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知相须”的道德实践原则
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础。孔子的道德实践主要体现在“治学”“明礼”“成人”“为政”四个方面，而“仁”与“知”在其中共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对学的重视、对礼的强调、对圣人的推崇、对政治治理的期望都体现出他对“仁”“知”如何发挥作用的思考。可以说，“仁知相须”是孔子道德实践的内在原则。
治学：下学上达，以知求仁
孔子讲求“下学而上达”，希望通过“学”成就自身德性，与道相合。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面对同时代沽名钓誉的学风，孔子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解释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美其身”“一可以为法则”，而“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满足他人胃口甘当“禽犊”。这都说明孔子将成就仁德视作“学”的最终目的。在孔子看来，求知向学是成德的必由之路。子夏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一学问思辨之方法的内在理路便在于以“知”为下学路径，以“仁”为上达目标，以“知”求“仁”。
在“学以成德”的过程中，需要“仁”“知”相互配合。“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学”的过程中，不仅要观照内在于己身、承继于天道的“仁”，自觉地去遵守天赋予人的德性，还必须通过“知”的作用，积极借助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人伦事理，从而坚定信念、加深对人的内在仁德的体悟。孔子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只有做到择仁而处才可被称为“知”（智），“择”正体现了“知”对于实现“仁”的重要性。
“仁”与“知”在“学”的过程中互相增进，体现出二者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无论是道德败坏、唯利是图的小人，还是身份低下、未明道理的小人，难以为“仁”的关键就在于“学”的缺失。学的过程是“仁”与“知”互补的过程。孔子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钱穆认为，“愚，若可陷可罔之类。荡，谓放而无归，穷高极远而不知所止”。使求仁者避免无妄之灾的关键在于智慧的加成，使求知者避免好高骛远的关键在于使其止于至善，如此便实现了以知辅仁，以仁统知。
明礼：仁知立礼，通情达理
孔子以“仁”和“知”通人情而立礼。孔子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礼”源于治理“人情”的需要，制礼作乐的前提在于正确把握“人情”，而对“人情”的体认需要充分发挥“仁”与“知”的作用。
“礼”依“人情”而立，关键在于以合乎古往今来众人情感中最为普遍、也经受了历史检验的那一部分作为标准，去约束、规范具体实践中的人的情感。孔子将“仁”视为人的本质呈现，认为行仁符合普遍人情。孔子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玉帛、钟鼓为礼乐所用，目的在于感发人之敬意、孕育人之和气，其内核正在于发扬人心之“仁”。若只关注礼乐的外在形式，便是舍本逐末之举。由此，孔子将“仁”确立为“礼”的精神内核。“明礼”的关键在于借助“礼”的形式落实“仁”的本质。
“知”体认、分辨、节制“人情”。孔子之“知”是闻一知十、以古鉴今的智慧，只有具备了“知”，才能真正通达人情之真相。“知”在制礼作乐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对“人情”善恶的分辨，还体现为依顺人情治人的理性思维。《礼记·礼运》提出：“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所当贵的知、勇、仁去克服人所当弃的诈、怒、贪，以符合民众性情和本质的方式实现教化，充分体现出“知”以“人情”制“人情”的智慧。因此，“知”是循天理、顺人情的关键，只有通过“知”才能实现对“人情”的正确体认，进而超越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把握“仁”这一普遍“人情”。同时，“知”以理性规约为基，通过制定礼乐，赋予礼以秩序、规范，使得明礼之人能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总之，“仁”是普遍“人情”的凝聚，“知”在正确认识“人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在“仁”与“知”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制定出适宜于人的处世原则与行事规范，形成可普遍化的人伦之礼。
成人：仁知通圣，成己成物
“成人”，即将人的本质最大限度地实现出来，成为“人格完备的人”。在孔子思想中，“圣人”人格最为完善，因此可以基于“圣人”的特点，探究“成人”目标的实现标准。“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认为尧的品德与天匹配，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孔子通过对圣人“尧”的形象的刻画，确立了“仁且智”的理想人格。
孔子理解的圣人并不仅仅是“道德的化身”，同时也是率先对外界规律有所体悟的“先知先觉者”。“圣”的繁体字形（“聖”）突出了耳聪口敏的特点。《说文》以“通”释“圣”，突出沟通、贯通之意。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将“圣”释为“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调畅万物”。在孔子看来，完美之人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们对人类本性的原理与各类事物的变化皆有所通达。
《中庸》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仁”，用符合人性的方式安顿自身，要求尽可能地从内在发展自己的德性；“知”，用符合万物本性的方式面对世界，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圣人”能够通晓人情人性的根本与万事万物的变化，达到“天人相通”，可谓“知”；能够品测万物的情性，因此也能最先了解自己本性之所当然处，做到“尽己之性”，可谓“仁”。圣人以“知”向外汇聚天地人事的道理，以“仁”向内充实自己的内在本性，为人格境界的修养提供了“仁知相须”的实现路径。
为政：仁民爱物，知贤任能
孔子理想的政治治理是通过“仁知并举”实现的。《孔子家语·王言解》阐明了孔子关于治理天下、成就王道的主张，将其统称为“内修七教，外行三至”的“明王之道”。“明王”以“仁”修“七教”，立仁于己，民众在其范导下自然以孝、悌、宽、亲贤、好德、恶贪、知礼七种道德规范自身。“明王”以“知”达“三至”，知贤任能，从而使世人以理天下人为尊、以安天下人为禄、以和天下人为乐，实现“至礼”“至赏”“至乐”。因此，“仁知相须”在孔子那里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仁知相须”使为政做官者掌握治理的规律，做到顺民情而治。“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为政者必须充分了解百姓的本性，此为“知”；要切实解决民众的真实需求，此为“仁”，二者兼备才能取得民众的信服。“仁知相须”使执政者以民为本，专注于人事。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因此，治理者必须做到专注于民生大计，而不是追求玄远难测之事，此为“知”；同时必须勇于承担重任、踏实解决难事，而不是一心只想获取功名利禄，此为“仁”，二者兼具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仁知相须”使执政者充分调动民众力量，实现最佳的治理效果。樊迟问仁，孔子言“爱人”，问知，孔子言“知人”。樊迟未达，孔子补充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处上位者，其举措影响深远，因此最重要的在于明辨是非，如此才能做到扬善罚恶，引导世人趋善避恶。“举直错诸枉”，此为“知”；“能使枉者直”，此为“仁”，二者并举才能使国家运行有序、充满活力。
总之，“仁知相须”始终贯穿于“人”的道德实践中，在“治学”“明礼”“成人”“为政”四个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解孔子道德修养、道德规范、道德人格、道德理想理论的重要维度。
（本文获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