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的行政效率——对标现代文明制度

皇权社会的行政效率

——对标现代文明制度

作者:恺然不肖

行政是社会运转的根本保证,毕竟人类社会自文明诞生以后,不管国家与民族如何产生融合,但政府从一开始就以各种面貌出现,规范人的言行,捍卫秩序与纪律,从而维系族群的生存发展。

古代社会是立足血统选择继承者,现代社会则是按照程序简拔管理员,无论怎样,人们其实并不关心二者的根本区别,只是通过最后的治理效果来判断形式的优劣,政绩是第一位的,其它都可以搁置再议。

在皇权社会里,也有英明的皇帝,在民主制度下,也有无能的总统,国情各异,造成不同的错觉。但分析当中的原因,能够看出不少实质性的端倪。

对一个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来说,要求蛮高,他需要亲自了解工作内容,不能坐而论道,此外,应该具有与人相处的能力,平易近人,这样才能发挥属下的能量,更好地团结集体,解决问题。

因此,做官要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做出成就,就得有管理经验,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具备相当的耐心来解决问题;也应懂得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机关算计,能够洞察人心,不容易被感情所左右,避免轻易诓骗,从而作出最佳决断,即便貌似无情,将来利国利民。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能明白选拔机制并不完全能够笃定统治者的水平好坏,完全要去关注他们本人的素质,在实践中经历过怎样的考验,最后会反应到具体作为中,高下立判。

中国古代的皇帝多数毕竟昏聩,除了开国宗主和几位中兴之君外,其余多数都是滥竽充数,轻一点的打酱油,重一点的搞破坏,这就是当政者没有选到合适的继承人所致。诸位太子储君要么年纪太轻,要么经验太少,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不清楚民间疾苦,所以匆匆上位之后,便会乱搞一通,胡作非为,最后将国家推入深渊,正是情理之中。

然而尽管君主专制饱受诟病,但有一个朝代却颇受赞誉,皇帝素质颇高,这就是清朝。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满清虽然是蛮夷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他们没有故步自封,更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吸取了历代历朝的兴亡教训,励精图治,对子孙后代要求甚严,选贤举能,秉承祖先遗志,创设制度,不拘一格。各个君王即便不是天纵英才,却也中规中矩,没有僭越妄为。在他们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没有出现过宦官干政,生杀予夺,自康熙铲除鳌拜以后,没有面临过权臣摄政,破坏体统。等到王朝末年,光绪虽然无权,却也积极学习,关心国家政治,没有荒废朝政,勇于担负起皇帝的责任,不遑多让。而溥仪虽然幼年继位,经历了社稷崩塌,江山易手,可仍惦念祖先荣耀,渴望有所作为,尽管是痴人说梦,可其敬业精神,确实值得钦佩。

其实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出众,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培养方式的作用。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拘泥于嫡长子继承制,导致历代王朝都为此吃了不少亏,选错了一个皇帝,那将前辈基业几乎等于毁于一旦了。清朝因之深以为然,痛定思痛,不是看出身年龄,而是依靠才能本领挑拣。而且皇室对所有子弟控御特严,不管以后要不要继承大统,都得抓紧读书,禁止荒废童年时光,点灯熬油地进行磨砺,可谓全面撒网,重点捕捞,在这样日积月累地努力经营下,总有几个优秀分子能被拔擢,脱颖而出,这样就保证了领导人的基本素质,不会太差。而在雍正期间,正式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更是赐予了后代选拔的灵活性,使得清朝皇子各安天命,愿意上进则行,不然随波逐流,没有发生多么严峻的皇位争夺,一切都十分和谐地顺利延伸。

当下的社会对血统论嗤之以鼻,思想观念如此,已经回不去了。有的国家只是保留了一个君主立宪的革命样式,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不能否认专制皇权下的一切丑恶,但也无法回避民主运作中的各种问题。因为人们以为制度发展了,社会进步了,那选择的领导人理应能力很非凡,品德很高尚,功劳很突出,但现实总是纷纷打脸,无法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素质与实际要求并不匹配。就像上文提到的,行政的难度很大,能力很重要,要是只观察德性,未免挂一漏万,求全责备。而且在选举模式下,人们的情绪往往超过理性,如果选举只是成为了一场游戏,与作秀相似,那大家似乎并不会当回事儿,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因此被表面的假象蒙蔽,选官如同追星,光会考虑对方长得好不好看,说的好不好听,广告投放的到不到位,而没有心思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更不在乎他是否“真诚”,于是让牵着鼻子走,进行被动选择,这样就等于滥用个人的权利,而且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未来必然承受这份荒谬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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