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火药枪(短篇小说)
一把火药枪(短篇小说)
⊙程双红
如果不是小卢匠在帮我检查那把捡来的火药枪时意外走火,我在二十中学里整天四处游荡的日子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声巨响发生时,我还站在小卢匠身旁,专注地瞅着他把玩那只火药枪,琢磨着它的结构,这活儿做得还真不赖,他赞叹道。我可以作证,当时他并没有去触碰扳机,但不知为什么枪就突然响了,像爆炸——那些小钢珠是怎么射出去的当然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只是结果:坐在小卢匠对面的我妈妈中弹倒下了,棚顶的两支灯管被击碎,同时被击碎的还有后面墙上的一面镜子和一个奖状,折射后的一颗钢珠还在侧面的窗玻璃上留下一片裂纹。等我从那声巨响中缓过神来,物理教研室里已经只剩下我自己了。
来到外面,初秋下午的阳光透过操场边那些大杨树的繁茂枝叶仍然晃得我睁不开眼。有些人在不远处看我,就像在看一个孤儿。我感觉自己什么都听不到了。后来才知道最初的传言:一个是我这个熊孩子由于受不了教训而开枪打伤了妈妈,一个是小卢匠因为争执而对我妈妈开了枪。我看见自己低着脑袋灰溜溜地穿过满是阳光的操场,因为之前出了身冷汗,头发都粘在了额头上,几个刚下课的老师远远地看到我时都露出异样的表情。反正我只希望所有人都看不到我,让我尽快穿过这个忽然变得过于宽阔的地面上每颗砂粒都在闪着耀眼强光的操场。经过校园西北角那个公用厕所时,我都没停一下,之前就是在那里发现那把火药枪的,它被包在旧报纸里,藏在了男厕所最里面的那个十字形通风口里。直到爬上学校院墙那个豁口,我脑海里才忽然浮现满脸是血的妈妈的样子。坐在那个豁口上,看着外面那些灰色的平房,我才近乎绝望地想到,要是妈妈死了,我怎么办?
妈妈的额头上至今还能隐约看到那个疤。她说那是1992年的事,我七岁。当初她从市内的十八中学调到郊区的这个二十中学,是为了照顾我方便。二十中学招收的学生多是附近几个工厂的工人子弟,这些平日没人管散漫惯了的孩子里有很多都是性情彪悍、好勇斗狠的。他们是在国产战争电影里泡大的,都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冲动,再加上文革期间发生的各种武斗事件对他们的熏陶,使得他们经常会憧憬着战争的爆发,可以让他们炸碉堡、堵枪眼、奇袭白虎团、智取华山,成为教课书里的英雄人物。当然,那时并没有他们想要的战争爆发,即便后来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也轮不到他们什么事儿,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时自行发动“战争”——各种打群架、械斗。那时候在一个中学生的书包里搜出自制的刀子、铁球、砖头甚至火药枪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当然能制造火药枪的都是些出名的狠角色,比如我那把火药枪的主人,就是九年级的一个男生。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又冷又狠的眼神,这个瘦高的家伙不是我们这片儿的,上初一时就捅伤过人。当教导主任拿着火药枪找到他时,他没做任何辩解就承认了。主任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毫不回避地对视着。主任抡起那把枪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把火药枪扔在他眼前,几脚就踹散了架。学校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据说他听到后也只是冷笑了一下而已。
其实,我拿着那把火药枪从厕所里出来,没走几步就被一个皮肤黑黑的男生堵住了。他叼着根烟,正靠着教室山墙吞云吐雾。他伸出手,眯起眼睛,示意我把枪给他。我往操场那边瞄了一下,没人。没等我躲闪,他已抢走了枪,然后把半截还燃着的烟吐到了地上,看了看枪,揣到了裤兜里,头也不回地往操场那边走去。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这时偏偏小卢匠出现了。这个小个子物理老师看到了热泪盈眶的我,立即就叫住了那个男生。问清情况之后,他劈头盖脸几巴掌打得那个男生抱着头躲闪不及。这就是那个时候解决问题的常见方式。谁要是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那是要被嘲笑的。“韩老师的儿子你也敢欺负,”小卢匠揪着个头比他还高的男生的头发,把那个脑袋摁到我面前,“仔细看着,记住了吗?!以后你要是再敢碰他一下,我就打断你的腿!”实际上,那时即使脆弱如我者,也是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跟同龄孩子们在一起玩,也是经常会打架的,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只有胆小怯懦才是最大的问题,会被鄙视。
