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剧资料
古代戏剧论丛
目录
宋杂剧
诸宫调和金院本
元杂剧
宋元南戏
明清传奇
戏曲音乐：曲牌和板腔
宋杂剧
宋杂剧，宋代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金元时称为院本。演出时先演一节由五个脚色出场的小歌舞，称为“艳段”；再演“正杂剧”，内容或是一段滑稽戏，或是以大曲曲调演唱故事。南宋吴自牧《武林旧事》载有“官本杂剧”剧名二百八十个。
简介
宋代的杂剧是由滑稽表演、歌舞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戏曲。北宋时盛行于东京，南宋时临安也很流行。演出时一般由四个角色组成，有的增添一人。北宋的杂剧分为“艳段”和“正杂剧”两个部分。“艳段”是在正剧上演前表演的一段日常生活中的熟事。“正杂剧”又分为两段，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杂剧的主体。到了南宋，杂剧变为三个部分，即“艳段”“正杂剧”“杂扮”。“杂扮”是由民间的滑稽戏演变而来的，作为杂剧之后的散段，又称“杂班”或“拔扣”。后来，北方的杂剧逐渐发展为元杂剧，南方的杂剧逐渐发展为宋元南戏。
绢画
戏曲文物。宋无名氏绘制。共存两幅，现藏故宫博物院。一为宋杂剧《眼药酸》图，此幅高23.8厘米，宽24.5厘米，所画内容与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中记载的《眼药酸》相同。画中右方一人腰间所插扇上有草书的“诨”字，当是副末色；左方一人头戴高帽，身着大袖宽袍，衣帽上均画有眼睛图案，扮眼科医生形象，当为宋杂剧中发乔的副净色。
另一绢画高24厘米，宽24.3厘米，图中绘二角色，皆为女子扮演。右方一人，背后插一扇，上书“末色”二字，是宋杂剧中副末色专用的道具；左方一人头戴诨裹，有斗笠等道具置于地上，似为副净色。两人均作打拱状。这两幅绢画反映了宋杂剧一般的演出形式。
文物考证
宋杂剧和金院本--安阳戏剧文化钩沉之七
1951年安阳县天喜镇发掘之北宋墓，内有一杂剧演出图，其中人物共5人，皆男性，一人戴相纱演唱。由于宋代经济的发展，北方一些重要都市的游乐区勾栏、瓦舍和创作机构“书会”应运而生，诗词、散文呈现出多彩的局面，特别是民间文学“话本”的出现，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细致刻画了不同阶层的人物，抨击了社会上不合理现象。为戏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时演出的杂剧没有剧本，后来为了方便交流和传授，才逐渐由社会上那些潦倒落魄的文人记录下来，同时又和伎艺人合作创作了一些剧本，成为最早的专业剧作家。
宋杂剧是宋代各种滑稽表演和歌舞杂戏的总称，是在继承隋唐参军戏和歌舞戏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曲艺、歌舞的伎艺发展而成的戏曲。据《都城纪胜》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杂扮或杂班，又名技和，乃为杂剧之散段。”即演出以“末泥”角色为首，四人或五人参加演出，戏剧结构为艳段、正杂剧二段，杂扮四部分。戏分两类，一是以对话为主的滑稽逗乐杂剧，二是以歌舞为主的歌舞杂剧。
1983年安阳蒋村发现一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魏公墓，墓室左侧的墓壁上有一砖砌仿木舞台，台上一字排有五个戏乐砖俑，居中稍靠前者为一女俑，是一组戏乐伎艺人在固定舞台上表演的场面。金代演出的戏曲称院本，院即行院，是娼妓住的地方，院本是行院中伎艺人演出的节目。院本的体制、内容、规格大体上和宋杂剧相同，《辍耕录》载：“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其结构为：艳段、正院本、杂砌三部分。
安阳蒋村金墓戏乐俑说明，那时安阳一带杂剧、院本的演出已很普遍。其演出作场已搬上舞台，初步具备了舞台表演形制，完全采用代言体。有舞有做，一人主唱，其他演员唱少，主要是宾白，并退居次要“杂色”。演唱系不同宫调，为曲艺中诸宫调与金院本的结合。表演上“插科打诨”的滑稽逗乐成份减少，代之以突出人物故事、戏剧性，但演出规制仍很简陋，人员较少。
名著引用
《水浒传》与杭州的宋杂剧
北宋时流行于汴梁(开封)的“宋杂剧”已不断向人物和故事方面发展了，但宋杂剧的扮演人物、表现故事以及演出体制的定型还是南渡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南宋，杭州成为中国戏剧活动的中心，而作为戏剧传统的代表“宋杂剧”的含义也有了比较严格的范围，而且宋杂剧的地位也提高到当时各种艺术品类之首。南宋杭州，非但有如“排绿社”的杂剧艺人的行会组织，而且在当时“书会”中还有不少写作杂剧的“书会先生”。
在《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这回书里，作者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宋徽宗在文德殿亲御宝座陪宴宋江等之间也搬演了宋杂剧。作者还对搬演宋杂剧的全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而在《水浒》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宫廷大宴上搬演的杂剧中，参加演出的艺人也有:杂剧色、笛色、鼓色、筝色、瑟色“散做乐工”一百二十名。
宋杂剧在演出形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个“杂”字。它是由教坊司组合“散乐”“百戏”“队舞”以及“杂剧”等综合性的艺术大会演。《水浒》记述“文德殿”的宫廷大宴上，在序曲之后，便是由“百二十散做乐工”穿插表演“散乐”。散乐即宋代的百戏，如扛鼎、寻撞、吞刀、履火之类的杂技。南宋“天基圣节”的宫廷大宴上，在演出杂剧过程中穿插演出了如《祝寿进香仙人》《永团圆》《寿果放生》《巧百戏》等杂技。再说在《水浒》第五十一回艺人白秀英在演唱诸宫调时，也穿插表演了“那一般打散”，“打散”也即是“散乐”。这些也是南宋杭州宫廷杂剧演出的情况相类似。特别是“舞队”的表演也备受观者的青睐。《水浒》作者对宋杂剧表演形式上的歌舞特点也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水浒传》在文德殿宫廷大宴上，由“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唱的曲牌就有《朝天子》《朝圣朝》《感皇恩》《殿前欢》，它们的“歌喉似新莺宛转”。舞蹈节目有《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鲍老儿》，她们的“舞腰如细柳牵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鲍老儿》这个舞蹈。《鲍老儿》这是一个北宋还没有的，但在南宋的杭州却非常流行、极受欢迎的民间滑稽舞蹈。宋元杭州《舞鲍老》之兴盛对那位既热爱又熟悉杭州的施耐庵来说，必然要将其写进他的《水浒传》中去。非但在八十二回文德殿宫廷大宴上搬演宋杂剧的过程中写到了《鲍老儿》的舞蹈，而且在第三十三回宋江等在清风镇上观看元宵圣火队里“那跳鲍老的，身躯扭的村村势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描述的在文德殿上搬演宋杂剧的过程中，虽然也穿插了一些散乐、歌舞，但从整个演出的过程来看其主体部分还是演出宋杂剧。演出的宋杂剧包括“歌舞杂剧”与“滑稽杂剧”两个组成部分。歌舞杂剧乃是一种用“大曲”“法曲”或“词牌”来表演一个具有较简单故事的歌舞戏。当时这类偏重歌舞的杂剧，约占“官本杂剧段数”的半数以上。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上演出的歌舞杂剧《玄宗梦游广寒殿》，这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神话色彩的歌舞戏。很可能是唐宋风行一时的宫廷大曲舞《霓裳羽衣曲》。唐玄宗部分地吸收了《婆罗门曲》创制的《霓裳羽衣曲》，确是与《水浒传》里提到的歌舞杂剧《玄宗梦游广殿》一样创造出了神仙般的意象，表现出了如仙境般的浪漫色彩。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对宋徽宗在文德殿的宫廷大宴上演出“宋杂剧”的描述，虽然以北宋为故事背景，却是以南宋杭州的杂剧作为素材。但《水浒传》关于“宋杂剧”的角色分工、表演的形式、演出体制的描写比之《武林旧事》《梦梁录》等更为具体、详细、完整。这无疑为研究我国戏剧史提供了一份相当珍贵的资料。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写到滑稽角色“净色”时，对“净色”的表演有这样的描写：其实，所谓“院本”乃是金代时对杂剧的称谓。金院本与宋杂剧本是同一种艺术形式，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可以说仅因宋金南北地域不同才有杂剧与院本的不同名称。而且杂剧与院本滑稽诙谐和讽刺嘲弄的特点也是相同的，《梦梁录》说“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青楼集志》也说“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因此，《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在文德殿上演出的杂剧便是南宋时杭州的“宋杂剧”;而在演出“宋杂剧”中提到的打诨插科的“院本”却是仍在杭州演出的“金院本”。两者演出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于《水浒传》故事的历代背景是在宋代，而作为施耐庵却是元末明初杭州的书会才人。
剧中舞蹈
中国戏曲宋杂剧中的舞蹈
宋杂剧的出现是中国戏曲渐趋成熟的标志。宋杂剧是继承了唐参军戏、歌舞戏的传统，又广泛地吸收了民间说唱、杂耍、武艺和唐宋大曲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歌舞与故事表演初步结合的艺术。因为当时还常与杂技、乐舞同时演出，故以杂剧称之。戏曲表演，特别是舞蹈化动作，是以角色行当为重要特征的，这种艺术化、规范化的性格类型的行当表演，是戏曲舞蹈的特色。从现存文物中就可以看出宋杂剧不同角色行当的不同服装和道具，由此可以想见其不同的舞姿与舞容。
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的戏剧人物砖雕，可为宋杂剧角色行当的形象物证）。这组砖雕共四人，由左向右：第一人头戴簪花幞头，身穿圆领长衫，左手叉腰，右手下垂，似在甩袖，面呈喜色；第二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长袍，外套宽袖对襟大衣，双手秉笏；第三人头戴软巾，身穿短衫，腰束带，下穿短裤，一手抚胸，一手下垂；第四人头戴软巾诨裹，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竹竿，左手抓腰带。这四人从其手持道具和服饰装扮来看，与文献记载的宋杂剧角色是一致的。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中有关于杂剧演出情况的记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并且明确指出这四个角色分别为“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若添一人，则是名曰“装孤”的角色。上图这四个砖雕的人物，就是宋杂剧的四个固定角色，第一个头戴簪花幞头、甩手仰观者，就是为长的“末泥”；第二个持笏者就是“装孤”；第三个短衫抚胸者为“副末”；第四个持竹竿者，大概就是“引戏”了。
宋杂剧中的舞蹈还不像后世一样成熟，但独舞和对舞，边说边舞的场面可能已经存在。这从宋杂剧中五人作场、三段演出的形式可见端倪。据《梦梁录》载，这三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或曰杂班……乃杂剧之后散段也。”从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出土的宋墓杂剧砖雕可以看出这种表演的情况。这五个角色分别雕刻在三块砖上，第一块雕一人，戴簪花幞头，穿圆领长袍束带，侧身面向左方，双手展示一幅画卷，从其脑后露发髻，小脚女莲钩可以推断为女子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块砖雕二人，右方一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宽袖长袍，左手持笏，右手置笏上；左方一人戴东坡巾，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印匣，左手指对方，似在对话；第三块亦雕二人，右方一人，戴软巾诨裹，身着短衫，敞胸露腹，左手置于腹部，右手二指入口，似打口哨；左方一人，头戴展角软巾，身着短衫，坦胸露腹，乳脐毕现，左手托一鸟笼，内有小鸟，他伸手逗鸟，面向对方，两人皆做丁字舞步，神态动作都似在对话。这三块砖雕，第一块描绘的是“艳段”演出，“艳段”是开场前的帽戏，多是歌舞小段，是祝福祈瑞一类所谓“先做寻常熟事一段”。这里展示画卷的表演，很像后世戏曲正剧开场前的“跳加官”一类独舞小戏。在整个演出中有静场的作用，且可为正式演出作铺垫，宋代话本表演中也有类似情形。第二块砖上的两个人物，从他们手中的笏、印道具看，表演的是官场戏——正杂剧。宋代的正杂剧者，主要是表演官场生活，即所谓“官本杂剧”。第三块描绘的就是“散段”，又称“散耍”，多是表现市井生活，并有喜剧调笑色彩。从宋杂剧直承参军戏、踏摇娘的传统，加上宋代都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的产生，在语言和形态上表演不同地区的风俗人情，以资观玩，此中就可能有些口技、歌舞小段的表演。从他们身姿步态看，显然是舞蹈化的生活动作。宋杂剧除了这种每段带有滑稽逗弄的表演，还有一些吸收武技和舞蹈的连贯故事的表演。《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这种戏的表演技艺，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的描绘可见盛时情况，可能宋代还没有明代那样热闹。
宋代风俗画中保存了两幅杂剧演出的绢质彩图，都是无名氏的作品。一帧描绘的内容，与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内所记之《眼药酸》近似。左方一人扮作眼科医生，头戴皂色奇特高帽和橙色大袖宽袍，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斜背的药袋面更有浓眉精眸的一只大眼。众多的眼睛幌子，显示了他江湖眼科郎中的身份，特别是他高冠前那颗似后世戏曲舞台英雄冠前的绒球一样的大眼球，尤为奇特。宋代各种行业服装式样都有一定规格，《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条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著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目色。”眼医在当时是专门职业，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中已有眼医形象，衣着也是长袍戴冠，挎绘有眼球的药袋。但冠不如绢画人物之高，而眼球尤其少而简，只起幌子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杂剧人物的服装来源于生活，却又大大不同于生活。从画面眼医脚穿红钩鞋，玉手纤纤看，似是女演员所扮，他伸出右手，食指直立，拇指朝前，对着面前患者的右眼，似招似诀；另一人物右肩负杖，腰间所插破扇上有草书“诨”字，其人当为副末色，为发乔之副净色。他头巾诨扎作冲天形状，身穿圆领青衫，衣角扎入腰带，白裤练鞋，袖捋至肘，有意露出手臂的“点青”，一副市井打扮。“点青”又名扎青，就是文身、刺花绣。所谓“锦体绣文”，是古老的吴越之民俗“祝发文身”的遗存，宋代成为流行习俗，多为市井游民所好，《水浒》描写的梁山好汉九曲纹龙史进，就是满身花绣。宋代甚至结为社团《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中有“锦体社：花绣”。这种文身社团的成员，不少是武术、杂技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在迎神赛会时又是各种民俗舞蹈的表演者。右玉宝宁寺水陆画里就有一位上体刺满花绣的杂技表演者。《眼药酸》的“酸”字一般指秀才士子，咬文嚼墨而却不太懂世情的腐儒行径，这位眼医明显是位青年士子。他沿街兜售眼药时，碰上这位市民，指着他的眼睛说其有病，结果由于不识时务，反被那人打了一顿棍子，此中调笑舞弄，配上他衣饰上的种种装饰，可能颇有舞趣。
另一帧绢画，画两人相对作揖。其所属行业、所演剧目不详，但从其外面草草穿着男子衣服，里面露出的本衣皆是小袖对襟旋袄，内束抹胸，下着钩鞋，巾露发鬓，耳有坠饰看，皆是女子装扮。她们装扮男子，甚为潦草，只是在女装外加些男子衣饰，以取象征。左方一人，幞头诨裹，旋袄外斜罩一件男式长衫，身后地上有扁担、竹笠，似扮演一农人或樵夫。值得注意的是他膝下套网般的那个绑腿，就是契丹服饰中的所谓“钓敦”的仿制品。民族矛盾尖锐的宋代，同时也增加了民族交往，契丹服饰的“钓敦”甚至成为宋代妇女的时髦装饰，这可说是极有趣的服饰文化现象。《宋史·舆服志五》载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曾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敦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敦，今谓之袜裤，妇女之服也。”右方演员装扮更简，只在头上戴一顶罗帽以为男子象征，他腰后插有一扇，中裂为二，上有正楷“末色”二字，这是宋杂剧副末色专用道具。另外，他腰前似插着一棒状物，似为打击之用，与《眼药酸》图中市井老者所持之杖功用相似。宋杂剧中常与副末捉对者应是副净，副净是副末的击打对象，这两帧绢画中，副净位置的角色皆由女子扮演，而且不涂花脸，令人费解。从这幅画中的角色装扮看，这段表演可能是宋杂剧中的“散段”表演。两幅右方均有一套支架平面鼓，这幅鼓上还放有鼓箭、甩子。可见这种鼓在宋杂剧里是常用的乐器，与笛、拍板配合，既是瓦肆说唱伎艺和杂技的伴奏，又为宋杂剧吸收。元刻《事林广记》蹴鞠图中，就伴有架子平面鼓、笛、拍板三种乐器。此图上由四五个竹片系绳制作的“甩子”，却是宋杂剧文物中仅见之物。也许在这个“散段”之后还有说唱演出，或剧中人物扮演相应的角色之用？“甩子”今称“碎子”，至今是一些地方剧种和说唱艺术中的常用乐器。
宋杂剧的表演流传地域甚广，除了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区和开封、杭州这两宋京都有繁盛的演出外，西南边远地区亦甚为兴盛。这从四周环山的四川广元市郊发现的宋墓杂剧、大曲石刻形象，可得物证。1975年2月，位于广元市的072医院院址施工中，发现了一座修造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的石砌双室墓。墓门南向，西为女墓室，左右两侧壁石板浮雕《孝行故事图》。东方男墓室，两侧石板浮雕杂剧演出图，共四幅，每侧二图，雕于一块石板。图皆有直角边框，为长方形。
第一图雕二人，左一人裹直角幞头。腰系带，内着裤，以手绞袖向右一人作拱揖科；右一人正面曲肘折袖对左边人作或拒或应之舞姿，惜头部残损，着长袖衫，内着裤。对于这幅图像，有人说是《踏摇娘》之演出，有人认为不确。从四幅图对照看，还是杂剧的“艳段”为当。两人对舞作态，比起偃师县酒流沟水库宋墓砖雕上一人展图表演“艳段”的舞姿来，显然丰富多了。
第二图雕三人，为伴奏乐队。所执乐器有杖鼓一、筚篥一、教坊鼓一。乐队正在为杂剧演出伴奏。
第三图雕二人，皆平民装束，裹帕，身着圆领窄袖袍服，乘靴着裤，互相背坐于一大石之上。左一人以右手食、中二指背指另一人，右一人用右手握左脚，屈膝架在右腿上，另一人似愤懑科，右后阴线刻粗竹竿数株。这两人表情极为生动，坐姿中显出舞姿形态，正是戏曲舞蹈的特色，画面出现石、竹，当是剧情环境的描述。
第四图亦为两人，皆官人打扮，裹展角幞头，穿圆领大袖袍服，长及足，腰束带，每人双手持笏板，相向作敬揖科，显然这是官本杂剧的演出。
广元南宋杂剧石刻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宋杂剧流传地域之广，而且舞姿的生动，背景且末的增加，都说明了宋杂剧舞蹈渐次丰富的情况。从这些绢画、砖石雕刻中，还可看出宋杂剧“散段”演出多为女艺人，特别是杂扮演出中，女艺人更占重要地位，这恐怕与宋大曲中多是女演员有关。《武林旧事》所记艺人名字，如眼里乔、笑靥儿、韵梅头、自来俏等，似皆为女艺人之名。两幅绢画的四个人物中，三个是女角扮演，也说明当时女艺人之盛。有名的女杂剧艺人丁都赛砖雕像的发现，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女明星的喜爱之情。
诸宫调和金院本
一、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属于中国北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和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而得名。诸宫调以说唱为主，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由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创造了诸宫调。
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代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它为中国汉族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产生背景
诸宫调是中国宋代一种说唱伎艺，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故名。宫，是中国古代各种音阶中的第—级音，以宫作为音阶起点的曲子称为宫调。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个完整的长曲，就是诸宫调。
诸宫调又称“话本”，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120回本《水浒传》第51回写诸宫调演员白秀英的开场白：“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这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缊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说明诸宫调与汉族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诸宫调作品出现的代言体虚实，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宫调与前此的说唱、歌舞均有渊源关系。它继承了唐代变文韵散相间的体制，发展了以同一词调重复多遍并间以说白的鼓子词，以一诗一词交替演唱并与歌舞结合的“转踏”和集合若干同一宫调的曲调为一套曲的“唱赚”的结构。比起上述鼓子词、转踏和唱赚来，诸宫调篇幅更大，结构也更加宏传，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它既能象长篇叙事诗一样，使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它的部分唱词又兼有代言体特征，能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由于它交互使用具有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又为表达比较丰富的感情内容提供了条件。它是由说唱、歌舞到戏曲的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历史沿革
北宋：
诸宫调始于北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宁元年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诸宫调大约在宋金对峙期间已经成熟，并达到极高的水平。现存金中叶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说就是它的代表作品之一。
南宋：
至南宋时，《梦粱录》记载“说唱诸宫调……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夷坚志》等书记载，南渡以后，当时在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诸宫调艺人知姓名者约6、7人。诸宫调传至南方以后，由于曲调腔谱的变化，产生了南诸宫调。如《永乐大典》中的戏文《张协状元》，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同时，传入北方金邦的燕京等地，在音乐上也有一些变化。南宋时诸宫调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提到当时诸宫调演员有“高郎妇”等四人。同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二种诸宫调在元代仍较流行。从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来看，宋末元初还有“冲州撞府”、四处流动“作场”演出的诸宫调班子在活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载杂剧演员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等曾唱诸宫调。但到元代末年,诸宫调逐渐趋向衰落。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诸宫调遂趋于衰落。
