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方治癌症之法！（附运用经方思维方法）
用经方治癌症之法！（附运用经方思维方法）
经方治癌一
我的学医经历
中医的春天来了，经方的夏天来了，我有幸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乘上了中医这艘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快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14岁开始学医，在16岁左右有幸得到一位基层中医的指导，他说：“古人说过，通伤寒者，医门之过半也”。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那就好办了吧，就背吧，但是那个时候我还知道的很少。用了三四年时间，把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背《伤寒论》，可以说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
几年以后，我考上了渭南中医学校，在学校里，《伤寒论》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他乡遇故知，继续进一步的学习。中专毕业留校以后，我经过四年的努力，考上了南京中医药学院伤寒专业研究生，在三年攻读伤寒专业学位期间，我觉得《伤寒论》的重点和精华在经方，所以我当时写了近三千张卡片，主体就是“经方各科临床新用”。
1988年毕业以后分配到，1992年我就出版了第一本书《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当时陈亦人教授非常激动，要求我把书寄给他，然后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上推荐，然后把书钱寄给我，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
再经过了多年的临床实践，尤其是我在临床上发现张仲景寒热并用的方法，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在《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这本书中，我的创新就在于：老是讲寒热错杂、心下痞满、辛开苦降，我总觉得不得其解。那么我们怎么就能知道心下痞一定就是寒热错杂的呢？我在书中就提出必然有寒热两种表现于一身的证据，比如说舌红而苔白，比如说心中灼热但是不能吃凉的，比如说心里想吃凉的但是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等等。有了这种理论的准备，我在中医临床上就如鱼得水。
当初最出色的病例，都是寒热并用的结果。所以在早年就写了论文《寒热并用治疗内科杂病经验》。1998年我升为正教授以后，对我来说命运出现了转机。肿瘤研究所的负责人邀请我到肿瘤研究所工作，我说为什么想到我呢？他说你能背过伤寒论啊！
现在看来这句话太高明了，他虽然当时说这个话，但是他当时也未必认识的到，我也未必认识的到现在的这种状况。因为我没有系统的进修肿瘤专业，我到了肿瘤临床上以后，依靠什么呢？依靠基本功啊！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肿瘤学的学习，也没有其他的束缚，我反而可以凭我的观察和判断来用中药。所以在我眼里，很多肿瘤患者都是寒热并现的。
半夏泻心汤与胃癌
我最拿手的，就是半夏泻心汤和乌梅丸，它不一定能把肿瘤解决，但是病人吃了舒服啊。我也发现，如果内科杂病是寒热错杂，那么肿瘤患者可以说是寒热胶结，这就是我“寒热胶结致癌论”产生的前提。
有了“寒热胶结致癌论”的论点，我主要把它用于胃癌。辛开苦降就是指的干姜的辛和黄连的苦，使得升降失常得以恢复，这里不仅仅是寒热并用，有寒有热的问题，这就是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这是中医的特点。但是如何调升降，让该升的升该降的降，升清降浊这是常规，而辛开苦降才是更深层次的。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癌的思路和方法，这么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病案。
