《易经源流》的特色是注重对元代易学著述情况、书目、流派等文献资料的胪列与提纲挈领的介绍,对把握元代易学的基本面貌和概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卷介绍了元代象数之学的概况,并重点介绍了雷思齐、俞琰、张理、萧汉中四人的象数易学思想,在元代易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论述了张理、黄泽、胡一桂、吴澄、俞琰、王申子六人的易学思想。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更为全面、细微地以象数易学发展为线索,阐发了吴澄、张理等多位元代易学家的象数之学,极大地拓展了元代易学研究的范围、方法和深度; 此外,他还注意介绍易学家在融合象数与义理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全面理解元代易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梁韦弦《宋易在元代的发展》 就理学对易学的影响、象数易学、义理易学、图书易学、道教易学等方面概括了元代易学的发展面貌。谢辉《元代易学对朱子易学的传承与革新》 ,阐发了元代易学对朱子易学的继承与创新。谢辉《简论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论述了元代朱子后学的发展状况与朱熹易学的传播途径。何素婷《元代帝王信仰与易学神秘旨归》阐发了元代易学帝王术数信仰与元代象数优先并行发展的特色。王冉冉《元代易学思想研究》把元代易学分为蒙古四汗时期、元前期、元后期三个时间段,对十几位易学家的思想作了简要论述,并考察了元代易学对士人、元代政治的影响及在民间的传播等问题。此外,在元代文献研究方面,潘雨廷《读易提要》有15位元人的20本书的提要。黄沛荣《元代〈易〉学平议》梳理了元代易学专著、元人文集中的易说等元代易学资料,考证元代易学文献共 240 余种,现存 50 余种,论述了元代易学的特色与成就。韩格平《元人现存易学著作的文本考察》着重介绍了元代易学家 44 部易著的存世情况,以及元人《 易》 序的基本内容,为 元代易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参考。
其二,象数易学研究。继宋代陈抟开启图书之学、邵雍开启先天之学以后,经过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的肯定与发展,象数易学 在元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图书之学,表现尤为突出。谢辉《元代象数易学的成就》 梳理了元代之象学、数学、易图学发展概况及象数与义理易学之间的互动。林忠军《论俞琰儒道会通的易 象观》从儒道融合的角度探讨了俞琰对于易象内容、种类的种种 观点,并肯定俞氏突破前人解《易》之窠臼所做出的努力。郭彧《俞琰卦变说辨析》一文认为卦变说是俞氏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该文澄清了俞氏卦变之说的繁杂内容,有助于认识俞琰卦变说在其解《易》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二卷对俞琰象数易学进行了深入探讨,全面解释了俞琰象数易学所涵摄的多方面内容。我国台湾学术界对俞琰易学象数学也有所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文镇《俞琰生平与易学》和林志孟《俞琰易学思想研究》,他们分别就俞琰象数说进行了论述。苏建强《儒道会通视野下的俞琰易学思想研究》从儒道会通的角 度来审视俞琰易学思想。以上学者对俞琰象数易学研究既深且广,极大地促进了俞琰易学的研究。丁易东也是生活在宋元之际 的重要易学家,林忠军在《丁易东象数易学》和《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中对丁易东象数易学作了全面介绍与总结,认为丁易东胪采先儒绪论,其象数学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陈睿宏《宋元 时期易图与数论的统合典范———丁易东大衍数说图式结构化之易学观》 一书对丁易东象数学与图书学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元代初期图书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雷思齐,张广保《 雷思齐的河洛新说———兼论宋代的河洛九、十之争》对雷思齐的河洛之说的内容、 性质、创新之处加以详细介绍,并与宋代关于河洛之九与十的繁杂 不一的情况作了梳理和辨析,指出雷思齐在宋代河洛研究的基础 上正本清源、自创新解,对象数易学做出很大贡献。谢辉《雷思齐易数之学初探》主要从《易图通变》 入手,阐明雷思齐在易数之学 方面取得的成就。关于胡方平易学研究,有钟彩钧《胡方平、一桂父子对朱子〈易〉学的诠释》、李育富《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刍议》、谷建《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订》、李磊《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思想研究》等论文。在胡一桂象数易学研究上,学界讨论甚详,李秋丽先后在《胡一桂易学思想研究》、《论胡一桂占筮识度下的易象观》、《胡一桂“四圣易象说”探研》等论文中探讨、 论述了胡一桂理数说、河图洛书说、先后天说、四圣易象说等象数易学思想与内容,系统研究了胡一桂的象数易学渊源、内容、方法 以及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客观评价了其易学价值与影响。林忠军在《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中分别就胡一桂象学、数学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客观评价了胡氏象数易学的价值与影响。他指出,胡一桂象数易起到了薪火传递的作用。李育富《元代婺源胡氏易学研究》将胡方平、胡一桂、胡炳文三人易学作为新安易学进行研究,总结了其易学特色与价值。元代易学家吴澄同样在象数易学上取得较高成就,章伟文《略析吴澄易学中的阴阳卦对思想》、《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注重对吴澄象数易学的阴阳、卦变 等内容、方法分析。张国洪《吴澄的象数义理之学》着重探讨了吴澄的互体、卦变、卦主诸说。张理是另一位在图书学上有极大创 举的易学家,他系统阐发和解说陈抟的龙图思想,结合河洛图式解释八卦符号系统,创立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在总结两宋图书之学 融象数为一体、将象学赋予丰富的义理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深度和广度,皆达到了一定水平,不失为一大家”。此外,刘云超《元代易学家王申子易学哲学初探》论述了王申子的易学思想,认为王申子的图书之学推衍的方式自得于心,与先儒 大有不同。