元明清：
元杂剧进入兴盛时期，诸宫调开始衰亡。久而久之，渐渐为人们所陌生。
明清两代，人们已不知诸宫调为何物，以至对《董西厢》的称呼纷纭杂乱。朱权称之为“北曲”（《太和正音谱》），胡应麟称之为“传奇”（《少室山房笔丛》），徐渭称之为“弹唱词”（《北本西厢记题记》），沈德符谓之“院本”（《顾曲杂言》），毛奇龄谓之“弹词”（《西河词话》），梁廷谓之“弦索”（《曲话》）。可见明清时人对诸宫调已茫然不知。诸宫调徒存其名，其实（作品实体）已被丢失。作品实体被丢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诸宫调在元杂剧兴盛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作品纷纷佚散。《董西厢》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由于钟嗣成的《录鬼簿》称之为“乐府”，以致后人不知它为诸宫调作品。虽然王伯成的《天宝遗事》为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指明是诸宫调，但由于只残存曲辞，且已“曲化”，与《董西厢》这部“词体”诸宫调作品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人们以《天宝遗事》为参照时，很难将《董西厢》与诸宫调联系进来。又由于明清的学者所能见到的诸宫调作品只有这两部，无法探寻出诸宫调由“词体”向“曲体”进化的轨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不知《董西厢》为何种艺术作品，只得胡乱揣猜，以至出现如此五花八门的称谓。
近代：
直到20世纪初，丢失的诸宫调实体才被找回。大学者王国维第一个发现《董西厢》就是诸宫调作品。他在1908年成书的《曲录》中仍将《董西厢》与《天宝遗事》并归于“传奇部”，直到1912年才考证《董西厢》为诸宫调作品:“此编（《董西厢》）之为诸宫调有三证: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里，其证一也。元凌云翰《柘轩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无疑。
王国维的考证是有力的。不久，《刘知远诸宫调》和戏文《张协状元》先后被发现，证明了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丢失已久的诸宫调作品实体被重新找回，无疑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国维功不可没。从此词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诸宫调研究。王国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正如郑振铎在《宋金元诸宫调考》中所说:“诸宫调的研究，自当以王氏为开始。”
《刘知远诸宫调》是于1907年至1908年在新疆黑水古城发现的。郑振铎从向达那里获得一部手抄本，后又在赵斐云处见到原书的影片。1932年，郑振铎写成了《宋金元诸宫调考》，奠定了我国诸宫调研究的基础。此后，诸宫调这一艺术样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
首创人物
约在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山西晋城(时称泽州)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诸宫调以唱为主，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记载，诸宫调为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人孔三传首创，这是一种以调性变化（兼调高和调式两方面）丰富而得名的说唱音乐。它最早是在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创立的。创造了诸宫调。其表现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为白话散文，唱的部分就是按不同宫调曲谱规格创作的韵文，音乐上吸收了前代乐曲及宋代民间小调的精华。伴奏可少可多，可以是一两件小乐器，也可以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乐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书中列举的诸宫调著名演员，第一个就是孔三传，此外还有耍秀才。《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中清楚地说明了它的源处：“诸宫调本京师(开封)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这一新颖活泼的文艺样式，不论是在瓦子勾栏，还是在达官贵人的府第，都很受欢迎。可惜当时的作品没有被流传下来。
诸宫调在宋都东京创立后，不但使整个宋代说唱曲艺艺术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影响波及到后世戏曲。元杂剧的形成直接受诸宫调影响，就是从现代戏曲和许多说唱结合的曲艺节目中，仍可以看到诸宫调的影子。
据宋代王灼著《碧鸡漫志》卷二记载：
“……兖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既然“士大夫皆能诵之”，可见诸宫调这种说唱艺术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非常流行。然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载：“《诸宫调》的编写者大都不是文人而是民间艺人”。无论诸宫调的创作者及欣赏者是何人，从现存的诸宫调都不难看出，它的歌词内容是较文人化的，它的措辞也非常典雅，与通俗、朴实、简洁的民歌歌词有着很大差别的。这种“雅”的特点也还是因为其乐曲来源——大曲、词调，大都是文人音乐的缘故。
虽然诸宫调这种说唱形式到明代已经衰落，正如《辍耕录》中所述，金章宗时董西厢虽世代未远，但罕有人能解之。话虽如此，诸宫调却为南北曲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演形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基本上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以及当时北方流行的汉族民间乐曲，按其声律高低归入各个不同的宫调，用以说唱故事。《东京梦华录》记载孔三传、耍秀才曾在京都汴梁（今开封）演唱。诸宫调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去。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又可用一、二套曲子连续演唱长篇故事，容量极大，状物写景，绘声绘色，语言通俗生动，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诸宫调其原始形式是由不同宫调（调高与调式）的隽曲联缀而成，各曲之间插有说白，例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头所插的诸宫调就用《凤时春》（南仙吕宫、《小重山》（南双调）、《浪淘沙》（南越调）、《卫思园》《遶池游》（南商调）等五个不同宫调的隽曲联成，各曲间也插有说白。以后它在发展中又不断吸收了其他歌曲艺术的新因素（如唱赚等），其曲式也不断得到丰富，例如《刘知远诸宫调》除用了不同宫调的集曲以外，还用了不同宫调的套曲。北宋末年是诸宫调的鼎盛期。诸宫调虽然产生于北方，随着宋朝南渡，也传到了南方，遂有南北诸宫调之分。南北诸宫调的区别主要是曲调腔谱的变化。据研究者的意见，南诸宫调伴奏乐器主要是笛子；北诸宫调则是琵琶和筝。《董解元西厢记》就是北诸宫调，所有又称为《弦索西厢》；南戏《张协状元》中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现代诸宫调作品保存最为完整者为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残缺不全者为《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
套曲的形式有两种：一为同宫调的一个曲调重复二次或三次后接尾声，一为同宫调的若干个不同曲调接尾声成为缠令的形式，所以这种诸宫调已是一种由不同宫调的单曲与套曲联成的大型套曲了。
演唱方式
诸宫调与传统的说唱艺术一脉相承。
它的曲辞仍属唐宋词系统。它的说白受到说话的影响。它还吸收了鼓子词、大曲、宋杂剧、缠令、唱赚等伎艺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体制。
诸宫调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体制。从宫调和曲牌看，它上承宋词而下启南北曲。它的音乐单位的组合形式有种：一曲独用、一曲带尾和多曲带尾。它的演唱方式为一人表演到底，其伴奏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如锣鼓、拍板、方响等。诸宫调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唱赚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从今存的诸宫调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曲式包含有：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随着宋室南迁，诸宫调传到南方。如元代无名氏作南戏《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戏文开始部分由末色所唱诸宫调一段就是实例之一。诸宫调所用的伴奏乐器，宋时主要用鼓、板、笛；金、元时，有加用弦乐器和其他打击乐器，因此后来的明、清人又称诸宫调为“弹词”或“弹唱词”。
诸宫调的演唱方式，据《梦粱录》记载，早期是用鼓、板、笛等伴奏的。诸宫调在宋代表演时，一般由讲唱者自己击鼓，另外由他人用笛、拍板等乐器伴奏（宋洪迈《夷坚》），有时也可以单用水盏伴奏。《水浒全传》第51回描写艺人白秀英演唱时，自击锣和拍板打拍，旁有琵琶或筝伴奏，已改用弦索乐器。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曲。每段曲词或用双曲，或用双曲带尾声，或连用同宫调的数曲带尾声，以组成套曲，个别处只用单曲演唱。由于每段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可用一、二百套曲子连续演唱，便于说唱长篇故事，状物写景、刻画人物都能绘声绘色，加以语言通俗生动，每回书的结尾都留下悬念，很能吸引听众，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形式。
艺术特点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集诸家之大成、由不同宫调构成的大型说唱形式。诸宫调名称的由来是因其使用了多种宫调，多曲联缀，且体制宏大，长于表现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可惜大部分诸宫调在传承过程中流失了，现今所能见到的“诸宫调”本子已经很少，连断章残篇在内只有宋代《刘智远诸宫调》、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后者简称“董《西厢》”，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作品，全部的文字和三分之一的乐谱现存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调》中。
今见《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董《西厢》均收录在北词部分。这应该与它吸取了当时的北方音乐不无关系。对这些现存的北词《西厢记》曲调简单分析之后，不难看出两点显著的特征：
第一，多为眼起腔式，即弱拍起唱。这是北方音乐所具备的显著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曲调较多的终止在羽音，属于羽终止群体音乐。为什么会较多地终止在羽音呢？这与曲调来源有关。诸宫调主要来自唐、宋大曲与词调的演变。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空前繁盛的朝代，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于是，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等都相继传入，从而促进了唐代音乐的蓬勃发展。在我们所接触的民间音乐中，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及外来音乐大都以羽群体音乐最具特色，因此诸宫调突出的羽调式特点很可能就是在唐朝中国各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大融合之后的产物。可见，诸宫调的这两点音乐特征和它的曲调来源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代表作品
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全文共12则，今存不足5则。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上述二种诸宫调,在创作时间上与两宋相值,所用宫调亦与宋教坊所用比较接近，表现了前期诸宫调在音乐上与宋代伎乐的承继关系。另外,元杂剧作家王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今存54套曲及零星支曲,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天宝遗事诸宫调》所用宫调、曲调以及曲子的联套方式（包括套曲长短和曲调的配合）均与元曲接近，说明了诸宫调到元代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元曲的互相影响。从现存资料看，诸宫调在北方，特别在金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宋、金诸宫调的内容颇为丰富。元人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中载:“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西厢记诸宫调》曲文中提到《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谒浆崔护》《柳毅传书》等。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提及《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六臂哪吒》等，可以看出诸宫调内容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
诸宫调的文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的题材大致可分三类：历史题材、爱情、题材和家庭婚姻题材。其中有些题材对后世的戏剧、小说具有开启作用。诸宫调具有通俗文学的艺术特性，表现为语言的通俗化、思想内容的世俗化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诸宫调作用所表现的主题，对后代影响较大，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刘知远
《刘知远诸宫调》不知撰人，仅存残本。原书共有12卷，现只剩下一头一尾，共计5卷。作品叙述刘知远发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均互有出入。语言质朴，文句时有错讹，当非文人手笔。
天宝遗事
《天宝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原作已经失传。今存辑佚本，共60套，只有曲词，没有说白。作品叙述天宝年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以及“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二人的生死离别；其间有对李、杨悲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杨玉环、安禄山“私情暗通”的谴责，还含有对“玄宗无道”的批判，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其文辞则以典雅流畅见长。
西厢记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称为《西厢记弹词》或《弦索西厢》，通称《董西厢》。《董西厢》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全本，也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韵文作品之一，堪称一部爱情的史诗，代表了宋金时代说唱文学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也是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董解元的生平事迹无可考。据《录鬼》和《辍耕录》的记载，知道他大约生活于金代中叶金章宗时期（1190—1208）。“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而非乡试头名的“解元”。他是一个接近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生性放荡不羁，视礼教如粪土，他文学修养深厚，对唐代传奇、宋代词和民间诸宫调了若指掌。《董西厢》的题材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原作是一个男子负心，怒乱终弃，给女子带来侮辱伤害的悲剧。《董西厢》结构宏伟，情节富于变化，它把原作不足三千字的传奇改为五多字的说唱文学作品，扩充为包含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的有说有唱的长篇，它彻底改变了故事结局，把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始乱终弃的行径为“善补过”的封建观念。并增添了佛殿奇逢、月下联吟、闹道场、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许多情节。同时，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人物形象也立体丰满了起来，不再单一刻板。因为这许多改动，崔张的故事在传奇性之外，又多了反封建这一主题。
《董西厢》描写了书生张珙和相国千金崔莺莺之间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书生张珙上朝应试赶考，途经普救寺，遇上了前来为亡父追荐的相国千金。二人一见钟情。但是，莺莺已有婚约在身，被许配给了表兄郑恒。叛军孙飞虎率部包围寺院，提出娶莺莺为妻的无理要求。张珙挺身而出，下书白马将军解围。崔母原答应能退兵者可以娶莺莺，但事后又后悔，不愿将女儿嫁给又穷又没势力的张珙。莺莺对其母甚为不满，愤怒反抗。在聪明机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珙与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母发现二人的私情后，逼着张珙上京赶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来见莺莺。两个有情人挥泪洒别，张珙到京考试，一举及第，衣锦荣归，终于与崔莺莺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书以崔、张两人同老夫人的矛盾为主线，交错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方式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性格发展，同时巧妙地穿插其他人的活动，使故事发展丝丝入扣。尤其在故事紧要关口，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惯用“忽来红娘”“蓦地出聪”的转换写法，在山穷水尽之际，别出一段烟波。张生和崔莺莺是作者饱蘸赞美之笔塑造出来的爱情形象。在《董西厢》里，崔莺莺不再是受尽委屈而只能寄哀婉于尺牍诗柬的柔弱人物，她的自许婚事和大胆私奔都相当大胆，作者着力表现了她的勇敢抗争和大胆追求。同时，细腻生动地揭示了她的个性特征。而张生则再也不是那个始乱终弃的薄幸郎，他是个志诚专一天真可爱的清贫书生。他想方设法接近莺莺，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月下吟诗，大有锲而不舍的劲头。他一介书生，却想追求相府的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又无媒妁之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执着表现了张生“狂”且“呆”的性格。而红娘在《董西厢》里却成为一个活跃人物。这个下层奴婢热心地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斗争。她身上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幽默和斗争精神。她出于成人之美的高尚品德，出于对老夫人食言的正义抵制，对崔张爱情由冷眼旁观转而热情赞助。她是作品中对封建家长制最有冲决力量的主要形象。作为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代表，老夫人这个人物也相当真实可信。她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爱护女儿，却给女儿带来禁锢，她处处替女儿打算，却阻碍了她的幸福，她信奉礼教，但彻底败在充满青春活力的爱情手下。她的失败在所难免。在我国文学史上，《董西厢》是第一部把自由爱情当作主题并细致曲折地写出了它的全过程的成功之作，千百年来，一直是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赞歌。
它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董词善于叙述，无论景物点染，气氛烘托还是情节发展都挥洒自如。作者还善于提炼民间活泼生动的口语，吸收古典诗词里的句法和词汇，写成朴素而流畅的曲词。《董西厢》问世后，影响巨大，它所开创的青年男女幽期密约，反抗封建家长，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被后人多次重复创作使用。许多优秀作家如汤显祖、曹雪芹等都从中吸取养料，后代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也受它的启发。这种巨大影响，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恐怖。明清两代的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
影响价值
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载有《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册儿》2目，可见当时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说唱诸宫调虽已渐趋衰落，但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元杂剧的分为旦本、末本，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套曲的组织方式，以及多用叙述的手法描写战争场面等，都直接受到诸宫调的影响。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由于诸宫调是一门民间艺术——市井伎艺，它很少见诸文献典籍之中。尽管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但在士大夫文人笔下已不能见到有关孔三传这位诸宫调创始者的详细资料。这是十分遗憾的事。然而，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忽略不了的，它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透过诸宫调，可以发现词向曲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看到南北曲的艺术渊源和形成过程，可以认识中国古代音乐体系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研究诸宫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金院本
