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道者万物之奥，奥是深而不可见之意。道非物，但万物之中无不有道。道与万物的关系，是显与奥的关系。人们认识道，也是由显到奥。但认识到道之后，又有两种态度，即老子所说的善人与不善人。唐玄宗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善人之宝，表明善人对待道，是须臾不舍离，视为生命的支柱，一言一行，一个念头，都不违离道的精神。而不善人则是用时始找道，希望道能神仙一样来保佑自己，而不用时则舍道离道，胡作非为。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中士闻道，或存或亡。人们常说，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也正是形容这种人。
明太祖注：奥者幽深巨室，囊括万物之所，大道利济万物，君子以为至宝，恶人虽可暂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
宋徽宗所说的天奥地奥人奥三句，来自扬雄的《太玄经》。这样理解的奥，就是深藏之意。天地人之奥，皆冒于道。冒于道，即归总于道，统一于道。天地人之奥，虽然在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则都是道。道深藏于天地人及其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天地人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不能违背道的精神。道自然无为，而使天地人无所不为。天地的运动，符合道的这一原则。而人的活动，则由于人有意志，而产生各种偏差。所以人的最大任务是认识道，遵循道，由此支配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这也正是以道为宝的本意，若只把道当做急时保佑的神仙，则已违背了道的精神，又怎能得到道的帮助呢？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唐玄宗把圣人的言行称为美言尊行，而老子八十一章中则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看来称圣人之言为美言，不太符合老子的本意。圣人不弃不善之人，所有的人，都在圣人的教化之列。这与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倒很一致。
明太祖注：譬如良言可鬻于市村，有之乎？有之。昔孔孟之书真美言也，至今儒士开学市村以训蒙，为肇家之业，卖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为儒者所教，何弃书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
宋徽宗明确说明，老子式的圣人之言，不是美言尊行，而是高于美言尊行的言行。老子倡说的道论，可以是对人类的拯救，无论何人，都在其救援之列，而不分善与不善。只要认识到道，并按照道的指示去做，就是善人，就得到道的救援。反之，就是不善之人，就失去了道的救援。主动权在人，不在道。只有人对道的弃与不弃，道对人根本没有弃与不弃的问题。明太祖说何弃书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也正是这个意思。
清世祖说在道原无分善分不善之见也，确乎如此。善与不善，是人的分别，不是道的分别，在道的角度，人都是一样的，人与天地万物，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
但在对待道的态度上，人就分出了善与不善，这责任不在道，只在于人本身。所以根本问题是人如何对待道，而不是道对人如何。这就是道无弃人的意思。圣人是得道之人，他必然如道一样对人，故在他眼里，无人可弃，都要救助。老子写道德经，留传后世，就是对人类的最大救助。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天子三公，都是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层人物，当时的国家天下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治理天下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都由他们决定。拱璧驷马，只是助治的物品，不是进行统治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老子说不如坐进此道。与道相比，一切人间的珍宝，都微不足道。但所谓的天子无为，三公论道，也有误用的时候。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什么是无为，然后才可论道。否则，论道就成了空谈，欲不误国，岂可得乎？
明太祖注：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矣，官已职矣，又以驷马拱璧以招贤，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务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贤，及其贤至，贤何所为？宋徽宗要求三公，依照大道进行自身的修养，而不只是为天子招贤。这个要求，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对其手下的永恒性要求。但不少帝王根本不知这一点，所以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的奸佞小人，围绕在帝王的身边，误国误民，也误了自己。明太祖则有不同的理解，天子三公，不能以招贤为首要的任务，而要以坐行斯道为首务。招贤，在中国古代，历来是帝王美政的德名之一，帝王们以为只要自己招贤，就能实现最好的政治。这是一种幻想。帝王招贤，一来刺激人们的趋进，于是就有不少欺诈行为，真正的贤招不来，倒引来了不少的虚伪小人。所以行招贤之名，只能得到小人排挤贤人的结局。再者，所谓的贤，是按什么标准来定的？也是一个大问题。按老子的观点，许多的贤其实并不是贤，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投机者。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道在于悟，不在于求，这是真言。道不是物，可以一点一点求而得之。道是一种精神，只能用心去体会它，一旦悟通道的精髓，则道全在我心，又何必求？求来的东西，终究不属于自身。悟通的精神，则能完全化入自家的心灵，永远不会失去。而且求还是一种务得之心，与欲望合在一起，这更不符合道的精神。而悟则无这种欲望的污染，可谓精神纯化的要素。
明太祖注：又云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寻眼前，可得于心，疾守行之，则往日之非释矣，此所以天下贵。宋徽宗所说的求，又与唐玄宗不同。唐玄宗的求，是与悟相对而言的营求，而宋徽宗所说的求，则是人对道的追求之心。没有这种追求之心，悟也就没有动机。通过求而悟，则道从外而入我心，所以宋徽宗说求在我者也。若为某种物质利益而营求，则是求在外者，终不可得道。又哪里有什么恶者迁善，愚者为哲呢？明太祖说的得于心，也正是唐玄宗的悟，道悟于己心，所以能释往日之非，改往日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