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四教”，参透可成就君子人格
在《论语》中，孔子强调通过不断学习、实践、修养和交往，使人形成与其社会本质相适应的人格素养，进而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
特别是《述而》篇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更是对这一思想的精炼概括，并突出强调了成“人”的四个基本面向。
孔子不止于对静态的文献资料的传授，更强调对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本质的领悟和把握，注重以“文”化人，使人通过学“文”获得精神层面的提升，进而达到“文”以成“君子”的目的。
孔子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作为“文”的表现，因为敏而好学者能见贤思齐、追求进步且积极行动，不耻下问者虽居高位也能虚心求教、尊重他人。
这些正是文化修养带给人的精神风貌与行为气质的改变。在“文”“质”关系与君子人格的形成问题上，孔子强调“文”“质”需要适度协调发展，不能偏于一隅。他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注重实行，从不空泛讨论某个理论问题。
“行”教至少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行”不离心，强调表里如一。孔子认为，只有人的内心建立起自觉和自律，其外在行为才有可能展现真正的仁德，他对那些“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匿怨而友其人”“色取仁而行违”的虚伪行为非常厌恶。
第二，“行”而有恒，强调坚持不懈。例如，孔子借南人之言和《易传》恒卦爻辞表示对行而有恒的赞同：“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第三，“行”有分寸，强调知止权变。在孔子看来，“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恰当的行为是“约之以礼”的结果。
为避免教条地理解和遵循礼法，偏离仁义之本质，孔子又主张义以为质、适度权变，这反映在守信观上即君子应“贞而不谅”。
第四，“行”见于事，强调社会责任。孔子认为，学“文”的目的不能止于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而必须要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对“忠”教的理解，不能囿于为（他）人的立场。“忠”的核心是“忠”于己（心），对他人的“忠”只是忠于己（心）的外显。
尽管孔子强调弘道于世，但是弘道的人首先要成“人”。所以成“人”教育首先是成己教育，“成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施以“忠”教时，孔子所注重的是对事诚心尽力、对信念贞一笃定等。
例如，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回答：“忠矣。”
孔子认为子文是因为心无偏私，所以能不为外物所动；因为诚于心，所以能尽其力；因为笃定于义，所以能行为一贯。因作出“忠”的评价。
在《季氏》篇中，孔子将“言思忠”列入“君子九思”之一，这里的“忠”就是强调说话要能前后相顾、贯彻始终，而不可侈言放行。
总之，“忠”的主旨在于敦促主体坚持对人对事的一贯信念，竭尽所能、恪尽本分。
“信”至少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人言（承诺），一种是伸展。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孔子说：“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
意思是只有顺应天道正义才能获得上天的庇佑，相应地，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履信践诺才能获得支持和帮助。而履信践诺需要基于顺道义这个前提。
在《论语》中孔子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信则人任焉”即为“人之所助者信也”的同义表达；而“君子贞而不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可看作是“履信思乎顺”的具体阐释。
《系辞下传》中说：“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将“信”作“伸”解，可以理解为内在于心的“诚”发见于人、事的状态，即忠于内而信于外，内恒有而外恒陈。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教弟子立“信”实际上就是教之有“恒”，因有“恒”而致人“信”“任”是事态发展的应然趋势。
《宪问》篇中，孔子指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面即包含了“四教”成“人”的逻辑思路：思义的前提是知义。大多数人并非“生而知之者”，通过学“文”以达到知义是最可靠的路径。
“见利思义”实际上就是“行”——以义为原则权衡利之当取与否，然后为之。“见危授命”是“忠”的表现。
一个人能于危难之时，慨然置生死于度外，没有诚己的自觉追求是不可能做到的。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当贫困与磨难无法动摇和改变一个人对自我的要求和做人的原则时，守“信”践诺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如果说培养前三种素质是练内功，那么“信”的确立才能真正完成由内及外的过渡。这样，文、行、忠、信四个方面就呈现出一种客观可靠的逻辑关系，即由知到行，由行到事功。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就是由智识德性的精神发展到自我价值的现实达成。
由此，孔子通过“四教”不仅将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打通，使人的精神追求立足于踏实的生活，而且在身心的向上求索与向下落实之间设计了合乎规律的积累和铺垫过程，使思的成熟与行的圆融相互支撑，构建了一个良性开放的人格塑造系统，使求仁得仁成为可能。
转自 曾国藩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