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利丨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作者：徐全利

人谓“人生如梦”，我道“人生如歌”。

人的一生，几乎是伴着歌乐声而生息的。人降生于世，“阔老子”每每会请人“载歌载舞”，“穷酸大”虽无此奢华，但却可窃喜而从心底飞出一支支歌；适逢生日，便会有人放上一曲“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喜结良缘、每遇乔迁…… 则会歌声连连，恭贺不己；待到“寿终正寝”，也会伴以哀乐而“升天”。

歌，据说是人们干活时从“嗨唷，嗨唷”声中产生的，可以说既古老又常新。不仅是个体，而且群体也有歌。小的如校歌、少先队队歌，大的如国歌、国际歌。无论是什么歌，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大合唱；既可以清唱，又可以伴唱；有的可用民族唱法，有的可用美声唱法；有的可以原唱，有的可以演唱；有的可以展歌喉，有的可以用乐奏……

大抵没有人统计过世上究竟有多少支歌，但似可概而统之将歌分为两类：一类是使人振奋、引人向上；另一类则使人萎靡，引人堕落。大多数人知道，楚汉相争是中国古代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一斗争，是以项羽的灭亡和刘邦的统一中原而告终的。其中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相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垓下歌》是项羽身陷重围与虞姬诀别时唱的哀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大风歌》是刘邦成就帝业回乡宴请父老时唱的凯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两首不同的歌，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也可以说是这两个风云人物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的总结。

音乐和歌曲统称为乐曲，乐曲的正负效应不仅可影响到个人，而且可影响到群体。话说春秋霸主齐桓公，在采纳了鲍叔牙的计谋后，以报“一箭之仇”为名，将身在鲁国的管仲要回齐国。在槛车归国途中，管仲担心鲁庄公翻悔追杀，深晓“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的他，心生一计，编了首《黄鹄》歌，让车夫“且歌且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计一日得两日之程”。等到鲁庄公幡然醒悟，再派人追赶时，管仲己到了齐国境内。又有一次，齐桓公与国相管仲率兵出征，途中车马被险山峻岭阻挡。管仲当即编了气势磅礴的《上山歌》和《下山歌》教军队唱。即时，“你唱我和，轮转如飞”，“催趱车徙，一齐进发”。齐桓公见到这番奇景，感慨地说：“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齐桓公和管仲共演的这两幕活剧，可谓是以使人精神振奋、引人向上的歌取人力的典范。

反之，据《史记》载：战国时晋国有一次举行新建皇宫落成典礼，卫灵公应邀前往，路过濮水时天色己晚，便住下休息。半夜忽听水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轻柔的琴声，他立即召乐师师涓把听到的琴曲记录下来，并演奏熟练。卫灵公来到晋国，晋平公于施惠之台摆筵款待。酒酣，灵公告诉平公，在来的路上偶尔听到一曲奇怪的琴声，请让师涓弹奏一下，大家听一听。平公欣然应允，师涓即抚琴奏曲，一曲未终，乐师师旷突然抓住琴让他停下来，说是亡国之音，不要再弹了！众人不解，师旷解释道：这是苦日殷纣王使乐师师延所作的长夜靡靡之乐，殷纣王沉溺其中，以致亡国。武王伐讨时，师延抱着乐器投入濮水而死。这样的乐曲你们一定得之于濮水之上。晋平公却大不以为然，说寡人喜好音乐，弹奏什么没关系。遂令师涓继续弹奏下去。之后，晋公日渐醉迷于这类乐曲，不听劝谏，终至身染重病，卧床不起。灵公归国后再不听那靡靡之乐，亲临政务，发奋勤勉，很快地把一个不足5000人口的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经济兴旺，被当时誉为“天下之中”。

但中国过去只有些小曲调，没有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国歌。曾看到一个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的是李鸿章以大清帝国政府首脑的身份，访问大英帝国，捎带着把一艘在英国订购的军舰驾驶回来。军舰开出海港，升起了大清帝国的黄龙旗，这时驶来了一艘英国军舰，并奏起了英国国歌，以表致敬。李鸿章即叫人奏乐回答，可当年大清国没有国歌，军乐队是只会阅兵时吹点《将军令》之类的曲子，或在大官们宴乐时吹奏点侑酒的调调儿，于是向李鸿章请示该回答什么乐曲，“李合肥相爷”就吩咐随便吹个什么。军乐队随即吹起了“一呀一支梅花，……一支落梅花”。代表着一个国家，有个国格问题，奏“一支落梅花”，使人民跟着一起丢脸，腾笑于天下，被人视为是一个没有文化，或缩小点儿说是没有音乐文化的国家，这就令人既可笑又心酸了。到了清末，礼部左参议曹广权到日本考察，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也奏请皇上“整饬礼乐”。宣统三年（1911年）10月４日，溥仪皇帝御批，第一首国歌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但“海滔滔”后清廷灭亡，国歌成了。挽歌。民国建立后，1912年1月1日也颁过国歌：“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喜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1915年袁世凯执政，再定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但后来张勋复辟，国歌又没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正式确定了国歌。

如今，晋公所醉迷的亡国之音和项羽的《垓下歌》是没有了，但也有些人像李鸿章们奏“一支落梅花”似的，陶醉于酒吧音乐，扭屁股曲子。诚然，流行歌曲以其能够及时地表达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善于把生活瞬间的真实感受描绘出来，并且易懂、易唱、易学，具有突出的自我娱乐性。但因商业上的需要，当人们接近这个缤纷的流行歌曲世界时，无限的“爱”意便向人殷勤地涌来。看看歌名罢：《爱的咒语》《爱的秘密》《爱的和谐》《迟来的爱》《糊涂的爱》……着实有点令人招架不住；听听歌词罢：“爱情的花朵”、“亲爱的姑娘”、“眼里的爱意”、“爱情己远离”……这些“爱”的廉价的流淌，再加上娇声媚气与沙哑嘶吼相交织的演唱，喧嚣怪诞的音响渲染，是足以使少男少女们变得神经衰弱的。半个多世纪之前，鲁迅曾作《我的失恋》一诗，嘲讽了那些吁磋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的所谓情歌，难道今天我们还要重弹那些无病呻吟的老调吗？

由卫灵公引发的那段故事有些情节固属荒唐，但琢磨一下师旷辨乐的道理和晋平公、卫灵公对待乐曲的不同态度，对我们不无启发。《乐记》对音乐的理解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德——音”，即“音者德之华也”；中国儒家则用两句话来说明：“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至于其他诸子百家的见识，诸如“乐不可妄兴”、“声音之道，与正（同政）通矣”、“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致乐以活心”……这都是古人对音乐的陶染教化功能的总结和概括，说明音乐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有着高雅与低级、健康与不健康的区别，紧密关联着人生。现在，我们既需要动人心魄的激昂之声，也需要风清明白的抒情之曲，而那些使人萎靡失志、丧节逞欲的乐曲怎能提倡呢？

文/徐全利

编辑/王孝付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徐全利，男，1956年生，湖北作协会员，退休公务员，已出版杂文集系列“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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