小柴胡汤与肝癌
同时我还发现发病率非常高非常凶险的肝癌，我们中医走过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披荆斩棘的探索阶段，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当我们成立了中医院，成立了肿瘤科，以肿瘤作为重点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是以毒攻毒，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作用，但是疗效不能令人满意。
等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又发现健脾益气的方法非常适合肝癌末期的症状表现，但是说来说去，我们还是没有抓住肝癌的本质，还是在辨病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方法和代表方剂。
在实践中，我摸索出来肝癌以肝郁脾虚，湿热蕴蒸肝胆，正虚邪实，升降失常，气血瘀滞，肝胃不和为基本病机，那么它的代表方应该是小柴胡汤。大家可能认为小柴胡汤还需要说么？小柴胡汤谁都知道，是我们中医界用的最广泛的方，几乎的人尽皆知人人都用过的，这还用说么？我认为要说。
当大家看什么病都用小柴胡汤的时候，而我们肿瘤专家未必用小柴胡汤治疗肿瘤，尤其是肝癌。为什么呢？那样是不是觉得有点轻描淡写啊！因为我发现《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的或然证中间就有胁下痞硬，胁下痞硬应该就是肝胆肿瘤的一个体征。同时张仲景在加减法中也提到“胁下痞硬者，去大枣，加牡蛎”。煅牡蛎能软坚散结，用于症瘕积聚，就适合于肝胆肿瘤。
更主要的是，我们当时学《伤寒论》，我记得山东李克绍教授说：“学习《伤寒论》要和《金匮要略》对照学习，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一本书。”那么我们在学黄疸的时候，只知道阳黄阴黄，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有黄疸病篇，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诸黄肯定包括了肝胆恶性肿瘤引起的黄疸，张仲景用的是小柴胡汤，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更主要的是，小柴胡汤具有疏肝利胆，扶正祛邪，舒肝和胃，升清降浊，寒热并用的特点，符合肿瘤的复杂病机和肝胆肿瘤的基本病机。我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味，组成了软肝利胆汤，如果有腹水的话，我就在小柴胡汤和五苓散的基础上，组成了保肝利水汤。这两个基本方十几年来在我们三甲中医院肿瘤科作为协定处方临床使用，疗效肯定。还作为广西十二五肿瘤创新平台推荐的治疗肝癌的两个处方，在十七家中医院应用了三年，效果也得到了肯定。
肺癌当从肺痿论治
大家还知道，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可是我们中医治疗肺癌呢，还没有提出一个辨病方法，或者说还和其他癌症一样对待，没有一个独特的认识观点。
我在临床中发现，肺癌就是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讲的肺痿。肺痿可以说是张仲景在整个著作中辨病理论体系最完善的一个病。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辨病论治最成功的典范。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医内科教材，48个病中只有肺痿不知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病。