通过以上学者对元代象数易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元代象数易学 在两宋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河洛之学、先天之论、象数与义理融合等方面均有创获,学界对此研究亦较为充分,凸显了元代象数 易学的内容与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历 史与逻辑的结合,如林忠军、章伟文、谢辉等深入发掘易学家象数 学的内容、体系、思想,揭示了元代象数易学理论的发展状况。
其三,相较于元代象数易学研究来说,元代义理易学方面的研究范围还比较小,目前多集中在胡炳文、胡一桂、吴澄、保八等少数几人,而对于元代其他易学人物涉及较少。如以胡炳文、胡一桂 为代表的元代义理解《易》的成就并非如朱伯崑所言之缺乏建树。谢辉《许衡易学思想考论》对于理学家许衡易学与其理学思想的 关系作了论述。孙剑秋则从许衡《读易私言》的分析入手,探讨了许衡的处世哲学。对俞琰义理易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剑秋《俞琰易学思想探微》、林文镇《俞琰生平与易学》、林志孟《俞琰易学思想研究》 等论文中,他们就俞琰易学的多方面内容予以介绍。这些论文深化了对俞琰义理易学的研究,对探讨元代义理易学研究、认识宋元思想的承继与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高新满《胡炳文易学思想研究》认为从易学发展脉络上讲,胡炳文象数易学思想来自朱熹,他对朱子易学“ 《易》本卜筮之书” 观点加以深化、继承,推进了朱熹易学以图书之学解《 易》的理路。郭振香从哲 学诠释的内容与方法上高度评价了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的成 就。研究胡炳文易学的论文还有杨泽《论胡炳文易学的时中观》、杨自平《胡炳文〈易〉学学统的建立与以〈本义〉会通众说析 论》。李秋丽系统研究了胡一桂的易学渊源、内容、方法及其哲学意义,客观评价了其义理易学的价值与影响,《 胡一桂易学思想研 究》一文详细论证和辨析了胡一桂继承朱子“《易》本卜筮之书” 的易学及易学史观,揭示了胡氏从横向与纵向两大方面把握《周易》之书并提出一系列主要易学理论。此外,李秋丽在《胡一桂易学观研究》、《论胡一桂占筮识度下的易象观》、《胡一桂“四圣易象说”探研》 等文章中重点就胡一桂易学思想与方法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文章推进了对胡一桂易学思想的认识。
章伟文《试论吴澄易学的理气论思想》评价了吴澄易学理气论思想的提出在学术史上的启示意义。王新春《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一文认为吴澄在易学的象数之学方面整合汉宋而创 辟己见,开显出《周易》 吴氏学“一种理学视野下的独特易学天人之学”。张国洪《吴澄的象数义理之学》指出吴澄的经学研究活动 对清代朴学易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杨自平对吴澄之《易纂言》进行句读,分析、阐述了吴澄易学的训诂方法。此外,刘云超 认为“王申子易学”基本属于“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关于熊良辅易学的论文,有李关勇《〈周易本义集成〉叙录》、杨自平《熊良辅 〈周易本义集成〉治〈易〉特色析论》。关于保八易学,陈少彤研究 最多,先后撰有《 关于〈 易源奥义〉 一书的哲学思想》、《 保巴生平、著作及其哲学思想》、《保巴及其〈易〉著中的哲学思想》。此外,还有唐城《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李秋丽《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其四,道教易学研究。元代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理论学说与易学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会通,形成了具有极大历史影响的道教易学。但学界对此还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和研究。章伟文《宋元道教易学初探》一书对元代道教易学有 系统研究。关于俞琰道教易学的文章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段致成《俞琰的丹道易学思想研究》、章伟文《试论俞琰道教易学的内丹修炼学》、萧汉明《论俞琰易学中的道教易》、孙剑秋《俞琰易学思想探微》。关于雷思齐易学,有章伟文《试论雷思齐的道教易思想》、郑万耕《空山先生的太极观》、蒋承伟《雷思齐易学思想研究》等文章。
此外,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成果, 如詹海云《吴澄的〈易〉学》、许维萍《 董真卿〈 周易会通〉 在“ 复古〈易〉 运动”中的意义》、向世陵《陈应润对图书学的质疑和批评》、金生杨《黄泽易学探微》、莫建强《〈周易本义附录集注〉文献学研究》等论文。
学界目前关于元代易学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开展元代易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元代易学研究仍存在如下问题:研究角度 偏于一端,有的学者偏重于思想史,有的学者偏重于哲学史,有偏重于易学史者则停留在泛泛一般介绍上,未能深入研究,研究不够系统全 面。有的易学史著作涉及元代易学并有一定系统性的则过于简略。
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力图深入探讨元代易学的思想系统。鉴于元朝时间较短,很多易学家是跨代的,所以我 们研究的时间范围以元代为主,稍微放宽至宋金和明初两个阶段。有的宋代易学家的著作在元代才刊行的,也归入本书研究范围中。本书围绕蒙古族对儒家文化认同以及士人对蒙古政权认同线索, 分成促进蒙古政权认同儒家文化的理学家的易学、与蒙古政权不合作的隐士易学、宗朱的朱子后学易学、汉化的少数民族易学以及 关注养生的道教易学等板块,并结合元代易学家个案研究入手,以 元代著名易学家和易学文献为研究对象,按照其思想脉络,通过层层揭示和阐发,凸现元代易学衍化及特色。
文章来源：学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