二十中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个充满新奇事物和危险的地方。之前,我差不多每天都在那里游荡。它的每个角落都被我反复搜索过了——西侧教室后面那片杂树林,操场北边那个主席台下面的洞穴里,校办小工厂堆满金属垫片的厂房里,东侧那个储煤场(学校里取暖用的煤都在这里堆着),以及南面各个教室的窗外地界。我妈妈经常为我手上鞋子上粘满泥巴而恼火训斥我,而我却乐此不疲。我喜欢在那些角落里寻觅一些被随意丢弃的小东西,比如烟盒、火柴盒、半截没来及抽完的香烟、没有帽的钢笔、用秃的铅笔头、橡皮、写着歪歪扭扭的字的纸条、破旧的报纸、小人书的残页、皱巴巴的糖纸,偶尔还会捡到几分钱的硬币。那个储煤场里的碎煤堆上长满了那种横向生长的红茎小圆叶多汁植物,我喜欢长时间蹲着掐掉它们的叶子,只留下红色的茎,手指头上会粘满汁液和微酸略涩的味儿。即使是上课时间内待在那个空荡荡的物理教研室里,我也能从那些物理教具甚至是窗户栏杆上悬挂的圆型插座对嘴唇的感应电击中体验到非同一般的刺激……有一天,要不是提前下课的小卢匠及时制止了正举着一根长铁丝去钩那个位于高处的刀闸电门的我,估计我就被电死了。
下课铃声骤然尖锐地回响在校园里时,各年级的学生们就突然蜂拥而出遍布操场,此时身处玻璃窗里面的我总会感到一阵混杂着莫名兴奋与紧张的心脏颤抖甚至抽搐。那时我眼中的这个学校既充满了强力管制也有着各种短暂狂欢,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事件随时发生。我看到过上课时一个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的男生如何巧妙地把香烟插在铜管上然后从窗角小孔里伸到外面,趁老师不注意时偶尔抽上一口;还看到过一些不安分的男生怎样被愤怒的老师连踢带打地赶出教室,而一位过于崇尚暴力体罚的体育老师又是如何被那些愤起反抗的男生们追得满操场狂奔;看到过其他学校的几十个男生们闯进校园,疯狂地用砖头石块攻打一个九年级的教室,几乎砸坏了所有窗户,而学校里几十位男老师如何手持棍棒扫帚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我也见识过来自不同街区的高年级男生怎么把零星的冲突发展成几百名青少年还有少数成年人的大规模械斗的,那种砖石铁球乱飞、棍棒乱抡、不时还有各种火药枪响声的场面,让趴在房顶上看热闹的我既紧张而又激动不已。尽管最后总归是没人不带伤的,很多人被抓进了派出所,很多家长带着钱物去医院探望被自家孩子打伤的孩子,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所谓的是非对错、光荣与耻辱,确实只跟胜败有关,其他的都不重要。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人群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盲目好斗状态,实际上不仅仅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产物,也是不久之前才终止的那个动乱时期余波的某种折射。而且这种暴力思维与冲动所催生的各种过格行为,差不多要到八十年代初的那几次全国范围的“严打”之后才逐渐销声匿迹。那时少数好斗的头目变成了犯罪分子进了监狱,或是青少年劳教所,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进了工厂接了父辈的班,还有一小部分幸运儿入伍当了兵,或继续升级读书参加高考,余下的一小撮好斗分子则无处可去,整天无所事是地游荡在街头巷尾,被归入地痞流氓的行列,被人鄙视……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跟那些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的人一起成了同代人中最早下海经商的人。
这些不同类型的人里,有些人还是我妈妈的学生,每年春节时都会带点礼物到我们家里玩儿,都是些性情率真的大哥哥。等到他们渐渐远离我的视野之后,我已上中学了,从一个经常惹麻烦的淘气包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拘谨而又胆怯的少年。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小学和中学初期竟会有过那么多的挫败感。尤其是在那个离家很远的被很多高大树木环抱的周口三中,我感觉自己像个潜伏的野蛮人,除了变为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之外,再也没有其它赢得自豪感的途径了。