《肺癌当从肺痿论治》是我的博士论文，我解决了肺癌和肺痿的关系问题。当我们把肺癌和肺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治疗肺癌就眼前一亮，许多著名的方剂，比如射干麻黄汤和麦门冬汤，都成为我们治疗肺癌非常优秀的方剂。
一般肺癌病人到我的门诊上，我先问他喉咙里赫拉不赫拉响，这个意思就是喉中有没有痰声，只要是喉中有痰声，就是射干麻黄汤。用起来消除症状非常快。
大家可能说那你这是消除症状，你没有抗癌啊？我个人认为，症状的消除就是人体的阴阳趋于和谐的表现。身体的康复及脏腑经络的功能恢复正常，就具有了防癌抗癌的能力。难道治疗癌症就必须抗癌，这种思路是不对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以张仲景的麦门冬汤为例，治疗大气上逆，咽喉不利。这个咽喉不利恰恰就是好多肺癌病人的特殊性问题。麦门冬汤中，麦冬七升，量是非常大的，半夏一升，这是千古妙对啊！半夏的燥湿，麦冬的滋阴，两两相对，相反相成，这就是我们针对燥湿相混致癌论的有效对药和方剂。
肺癌并不是简单的气阴两虚，而是既有气阴两虚，又有痰浊上泛，一方面是阴虚，一方面是痰浊。那么怎么治呢？养阴不利于消痰，化痰又不利于养阴，左右两难。张仲景给我们提供了麦冬配半夏的典范。
可惜的是在我以前，没有燥湿相混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看法总是那么的简单，要么简单的只是气阴两虚，要么简单的只是肺胃阴虚。当我们看到肺胃阴虚的时候，二版本科教材上讲：麦门冬量大，来补养肺胃，滋阴。那半夏呢，半夏燥湿化痰不适应于阴虚啊？所以他就想当然的解释为半夏的用量很小，用于辅佐。
我怎么讲呢？我说这种解释就是想当然。半夏的用量小么？小柴胡汤和小青龙汤里，半夏的用量都是半升啊，《金匮要略》中有13个方子用半夏，其中10个方子的半夏用量是一升，那么麦门冬汤中半夏用一升是常规量啊，怎么能说量很小呢？
再看泽漆汤，泽漆是张仲景用量最大的草药，用量是三斤，这恰恰说明重病就是要用重药，肺癌这种重病确实需要用重药，这个时候不用重药，几时用呢？张仲景也知道这个量大，怎么办呢？他是先用水煮三斤泽漆，然后用煮的水再煎其他的药。这就是我们为恶性胸水挖掘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药。在“脉沉者，泽漆汤主之”的上一条，是“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
这里学习张仲景的著作，条文排列法非常重要。刘渡舟教授在1980年《陕西中医》创刊号和第二期上连载了《伤寒论条文排列法的意义》一文，这对我影响深远。他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条文排列是有意义的，不是随意的。
那么《金匮要略》里的条文排列有意义没有？没有文章说。我说：“有意义。”就像现在我们讲的，先讲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再讲脉沉者，泽漆汤主之。那就是一个在早期，一个在晚期。问题是谁也不能凭脉浮，就用厚朴麻黄汤。经过我的研究，里面大有玄机。
为什么把厚朴作为主药呢？因为厚朴太特殊了，厚朴的作用没有被我们现代中医所认识。比如说到厚朴，我们用半夏厚朴汤，为什么用厚朴呢？化痰理气啊。理气的药那么多，为什么要用厚朴呢？正如王好古说的：“厚朴，善化凝结之气”。我在张仲景的麦门冬汤基础上，加海浮石，白英，百合等等，组成了海白冬合汤，被国内很多中医肿瘤专家所喜用。
我们非常熟悉的葶苈大枣泻肺汤，就是在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篇的，我再把泽漆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的基础上加味，组成了葶苈泽漆汤，治疗肺癌胸水，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我的这两个治疗肺癌的方子也作为三甲医院的协定处方和广西十二五肿瘤创新平台推荐的处方，被十七家中医院应用，疗效确切。这个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在文献中都可以查到，要说的是文献中还没有写的。