院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其内容、形式、脚色以及“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的艺术特点，也与宋杂剧一脉相承。
形成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
北宋末年，金兵侵入汴京，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都做了俘虏。赵佶的第八个儿子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杭州)登基，建立南宋，以淮河为界与金人讲和，开始了南宋和金国对峙的局面。宋杂剧在北方金国直接发展为一种供“行院”(指妓院或民间演出组织)演出的院本。
价值
王国维在《戏曲考源》开篇就指出：“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明确指出戏曲起源于金元杂剧。在金中都时期，金院本作为古代戏曲文化达到空前鼎盛，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奠定了基石。
金院本为元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①元杂剧继承了金院本戏台的演出形式，由上、下场门出入，确定了中国戏曲独有的上下场的连场形式。②在金院本脚色分行基础上，扩充为旦、末、外、净、杂。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渐丰富，逐渐成为戏剧的主体。另一条是由原始歌舞到隋朝“九部乐”的制定，再到唐代代面、钵头、踏摇娘等歌舞戏的演出，民间歌舞艺术获得极大的发展，为戏曲官调、曲牌、声韵的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宋代是戏曲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在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民间说话、讲唱、影戏、杂扮等技艺的成就，对滑稽故事表演和歌舞戏两条线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产生了宋杂剧、金诸宫调、金院本以及戏文等新的文学形式。到了元代，在金院本和宋杂剧的基础上，元杂剧具备了成熟戏曲的诸种因素，形成了前景壮观的发展势头。元代是我国戏曲繁荣兴盛的时期。元代戏曲主要分为杂剧和南戏两大类，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由于南戏在元代前期处于发展的薄弱阶段，还不能与杂剧一争高下，所以代表元代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元杂剧。明清两代，在通俗白话小说获得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明清传奇也迎来了古代戏曲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戏曲到明清两代分为杂剧和传奇两大类。到清中叶乾隆年间，传奇被地方戏取代。
摘自《中华活页文选》
元杂剧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汉族戏曲形式。形成于宋末，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主要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等。主要代表作有，《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梧桐雨》等。其内容主要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主线明确，人物鲜明。其结构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包括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正旦：歌唱的主要女演员。外旦、贴旦次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歌唱的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是地位低下的喜剧性人物。杂是除以上三类外的演员。有孤（当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徕儿（小厮）、细酸（读书人）等。主唱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角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一般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这是通例。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如《赚蒯通》，第一折正末扮张良，二、三、四折正末扮蒯通。这就出现了主唱人物的变换。
简介
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汉族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中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汉族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汉族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汉族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注：元代戏台在晋南普遍存在，现已初步鉴定了晋南的襄汾、临汾、洪洞、新绛、翼城等地的元代戏台八处。又山西洪赵县明应王庙内的元代杂剧演出壁画，帐额上端题作“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元代的戏曲艺术称元杂剧。元杂剧的“唱”“云”“科”是它的艺术表演手段。三者之中的“科”，主要是做工，包括表情、舞蹈和武功。其中舞蹈有插入性的，如《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4折：“可看俺八仙舞一回你看（八仙上，歌舞科）。”此外，《刘玄德醉起黄鹤楼》中用了汉族民间舞队舞《村田乐》，《追韩信》中用了跑竹马等。元杂剧中这种插入性舞蹈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安禄山的《胡旋》舞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等。元杂剧中的武功技巧，也包含着许多舞蹈因素，如各种器械舞、对打、翻跟斗、扑旗踏跷等。另有一些剧如《小尉迟》中有“做调阵子科”、《马陵道》中有“卒子摆阵科”，这是一种队形舞蹈。元杂剧中其他做工，逐渐演变为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用以表现人物情态，如《拜月亭》中的“正旦做害羞科”，“正旦做慌折惨打悲的科”等。当时的杂剧艺人，还给一些技巧性的舞蹈动作起了名字，如“扑红旗”“拖白练”“踏跷”等。
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巫教、道教和佛教舞蹈。巫教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自东汉以来，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大兴，至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一直不衰。东汉桓帝等，祠佛“做倡乐，以求福祥”；北魏洛阳的景乐寺，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南朝梁武帝制“善哉”“大乐”等，名为正乐，是宣传佛法的。唐代十部乐之一的《西凉乐》中，有《于阗佛曲》，宋代宫廷队舞中有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是宣扬佛教的乐舞。元代以信仰萨满教（巫教）和喇嘛教（佛教）为主，在元朝的宫廷队舞充满了宗教迷信色彩。元代宫廷队舞，共分4队，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宣扬佛法用《说法队》。每队分10个小队。在《乐音王队》的10个小队中，引队是乐队，有两个妇女队，一奏长春柳之曲，一执特丹花舞，在第10小队中还有妇女作花鞚稍子鼓舞，其余都是男子队舞，扮成神鬼相。在《说法队》中还有扮成八大金刚相的舞蹈。此外，还有《宝盖舞》《日月扇舞》《幢舞》《伞盖舞》《金翅鹏舞》，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元朝最著名的赞佛舞蹈，是元顺帝时创制的《十六天魔舞》，名为赞佛，实为娱人，在宫中演出时只有受过秘戒的宦官才准观看，并严禁汉族民间演出。
产生的条件
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预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兴盛的原因
一、戏曲兴盛的基本前提
1．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
2．观众统治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元朝的贵族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有不少文献记载。
二、元杂剧兴盛原因的几种说法
作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在当时十分繁荣，从而使它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后人对其繁荣的说法不一。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和臧懋循《元曲选序》认为元代以词曲取士是元杂剧发达的原因。李开先说是元朝政治衰微，文人沉下僚的结果。王国维则把之归于元初科举之废。孙楷第的认识就全面了一些。他认为元宫廷特尚杂剧，时人之爱好，书会才人与俳优密切合作。
三、元杂剧兴盛的三大原因
1．艺术原因：各种戏曲艺术的积累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为戏曲准备了故事内容，并且提供了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说唱诸宫调的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戏、影戏也给吸取的舞蹈动作和脸谱以影响。它们的发展使戏曲表演艺术渐趋成熟，同时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2．政治原因：元政府的文化政策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一部分人从事戏曲活动。
3．经济原因：城市的畸形发展。发展阶段元杂剧的发展可分为三期：初期，自蒙古灭金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34—1294）。中期，自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至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三年（1295—1332）。晚期，元顺帝帖睦尔统治时期（1333—1368）。初、中、晚三期，杂剧创作在地域上的变化，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各自的特点。元代杂剧创作主体的分析。对元杂剧创作影响最大的两类作家。关汉卿，元代浪子文人的代表。
历史演变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它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元人夏庭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
后杂剧开始南移，当时在江南溧阳作官的元淮就有诗咏及马致远《汉宫秋》和白朴《梧桐雨》等剧本，这时距元贞元年只有四、五年，而到元贞、大德年间，杂剧已是“举世行”，关汉卿、白朴等人的作品也已是“天下流行”了。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扩充和提高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开拓的新领域。
元杂剧的很多作品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豪绅以及他们的帮凶、爪牙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和剥削，同时歌颂普通人民对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杰出的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受冤屈的窦娥形象控诉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皇天后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更是表达了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元杂剧是一种包含有“唱”“念”“做”的戏剧样式，它的剧本描写人物故事则主要通过歌唱和念白。一些优秀剧本的唱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诗剧的色彩。念白部分由于受唐、宋以来的戏剧传统的影响，常有插科打诨，颇富幽默趣味。元杂剧也经历了自盛而衰的过程，大体同这个过程相当，杂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为元世祖至元初至成宗大德末年。这是人才辈出、作品争奇斗妍、各竞异彩的繁荣时期。除了关汉卿、王实甫和白朴、马致远这几位著名作家外，还有高文秀、纪君祥、杨显之、石君宝、尚仲贤、李好古、李文蔚等。其中活动年代较早的作家是关汉卿、白朴、石君宝、李文蔚、杨显之等。后期约自武宗至大年间至元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家虽还不断出现，作品也产生不少，并且其中郑光祖、宫天挺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特色，但总的成就远不及前期。大致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就明显地呈现衰微状况。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创作中心由大都移向临安（今杭州）。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说：“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即演杂剧），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为南唱……大会则用南戏。”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在万历以前杂剧演唱已经罕见，他于嘉靖末年聘请当时唯一精通北曲的老艺人顿仁教授女伶唱元杂剧；还记顿仁说：“此等词（指杂剧）并无人问及。”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叶堂《纳书楹曲谱》所收的可唱的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计有15种。这15种杂剧大抵每种只能唱一、二折，能够演出的更少。在能演出的折数中，以关汉卿的《单刀会》第三折（“训子”）和第四折（“单刀”）最为流行。但戏曲史家认为《纳书楹曲谱》所记乐谱（工尺谱）已非元杂剧原来唱法，而是所谓“元曲昆唱”。在元杂剧演唱方法失传或基本失传的同时，剧本也大量地散佚了，但流传下来的仍有不少。有关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自元末就开始。钟嗣成《录鬼簿》著录作家152人，作品450余种。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补充著录元明之际的作家71人，作品156种。到了明初，杂剧剧本还保留很多，李开先《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从现存元杂剧中不少来自明代“御戏监本”和“内府本”这一迹象来看，李开先说法或许有所根据，而“一千七百本”中当有大量杂剧剧本。洪武时候的一位“亲王”，朱元璋的儿子朱权著《太和正音谱》，就著录了元代以及元明之际杂剧作家191人，作品560余种。李开先还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自那时以来，大量散佚，今存作品约计只有李开先所藏的四分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少和鉴别作品的困难，
元杂剧具有完整、严密的结构体制
一、“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最常见的剧本结构形式，合为一本，每个剧本一般由四折戏组成，有时再加一个楔子，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少数作品也有一本分为五折或六折的，还有用两个楔子的。通常一本就是一部戏，个别情节过长的戏，可写成多本，如王实甫《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杨景贤《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每本戏仍是四折。这很像后世的连台本戏或连续剧。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个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唱。由男主角主唱的叫末本戏，女主角主唱的叫旦本戏。
所谓的“折”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幕”，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又说是全剧矛盾冲突的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以包含多个场次；另外又是剧曲音乐组织的一个单元。四折即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每折由一个有严格程序的套数构成。元杂剧在四折戏外，为了交代情节或贯穿线索，往往在全剧之首或折与折之间，加上一小段独立的戏，称为“楔子”。安排在第一折之前的，称为开场楔子；置于在各折之间的，称为过场楔子。楔子本义是木器榫合处为弥缝填裂而楔入的小木片，在元杂剧中它所起的是绵密针线或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本四折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赵氏孤儿》五折，《秋千记》六折，《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杨景贤的《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此外在剧本的开头或结尾，还有“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话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如《窦娥冤》的题目正名为两句：“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
二、音乐曲调方面元杂剧以北方音乐为基础，因此有别称“北杂剧”，采用的是北曲联套的形式。每一折用一个套曲，每一个套曲一般都连缀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牌组成。每折一个套曲，常见的是第一折用仙吕，第二折用南吕，第三折用中吕，第四折用双调。少数剧本的各折，也有使用其他宫调的。在每一宫调之内，各有数十支曲牌。曲词就是按曲牌填写，一折之中的每支曲牌都压同一韵脚，不可换韵。有时又有向其它宫调借用一支或几支曲牌的情况，称为借宫。
三、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旦包括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正旦：歌唱的主要女演员。外旦、贴旦次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歌唱的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是地位低下的喜剧性人物。杂是除以上三类外的演员。有孤（当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徕儿（小厮）、细酸（读书人）等。
四、主唱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的角色不是正末，就是正旦，正旦主唱称旦本，如《窦娥冤》窦娥主唱。正末主唱的称为末本，如《汉宫秋》，汉元帝主唱。一般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这是通例。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如《赚蒯通》，第一折正末扮张良，二、三、四折正末扮蒯通。这就出现了主唱人物的变换。
五、宾白在后世的戏曲中也叫道白或说白，前人对元杂剧的宾白大致有两种解释：徐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单宇《菊坡丛话》：“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后者从训诂角度说明可能更准确些。它是曲词外演员说的话、包括人物的对白和独白，由白话和部分韵语组成，又称韵白和散白。对白与话剧的对话相似，独白兼有叙述的性质，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科介也称科范、科、介，指唱、白以外的动作，元杂剧中指示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术语。一般来说，元杂剧剧本中的科表示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物一般的动作，如《汉宫秋》第一折写王嫱迎接汉元帝，注明“趋接科”二是表示人物的表情，一折毛延寿定计，注明“做忖科”三是表示武打动作，高文秀《襄阳会》四折“四将做混战科”四是指剧中穿插的歌舞动作。《梧桐雨》二折玉环舞蹈，“正旦做舞科”有时也表示剧中的舞台效果。《汉宫秋》“雁叫科”。
1．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分类法他把元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也称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又名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也称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分的太细，甚至有重叠的部分。
2．一般从体裁上分为悲剧、喜剧；从题材上分为公案戏、历史戏、爱情戏、社会戏、神话戏。四大悲剧：《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四大爱情剧：《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倩女离魂》。
流传情况
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元年的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的元代后期剧作家也大多活动于南方，这都说明杂剧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杂剧开始南移当是在南宋王朝灭亡、元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八年，即宋亡以后的11年左右。