二十中学还在那里。尽管近在眼前,但妈妈调到别的学校之后,我平时几乎不会再去。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它从来就不是重要的学校,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要想跟别人说清楚它到底在哪里,就不得不耐心地说出3路公交车站终点、耐火厂和碳素厂。当然你是没有办法更为细致地对他们说出自己在那里的经历的——无论是校门外的那几十株大槐树,或马路对面挨着工厂院墙的高大的杨树林,还是暑假里空荡荡的操场上雨后积起的大片水洼上空成群盘旋的蜻蜓,或是大群大群的麻雀飞落到这里悠闲地晒太阳饮水,而你则时常会举着竹扫帚踏得积水飞溅四处追逐麻雀,或是用线拴上草叶引诱发情期的蜻蜓然后用竹扫帚把它拍在水里……反正最后总是会把自己弄成浑身湿透的泥人。有时候你还会爬上学校的院墙,再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杨树,跨坐在树杈上,吹着风,待上好半天……在我同龄的孩子里,似乎只有我对这里情有独钟,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只是没意思的“那边”。那时我以为有朝一日我也注定是这里的学生,可后来才知道,在我们那个小学里毕业的孩子们要去的对口中学还远在西边,靠近钢厂的二十三中学,一个比二十中学更不入流的学校。
去年,听妈妈说起当年的教导主任老刘去世的消息时,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那个凶巴巴的形象,而一个慈眉善目的生性乐观、充满幽默感的秃顶小眼睛的白胖子。这个晚年热衷于打麻将的老爷子讲的那些当年下乡做工宣队时的故事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个小卢匠后来调到了地税局,然后就再无消息。他的这个绰号源自样板戏《林海雪原》里的一个身材矮小的土匪角色。他们都是我记忆中的二十中学的象征。
二十中学的世界,跟我家所在的那一片平房区,似乎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对称——它总是空空荡荡的,是寂静的,给予我无限想象的所在,而那片平房,则是密集的,有很多七拐八弯的狭窄胡同和很多熟人的,充满局促感的地方。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味。在不断延伸的时间里,每次想到这个学校,最先浮现的几乎都是夏天里空寂的清晨,一个男孩从那个院墙豁口爬进来,然后穿过那片总是泥泞不堪的杂树林,从西侧教室的北端进入。站在操场上,有时候他会忍不住大着胆子喊一嗓子,啊!仿佛这里整个都是属于他的,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又能怎么样呢?那时,当他跑到北面校办工厂外的水池子前,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用激流清冷的水洗脸,最后又喝了一小口之后,我猜想,他一定是觉得,自己脑袋里的那个模糊的世界,跟眼前这个洒满清亮阳光的操场其实是一样的。(字数4135)
作者简介
程双红,又名程子君,作家、编剧。笔名:程晓枫、程虫虫、梅映雪、梅虹影等,生于八十年代,河南省周口市人。金牛座男子,以通透为理想,以简单为目标,人生信条为“一切看透,更要相信美好”。二十岁正式开始发表作品,青年作家,热爱音乐、武术、电影、旅行,写作十余年。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散见《河南日报》《芳草》《羊城晚报》《短小说》《精神文明报》《雪花》《现代家庭报》《扬子晚报》《青年作家》《人民日报》《长沙晚报》《吐鲁番》《青少年文学》《思维与智慧》《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报刊文摘》《37°女人》《小品文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佛山文艺》等刊物,诗歌、散文、小说作品入选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雪花神剑》《血海浪花》《苍茫》《法医龙飞》《面包树上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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