食道癌
有一次一位医生找到我，他的父亲是食管癌，已经到了连水都咽不下去了，找到我。我说我只能勉为其难。我辨证的结果就是小青龙汤证，在这个基础上，我一般还要加威灵仙30克，缓解食道痉挛。就是说虽然是机械系的梗阻了，但是当有某些刺激时，它在机械系的梗阻上肌肉痉挛了，我们虽然一下子解决不了机械系的梗阻，但是缓解挛急还是中医的强项，再加芍药甘草汤，更是缓解挛急的妙方。辨病用药呢，壁虎12克，冬凌草30克，重要的是，因为一点水都喝不下了，我用了一般轻易不用的药，药性剧烈的药，硇砂1克，硼砂1克，冲服。
一次就熬了5付药，我说喝不下去不要紧啊，一点一点喝，总要用药作用于局部。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一上班，这个医生找到我，他说：“王老师，太好啦，我爸已经能喝下去药了”。所以他就顺势参加了我的学习班。
两个月前还有一个例子，是陕西一位处级干部找到我，说他妈妈是食道癌，奄奄一息水米不进，我一看已经大肉已脱，这个怎么办呢？我说你这个时候找我不是有点为难我么。他说没办法我才知道你，你能不能出个处方。我说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了。我也根据她的舌像开的小青龙汤，同时还有大半夏汤，就是半夏，生姜，人参，结果这位老太太也就逐步的能吃下去饭了。
我把温经汤作为治疗宫颈癌的主方
这就说明我们的经方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温经汤，都能背过也都用。温经汤恰恰是寒热胶结致癌论的代表方剂。张仲景在写《金匮要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写了，只写一些不常见的，特殊的，不典型的，所以金匮要略的要是重要的意思，略掉的是平常的。这在温经汤中间体现的就很明确。
我们一般理解温经汤就是针对冲任虚寒的，但是张仲景的条文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手掌烦热，唇口干燥，说的这些都是热象没有寒象，没有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说的都是一些常规的寒象，相反说的都是一些热象。他在用药中间，不仅有温经散寒的，更有麦冬，丹皮清热养阴的，说明寒邪是可以化热的，寒热是可以并见的。寒热胶结才导致了温经汤证的这一种五十岁左右出血的妇科肿瘤。
卵巢癌是血水互结
我把温经汤作为治疗宫颈癌的主方。卵巢癌的主方是什么呢？我觉得卵巢癌是少阳三焦水道不利，血水互结的表现，所以我用小柴胡汤梳理三焦水道，当归芍药散活血利水，二者共同组成方剂。
我们大家对张仲景的六经很熟悉，实际上张仲景的六经是在继承《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他没有重视手经，他重视的是足六经，没有重视手六经。三焦通利水道，包罗五脏六腑，这才是小柴胡汤能百发百中，左右逢源，应用广泛的理论依据。
在这几个方子的基础上，我还把内经十三方之一，四乌鲗骨一芦茹丸作为妇科肿瘤的主方。内经的方子本来就少，只有十三方，好多方子还是单味药，而四乌鲗骨一芦茹丸却是经方中的经方，它的主药就是海螵蛸和茜草。
我们中医最容易把海螵蛸用于胃溃疡，这是因为乌贝散路人皆知，因为诊断明确，用药单纯又有效，所以海螵蛸就被我们认为只是治酸止痛的药。实际上海螵蛸作为乌贼的骨，为什么就不能和穿山甲，鳖甲，牡蛎一样，具有软坚散结的功能呢？为什么就不能和龟甲一样具有补养作用呢？
我认为海螵蛸既能补肝肾又能软坚散结，刚好能针对妇科肿瘤肝肾不足，癥瘕积聚的基本病机。妇人以血为用，妇科肿瘤肯定与血有关，究竟是血虚还是血瘀，究竟是出血还是瘀血停留不下呢，茜草刚好双向调节，既能活血又能止血。所以此方精炼就精炼在这里了，我把它叫做海茜汤，一般海螵蛸30克，茜草12克，如果有出血，茜草6克，不出血还可以用到18克，作为妇科肿瘤的基本方。
本文来自：王三虎
附：运用经方的四大思维方法