现存元杂剧的各种总集和选集，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①元刊《古今杂剧》30种。②《改定元贤传奇》，明李开先校订。③《古名家杂剧》，明陈与郊编刊。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④《古今杂剧选》，明息机子编。其中有部分明初作品。⑤《元人杂剧选》，明顾曲斋编。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⑥《元曲选》，明臧懋循编。其中有少量明人作品。⑦《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赵琦美等录校。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⑧《古今名剧合选》（包括《柳枝集》和《酹江集》），明代孟称舜编。其中有部分明人作品。近代刊本比较重要的有：①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王季烈编校《孤本元明杂剧》144种。所谓“孤本”，是指《元曲选》以外罕见流传的元明作品。②1953年古籍刊行社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以及稍后刊行的四集，都有元杂剧影印本。其中一部分是《元曲选》未收的，一部分是和《元曲选》版本不同的。③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收录了编者认为《元曲选》以外的元代杂剧62种。
文学地位
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元人胡□□在《送宋氏序》中这样来说明当时杂剧内容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罗宗信为《中原音韵》写的序文说到当时已出现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共称”的说法。按照《中原音韵》体例，所谓“大元乐府”指散曲和杂剧。后世的人也不断有这种说法，其中还有专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元杂剧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代艺术。
杂剧作家
作家分期：
钟嗣成《录鬼簿》将元杂剧的作者分为三期：第一期（1234—1276）“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所录作者57人，皆北方人。第二期（1277—1340）“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第三期（1341—1367）“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2、而一般的研究者大多把元杂剧分为前后两期，以大德年间（1279—1307）为界。前期是高度繁盛的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活动的中心在大都，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后期活动的中心南移，主要作家有秦简夫、郑光祖、乔吉等。
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生平资料缺乏。据《录鬼簿》记载，很可能是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他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析津志》)。在元代前期杂剧界他是领袖人物，和当时的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等人都有交往。他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窦娥冤》中，自始至终把戏集中在窦娥身上，先写她悲惨的身世，继之展开她和流氓地痞的冲突，再集中写贪官污吏对她的压迫，最后写她的复仇抗争。《单刀会》在正面展开关羽与鲁肃的冲突之前，先用两折的篇幅由乔公与司马徽烘托关羽的英雄气概，使关羽虽未上场却已有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在《望江亭》《拜月亭》《西蜀梦》等剧里，出色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人们内心世界的窗扉，成为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他善于提炼激动人心的戏剧情节，省略次要情节以突出主要事件。在《窦娥冤》里，安排了窦娥被屈斩后天地变色的奇迹，而对窦娥的结婚、丈夫的病死等一句带过，不浪费一点多余的笔墨。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汲取大量汉族民间生动的语言，熔铸精美的古典诗词，创造出一种生动流畅、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上，曲白酷肖人物声口，符合人物身份。如《窦娥冤》中的说白：“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这样朴素无华的说白，看不到加工的痕迹，非常符合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身份。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他的悲剧《窦娥冤》“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王国维语）。1958年，关汉卿被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
【马致远】代表作《汉宫秋》。
人物生平：马致远(1250-1321)，号“东篱”，元大都（今北京）人。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散曲家。所做杂剧今知有15种，《汉宫秋》是其代表作；散曲120多首，有辑本《东篱乐府》。青年时期仕途坎坷，中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马致远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死后葬于祖茔。 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耻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有《东篱乐府》。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被誉为“秋思之祖”，已被载入苏教版语文初二课本。有名家评语：“一切景语皆情语。”
作品风格：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
马致远杂剧的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
马致远的散曲。扩大题材领域，提高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词采清朗俊雅，而不浓艳，《太和正音谱》评为“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两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个人作品：
1.杂剧：马致远着有杂剧十五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的一套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担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汉族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
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汉宫秋》也许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马致远的基本人生态度，要么是在元朝统治下积极求取功名，要么是视一切价值标准为空幻，所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是不适当的。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战争中个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压迫下曾以公主和亲，宋亡后后妃宫女都被掳去北方，这些当代史实都会给作者以较深的感受。而《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汉宫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写得尤其动人，他利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将汉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写出来，也不愧为散曲高手。
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
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中多处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个剧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宿命的人生观，也反映出当代许多文人在社会地位极端低落的处境下的苦闷。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大抵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包括《汉宫秋》这样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内，剧中人物往往游离戏剧冲突，作大段的抒情，这常常是作者在借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岳阳楼》中吕洞宾所唱《贺新郎》一曲：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这实际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写过多次的一种人生感受。如上所述，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不是很强的。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马致远杂剧的语言偏于典丽，但又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如《汉宫秋》中写“惊雁”的一支《尧民歌》：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2.散曲：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有“曲状元”之称。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马致远的散曲特点：
马致远的散曲大致可分为4大类：写景、叹世、闺情、世象，作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人物形象鲜明等艺术特点。
【越调】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远望黄昏时的乌鸦，正在寻觅枯藤老树栖息，近看有正依傍着小桥和流水伴居的人家，眼前只有一匹瘦马驮着漂泊的游子，在秋风古道上慢慢移步。看夕阳的余晖已经昏螟西下，羁旅在外漂泊的断肠人浪迹天涯。
【赏析·一】马致远的小令名作《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作品内容本身，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叙述羁旅漂泊人，时逢黄昏，感应突袭。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泣，泣而痛。
望秋野之悲凉气氛、“枯藤老树昏鸦”，荒凉凋谢的蒿草，孤枯败落的藤枝，蔓缠在饱经沧桑的老树上，时不交运的“昏鸦”，呱呱呱，声声催人心魄，把秋日黄昏的氛围一下子卷入落魄流浪人的心里。
冷冷清清，坐落的小桥，似给旅人铺路，又似让旅人沉落。路漫漫其修远兮，官宦仕途又几何。零汀的人，纶巾青衫，满身风尘，踽踽独行。“流水”“人家”，似喜似怨；万里原野，“流水”是意境，“人家”是夙愿，却难赋深情，一双哀淡的秋目，拂袖欲断水，愁绪任横流。驿站飘失了，残留的“古道”依然通向天际，功名利禄，仕途失意，难耐凄凉，是是非非，融进萧萧悲凉的“西风”。瘦弱羸马，驮着书卷，催着旅人，行吧行吧。人生失意常八九，文人的落魄，漂泊的流离，谁道世事不唯艰？
上段三句十八字，九个名词连缀成不涂浓墨的书画，亦无一个虚造硬加的词，不同的景物天衣无缝地和谐地造化在—起，不得不令人拍案道奇。这种音节和谐、情景交融、妙含无垠的小令曲，故有“枯藤老树写秋思，不许旁人赘一词”之誉，的确委实不过。
倘若只有这九个名词，岂不是遭后人“怡其笑矣”？
一组组巧妙的结合，伏着千万思绪惆怅，笔锋一转，漂泊者的坎坎坷坷，深层的意境，跃然跳出，一幅精美绝伦的古画浮在眼前！夕阳傍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萧萧凄凄，无声似有声：“断肠人在天涯”，顿时令人拊胸掩面哽咽，潸然泪下，泪悲情亦痛，化景为情，情从景出，勾勒出充满忧伤的旅人远离家乡，孤身漂泊的身影。
“悲落叶于劲秋”，秋古来触发深思。光阴如梦，往事堪嗟。马致远曾热衷于功名，但未得志，漂泊二十余载，五十入仕，看不惯黑暗的官场，退而隐居。《秋思》是他在漂泊旅途时的作品之一，现实的体验、愤世，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饱腹之学，无所用之。失意、痛苦、悲凉、孤独，一切衷肠，只能用枯秃的笔，痛吐出来，倾诉出来。
意深，含蓄无限，玩味无穷；调高，心驰物外，意溢于境。是境，是景，水乳交融，情景映衬；是意，是情；相辅相成，相济相生。怪不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曰：“文章之妙，亦一言蔽之，有境界而已。精品，不可不读；美文，不可不品。一曲《秋思》，心中隐隐作痛，悲泪欲出。
【赏析·二】这是马致远著名的小令，28个字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这支曲以断肠人触景生情组成。从标题上看出作者抒情的动机。
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小桥流水人家给人感到幽雅闲致。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古道西风瘦马，诗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
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诗人把十种平淡无奇的客观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通过枯，老，昏，古，西，瘦六个字，将诗人的无限愁思自然的寓于图景中。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是点睛之笔，这时在深秋村野图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阳夕照的荒凉古道上，牵着一匹瘦马，迎着凄苦的秋风，信步满游，愁肠绞断，却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方，透露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凉情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这首小令是采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渲染气氛，显示主题，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南吕]四块玉叹世三首
带野花，携村酒，烦恼如何到心头。谁能跃马常食肉？二顷田，一具牛，饱后休。
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
戴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妻儿胖了咱消瘦。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
[双调]寿阳曲潇湘夜雨
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
[双调]寿阳曲烟寺晚钟
寒烟细，古寺清，近黄昏礼佛人静。顺西风晚钟三四声，怎生教老僧禅定？
[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
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围山一竿残照里，锦屏风又添铺翠。
[双调]寿阳曲远浦帆归
夕阳下，酒旆闲，两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断桥头卖鱼人散。
[双调]寿阳曲渔村夕照
鸣榔罢，闪暮光。绿杨堤数声渔唱，挂柴门几家闲晒网，都撮在捕鱼图上。
[南吕]四块玉天台路
采药童，乘鸾客，怨感刘郎下天台。春风再到人何在？
桃花又不见开，命薄的穷秀才，谁叫你回去来。
[南吕]四块玉浔阳江
送客时，秋江令，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月又明，酒又醒。客乍醒。
[南吕]四块玉马嵬坡
睡海棠，春交晚，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引起那禄山，怎知蜀道难！
[南吕]四块玉巫山庙
暮雨迎，朝云送，暮雨朝云去无踪。襄王谩说阳台梦。云来也是空，雨来也是空怎捱十二峰。
[越调]清江引野兴
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
[越调]夜行船秋思
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乔木查]
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衷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辩龙蛇。
[庆宣和]
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折。魏耶晋耶？
[落梅风]
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
[风入松]
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
莫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拨不断]
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拨不断]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离亭宴煞]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
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
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白朴】代表作《墙头马上》。
白朴（1226—？）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祖籍澳州（今山西曲沃），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判官，又是著名文士。白朴出生时，金王朝已经在南宋和蒙古的两面夹击下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八、九年后，为蒙古所灭。白朴幼年经历颠沛流离，母亲也死于战乱中。长成后，家世沦落，郁郁不欢，不复有仕进之意，几次拒绝了官员的荐举，漂流大江南北十五年之久。五十五岁时定居金陵。在他的词和散曲中，常表现出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和身世之悲，情调凄凉低沉。
白朴出身于具有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少年时又随著名诗人元好问学诗词古文，在传统的文人文学方面有相当好的素养。在元代，他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身于戏剧创作的作家。他的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六种，完整留存的有《墙头马上》与《梧桐雨》两种。另有《东墙记》，经明人篡改，已非原貌；此外还有两种剧本残存有曲词。从内容来看，白朴的杂剧大半是写男女情事的。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其生平事迹，《录簿鬼》有简略的记载，谓其“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久则见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于西湖灵芝寺，诸吊送客各有诗文。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先老生’，皆知其为德辉也”。郑光祖是元杂剧第二时期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作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作有杂剧十八种，今存《倩女离魂》《绉梅香》《王粲登楼》《伊尹扶汤》《周公摄政》《三战吕布》《无盐破连环》《老君堂》等八种。其中《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是一部爱情剧，取材于唐人传奇说《离魂记》，对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有一定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以文采见长，明初朱权评其作为“九天珠玉”。（《太和正谱》）
其他主要作家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俱不详，代表作《西厢记》。
【岳伯川】济南人，一说镇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铁拐李》《杨贵妃》二种杂剧，今存《铁拐李》一种。
【李寿卿】太原人。曾任将仕郎，后除县丞。作有杂剧十种，今存《伍员吹箫》《度柳翠》两种。贾仲明为其所作的【凌波仙】吊词谓其“播阎浮，四百州，姓名香，赢得青楼”。说明他的剧作地在当时广为流传，得到了青楼艺人们的尊敬。
【李潜夫】字行甫，一字行道，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云：“绛州高隐李公潜，养素读书门镇掩。青山绿水白云占，净红尘无半点。纤小书楼插牙签，研架珠露《周易》点，括淡齑盐”可见李潜夫是元初的一位隐士，作有《灰阑记》一种，今存。
【石子章】名建中，字子章，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石晋之后，曾随从出使西域。与元好问交好。作有《竹窗雨》《竹坞听琴》两种杂剧，今存《竹坞听琴》一种。
【乔吉】又名乔吉甫，字梦符，号鹤笙。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寓居杭州太乙宫前。至正五年（1345）卒。曾放荡江湖四十多年，“自称不应举江湖状无。不思凡风月神仙。”（【双调·折桂令】《自述》）。作有杂剧十一种，今存《扬州梦》《两世姻缘》《金钱记》等三种，都是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喜剧。乔吉还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提出的“凤头、猪肚、豹尾”之说，“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在古代戏曲理论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曾任建康（南京）崇宁务官，作有杂剧七种，今存《追韩信》《东窗事犯》两种。
【秦简夫】大都人，后移居杭州。生平事迹不详。作有杂剧五种，今存《赵礼让肥》《东堂老》《剪发待宾》等三种。内容多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曲文较本色自然，朱权评其作为“峭壁孤松”。（《太和正音谱》）
