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埋下了他研究学术最初的种子。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秋天，还是清华大学社会系学生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1936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持续一个多月的细致的田野调查。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1936年秋天，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1938年春，费孝通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第二年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的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江村经济》这本书使费孝通一夜成名，却鲜有人知道背后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这本书是在费孝通的痛苦中开出的花。在该书出版后他在首页曾这样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1938年，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博士毕业后的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其间，他多次深入到云南农村调研，考察那里的经济状况。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育有一女。他走出曾经的阴霾，把生命的热情投入到学术和新的生活之中。曾经的痛苦记忆更使他懂得人生的真谛，他认为“不能痛痛快快地活，不如爽爽快快地死”，他曾说“要是在这一生虽有了做人的机会而并没有痛快地做个人，不是一件最可遗憾的事么？”1945年时，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47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两年后，费孝通北上清华任教。未来的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有希望。然而，十年之后，费孝通对学术的真诚和执着，却使他背上了巨大的罪名。1952年~1957年，费孝通当了5年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他还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因此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帐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组织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非左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这是费孝通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他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最后终于不许说话了。1957年以后费孝通只好选择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正是从这里发芽的。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1986年《江村经济》一书也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推迟了这么多年，是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被认为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同是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晚年时的他念念不忘，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理念虽历经几十年，但对当下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挚推荐“费孝通作品四部曲”，看懂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本丛书包括费孝通先生的四部作品《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乡土中国》。
费老书在中提到的问题，诸如乡村经济发展、乡土文化建设、乡村重建、婚姻制度、与子女养育等等，即使在当下的中国，也依然存在争议与难点。
在书中，费老不致力于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而是通过一种思考的方式，让今人借鉴、思考，进而得出自己的回答。
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内容汇编自网络及吴晓波对费孝通的介绍。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