《伤寒杂病论》之方，后世誉为“经方”。经方之所以经得起历代医家无数次医疗实践之反复检验者，因仲景当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时，曾经在创造性的运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进行过精心的筛选，其确具卓效者，才收载于书中。
是以大凡熟悉《伤寒杂病论》原文——熟读牢记其证候特点，深入理解文法结构，对其或显或隐、含蓄吐纳之处，特别是对条文之间的联系对比等，均能正确领会其精神实质者，莫不善用经方，而疗效不同凡响。斯乃准确运用经方之前提。至若世有“经方难用”之慨叹者，拙意认为，除了不太熟悉原文之外，或与医者的临证思维方法有关。兹不揣简陋，聊述本人运用经方的几种思维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抓住特征法
抓住特征法，即抓住仲景所描述的特征性证候，实行方证对应的方法。因为那些“特征性证候”集中地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机，而形成了特定的“证”。换言之，仲景已将“证”辨析得准确无误，医者遵之而遣选对应的经方即可。故余学习《伤寒杂病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熟读背诵原文，牢记病脉证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每于诊得病人复杂纷繁的证情时，书中相关条文便很自然地浮现在脑际。于是抓住一些描述特征性证候的关键字句，信手拈来，用之辄验。
如曾治一女患者，30余岁，银行职员，患疟疾，西医查出疟原虫，行抗疟治疗无效。及服中药数日，亦未能截止。迁延20余日，竟卧床不起，乃延余出诊。见患者呻吟不已，询之每日午后即发，只是高热（体温40℃），却无寒战，且发时身痛如被杖，呕吐不止，而脉无弦象。诊毕，便立即想到《金匮要略》有“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之温疟的记载，遂书白虎加桂枝汤原方，服1剂，次日疟便未发。家属与病员咸称奇异而问曰：方中何药能杀灭疟原虫？余只好默然一笑。
又治一女患者，年四旬，小学教师，体素弱，患严重心悸怔忡，经当地中、西医治疗月余未效，延余往诊。及至，时已黄昏，未进病人卧室，家属及亲友咸来请求入室后注意放轻脚步。询其故。则曰：患者已卧床数月，极易惊吓，每当听到稍大声响（如脚步声、置物声），便心跳加重不止，惊呼“心子要落”！诊时患者惟诉心悸不己。症见精神萎靡，闭目思睡，声低息弱，其脉虚数，且不及十至，辄见歇止。
据此脉证，顿时恍然大悟，此非《伤寒论》“心动悸，脉结代”之证乎！投以炙甘草汤重用人参（寓独参汤），嘱其当晚急服两次。次晨复诊，患者自云：心跳已缓，惊悸亦轻。并能起坐叙述病情，面露喜色。乃嘱守方续进，数帖而诸症悉除。
又世有“怪病多痰”、“顽证多痰”及“治痰必治气”之说，这在仲景书中亦可找到相似记载。余尝治一商贾之妇，年四旬许，因操理商业、家务，过度劳顿，遂患严重“怪病”。自觉咽中有一巨物堵塞，形如汤圆，吞不下，吐不出，甚至呼吸困难（远非一般“梅核气”可比），终日惶惶不安，寝食俱废（但咽食无碍）。屡经治疗无效，竟致稽月，卧床不起，家人咸恐，束手无策。嗣经友人介绍，始延余往诊。因路程较远，至已深夜。详询患病始末和极感痛苦之如上证情后，遂按《金匮要略》“咽中如有炙脔”一语，径投半夏厚朴汤，痰气并治，1剂知，数剂而安。
由是观之，抓住特征法者，只要证候特征与仲景之描述相符，便可信手拈来，可以不受后世创立的诸种辨证方法之限制。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不失为准确运用经方之一条捷径。尤其值得强调者，此法对于发掘运用历史上几近埋没或废弃不用的高效经方（如《金匮要略》治疗风痱证之古今录验续命汤及侯氏黑散，余曾撰文介绍发掘运用之经过），堪称不二法门。盖因有些病证之特征并非灿然可见，或其特征为纷纭复杂的症状所掩盖而不易抓住。这就要求临证者“独具只眼”，穿云透雾，详审覃思以抓住特征。