【周文质】字仲彬，建德（今属浙江）人，后移居杭州。“学问该博，资性工巧”“明曲调，谐音律”（《录鬼簿》）。曾任小吏，与钟嗣成相交，中年病卒。作有杂剧四种，今仅《苏武还朝》残存两折。
【杨梓】海盐澉川（今属浙江）人曾任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作有《霍光鬼谏》《豫让吞炭》《敬德不伏老》等三种，今均存。
【萧德祥】名天瑞，号复斋，杭州人。以医为业。是兼作南戏的杂剧作家，作有杂剧和南戏五种。
【朱凯】字士凯。曾任江浙行省官吏，与钟嗣成相善。作有《昊天塔》《黄鹤楼》两种，今均存。
【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大梁（今He南开封）人，寓居杭州。累试不第。作有杂剧七种，均失。他所编撰的《录鬼簿》，记载了元代杂剧作家及一些散曲作家的小传和剧目，是研究元杂剧的重要资料。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钱塘人，曾著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作有杂剧三种，今存《风云会》一种。
【谷子敬】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元末曾任枢密院掾史，明洪武初，戍守源州。作有杂剧五种，今存《城南柳》一种。
【杨讷】蒙古族人，从姐夫姓杨，名暹，后改名讷，字景贤，一作景言，号汝斋。善弹琵琶，好戏谑。与贾仲明相交五十年。作有杂剧十八种，今存《刘行首》《西游记》两种。
【李唐宾】号玉壶道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元末曾任淮南省宣使，有《梧桐叶》《梨花梦》两种，今存《梧桐叶》一种。
【王子一】生平事迹不详。作有杂剧四种，今存《误入天台》一种。
【刘兑】字东生，浙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娇红记》杂剧今存。
【贾仲明】号云水散人，晚年号云水翁，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后移居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卒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以后。朱隶在金陵受封为燕王时，贾仲明寓居金陵，便以擅作杂剧，受到朱隶的宠爱，“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录鬼簿续编》）。作有杂剧十六种，今存《玉梳记》《菩萨蛮》《升仙梦》《金安寿》《玉壶春》等五种。另说《裴度还带》也为其所作。
【朱权】号瞿仙、涵虚子、丹邱先生，生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于大宁（今内蒙古），永乐元年（1403）改封南昌。卒后谥献，世称宁献王。作有杂剧十二种，今存《冲漠子》《卓文君》两种。另著有《太和正音谱》，是戏曲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北曲曲谱。
【朱有墩】号诚斋、全阳子、全阳翁，别署全阳道人、梁园客、老狂生，晚年号锦窠老人。是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肃长子。生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洪熙元年（1425）袭封周王，正统四年（1439）卒。谥宪王。能词赋，工音律。作有杂剧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今存。
知识补充
（1）元杂剧是用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中国北方，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一级诸宫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元杂剧，也叫北曲杂剧，这是为了与南曲戏文相区别而有的名称。元杂剧使用的曲调全为北曲，北曲各宫调的声情虽与南戏基本相同，但由于北曲比南曲多变宫、变徵两个半音，故从总的音乐风格来说，北曲比南曲高亢激越。与南曲相比，北曲用韵较严，每套曲只押一韵，中间不换韵，而且韵脚密，几乎每句都押韵。
（2）元杂剧作为一种新型的完整的戏剧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严格的体制，形成了歌唱、说白、舞蹈等有机结合的戏曲艺术形式，并且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
（3）杂剧角色分为末、旦、净三大类。其中正末为男主角，正旦为女主角。末、旦、净、丑等角色的命名受蒙元时期欧洲文化的影响。例如，男扮女装的旦就和印欧语系中的“Dame”读音近似，dame在法语中的意思即是女士、夫人，由于唐宋以降，女性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所以在杂剧中便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男扮女装的“旦”这一重要角色。而元杂剧中使用的道具如“机关”与希腊古典戏剧中的机关异曲同工。
（4）杂剧的舞台演出由唱、白、科三部分组成。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白，即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剧本还规定了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叫作“科”。
（5）在结构上，一本杂剧通常由四折组成。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或一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较大的自然段落，四折一般分别是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折之外可以加一两个楔子。楔子一般放在第一折之前，介绍剧情，类似现代剧中的序幕；也有放在两折之间，相当于后来的过场戏。一本杂剧一般分为四折，或加“楔子”。在第一折之前的楔子，用来交代人物和故事的前因，以引出正戏，相当于开场戏；在折与折之间的楔子，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当于过场戏。楔子与折的区别，楔子只用一两支曲调，不必如折那样，必用一套曲调。一折不等于现代戏剧的一场，而是以唱完一套曲子为标准。也就是说，一本杂剧要唱完四套曲子，而且只能由主角一人唱曲，或正旦，或正末，由正旦主唱的称为“旦本”，由正末主唱的叫“末本”。其他脚色只能念白。戏剧语言包括科介、宾白和曲词。科介是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和音响效果的舞台提示。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一般是散文，也有少数韵语，分对白、独白、旁白、带白（插在曲词中的说白）等。曲词是剧中人物的唱词。
(6)“套曲”是与“只曲”相对而言的，把许多“只曲”（至少三只，多的可达二十只左右）连缀起来成为“套曲”。这种连缀有两个条件：一是“只曲”的次序，什么曲牌在前、什么曲牌在后，基本固定；二是“套曲”中的“只曲”彼此属于同一“宫调”里的曲牌。用四套曲子以上的杂剧极少见的。偶尔有的题材，作者认为写一本四折不能容纳和完成主题思想，就以多本的形式解决。如王实甫的《西厢记》用了五本二十一折。
（7）元杂剧四大悲剧：《窦娥冤》---关汉卿；《汉宫秋》---马致远；《梧桐雨》---白朴；《赵氏孤儿》---纪君祥。
元杂剧四大爱情剧：《拜月亭》---关汉卿；《西厢记》---王实甫；《墙头马上》---白朴；《倩女离魂》----郑光祖。
地位影响
首先，元杂剧是中国文学史上俗文学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获。从此以后，俗文学便以矫健的雄姿活跃在文坛艺苑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次，元杂剧是中国文艺史上戏曲艺术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获。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戏曲艺术的真正成熟却是在宋元时期。元杂剧与宋元戏文相媲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最早的成熟形态，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并一直成为明清时期各种戏曲艺术不可逾越的典范。从此以后，戏曲艺术就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面貌。
最后，元杂剧也为中国文学史奉献出一笔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元杂剧作家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和纯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创作出一大批旷世杰作，不仅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宋元南戏
南戏，是从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12世纪30年代至14世纪60年代）在中国南方最早兴起的并流行的汉族戏曲艺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大约产生于南北之际，据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南戏有多种异名，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13世纪70年代，元灭南宋，南戏传播到北方地区，14世纪60年代末期，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发展，被称为传奇。就其音乐──南曲来说，则是一种重要的汉族戏曲声腔系统。为其后的许多声腔剧种，如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为明清以来多种地方戏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后世戏曲的影响极为深远。
基本信息
祝允明似看到过赵闳禁南戏的旧牒，故其说较为可信。而据《宋史·宗室世系表》载，赵闳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兄弟赵廷美的八世孙，与宋光宗赵陈是弟兄，故赵闳夫榜禁南戏的时间确在宋光宗朝。这说明，南戏在宋光宗朝就已经流传到杭州了，并遭到了统治者的榜禁。但南戏的产生必在赵闳夫榜禁以前，它从诞生地温州一带流传到杭州所需的时间，肯定不上止一两年。因此，它的产生必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
发展历程
元灭南宋后，形成统一的局面。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杂剧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练的形式，获得了南方观众的青睐。“语多尘下”的南戏，较之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显然相形见绌。南戏便一度衰落了。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植根于南方人民群众之中的南戏，依然拥有广泛的观众。同时，由于南北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杂剧作家如萧德祥等开始关注和涉足南戏的创作，“有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戏文”(《录鬼簿》)；大都(北京)人邓聚德编撰戏文，并在大都隆福寺刊行(清张大复《寒山曲谱》)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专工南戏”，后有芙蓉秀，“不在二美之下，且能杂剧，尤为出类拔萃”(元夏庭芝《青楼集》)；沈和甫则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北曲的刚劲与南曲的柔媚能兼容并济，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贯云石、杨梓等人则参与了南戏唱腔的改进工作。另外，南戏形式上比较灵活自由，不像北曲受一人主唱和一本只能四折的限制，因而易于改编移植杂剧作品，借鉴杂剧的文学手法。随着南戏在艺术上得到提高，分唱形式的优越性逐渐显露，人们的兴趣也从杂剧转移到南戏。所以到了元代后期，转而“亲南而疏北，作者猥兴”(《南词叙录》)，像高明、施惠等知名文人作家也参与了南戏的创作与改编，产生了《琵琶记》《拜月亭》等一批著名作品，标志着元代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兴盛时期。
南戏产生于浙江的温州以及福建的泉州、福州一带，这些地区地处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荣的地区，如《梦粱录》载：“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而且这些地区的汉族民间表演技艺十分兴盛，如温州自隋唐以来就以“尚歌舞”著称（《瓯海轶闻》）。在汉族民间娱神祭祀的风俗十分流行，唐代诗人顾况《永嘉》诗云：“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宋代叶适《永嘉端午行》诗也云：“岩腾波沸相随流，回庙长歌谢神助。”又如南宋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记载了福建漳州一带汉族民间伎艺的流行情况，谓每“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日戏头，逐家裒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民居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明何乔远《闽书》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汉族民间表演技艺的兴盛，便为南戏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戏是中国的百戏之祖。“百戏之祖”并非昆曲，昆曲源于昆山腔，只是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并不能代表弋阳腔，海盐腔和余姚腔。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112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徐渭《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城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在1268年（咸淳四年），更有太学生黄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至咸淳（1265～1275），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
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宋史》）。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是，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萌发。
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汉族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由于它是在其他伎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又能兼采众长，所以能后来居上；另外，由于其他伎艺在表演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南戏沟通，使得伎艺演员也能熟练地掌握新兴的南戏，当南戏受到观众的欢迎时，他们便改弦易辙成为南戏演员。而演出队伍迅速扩大，也促进了南戏在东南各地的繁衍。
南戏用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的入派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有所不同。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南曲轻柔婉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劲切，宜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大不相同。器乐伴奏，北杂剧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杂剧一秀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场上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演唱形式的灵活多变，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结构方面，它以“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南方温暖的气候条件，为通宵达旦的演出提供了便利。
主要内容
南戏最初产生于汉族民间，一般封建士大夫罕有留意者，故当时的作者全为一些穷困潦倒而流落汉族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南戏的编撰活动的。他们聚集在一些大中城市里，组织起一个个编剧团体，即书会。故当时把这些编撰南戏剧本的穷书生称为书会才人。如《张协状元》是由温州的九山书会编撰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由杭州的古杭书会编撰的。
书会才人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和市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亲身受到下层社会生活的各种磨炼。使他们和下层劳动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思想感情。这样的社会遭遇和思想感情也必然要反映到他们所编撰的剧本中来，因此，就使得南戏和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统治阶级，伸张正义，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南戏作家们笔下反映最多、最突出的内容。如宋周密《癸辛杂识》里记载，当时温州乐清县有个叫祖杰的恶霸和尚，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乡人告到官府，祖杰乃行贿于官府，官府不但不治祖杰的罪，反而将告状人治罪下狱。这时，“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这便是南戏作者将当时社会上的黑暗现实撰为戏文上演，并以此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例子。又如在初期的南戏中有许多写书生负心的作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宋承唐制，以科举取士，不论读书人身世门第如何，及第后，就可以做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一旦变泰发迹后，就成为朝中公卿大夫信择婿的对象，他们企图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新及第的士子也想得到公卿大夫们的担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故纷纷抛弃以前的糟糠之妻，入赘豪门。贵易妻的悲剧在当时大量出现，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现实，在刚刚形成的南戏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成为早期南戏创作上的一个主要倾向。如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便是两部婚变戏。另外，明代沈景《书生负心》散套「刷子序」曲也担到这类题材的南戏：“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在这些戏里，男主角原来都是贫寒落魄的书生，当中了状元或进士，做了高官以后，就抛弃了原来的贫贱之妻。如《王魁》里的王魁高中后一封休书逼死桂英，《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蔡伯喈马踏上京寻夫的妻子赵五娘，《三负心陈叔文》里的陈叔文把曾资助过他的兰英推落江里淹死，《李勉负心》里的李勉用鞭子打死了前妻韩氏。....作者正是通过这些负心书生的形象，揭露和抨击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并且，在最后，作者又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给这些负心书生以严厉的惩罚，如蔡伯喈被暴雷震死，王魁、陈叔文被鬼魂索去性命，借此表达出劳动人民的爱憎和愿望。
其次，歌颂青年男女之间自由幸福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这也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浣纱女》《风流王焕贺怜怜》《崔莺莺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在这些戏里，男女主角冲破封建礼教的阻挠和束缚，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的强烈要求。
艺术特色
南戏因出于书会才人之手，最初多采“村坊小曲”“里巷吉歌谣”而为之（《南词叙录》），因此，南戏的文辞皆朴实自然，充满着乡土气息。王国维认为：“无南戏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宋元戏曲考》）。南戏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产生了一大批剧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很少。据《永乐大典》、徐渭《南词叙录》、沈景《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钮少雅《南曲九宫上始》、张复《寒山堂南曲谱》等载录，共有二百三十八个南戏剧目，但现今全本流存的仅有《张协状元》《定宦门孔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金钗记》《赵氏孤儿》《破窑记》《牧羊记》《东窗记》《黄孝子记》《苏秦衣锦还乡记》《冯京三元记》《琵瑟记》等十六种，其中有残文佚曲流传的据钱南扬先生的《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记载，共有一百十九种。而且在全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中，有许多已经过明人的篡改，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已非原来面目了。
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因此，在北方，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作家投身于杂剧创作，北方圈杰作纷呈，而南方戏剧圈中，南戏却仍然处于稚拙的阶段，未能得到提高。早期戏剧南戏文本留存极少，也与这些情况有关。
据今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显然，南曲音乐的特点，影响并且制约了作家的创作选择。
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得以保存，人们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它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幸而贫女仅伤一臂，又得到宰相王德用的收养，最后同张协重圆。这是一本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戏文，与《赵贞女》《王魁》同一题材。但既要谴责负心汉，又想保证贫女有个完满结局，只能采取调和的做法，悲剧意识未能贯穿到底。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