兹再举一例：峨眉状元街张姓妇，年逾四旬，久患崩漏，体弱善感。偶因特大火灾，外出冒风，病伤寒，卧床不起，辗转就医2个月余，病势日增。时当盛夏酷暑，驱车迎余往诊。午刻既至，见其卧于斗室。密闭窗牖，且下重帷。诊得往来寒热频作，每日数十度发，汗出恶风，俱撩帷帐，胸满胁胀，呕恶，苔白，脉细数兼弦。检视前医方药，咸属“补中”、“归脾”之类。
细思此证，颇与《伤寒论》“凡柴胡汤病证而下（这里的'下’字应活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之义相符，遂为疏小柴胡汤加减。病者自以为略晓医药，疑其发汗而不肯服，至傍晚犹未服药，且以方质余曰：“我长期失血，体虚若是，而又久病，大汗不止，焉能再汗?”余晓以《神农本草经》及仲景之论，并出书以示，婉言告之：“小柴胡汤非发汗剂也，放胆服之，若有差谬，余职其咎！”由是始信余言。命人买药，当晚连服两煎，汗减热退，诸症若失。翌晨复诊，病者欣然起坐谓余曰：“幸得先生要言解惑，起我沉疴。”遂守方加减再进1剂，续以甘淡调理，旬日而痊。
二、病证合勘法
病证合勘法，即将西医诊断的病，或中医所称的“病”（如疟、痢、中风、虚劳等）与仲景书中之“证”结合起来，进行对照研究，揭示其内在联系以遣选经方的方法。如余曾撰文揭示“内耳眩晕病”与仲景书中“少阳火升，痰饮上逆”证之内在联系，而师仲景之意，综合运用小柴胡汤、泽泻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命名为“靖眩汤”，屡收迅速息止眩晕发作之高效。又如对病毒性肝炎之辨治，余曾有过切身体验，印象颇深，爰道其详。
余在24岁时，初业医不久，一次因夜饥加餐，去小食店吃了一碗馄饨，次日即腹痛、便溏。以为小恙，未予治疗。数日后，出现上腹部剑突下压痛，俨如压有一块板状物，尤其仰卧时若以双手置于该处，则压痛十分难受，几不能耐，竟至神倦纳呆，终日嗜卧。回味《伤寒论》所云：“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的描述，俨然与此无异。究其成因。仲景指出，结胸与痞证皆缘于误下。余虽未服过攻下之药物，但曾有过腹痛腹泻，是亦病因相类。
乃试以小陷胸汤煎服，1剂后，大便日行数次，全为黄褐色粘液。诚如徐灵胎所云：“大承气所下者为燥屎，大陷胸所下者为蓄水，此所下者为黄涎”。连服2剂，上腹压痛之苦渐渐消失。对此，余深感仲景之书对每一脉证的生动描述，言简意赅，精确真实。只要识证准确，方证相符，确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余数十年来之所以坚定地潜心于仲景学说，这次尝试，可谓是余读书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又一有益启示。
至此，本案尚未终结。继上述证治之后数天，余精神食欲已基本康复，能外出行走。但在行路时却感头晕、目眩，尤为意外和令人紧张的是，出现面部及全身皮肤黄染，深如橘色，尿黄褐如菜油。沉思之余，对仲景原文又一次浮想联翩，诸如“胸胁苦满”（曾有上腹压痛），“少阳之为病……目眩也”，“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等。据此，毅然投以小柴胡汤重加茵陈、滑石之类。服3剂，尿色澄清，黄疸渐退，续进数剂诸症霍然，诚可谓药到病除。至今50余载未曾复发，并经多次体检，肝功完全正常。
此后屡遇急性黄疽型肝炎或慢性肝炎活动期之具有柴胡证者，悉以小柴胡汤随症加减，皆获卓效。60至80年代间，余尝在西医传染病房工作20余年，有80%的住院病人是传染性肝炎，率皆沿此思路进行辨治，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此外，病证合勘，还取效于多种疾病。如治一“胆道蛔虫”病儿，10岁，住我院儿科。始经西药解痉止痛、输液、抗感染，10余日未效，邀余会诊。症见上腹剧痛，呼嚎不绝，高热（体温40℃），烦躁不安，大便六七日未解，面热如醉，唇干舌赤，苔老焦黄，干燥无津。因思仲景有“心下急，郁郁微烦”之训，遂投大柴胡汤原方重用白芍。服1剂，便通热退，解出蛔虫数条，苔化津复，诸症悉平。原方加减，调理数日而痊。
又治一中年男性病人，患“胆结石”，住西医外科病房。因腹痛、黄疸、高烧不退，经治无效，而邀余会诊。亦以大柴胡汤加减，3剂尽，痛止热退，大便通利，且排出蚕豆大小结石。主管医师颇感奇异，问余：“所用何药?”
余还治一男性农民，30余岁，平素体壮，因食自家腌制的大头菜，患“亚硝酸盐中毒”，住西医内科病房。虽经多方抢救，危象未减。余会诊时，症见患者神志清楚，而吐泻不已，严重紫绀，汗出如珠，血压降低，四肢逆冷上过肘膝，脉微欲绝。证属少阴寒盛亡阳，急进大剂通脉四逆汤。1剂即阳回脉复，利止而愈。
再如早年，余乡梓霍乱流行，死亡甚众。余曾治一男性青年患者，剧烈吐泻，四肢厥逆，脉微细几绝。当时医药条件极差，无输液设备（只能静脉推注少量液体）。余诊视后，急予大剂四逆加人参汤，连服2剂，吐泻顿止，阳回脉出。讵料3日后，病人继发高热，神志恍惚，急延余往诊。症见高热神恍之外，尚伴口舌千燥，苔老无津，脉转洪数。《伤寒论》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但此病起于霍乱吐泻，阳明腑实之证犹未悉具。未可遽投承气汤，乃予白虎加人参汤。1剂稍安，再剂而热退神清。继与加减复脉汤调治而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运用经方必须病证合勘，尤其要重视“证”：一是要抓主证，逐步深入，全面分析归纳；二是一个病之主证，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病情变化随时改变的；三是无论是西医诊断的病名或中医的病，都必须根据中医理论，客观、全面、细致地分析现实证候，进行辨证沦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用好经方的目的。倘若舍掉“证”而侈谈“病”，只能是无的放矢，徒劳无益。
三、权衡邪正法
权衡邪正法，即对于一些病程较久、或体质较差、或常规治疗乏效的病证，要透过“邪盛”之表象，深究正虚之实质，从而遣选整体调节作用显著的经方的方法。此亦从切身体验而来。
余自幼体弱多病，10余岁时患间日疟，发时寒战、高热，叠用奎宁、疟疾丸、中药截疟之剂以及单验方等均无效，迁延大半年之久，面色苍白，形销骨立。先师陈鼎三诊毕，曰：“此为劳疟，属虚劳，宜小建中汤。”投原方数帖，寒战、高热消无芥蒂。
夫疟疾乃疟原虫作祟，邪也；寒战高热者，邪正相搏也。西药杀灭疟原虫，中药截疟，皆为正治。其无效者，必有深层之原因。而先师断为“劳疟”，按虚劳论治，出一小建中汤，独辟蹊径以奏厥功者，必是综合分析病理、病程、体质、治疗等诸多因素之后，从整体上权衡邪正关系，而判断为正气太虚，不能抗邪。
然则补虚祛邪之方甚多，况《金匮要略》本有“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汤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之明训，先师何不遵之。而另选小建中汤呢？或因此等正气之虚，颇难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经络，而属于整体性的阴阳气血俱虚。《灵枢·终始》云：“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
小建中汤，即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倍芍药，重加怡糖为君，便完全符合此种整体调节法度。劳疟者用之，能温建中气而补气血阴阳，润和营卫而除寒战高热。显而易见，遣选这样的高效经方，纵然背熟本证之原文，有时也难信手拈来；而需突破思维定势，高瞻远瞩，方能权衡邪正而洞悉深层病机，参悟方理而明其整体功效。果尔如斯。临证时自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矣。
如余治一例红斑狼疮女患者，未婚，渡口市（即攀枝花市）知青，年二旬，初病时关节疼痛，寒战交作，伴皮下结节，被诊为“风湿热”。但按风湿治疗无效，每日一发或隔日一发，嗣经成都某医院检查，诊为“红斑狼疮”，西医治疗无效，又改用中药。曾迭用小柴胡汤、龙胆泻肝汤、青蒿鳖甲汤等亦无效，迁延数月。余诊后亦投小建中汤原方，服数帖，寒战、高热减轻，又守服数剂而渐愈。
又如余用乌梅丸治愈一例小儿久痢。患儿痢下脓血，里急后重月余，服过多种中西药物乏效，痢下益频。因思乌梅丸方后注云：“又主久利”。夫此等久利（痢），乃是下利伤及厥阴，邪入已深，寒热错杂，渐致土败木乘，正虚邪恋之证。而乌梅丸寒热刚柔，攻补并用，亦属于整体调节，则与“和血而便脓自愈，调气而后重自除”之常规治法大不侔矣。故径予自制乌梅丸（水丸），米饮调下，服数日而痢止。