《张协状元》全本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先以说唱诸宫调引入，中间又有许多游离于剧情之外的科诨穿插，这些属初期南戏特征。其故事情节分两条线索进行，是南戏和传奇剧本惯用的双线结构的雏形。剧中人物塑造，颇有可取之处，如写张协对贫女的态度不断变化，从落难相依发展到抛弃乃至杀害，层层深入，颇为细致。
《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编。写金国河南府举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与走江湖的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完颜寿马违抗父命，鄙弃功名前程，跟随戏班“冲州撞府”，最后终于使他的父亲同意婚事。他与父亲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的正统思想和市民阶层自由平等思想的矛盾。据《录鬼簿》记载，元李直夫、赵文殷有同名杂剧，南戏当据杂剧改编而成。
《小孙屠》，古杭才人编，也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而成。这是一部公案戏，揭露了官府的糊涂和吏胥的不法，最后由名公昭雪。剧中曲调出现了一支南曲间插一支北曲的“南北合套”的体制，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剧本介绍
南戏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前后经历了两个朝代的递变。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很少，但它们的本事大半可考。就题材而言，可归纳为：出于正史的，如《苏武》《朱买臣》一类；出于时事的，如《祖杰》《黄孝子》一类；出于唐宋传奇的，如《王仙客》《李亚仙》一类；出于汉族民间故事的，如《孟姜女》《祝英台》一类；出于宋金杂剧的，如《裴少俊》《刘盼盼》一类；出于佛道故事的，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王母蟠桃会》一类。还有许多与宋元话本同题材的，如《何推官错认尸》之类；与金元杂剧同题材的，如《关大王单刀会》《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杀狗劝夫》之类。南戏取材既如此广泛，内容也丰富多彩，从许多方面反映了宋元两代长期动乱所造成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中反映婚姻问题（包括婚姻自由和婚变）的剧目约占1/3以上。在程朱理学盛行，提倡守节、殉夫的背景下，这些剧目显示了积极意义。宋元南戏剧本大多出自下层文人和艺人之手，比较能够反映被压迫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对于英雄、爱国者的歌颂，对于反抗者、弱者的同情，对于奸邪凶恶的反面人物的批判乃至严厉的惩罚。许多剧本还描写兵荒马乱年代混乱萧条的社会面貌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情景。但是，在南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有些作品掺杂着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道德的内容；一些神仙道化戏，宣传了消极的宿命论思想。宋元南戏主要是汉族民间创作，刊刻付印的机会不多，在有目可考的238本南戏中，流传者不到1/10。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等古老剧种中，还遗存了不少南戏剧目，有些至今还能演出。南戏的剧本一般都为长篇，一场戏为一出，早期的南戏虽有段落可分，但不注明出数，往往牵连而下。一本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如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有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
在第一出之前，照例有四句七言诗，概述和介绍剧情大意，这四句七言诗便是题目。题目与正戏演出无关，它是写在招子上，作广告用的。
南戏的第一出为副末开场，即在正戏开演之前，先由副末上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剧情大意，并同后台将出场的脚色互相问答，以引出正戏。一般念诵两首词，第一首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首叙述剧情。
南戏除第一出副末开场外，其余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叫下场诗。下场声诗可由一个脚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脚色分念或合念。
南戏的演唱方式较自由，不仅上场脚色皆可唱，而且还可独唱、接唱或合唱，全视剧情需要而定。
剧本上凡需脚色作某一物定的动作的地方，都注有“某某介”。
南戏是联曲体的音乐结构，它所使用的曲调全为南曲，到了后期，由于受北曲杂剧的影响，才吸收了一些北曲曲调，出现了南北合套的形式，但仍以南曲为主。南曲的曲调分为引子、过曲、尾声三大类，按它们不同的声情分隶于各个宫调。南曲的曲韵因受南方土音的影响，故有平、上、去、入四声。
南戏剧目
自宋元以来，有名目留存的南戏共238种，有残文佚曲流传的约为130多种，但现有完整剧本流传的仅19种。
早期南戏作品以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为主，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三本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其中《张协状元》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南戏剧本，创于八百年前南宋时期的温州“九山书会”，其开场的《满庭芳》词中写道∶“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合称“四大南戏”，是南戏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
《琵琶记》是南戏发展的顶峰，由温州瑞安人高则诚于元朝至正年间，依南宋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编撰而成。《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被称为“词曲之祖”，是南戏时代与传奇时代间的桥梁，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余有完整留本的南戏∶《东窗记》《破窑记》《刘希必金钗记》。
形成发展
南戏萌芽于南方汉族民间的“村坊小曲”，初为歌舞小戏。南戏产生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北宋末年（明祝允明《猥谈》）；一为宋光宗朝（徐渭《南词叙录》），据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两说相去70余年，正是南戏由原始状态的村坊小戏逐渐成长演变为较为完整的戏剧形式的过程。温州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村坊小戏很快被吸收到城市中来。南戏便在这个古文化之邦迅速成长起来。温州杂剧在浙、闽地区流行之后，再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戏曲艺术，则又与南宋及元代最繁华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南宋都城临安的游艺场所远较北宋时汴梁（今开封）为盛。到了元代，由于南方繁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吸引，大量北人继续南下，许多北方杂剧作家和演员到了临安。这对于南戏吸收北方杂剧的艺术成就，丰富、提高自身舞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临安瓦舍伎艺的繁盛，还出现了很多叫做“书会”的团体组织，推动了各种伎艺的发展。书会成员是一批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他们专为班社编写剧本。南戏在临安上演很多新剧目，大部分来自书会，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戏的成熟和发展。南戏除在东南沿海农村流行外，还在各大城市如杭州、温州、福州、泉州、潮州乃至远及于北方大都的流布，为南戏各种声腔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到元末明初，海盐、余姚、弋阳、昆山以及闽南多种声腔的蓬勃兴起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采。
结构特点
与杂剧、传奇相比，南戏有如下一些特点：
南戏熔歌唱、舞蹈、念白、科范于一炉，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剧本一般都是长篇，数倍于杂剧。一本南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长达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一般在第一出前有四句“题目”，概括介绍剧情大意。很多时候，南戏根据剧情的需要可长可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南戏运用南方曲调，韵律、宫调均无严格规定，不受宫调限制，且可随时换韵。乐器以鼓板为主。南曲细腻委婉的特点使南戏更适于演唱情意缠绵、脂粉气较重的故事。一般采用五声音阶。温州南戏形成后，在东南沿海各地传播，由于各地方俗唱的不同，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南曲声腔，如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南戏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种，演唱的方式比较自由，富于变化，没有一人主唱的规定，根据各种上场的角色需要均可演唱唱，且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这种演唱方式比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要合理得多，更有利于表达复杂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
南戏不仅使用南曲，而且也吸收了北曲的曲牌，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南北合套的运用，丰富了南戏的音乐，对其南北合流具有重大的影响。南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歌唱时不限宫调，各角色同场皆唱(不限一人)，剧幅不限四段，可以不拘长短，自由发挥。
题目正名：
题目正名，是以简单的几句韵脚词句，点明全剧的剧情大意的。北杂剧是放在剧的最后，二句、四句、八句不拘。南戏则放在一开场。后来南戏发展成传奇，有了出目，就不用题目了，改为下唱诗。
家门：
「家门」是在正剧未开始之前的序幕。又叫「开场」「开宗」，由末角出场先念。根据「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三本南戏，有三种不同形式。「张协状元」是由末角出场先念「水调歌头」词，述怀言志，接着唱「凤时春」「小重山」「犯思园」「遶池游」四首词曲叙述故事。然后生角上场，与场上的乐人念唱问答之后，才正式演戏，末角仍在答腔。这与「诸宫调」说唱体相同，可能是最早过渡时期的情况。「小孙屠就比较简单，由末角上场念两首词。第一首是剧作者的述怀言志。第二首是概括全剧大意。「宦门弟子」更简单，只念「鹧鸪天」一首词，叙述全剧大意。后来「传奇」的开场，就是用此后二种形式。
剧幅：
宋代的「官本杂剧」分为四段，元代杂剧每一段称一折，一般只限四折，五折例外的很少，加楔子，或五本相连(每本四折)，如西厢记，最多也不过二十竹。南戏则每一段称一出，最初不分段，但可见其段落。如「小孙屠」等三剧就是如此。后来也分出了。但最大的特点，是长短自如，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发挥。一般都比元杂剧长。
角色：
南戏的都已有了装扮，据「南词叙录」记载有「生、旦、外、贴、丑、净、末」七种。「旦」即「妆旦」，「净」即「副净」，偶尔也饰老妪(当时尚无「老旦」)，「外」是「生」外的另一个「生」角，「贴」是「旦」之外又贴一「旦」角，「张协状元」一剧中，又称为「后」。「末」即「末泥」。
南戏的角色，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角色皆为配角。
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元之类的人物。
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
净：净本有正净和副净之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这一角色，故他所扮演的人物一般也都具有滑稽打诨的特征。
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大致和净所扮人物相同，也是插科打诨一类的人物。
末：末也有正末和副末之分，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盖源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带有插科打诨的特征。
外：南戏中的外，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南戏的脚色，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脚色皆为配角。
贴：即贴旦。在戏中扮演次要女子。
演出：
南戏限生角先上场，上场就唱，其他角色再陆续出现。
南戏是一人连唱带做演戏的动作，已由舞蹈的形式，进而有兼顾表情的身段和容色，角色也可以在台上自由活动。
南戏的演员动作叫「介」。南戏最初虽不分出，但剧情到告一段落时，安排有下场诗，自然分出段落。
南戏虽有整阕的唱词，但往往白多唱少。对于格律并不十分迁就，因而可以在情节上尽量安排，所以才能有动辄几十出的长剧。
乐曲：
南戏不受宫调的限制，爱用什么，就用什么，以致范围之广，体例之杂；从其在曲调的牌名上，就能显示明白。可是曲牌虽多，应用上却有其简单明确的方法，那就是每用一调，必须与剧情、词意关合，这与后世只顾音律不管情调者显然不同。
北曲劲切雄丽，南曲清峭柔远，音色和意趣都不同。南戏兼采各方长处，于是有「南北合套」的作法，那就是在唱的时候，南、北曲混合在一起，「永乐大典」的三出南戏中，除「张协状元」一剧，全部为南曲外，其余两剧，都有「南北合套」的情形。
文辞与声韵
南戏的戏剧音乐结构在总体上依据于剧本，以主要角色的上下场来分场，每场自成起讫，称为出，或称折；一本戏可长达几十出，曲牌和套数的运用较为灵活自由。首出由末色介绍剧情大意，称为“副末开场”。自第2出起，正戏开始，主要和次要角色次第出场，各种大小冷热场次互相配搭，戏剧矛盾逐渐展开，直到形成高潮。最末一出终场时，则有评述全剧性质的下场诗以为终结。
戏产生于汉族民间，在其初期阶段，结构简单﹑形式活泼自由，角色不过3﹑4人，进入城市后，剧本增长，角色可多达几十人；角色分行亦渐细致明确，基本行当有生﹑旦﹑净﹑丑﹑外﹑末﹑贴7种，并广泛吸收诸宫调﹑唱赚﹑词调﹑宋杂剧﹑元杂剧的腔调﹑形式﹑表现方法和演出技巧。如唱腔和曲牌之吸收词调；抒情性与叙事性唱腔的结合以及曲牌的联缀方法之吸收诸宫调和唱赚；念白﹑歌唱﹑滑稽﹑科诨之吸收参军戏﹑杂剧和院本；歌舞表演之吸收耍鲍老﹑跳竹等。它的歌唱﹑念白﹑科泛﹑舞蹈等表演艺术手段又受到杂剧和其它艺术的影响，逐渐发展至成熟阶段，既有整体性的和谐一致，又能各自发挥其所长，逐渐形成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和程序。
南戏的声腔开始是在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南戏是载歌载舞的汉族民间小戏，连接若干首民歌加以歌唱，进入城市之后，才“使村坊小技进与古法部相参”(徐渭语，古法部指唐﹑宋大曲之类)，广泛吸收传统音乐的有益成分，迄于成熟。王国维统计南戏的260馀首曲牌，出于唐宋词者190首，出于大曲者24首，出于金诸宫调者13首，出于南宋唱赚者10首，与元杂剧相同者13首，其它17首，可见词调在南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些曲牌流传不少，昆腔﹑高腔﹑梨园戏等一些比较古老的声腔和剧种中，都存留有南戏音乐的遗响。南戏的文辞，含有宋人的词和一些里巷歌谣。初期祇有「里巷歌谣」，被士大夫轻视，认为是「俚俗妄作」「村坊小曲」。后来加入宋人的词，再兼收并蓄的吸收各种曲调的文辞，虽然在文学价值上，比不上元杂剧，但也有它比较通俗浅近的好处。(后来发展成为传奇，才显得典雅、华瞻、秾艳、工丽)。
在使用上，也有一个原则凡是「游园」「赏景」一类的剧情，所唱的句子，文辞都和宋人的词相近。至于「里巷歌谣」，则在南戏的净角、丑角的口中，几乎到处可见。
南戏起源的地点为温州，后来发展到杭州一带，自然脱不了江浙的语音系统。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对南戏同时有「平」「上」「去」「入」四声大加攻击，以为「入」声最易混同，应以之归入「平」「上」「去」三声。并且对沈约所著的「四声韵谱」也加以否定。其实南方的「入」声，在北方都混入「平」「上」「去」三声，原本属于地域上语音的不同。南方人制韵，自无迁就北方人的必要而减去「入」声。当时既通行「四声」，南戏的唱念，也无可非难。而与元杂剧相比，由于地域的不同，语音的各异，在当时已具有特殊的风味了。
音乐特点
①南戏唱腔称南曲，曲调属五声音阶，多平稳进行，有其惯用的特性音调，形成南曲唱腔绵密柔丽的特色。唱词用韵基本上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之别，每套曲牌不限一韵。节奏规整舒长，字少腔多。其节拍形式，除散板﹑慢板﹑快板与北曲相同外，还应用了一种更慢的节拍──赠板（8/4拍或4/2拍）。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更为深刻细腻。另外，初期的南曲如徐渭所说，是“亦罕节奏”的“随心令”一类，明代中﹑后期才对板式的讲求严格起来，形成板数和下板位置均有定制的固定板式。
②音乐结构形式原系民歌体，形式活泼﹑自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曲牌联套结构。每套曲牌可以分为引子﹑过曲(中间主体部分)和尾声3部分。它虽有一定的联套程序，但在实际运用时相当灵活，并创造出集曲和南北合套等新的处理曲牌形式及套曲结构的方法，丰富﹑扩展了原有曲牌的表现力。
③南曲对宫调的运用虽较自由；但作为套曲结构，仍须考虑曲牌的前后连接在调高﹑音域及曲调方面的和谐统一。因此，各种曲牌需要有一定的归属和类别，为编制新腔和演员的演唱提供方便。因此，南曲的用宫调比较自由，每出每套皆不限一种宫调，这在戏曲音乐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进步。
④南戏的各种角色均可演唱；除独唱外，还有对唱﹑同唱及“合唱”。独唱用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对唱﹑同唱用以交流人物间的思想情感和促进戏剧矛盾的发展，“合唱”用以突出语意。烘托气氛和渲染环境，这些都是增强戏剧性的重要手法。在南北曲交流中，南曲吸收了北曲的一些演唱技巧，在演唱艺术上有很大提高。
⑤前期，南戏的演唱以徒歌为主。这种徒歌常以板来控制节奏和衬托唱腔。后来，以笛﹑鼓﹑板为主要伴奏乐器，如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所说:“南曲不仗弦索为节奏。”至于加用笙﹑琵琶﹑三弦等为唱腔伴奏，可能是明代以后的情况。
剧本取材
明人吕天明的「曲品」云：「传奇定品，颇费筹量……括其门数，大约有六；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风情、一曰豪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元剧门类甚多，南戏止此矣」。这虽说连同传奇而言，但南戏是传奇的前身，范围当不出此。
南戏剧本故事的取材，大抵就历史小说或汉族民间传说的原有情节稍加剪裁。比较起来，有点偏重恋爱故事，多描写男子的负心和女子的薄命，而且都是始离终合的大团圆结局，形成一种风格，影响到传奇和其它地方戏。除此之外，南戏也就地取材采用当时的社会新闻，编剧演出。似乎和北宋「官本杂剧」的借故事以讽刺时政，有渊源关系。而其能因为此剧的演出，使奸恶歹徒受应得的刑戳，未能消遥法外，已充份显示当时南戏的受大众喜爱，和戏剧所发挥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同时也为我国戏剧后来取材时事新闻开了先例。
艺术成就
南戏艺术从萌芽兴起到发展成熟的进程是漫长的。温州等地的汉族民间歌舞小戏用村坊小曲演唱，戏剧结构比较简单粗糙，出场角色只有三、四个人物。随着活动地区的扩展，南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诸宫调、唱赚、宋杂剧，特别是宋词演唱艺术的影响，迅速得到提高，这在《张协状元》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北方杂剧南下，南北艺术有了交流，使南戏舞台艺术逐渐成熟，剧本结构也日趋严谨和完整。宋元南戏剧本在结构布局和各种艺术手段运用上，都有特定的规格。南戏在宫调和套曲运用上，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比较自由灵活，并采取了分场的形式。一般交代情节的场子则一笔带过，而需要集中刻画人物和表现戏剧冲突的场面，就刻意求工，多施笔墨。在场次的安排上，南戏剧本开头有一段介绍作者创作意图和叙述剧情梗概的开场戏，这一形式，一直保存在明清传奇里。它的正戏，从第二场开始。围绕着生、旦戏主线的进行，分别穿插了许多净、丑、末插科打诨的戏剧情节，使热闹轻松的喜剧场面和冷静严肃的正剧或悲剧场面交替出现。在每一场戏里，运用歌唱、念白和科介等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在剧本文学上，就出现了曲、白、科介相间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些表现手段的具体运用，南戏与北方杂剧又有所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是：杂剧由一人（末或旦）主唱，而南戏的各行脚色都可以唱。这就使南戏的演唱灵活自如，并且给曲、白、科介的综合运用，提供了有利于舞台演出的条件，从而显示了南戏剧本形式的优越性。南戏剧本的形式，随着南戏的不断发展，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南戏与北方杂剧艺术交流之后，尤其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等剧的出现，剧本的文学形式已有较大的发展，奠定了后世传奇体制的基础。南戏在行腔、音韵上也随着流布地区的扩展，结合当地的方言而不断丰富。南戏的音乐，最初取材于当地流行的民歌，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宋代流行的词体歌曲。这些词体歌曲在曲调形式、唱词格式上变化很多，曲调的风格和情趣上也多种多样，适合南戏表现各种各样人物的感情。待到南北合套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就把南曲与北曲两种风格的音乐结合在一起，不同声腔相互融合。南戏表演艺术具有汉族民间歌舞小戏的表演特色，同时吸收了宋杂剧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等传统表演形式。脚色行当也有了新的发展。南戏脚色行当共有7种，即生、旦、净、丑、外、末、贴。净、丑是南戏中的一对喜剧脚色，它和生、旦等正剧脚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形成了以生、旦为主的脚色表演体制。宋元南戏的舞台艺术，在各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上已初具规模；在时间、空间变化的舞台处理方法上，也有新的发展。宋元南戏的演出形式和艺术成就，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影响很大。明清戏曲的舞台艺术直接继承了南戏和北方杂剧的传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基础。
其他相关
【正字戏与宋元南戏】
正字戏是曾经在粤东地区流行的一种戏曲，又称正音戏。因为用中原音韵，即官话演唱、说白，有别于潮州方言而得名。也有人称之为竹帘戏，因为演出时台面中央挂三块竹帘。正字戏在潮州称潮州正字戏，在海陆丰又称南下正字。潮州正字戏在清末已经绝传，海陆丰的却一直保留下来。二者风格虽有所不同，但专家考证认为同属一个剧种。
正字戏源于南戏。史载南戏产生于宋宣和（公元1119-1125）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宋光宗朝流传到临安（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经历元代与北杂剧碰撞，出现南北曲合套，进入兴盛期。入明又称传奇。从明初到嘉靖的约两个世纪内，在南方的众多声腔中，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四大声腔脱颖而出，流播广远。正字戏源于哪个时期的南戏，历来意见不一。
萧遥天教授在他的《潮州戏剧志》中指出：“观诸腔惟弋阳腔流行闽广，可知潮州之正音戏必宗弋阳”。即认为正字戏源于南戏四大声腔之弋阳腔。对正字戏的风格，萧遥天教授曾记载：“八十乡老告余，谓听其调（正字戏）类似昆曲小曲，水磨妙曼，殆非虚言也。”这是与实际相符的。然而，弋阳腔的风格,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概括为：“其调喧”。这却与正字戏的“水磨妙曼”颇为矛盾。
《金钗记》与宋元南戏
1975年在潮安县出土了宣德写本《金钗记》，明代早期的南戏演出本原件，以前在国内还没有见过，这一个罕见的海内孤本，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正字戏起源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个明代的手抄剧本。剧本的全称为《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剧本的戏文第四出的左面装订线边写明剧本的年代为：宣德六年九月十九日；卷末一行字又写明：“宣德七年六月在胜寺梨园置立”。总之，我们知道剧本的年代至迟为宣德七年（公元1431年）。剧本名称写明“正字”，说明这是一个正字戏的剧本，说明正字戏在宣德七年之前就在潮州存在了。最早记载南戏四大声腔的祝允明的《猥谈》刊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相差95年，这么大的时间差，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正字戏的形成不会在弋阳腔之后，从时间上可以断言“正字宗弋阳”的不可能。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内容在第一出副末登场时就作了介绍：
“末白：……众弟子每（们），今夜搬甚传奇？内应：今夜搬《刘希必金钗记》。末白：怎见得《刘希必金钗记》？即见那邓州南阳县忠孝刘文龙（按：字希必），父母六旬；娶妻三日，背琴书赴长安，一举手攀丹桂，奉使直下西番，单于以女妻之，一十八载不回还，公婆将萧氏改嫁，□□日夜泪偷弹；宋忠要与结良缘，奈何文龙□□复续弦。吉公（按：媒翁）、宋忠自投河，夫妻再传圆（团圆）。一时为胜事，今古万年传”。
故事大概是说，刘文龙娶妻三日便上京赴试，一举得中，出使西番，被留作驸马，后设法逃回，见到皇帝，帝大喜，封他高官，准他告假回家，回到家中，妻子正要被迫改嫁，这时文龙离家已二十一载，面目全非，只好拿出临行时妻子给他的三般表记：菱花镜半面、金钗半股、宫鞋一只与妻子一一对照无误，乃合家团圆。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渊源应是宋元南戏。明代徐渭在他的《南词序录·宋元旧篇》中记载有《刘文龙菱花镜》一目，主人公是刘文龙，贯穿全文的是文龙与妻子相认的信物菱花镜，这些均与宣德写本相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七二，戏文九，也有记载，剧目作《刘文龙》这些记载均写明此本为元传奇。
元传奇《刘文龙菱花镜》已失传，但有些曲子还可见于文献之中。钱南扬先生在他的《宋元戏文辑佚》中，从《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等著作中录出了《刘文龙菱花镜》二十一支曲子。从这些曲子，我们发现《刘文龙菱花镜》的剧情与宣德写本无异。
《九宫正始》册一，《刘文龙菱花镜》的开场一曲便是介绍剧情的：
“[女冠子]：听说文龙总结时为事聪慧，汉朝一日，遍传科诏，四海书生，齐赴丹墀，忽忽辞父母，水宿风餐，上国忽然回至，衣冠容颜，言语举止，旧时皆异。天教回旧里，毕竟是你姻缘，宋忠不是，忙郎都看，小二觑了，疑他是鬼。”
对照上文所引宣德写本《金钗记》第一出副末登场所述剧情，完全一致，人物如：刘文龙、萧氏、父、母、宋忠均相同，离别的时间也同为二十一载。（注：前引文有一十八载句，当指文龙在西番时间）
我们把其他的曲子作一比较：
《宋元戏文辑佚》所引第二曲[海棠赚]：“小玉听得，便取过三物与东人把为记，亲付与，身荣千万早回归。剖金钗、破菱镜，每留君根底，宫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来，再团圆成一对。”
宣德写本相对应的曲子在第七出：
“小玉捧古记上，唱[入赚]小玉听得，要取过三物与东人把记。且执古记唱剖金钗、拆菱花，每半留君根底，弓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期合专员（团圆）再成一对。”
《宋元戏文辑佚》所引第三曲《前腔换头》与宣德写本《金钗记》相对应的曲文也相同。其他的佚曲经与写本相对照，发现很相近，所表的内容也差不多。有些次要的差别是流传过程的改动，这是当然的。
饶宗颐教授在他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中，也把宣德写本〈金钗记〉考为元戏文。他说：“元时，史敬德和马致远尝合写过《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又名《刘文龙传》（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第十八页《刘文龙菱花镜》条。）”他又指出，宣德写本《金钗记》有一段掺入了蒙古文，写本与元时的《刘文龙传》必有联系，其祖本必出于元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些完全可以证明，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元南戏《刘文龙菱花镜》的嫡传改编增订本。由于《刘文龙菱花镜》已失传，宣德写本成为海内唯一最接近《刘文龙菱花镜》的珍贵孤本了。
既然是一个南戏的本子，为何又注明“正字”呢？这恰好说明宣德写本《金钗记》是一个改编自南戏的，于宣德早年就流传于潮州的正字戏剧本，这是正字戏源于宋元南戏的一个明证。
下面我们不妨从各方面分析一下宣德写本《金钗记》的特点，并与南戏作一比较。
宣德写本《金钗记》是一个演出本。因为剧本有不断修改的痕迹，同时剧本的许多地方显示出舞台演出的特点。
剧本的日期从宣德六年到七年便是修改的缘故；在剧本封面的夹层中，又发现了好几页戏文残稿，写着一些比本子较为简略而内容相同的戏文片段，显示出剧本的变化状况。
如残稿有一部分属于第十六出，丑唱《水底鱼儿》之后，紧接着末唱《玉胞肚》，而在剧本里，这两曲之间却补充了一大段戏文：“外白：媒婆，状元明日游街，你可彩楼上递送丝鞭……”仅这一出戏与残稿比较就增加了百分之30左右。另外一些残稿与剧本比较的结果都发现，剧本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文字也作了加工。这些篇幅的增加有的丰富了情节，有的增加了戏出。如残稿的第十一出末尾四行残文及第十二出的开场部分，在剧本里已是第二十二出和二十五出了，就在残稿的十一至十二出之间，增加了十一出戏。
剧本的改编也加强了剧本的主题。剧本的第八出，写夫妻离别，比残稿增加了八条许愿：一愿“早登科”；二愿“腰金身佩紫”；三愿“衣锦归故里”；四愿“安康踏京畿”五愿“高步云梯”；六愿“蟾宫折桂枝”七愿“双亲未老时归来”；八愿“妻随夫荣贵”。这是保存“三件古记”的共同信誓的基础上的互相祝愿，显得情意绵绵，强调了戏的主题和戏剧冲突的主线。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插科打诨的场面，如十二出刘文龙赴试途中遇上两个草包书生，十三出，这两个书生在试场出洋相；十六出媒婆自我介绍等，加强插科打诨，发挥行当的特色，适应舞台艺术发展的需要。
剧本各处有不少地方注明科介动作，使演出时不致失漏。如第十五出萧氏问卦时，“净白：……娘子你来拜”就注上“（旦拜）”的科介，“净白（打）：休胡说。”第六十二出也有“（旦唱）、（投水）”“（抛钱）”“（旦哭）”等科介揭示。同时，这个手写剧本的戏文间有不少朱笔圈点，有一些也是表演动作的符号，这些也表明剧本是个演出本。
出土的宣德写本《金钗记》带有十分纯朴的汉族民间气息，存在不少粗糙的东西，是演出脚本的特色。如大量的错别字，把“折”写成“拆”，“团圆”写成“专员”，把“堂堂相府”写成“谭谭相府”等等；名称也不统一，有时称刘文龙，有时称刘希必，有时称西番，有时称单于国，面对西番国王直称“虏王”。京城忽为长安，忽为东京。刘文龙的官职时为“二十四都提点”（五十七出），时为“四川都提点”（六十四出）。此外，还有很多风趣的细节语言，如第十一出写赶考的学生自白：“大姨小姨都来送路，吃几杯酒醉了，以此赶不迭”。语言易于上口，便于演出，说明剧本并非文人雅士欣赏的剧本，只是为演出之用的脚本。
剧本的卷末有“在胜寺梨园置立”字样，这也符合明代前期汉族民间戏曲活动往往以寺庙为基础的情况，“梨园”二字更说明这是一个梨园戏班所使用的本子。
剧本之后还附录了锣鼓谱与南散曲。锣鼓谱有《三棒鼓》《得胜令》十分完整；南散曲《黑麻序》，写的是四季歌，春吟杨贵妃，夏歌屈大夫，秋咏牛郎织女，冬赞王祥卧冰。这些都用于演出间隙穿插演唱，调整气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说明了宣德写本《金钗记》的一些基本情况，由于这是一个演出脚本，它也就更能反映当年正字戏的演出风貌与存在概括概况。我们看出，在演出之中，剧本经过大幅度的改编，这些改编在不同方面进行，从量变，导致质变，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南戏如何在潮州演出，从而演化为正字戏的过程。
那么南戏是怎么传入潮州的呢？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南戏源于温州，于宋光宗朝，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在浙闽一带流传，粤东与闽南历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单地理位置上相连，风俗相似，语言也相通。至今，与潮州交界的福建境内，仍讲潮州话，也有潮剧团。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东山县潮剧团来潮演出《秦香莲》，风靡一时。因此南戏当时当然也可能流入粤东，流传的途径无非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
宋代以来，东南经济飞跃发展，皇室花销，仰给东南；南宋定都临安，经济繁荣。泉州为南宋的陪都，皇室家眷有不少迁泉，其南外宗正司就设于泉州。明州、泉州、广州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是大海港，海运发达。泉州与温州、杭州的交通多走海道，南宋建炎年间南外宗正司就是从温州下海乘船到泉州的。历来的贵族大户，巨商之类的人家，多蓄倡优，南宋的皇族从温州迁到泉州时，必定也带来了南戏的戏班。据考证泉州的梨园戏的小梨园（童伶）七子班正是南宋赵氏宗室带至泉州的家班而传到汉族民间的。南戏此时应也随之传到泉州。
入明以来，经济继续发展，海运发达，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出兵取浙东、闽南、粤，分水陆二路兵马，温、泉、潮、惠、广州均由水路兵马作取；抗倭斗争同样加强了浙、闽、粤东的联系。军队的运动、官员的迁徙、商业活动把浙、闽、粤东联系为一片。
南戏传入的证据仍是宣德写本《金钗记》。上面我们已证实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宋元南戏嫡传的本子，由于它出土于潮州，且戏文中也夹杂少量的如“痴哥”（骂人不要脸）这样的潮州话，所以它在潮州演出过是无疑的，但现今潮剧的传统剧目还未发现这个本子；然而在闽南地区的梨园戏与莆仙戏至今还保留该剧目的演出本子，据说梨园戏与莆仙戏各保留一半。据行家实地考察，闽的梨园、莆仙戏与潮剧的艺术风貌有近似之处，它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宣德写本《金钗记》又把正字、梨园、莆仙戏三者一线牵，说明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它们的共同源头宋元南戏。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当初南戏传到闽南之后，必然传入潮州，潮泉形成一片，产生一种潮泉腔（或称潮泉调，明代嘉靖年间《荔镜记》就标明“潮泉两部”，一个剧本既可唱潮调又可唱泉调）。潮泉调，可以说是正字戏有别于南戏的独特声腔。关于这种声腔的特色，我们可以从宣德写本《金钗记》和其他的材料中略知一二。
南戏在流传过程中，受北方杂剧的影响，出现了南北曲合套的现象，元以来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渐渐地，南北合套成了南曲固定的曲调形式。宣德写本《金钗记》运用的是明代早期以前的曲牌连缀的形式，全剧共有97支曲子，根据剧情的需要采用了感情、气氛相应不同的曲牌82个，不但吸收了一些北曲形成南北合套，甚至唐代大曲，如《降黄龙》（第二十四出）也保存下来。演唱上使用的是中原音韵（正字），在演唱处理上出现了多样化的组合，除独唱一个曲牌外，还有“合唱”，如第二出，“生唱《解三醒》……娶妻三日称我心，似鸳鸯交颈情未遂，只得春闱求名利。（合）快收拾，急辞拜别，早到东京。”这“合”，是后台帮腔的提示。还有“合前”，如第二出“末唱：……月殿显贵，虎榜标传世名。（合前）”示明末句由后台与主唱合唱，也是帮腔的唱法，表明南戏在明初已有帮腔的形式。（这种帮腔不同于弋阳腔的用假嗓，翻高八度帮腔，而是用真嗓，同度帮腔。其渊源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的南戏，如《张协状元》等）另外还有“合同唱”，如第七出旦唱《梁州序》一曲到“夫唱妇随”句，剧本就注上“合同”下面接上“莫忘了恩义，……换门楣”，这一段就是生、旦同唱了。有的地方“合同”也指前台多人接唱的处理。如第四十二出：“生唱：……只因诗书挂怀，画笔难开。（占唱）琴棋书画，圣贤留在”。这样的多样化处理，看的出当时艺人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改进的过程。正是这个初步地方化的过程创造了一种正字戏的声腔。
这种声腔的特色是，结合少量的某些潮泉地区的地方曲艺，泊进当时的南北戏曲诸腔，既保留了南戏南北曲合套的特征又并非全用南戏的声腔，又称潮泉腔，它的形成是正字戏形成的重要标志。
跟南戏相比，宣德写本《金钗记》的演出程式有所不同，但改变不大。
南戏的表演程式，一般由副末登场，报告演出的宗旨和全剧大意宣德写本也是如此；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的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写本也是如此；跟南戏一样，写本每出结束时必有下场诗，生、旦等重要角色上场必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称定场白。
南戏以分出为重要标志，《金钗记》的分出比之更加自由活泼，这也是一种表演程式上的上的革新。《金钗记》全剧分为67出，有长有短，最长的第六十五出，有2300字左右，最短的第六十二出，只有75个字。另外，剧本在某些戏出中，主角下场之后又复上，称为吊场，突破了分出体制的一般规格的制约。这样长段不拘，形式灵活，有利于内容的不断变化和情节的自由发展，更好突破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在行当的运用上，剧本突出了舞台演出的艺术需要，广泛发挥了不同行当的功能和艺术色彩。全剧有生、旦、净、末、丑、婆、外、占八个行当，扮演了近30个人物，变化多样，即使同是番奴，同是考生，同类人物，运用不同行当应行，就出现不同性格和形象，显得丰富多彩。而剧中生、旦两行当，就只扮演刘文龙和妻子萧氏，保证演出中主角突出，从而也突出全剧的主线。这些，既保持了南戏舞台演出的基本体制，又反映了演出上的出新。
经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基本明白当时正字戏的概貌。也可以看到正字戏其渊源当为宋元南戏。其形成的年代并不晚于南戏的四大声腔。
四大声腔
中国明代南曲系统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合称南戏四大声腔。中国戏曲声腔的发展源远流长，海盐腔贯南戏四大声腔之首。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本《南词叙录》对四大声腔的流布地区作了这样的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可见，四大声腔在嘉靖之前已经形成，并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唱。昆山腔是海盐腔衰微之后而振兴的，故有“旧凡唱南调，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之说，昆山腔之振兴，实有赖于水磨调之功，行腔委婉细腻，流丽悠长，至明万历时，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弋阳腔在诸腔竞奏的有明一代，一直在汉族民间流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特别到了明末，更获得观众的喜爱，由依附昆曲剧目“改调歌之”，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分庭抗礼。
南戏于北宋宣和年间（即公元1119至1125）在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之后，由于它的演出形式灵活，一出戏可长可短，根据内容而定，不象杂剧那样限定四折一楔子；在唱腔音乐上南北曲兼用，又可以比较灵活的吸收地方汉族民间乐曲小调，因而唱唱腔音乐也显得丰富多彩，很受观众喜爱，因此在形成之后，与当地的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经过艺人的创造而产生了新腔，明代南戏流传到各地之后形成的声腔共有五个系统，也就是戏曲史籍上所载的五大声腔。这五大声腔就是：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和闽粤的潮泉腔。
其他信息
【概念】
南戏，就是宋元时代流行在中国南方地区的用南曲演唱的汉族戏曲艺术。民间俗称戏文，或称为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文。因起源于浙江温州（永嘉）地区，故又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产生时间】
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猥谈》，“出于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
（二）《南词叙录》，“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
（三）根据近代人考证，南戏当产生于北宋宣和年间，盛于南渡之后的南宋时代。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南宋王朝偏安临安（杭州），给南戏兴盛提供了种种条件。
【起源温州】
（一）北宋末年，政治极为腐败，外则金兵屡屡进犯，内则农民纷纷起义，到处慌乱，人民流离，而温州僻处浙江东南海隅，未遭兵戮。
（二）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称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设有市舶司，窑业、造船业、铜器业、绸业，尤为著名。
（三）随着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就日益壮大，越来越需要文化和娱乐。温州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着“尚歌舞”（《隋书·地理志》）的传统，民间又流传着“俗曲俚词”，“社火”更盛。凡此种种，都称为南戏产生的土壤。
【如何发展】
（一）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仅两浙地区，顿时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临安和东南沿海城市，商业飞跃发展，聚集了大批官吏、绅商、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要求。
（二）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此起彼伏，错综复杂，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有更好的戏曲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他们的愿望。各大城市，尤其是临安，出现了众多的瓦子勾栏，作为固定的游艺场所，还有很多“路歧”艺人，随时随地流动演出，也就为南北各种表演艺术，创造了争胜和交流的机会。
（三）随着瓦舍技艺的繁荣，一些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就成立了书会，如武林书会、古杭书会等，专门为戏班编写剧本。“专工南戏”的演员也活跃在舞台上。
（四）因此，南戏从温州地区传入临安和其他城市，不断多方面地吸收各种艺术的养料，充实自己，涌现了很多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新戏，适应了当时群众的要求，也就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了。
【四个阶段】
（一）大约在北宋末年，南戏初为汉族民间歌舞的小戏。
（二）南宋时代，南戏进入临安和其他城市，吸收各种艺术的养料，如宋杂剧、诸宫调、唱赚、大影戏等，发展成为大戏。今存《张协状元》就是这个阶段的南戏作品。
（三）元代初期到中期，南戏文与北杂剧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得南戏又获得比较完美的提高。今存《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这个阶段的南戏作品。
（四）1、元末明初，南戏更有了突出的发展，而北杂剧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等南戏名剧，相继出现。
2、这种新发展为后来明代南戏系统的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取材】
根据近人辑录，可考的南戏剧目，大约180个左右，但是传世的南戏剧本，还不到已知南戏剧目总数的十分之一。它们取材广泛，包括时事、历史、民间传说、佛道故事等。
（一）就其思想内容而言：
1、宣扬民族气节，有《东窗记》；
2、揭露邪恶势力的罪恶，有《祖杰》；
3、控诉封建压迫，有《酷寒亭》；
4、歌颂坚贞爱情，有《拜月亭》；
5、描写变乱中家庭变故，有《白兔记》。
（二）其中以“负心”戏和“乱离”戏最为突出。因为，宋元时代，战乱频仍，造成了骨肉离散，引起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也就为当时很多南戏作家所关注。
（三）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封建道德、宿命论的南戏作品，如《三元记》《黄孝子》之类。
【主要特点】
（一）篇幅较长，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场连一场，直到剧终。
（二）剧本开头，都有题目正名和副末开场。
（三）以南曲为主，间用北曲、南北合套。
（四）每场戏，曲牌不限一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于通押一韵。
（五）凡登场的各门角色，都可唱，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
（六）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以生、旦为主。
（七）伴奏乐器，至少有鼓、笛、拍板。
由此可知，南戏艺术形式，乃是中国戏曲早期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
明清传奇
明清传奇是古代汉族戏曲样式。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30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传奇在语言运用上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
简介
14世纪中叶～20世纪初，从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发展与丰富起来的汉族戏曲艺术。剧本体制有许多新的创造，表演艺术在明代中叶以后达到了高峰，从而构成了中国戏曲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兴起和发展