四、参验名家法
参验名家法，即参阅并验证古今中外注重实践、讲求疗效的中医及西医名家独到经验的方法。如陈修园治脐旁左右痛主用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者，乃是使用经络辨证，而归咎于冲脉为病：“冲脉当脐左右，若为寒气所凝，其冲脉之血，不能上行外达，则当脐左右而痛”（《时方妙用》）。余信而从之者，迭经验证也。如治一女患者，14岁，脐左疼痛，住院20余日，屡用中、西药物乏效。来诊时疼痛较剧，弯腰紧捂痛处，呻吟不已。投以先师经验，本方加橘叶10片，服1剂，疼痛缓解，服3剂而痛止，迄今10余年未复发。
而陈氏治脐下痛主用真武汤或桂枝汤加附子、茯苓者，乃是六经与脏腑辨证相结合，而归咎于“少阴水脏、太阳水腑虚寒，不得阳热之气以施化，致阴寒凝结而痛”（同上书）。1951年秋，余因公涉冷水、又食生冷之后，小腹剧痛，控引睾丸，遂验证陈氏经验，服真武汤1剂，几小时后疼痛渐止。
此外，陈氏调经，推重温经汤：“《金匮》温经汤一方，无论阴阳、虚实、闭塞、崩漏、老少，善用之者无不应手取效”（《女科要旨》）。陈元犀则径谓本方“过期不来者能通之，月来过多者能止之”。余之二嫂，30余岁，患崩漏，迭服中药乏效，余径用本方，数剂而痊。益叹陈氏之书，发皇仲景微旨，语无虚发，简切实用，岂可因其通俗易懂而忽视之!
又如唐容川治外感咳嗽，迁延不愈者，推重小柴胡汤，何以故耶？因此等久咳，其病机多为外寒内热，肺胃证候特别明显：“久咳不已，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素问·咳论》）。是以治疗三焦咳者，尤当于肺胃上求治法。唐氏深悉此中真趣，宣称“兹有一方，可以统治肺胃者，则莫如小柴胡汤……盖因小柴胡汤能通水津，散郁火，升清降浊，左宜右有，加减合法，则曲尽其妙”（《血证论》）。余因反复验证唐氏经验。屡用不爽，遂将小柴胡汤作为治疗久咳不愈之通剂。
再如先师陈鼎三先生治肾气虚寒之脐中（神阙穴）痛，用真武汤加胡芦巴，余亦屡用不爽。如曾治一护士，30余岁，体素弱，脐中绵绵作痛，喜温喜按，中、西药物治疗乏效。余用先师经验，奏效甚捷。
至于日人吉益南涯以小柴胡加石膏汤，治耳前后肿者（《皇汉医学》），余亦曾验证之。如治一5岁患儿，腮颊漫肿坚硬，高热不退，迭用银翘散、普济消毒饮加减，数日不退。改用本方，1剂热退，2剂肿消。盖因痄腮虽属温病，但其主症为腮颊焮热肿痛，而腮颊又为阳明、少阳经脉循行之部位，其为阳明、少阳闭郁之证明矣。仲景云：“阳明中风……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吉益氏倡用本方加石膏清解阳明、少阳两经之郁热而收捷效，非精于仲景理法而善用经方者不能也。
纵观古今医林，其擅用经方之名家不胜枚举，贵在认真参阅并验证其独到经验，见贤思齐而已。而西医翘楚中重视临床思维方法者亦不乏其人。如已故当代西医专家张孝骞教授在《临床医生要讲究思维方法的修养》（《医学与哲学》1982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采集材料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警惕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我们不能只看各种化验、检查资料，不看病人，不接触病人”；强调“现代化的设备，只有与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这些观点，我颇为赞赏。西医尚能如此，而况中医乎?
五、结语
余临证50余年，崇尚仲景理法，喜用经方，固知运用经方之临证思维方法，决不限于以上数种。拙文挂一漏万之弊，在所难免。竟尔不堪藏拙者，旨在强调：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学习与研究经方之目的全在于运用，而冀准确运用经方以获高效者，必须掌握科学的临证思维方法。诚如是，则弘扬与发展仲景学术之功，自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