传奇在明初并不发达。明代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传奇创作的题材也因之逐渐开阔，出现了一批抨击时政，歌颂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礼教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剧作。明初阶段仍然勉力维持统治地位的杂剧，此时已经衰微，而从“村坊小曲”“里巷歌谣”基础上产生的南戏，却深得群众的喜爱与支持，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诸腔的竞胜和各阶层对演剧的强烈兴趣，激发了剧作者的创作热情，大量传奇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各种声腔都有一定数量的剧目，昆山腔自梁辰鱼按本系统声律的要求创作《浣纱记》获得成功之后，在文人士大夫中掀起了创作的热潮。明末清初，昆山腔因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昆、弋争胜形势下表演艺术的精进，仍能维持剧坛领袖的余势；弋阳诸腔则在民间广泛流传，发展为许多新的地方戏曲声腔。康熙时期的洪升和孔尚任运用历史题材，总结为人们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历史教训，“垂戒来世”“惩创人心”，写出了《长生殿》和《桃花扇》，成为清代传奇的压卷之作。乾隆以后，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传奇创作由是步入衰微，它的地位被蓬勃兴起的各种地方戏曲所取代。中国戏曲又跨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明清传奇特点
明清传奇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较之杂剧，在上列三个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于音乐格律化、体制规范化和剧情复杂化。
一是南北曲合套的形式普遍运用。在传奇里，南北曲合套的形式不仅得到了普遍运用，而且合套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有一南一北交替使用的，也有南北混用的，即在一套曲子里，可以一半用南曲，一半用北曲，而曲律则更为严格。
二是剧本分出（出）并加上出目。以《桃花扇》为例，全剧四十出，每出皆有出目。如“却奁”（第七出）、“骂筵”（第二十四出）、“沉江”（第三十八出）、“余韵”（续四十出）等。每出皆有人物下场诗。如“余韵”下场诗：“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几人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三是剧本容量加大，角色体制有了较大发展。如《牡丹亭》五十五出，《长生殿》五十出。明中叶以后，传奇作者演奇事，绘奇人，抒奇情，设奇构，写奇文，用奇语，形成一种文学浪潮。历史剧、风情剧、时事剧、社会剧，各种体裁的作品应运而生。同时戏剧角色亦有很大发展。明王骥德《曲律·论部色》云：“今之南戏（即传奇），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于古小异。”传奇的唱词已不限一人主唱，可二人互唱，也可多人合唱。如《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正旦）唱：“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婢女春香（贴旦）接唱：“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至明中叶，大批文人染指传奇，令典雅的审美趣味和绮丽的语言风格渗入了传奇。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试以下面两首著名的曲子为例：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窦娥冤·正宫·端正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显然，《窦娥冤》的唱词质朴本色，明白如话，《牡丹亭》的唱词藻丽典雅，多用典实（引用谢灵运文、王勃诗语典），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明代传奇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与文人的浪漫情思和蕴藉意绪相关，它有利于文人学士抒发其细腻含蓄的艺术情感，展示其委婉幽邃的内心世界，使传奇唱词成为可与诗、词、曲、赋相抗衡的艺术品种。但与元代杂剧语言的本色当行比较，这不免要以削弱其可演出性为代价，于是许多优秀的剧本便成了一种“案头文学”。孔尚任提出，传奇语言“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桃花扇·凡例》）。戏剧评论家王思任认为：“《桃花扇》传奇在语言运用上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
作家作品
传奇是南戏系统各剧种剧本的总称。明清传奇指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声腔及由它们流变的诸腔演出的剧本。它的数量，据所知，约有2600种。同一剧本，往往可以通过“改调”的方法，用他种声腔演唱，没有严格的限制。
明代初年，元末涌现的《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等南戏，已经通过改编在民间广泛流传。朱元璋的推崇，对这一阶段传奇创作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影响。前期作品多为朝廷大吏、志学名流所作。他们的视野和思想受到阶级的制约，创作内容多着力于改编历史故事或金元杂剧、宋元南戏的旧作，并顺应宫廷的旨意宣扬忠孝节义或功名利禄、因果报应。这一时期也有部分较好的作品，如《寻亲记》对豪绅暴虐行为的抨击，《金印记》对世态炎凉的讽刺，《跃鲤记》对封建宗法制度支配下婆媳关系、家庭矛盾的揭露，《绣襦记》对真挚爱情的歌颂，都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从艺术形式看，这些作品虽然保持着南戏的传统特征，但也通过某些改革逐步确立了传奇的剧本体制。
明代后期（嘉靖至崇祯，即1522～1644）的传奇创作盛极一时，汤显祖的《牡丹亭》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知名的作家除李开先外，还有专心致力于昆山腔传奇创作的梁辰鱼、张凤翼、沈、徐复祚、凌闬初、冯梦龙、阮大铖等200余人。各类传奇可考者不下700种，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这时期的作品对社会的黑暗与统治集团的暴虐、贪婪，作了比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还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对封建礼教与专制主义作了激烈的批评。《鸣凤记》《磨忠记》《焚香记》《织锦记》《牡丹亭》《玉簪记》《红梅记》都是其中的优秀剧目。然而，即使是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也并不完美。对清官和帝王抱有幻想，对人民的反抗行动摆脱不了固执的阶级偏见，表现男女爱情大多数不脱才子佳人的俗套。
明末清初的大动荡，使传奇创作又有新的发展。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地区作家，继承了《鸣凤记》等传奇反映现实斗争的优良传统，写出了《清忠谱》《万民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千钟禄》等昆曲作品。入清以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些作家写出了讴歌民族英雄、表彰民族气节的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仅以主题的深刻和强烈的现实感震动了剧坛，而且以精巧的结构、妥贴的宫调与曲牌，优美的文辞，形成了传奇创作的又一高峰。清初的传奇作品，还有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万树的《风流棒》、方成培改前人的《雷峰塔》等。乾隆以后，统治者加强了文化专制，传奇创作受到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朝廷又命张照等御用文人编撰《劝善金科》《踦平宝筏》《忠义璇图》等宫廷大戏，以备平时与节日庆典演出需要。由是传奇创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趋于没落。但传奇的折子戏，却缘于昆、弋争胜而有所发展。从整本传奇中撷取精华段落而相对独立的折子戏，由于故事生动，表演精湛细腻，结构精练而完整，人物形象也鲜明，受到观众的欢迎，许多传奇便借助于折子戏的演出长期保存在舞台上。
明清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后期，出现了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李渔的《闲情偶寄》等著作。对前人的创作和演出实践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总结，李渔的戏曲理论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较多地接受了王骥德的影响和启发，但也表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是明清戏曲理论家中的重要代表。
代表流派
【沈璟与吴江派】
⒈ 沈璟的传奇作品有十七种，合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作品的立意大都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以达到劝谕世态人情的目的，其中演武松故事的《义侠记》较为出名。相对于他的创作实践，其曲学理论影响更大。概而言之，沈璟曲论的要点有二：一是强调“合律依腔”，这是他曲学主张的核心理论，在他看来格律至上，甚至认为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二是崇尚“本色”语言，着重于语言的通俗自然、朴拙浅近，对明传奇过于偏重辞藻骈俪的倾向有所纠正。沈璟注重场上之曲，有力地扭转了文人传奇走向案头的倾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过分强调音律，割裂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血肉联系，也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另外，他还致力于传奇音乐体制的格律化、规范化，使之趋向严谨规整，这是他对传奇戏曲作出的突出贡献。
⒉ 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用昆山腔创作传奇的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因为沈璟是吴江人，故后人称之为吴江派。此派作家认为传奇创作要严守音律，强调曲辞必须本色，比较注重舞台演出实践，作品大多以伦理教化或惩劝风世为主旨。主要作家有卜世臣、吕天成、王骥德、袁于令、叶宪祖、沈自晋等，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于沈璟，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孟称舜与临川派】
⒈ 临川派为明万历时期出现的戏曲文学流派，因开创者汤显祖为临川人，故戏曲史上往往将追随、效仿汤显祖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称为临川派。汤显祖论曲强调“曲意”，主张兼顾“意趣神色”；讲究文采，崇尚“丽词俊音”；要求格律服从内容、文辞，偏重于剧作的文学性。临川派作家作家大多继承了汤显祖重才情、重文采，不受形式、格律束缚的特点，作品也大都是叙写男女之情，但往往忽略了他重视立意、以情反理的倾向。此派作家主要有孟称舜、吴炳、阮大铖等。
⒉ 孟称舜是受汤显祖影响最深、成就也最大的明末传奇作家，剧作以杂剧《桃花人面》和传奇《娇红记》最为著名。《娇红记》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悲剧，在当时众多的才子佳人戏曲中独树一帜。剧中的王娇娘渴望在婚姻问题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企盼的爱情理想是能够获得同生死、共患难、志趣相投的“同心子”，申纯也是一个把爱情幸福放在功名富贵之上的痴情男子，因此两人的爱情是超越了一切功利目的纯真之爱、相知之爱，这就把以往剧目男才女貌、两情相悦的婚姻标准推进了一大步；由于帅府逼婚，两人不得结合，娇娘抑郁而亡，申纯在科举及第后也毅然抛弃前程殉情而死，这种悲剧结局也完全突破了过去状元高中即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模式。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真情至性的颂扬，显然得益于汤显祖；同时也表现了《牡丹亭》以后爱情传奇的一个新的转折――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在艺术上，此剧情节从实境实情出发，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曲辞华美而自然，幽清雅艳，深情邈绵，显示出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
演出与舞台艺术成就
明清时代，戏曲舞台艺术走上了全面发展和高度综合的道路，为近代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代，由于社会各阶层对戏曲的普遍爱好，昆山腔和弋阳诸腔流行于广大的城镇与乡村。皇室宫廷、贵族与士大夫的府邸以及民间的庙会草台，都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民间的演出，有水陆舞台；戏班中拥有不少技艺高超的昆、弋诸腔艺人。此时戏曲的演出，远远超越宋元阶段勾栏瓦舍与路歧作场的规模。
在音乐方面，不同的声腔具有不同的特色。如昆山腔集南北曲之大成，充分发挥了南曲流丽悠远、委婉细腻的特长，又适当吸取北曲激昂慷慨的格调。各种宫调曲牌的搭配、场次的安排，更加规范；同时广泛地运用借宫与集曲，使曲牌联套体的结构方法，更加完整和富有表现力。演员的演唱技巧日益讲究，要求“唱出各样曲名理趣”，达到性格化、戏剧化的高度。昆山腔伴奏乐器的配置和乐队场面的组织，也更为丰富、完备，使演出能在规定情景和节奏中进行，为后世戏曲声腔与剧种的乐队伴奏，树立了楷模。
弋阳诸腔绝大多数只用锣、鼓等音响效果强烈的打击乐器作为衬托，这同多在村镇庙宇、广场为人数众多的下层群众演出的条件有关，也与弋阳腔前期作品内容偏重于人物众多、场面热闹的历史剧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弋阳诸腔在整体风格上显得高昂奔放。这些对后来高腔腔系剧种的音乐有深远的影响。在表演艺术方面，脚色分工细致，特别是昆山腔，从南戏的7个脚色发展为“江湖十二脚色”，使演员得以专心致力于某种类型和某个人物的创造，探索内心，揣摩性格。各行脚色的表演艺术都有独特的发挥，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形象。弋阳腔演员也很重视人物内心的刻画，往往“能令观者出涕”。而因历史剧演出的需要采用民间武术与杂技展示的战争场面，更以炽烈粗犷的色调，别具一格。在舞台美术方面，重视服装、化妆和脸谱对塑造人物、渲染气氛的积极作用。在演出明清传奇的昆、弋戏班各行脚色中，都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擅长于综合唱、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他们出色的艺术创造，对推动当时舞台艺术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历史价值
清中叶以来，明清传奇保留剧在反映时代价值观的层面上有空疏之弊。
商业题材及时代价值取向的缺失
在明清传奇中，具有时代价值取向意义的商业题材剧难觅踪迹，这一现象令人费解。
明中叶，王阳明首先发难，其后，泰州学派、李贽、气学派、王学修正派等，都对程朱理学的核心价值秩序展开了全面的冲击。就“义与利”这对具有商业题材意义的价值范畴来说：就是要将对立的义与利变换理解为“义即是利，利为义之和，正其谊以谋其利”。这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时代进步意义。理学家们蔑视“利”，认为三代之后“言理财者必小人”，可李贽却肯定私心、私利，鼓励“勤俭致富，不敢安命”，并极力提升商人的地位：“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商人“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受其利而远其害”。这是一轴多么生动的戏剧画卷呀！只可惜在明清昆剧传奇保留剧目中却未能欣赏到这轴生动的画卷，使之形成了时代价值的缺失。
李贽的这种价值观人称是晚明“工商皆本”经济思潮中的奇葩。不仅如此，其实在李贽之前就有了王阳明提出的“四民平等说”，张居正提出的“资商而惠农”观。又有何心隐提出的“商贾大于农工说”。这种推崇商业发展的全新经济思想，这种关乎“治生产业”的人伦物理的故事，这种“各遂千万人之欲”的自由竞争的场面，在明清时期历史的舞台上真真切切，甚至是惊心动魄地出现过，但却没有在传奇戏剧的舞台上演义、展现其社会发展的风采，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戏剧艺术精神的一种遗憾。
造成此类题材及价值观缺失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一般士大夫们的意识中，还没有普遍形成经商的观念，封建统治者又对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二是商业社会还属滋生发展期，商人群体尚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三是戏班体制较为落后，师傅是私人招徒，并是口耳相传，极为保守。一个戏班往往就演那么几个保留剧目，极少创新。
【生态人物性格的空疏】
明清传奇保留剧目中的主人公，多为无私无怨的节妇烈女和循规蹈矩、恪守礼教的醇儒。这类主人公已沦为一种伦理道德的符号，缺少灵性、均非性格丰满的生态性人物形象，剧作也显不出对人物性格挖掘的魅力。
例如，明代陈罴斋所作的《跃鲤记》传奇，写姜诗的妻子庞三娘性情温和，躬行妇道；婆婆不通情理、性情固执。一日三娘到江边汲水，遇风浪滑入水中，桶被卷走只得空手而归。不想婆婆因此大发脾气，竟然逼子休媳，并逐出家门。一日三娘于路偶遇儿子，问起家中冷暖，又被婆婆遇见不问情由地打了一顿。即使如此，三娘依然躬谨行孝，无怨无悔地做了汗衫和桐花团扇托人送予婆婆。其单向度的扁平性格，呆板得毫无生气，不过是礼教的一个符号。还有像《商辂三元记》中的秦雪梅、《眉山秀》中的苏小妹也都具有这种单向度的性格特征。
不仅如此，就连神仙也多是道德的化身。我们知道，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即是当时官方的哲学体系。关于“道心、人心”这对理学核心价值的范畴，程颐主张消灭“人心”，保存“道心”。朱熹认为“人只有一个心”，但心思的向度不只一个，他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此道心也。”但重要的是，朱熹同时强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所命焉。”即要“道心”主宰节制着“人心”，这与程颐是一致的。
这就是传奇文人剧中，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符号化扁平人物性格的哲学基础了。
但问题在于，到了明代中叶，李贽等有识之士将“人心”解放的思潮已发展到“私心”说，也就是“童心”，直心而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二十四）李贽把“道心”与“人心”这对二元对立的理学核心价值颠倒了过来，使正常的“人欲”有了表现的舞台。并且王阳明等一批“狂者”也不赞赏以醇儒为理想人格，他们所欣赏的是“豪杰”，是那种敢为天下先，率性而为“一克念即圣人矣”之士。因为豪杰多任性纵行，所以要“克念”，“克念”在那时代自然只能用“道心”，这其实就是“人心”与“道心”的“中和”了。这才是明清时期的理想人格。据此，明清传奇已经有了大量出现立体生态人物的可能，已有了哲学理论的奠基。但遗憾的是：在明清昆剧文人作家的笔下，这类人物却仍显空疏。
当然造成此类戏剧人物空疏的原因还有：多变性的“乡愿”是孔子以及后儒们所反对的人格。王阳明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乡愿”像墙头草随风摆，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和信念，为儒者们所不容。所以，儒者们选择表现的人物必是具有卓然单纯品格之人。戏剧功能性人物的需要。传奇剧本是抒情文学向叙述文学转变的一种体裁，由于当时戏剧文学观的认知水平所限，剧作家此时的关注点，多停留于矛盾纠葛的构筑和惊奇情节的敷衍上。所以，舞台的戏剧性是需要某类单向度性格的人物参与，来决定剧情发展的方向或迅速组织矛盾纠葛的。这类单向度人物是专为戏剧性而设的，具有明显的戏剧功能性，他们有时就是戏剧发展的动力，甚至成为一种剧情变数的有效机制，因此是戏剧矛盾纠葛发展的需要，赋予了他们以单向度性格的特征。
戏曲音乐：曲牌和板腔
戏曲音乐品种繁多，就其结构而言，分曲牌体和板腔体两大类。
曲牌体
又称联曲体。一出戏若用单一曲牌反复演唱，称为“单套”；若用几个曲牌联接演唱，则称“联套”。这些可统称“套曲”。组成套曲的曲牌可以反复。除一般曲牌外,还可以用“集曲”,即从几个曲牌中各选出1句或几句唱腔，组成1个新的曲牌。若所集曲牌不属同一宫调者，称为“借宫”或“犯调”。曲牌体戏曲音乐的唱词，多为长短句。各个曲牌的句数、字数都有定格。但有的曲牌因内容需要，句数、字数亦可增减。高腔曲牌中的“滚唱”、“放流”，就是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增加的唱词。它们可长可短，可多可少，有较大的伸缩余地。
曲牌体音乐具有以下特点：
①曲牌众多。由于各个曲牌的句数、句式、旋律、节奏、宫调的不同，可根据不同的剧情和人物性格，广泛地选择运用。
②各个曲牌体的剧种音乐,因其所用曲牌源流不一,故风格各异；但就某一剧种的音乐而言,曲牌虽多,风格却谐调统一。
③曲牌体音乐宜于抒情，表现激昂情绪较弱。
④高腔的帮腔曲牌，在中国戏曲音乐中独树一帜，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⑤不同曲牌的联接运用，使音乐呈现出多样性。典型的曲牌体音乐，当推高腔、昆腔、柳子腔及众多的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二人台、二人转，等等。
板腔体
以某一曲调为基础，通过速度、节拍、节奏、宫调、旋律等要素的变化，在旋律、曲体上采用扩充和紧缩的手法,从而逐渐演变出一系列不同的板式,形成一套具有多种戏剧表现功能的唱腔，这种唱腔结构的总体称为板腔体。
板腔体音乐的结构形式,可分以下3个层次：
①句式。构成段式的单位，有基本句式和变化句式之分；有的句式就是一种板式，如单句体的导板、回龙。
②段式。板腔体中完整的基本结构单位，由上句和下句组成；上下两句的变化反复，是板腔体唱腔的基本特征。
③板式。唱腔的结构、板眼、腔格形式。板式由若干句式和段式组成，以表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想内容。不同的板式，表现不同的感情，慢板长于抒情咏叹，原板宜于叙事明理，快板擅长表现慷慨激昂的感情，摇板则宜于表现戏剧矛盾冲突。就其联接方式而言，可分单板体和联板体两种。单板体即由同一板式组成唱段，联板体则由不同板式组成唱段；组合联接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一长段二黄腔,可由导板、回龙、慢板、原板、散板等5个板式组成；亦可由原板、慢板两个板式组成。不同板式的转接，实质是旋律发展变化的一种形式。除导板、回龙限定各为1句之外，其他板式的句数，视剧情需要而定,不受限制。板腔体的唱词，以整齐的10字句、7字句为主,也可间插长短句。
板腔体音乐具有以下特点：
①同一腔系既有变化，又有统一。它既有统一的词格、腔格、引奏、过门、宫调、旋律趋向，又有多种变化节奏、速度的句式和板式。
可散，可紧可松。板式布局逻辑性强。根据剧情的变化，选择不同的板式,可叙事亦可抒情,具有多种戏剧表现功能。
③同一腔系音乐风格比较统一，但色调的对比变化不及曲牌体丰富多样。
板腔体的唱腔以梆子腔和皮黄腔最具代表性。滩簧腔、越剧、评剧的音乐,亦属此类。另外,在某些曲牌体的剧种中，由于有的曲牌频繁反复使用而产生不同节奏、速度的变体，从而出现了板腔体的因素。如长沙花鼓戏中的曲牌“川调”，已演变出导板、一流、二流、三流、哀子、梢腔、丢腔等板式。板腔体与曲牌体兼用的剧种和剧目，日见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