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箭飞、林翠云丨风景与文学：概貌、路径及案例
作者简介
张箭飞，武汉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教授、博导，《长江学术》副主编；出版专著、译著《鲁迅诗化小说研究》、《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80》等，发表多篇涉及风景研究、植物交换史的论文。
林翠云，文学博士，讲师。现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化诗学研究。
引语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理论转向，突破了美学、人文地理学、图像学、文学批评等固守或特取的研究对象和范型，使得围绕“风景”所展开的研究逐渐形成庞大的知识谱系，并分蘖出三支貌似独立、但可互相挪用，时与文艺理论互惠的学科：风景学、地方研究和生态批评。风景学的四部著述堪称地标之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社会构成与象征的风景》、《风景与权力》和《风景与记忆》联合完成了风景研究核心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在开拓“从风景思考文化，从文化思考风景”研究主路同时，还铺设了一条重要支线——风景与文学。受其启发不断跟进的著述沿着心理-象征-（权力）媒介-记忆-身份认同的纬度推进、回溯或漂移，屡屡借光给或借重于文学案例，遂使这一支线领域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城市文学等交叠竞争的场所。
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3期。
风景与文学：概貌、路径及案例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理论转向，突破了美学、人文地理学、图像学、文学批评等固守或特取的研究对象和范型，渐渐形成了一种“跨界-互联”的思维方式，以此观察、描述和诠释历史、日常生活、视觉艺术乃至文学中的“风景”现象——这一现象，一度被当作美学之范畴（崇高/优美/如画）、绘画之亚类（风景画）、浪漫主义文学之大宗（风景诗/自然写作），人文地理学之关要（空间/地方）进入埃德蒙·伯克（1729-1797）以来的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的视野，如康德（1724-1804）、罗斯金（1819-1900）、福柯（1926-1984）、萨义德（1935-2003）、段义孚（1930-）等等。围绕“风景”而展开的界定、争论和个案研究，催化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谱系，分蘖出三支貌似独立、但可互相挪用，时与文艺理论互惠的学科：风景学、地方研究和生态批评。繁荣的学术势态反讽般地凸显了环境危机及归属（belongings）难题：形态迥异或略异的无根性（rootlessness）,错位（dislocation）、displacement (移位)改变着人与环境关系，同时改写他们的文化认同。
总览风景学学术地图，四部著述堪称方法论地标之作：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之《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1974）、D.E.科斯格罗夫之《社会构成与象征风景》（1984）、W.J.T.米切尔之《风景与权力》(1994 )及西蒙·沙玛之《风景与记忆》（1995）。段义孚将盎格鲁-美国诗人W.H.奥登首创的“恋地(topophilia)”一词发展成为风景/环境心理学的基础概念：“人类与其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1]这种人地依恋，虽非人类最大强度的情感，一旦恣肆起来，“地方或环境就会成为情感激推事件的载体或被感知为某种象征”。[2]由此而伸延的“乡愁和地方”、“爱国主义与土地”、“爱或恐惧的风景”等议题引起后继者持续关注。尤其是围绕“恋地”概念展开的社会学研究，多在他的话语阴影区域纵深开拓，例如，Xing Ruan 与Paul Hogben 合著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Human Habitat （恋地和恨地：反思20世纪的人类栖居，2007年）全面而细微地展示对于的土地的爱/恨情感如何塑造人们的居住方式和行为，渗入人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理念，从而使内城、郊区、街道、家宅、贫民窟、监狱等场所成为一定身份、特定心态乃至价值取向的外在表达——人们为什么留恋不舍一地？又因何故厌弃憎恨一地？对中国城镇化的复杂现实而言，他者关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性(placeness)”、“失地（placelessness）”等延伸概念的双向或多重思考颇有烛照亮度。赋予风景研究一种情感关照和人文关怀，这是段氏理论的最大贡献。
部分受段义孚启发，盎格鲁-英国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一直聚焦于西方地理想象中视觉和图像的作用，从风景“可视性”的形成过程导出一个重要定义：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a way of seeing ），发轫于15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和荷兰，渐及西欧（男性）精英阶层的特殊感知、体验和品味：“……对可见世界和观看者所看景色（也即被看见的东西）的艺术和文学再现”，[3]这一定义已经暗示出视觉与风景之间存在着某些权力关系（比如父权、帝国霸权），由此提炼的“空间的控制与集体认同形成”、“如画风景与土地所有权及使用”、“风景与性别”等思考为跟进者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向。特别是“风景性别化”议题早已硕果累累，正如科斯格拉夫后来所总结：“女性主义批评家批评家和艺术家试图重新研究景观、身体和女性特质之间的现代关系，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及其创造潜力，提出从男性身体和另类男性特质的角度重新观看自然的可能性。”[4]这一方向的学术进展，可从Josephine Carubia 等人编辑的《性别与风景：道德风景再商榷》得到佐证——该书标定的研究目标即为“验检作为权力关系的风景如何对性别化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5]按照她的理解：“作为一种媒介的风景，不仅反映出一定的道德编码，而且固化了社会所建构的性别套版（gender stereotyping ）”[6]
W.J.T.米切尔于1994年编辑的《风景与权力》初版是对风景研究20年的回顾与展望。数十篇不同领域或路径的风景（个案）研究经过归纳，呈现出这样的主旨：作为一个辩证的概念三一体（conceptual triad），风景可与地方、空间可互相切换，“是一个动态的媒介，我们在其中'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7]各种形式的权力，如法律、禁令、阶级、性别、种族、帝国等借助风景这一媒介得以形成和再现。可以说，选入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通过对风景画、摄影、小说等视觉要素或描述详实分析，将藏匿于田园、沼泽、荒原、圣地、沙漠、海滩风景背后的权力关系或竞争带入批判性的细查。编者本人在其“帝国的风景”一文中富有创见地假设：“风景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构型，与欧洲帝国主义密切相关”[8]，但又怀疑：风景并非西方独有的艺术，[9]中国传统介入风景话语有可能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及其风景起源神话。遗憾的是，囿于他自己的学科背景，他未能深入论述。然而，毫无疑问，他的怀疑可以助推中国学者进一步深思我们自己的风景/诗画传统中是否藏着一双“透明的眼球”、“内在之眼”、“帝国的凝视”？不同的取景角度和“成像”技巧会引起哪些审美差异？进而带起权力关系的变动？总之，米切尔有关帝国风景的假设启发了大量后继性或修正性研究。例如Jill H. Casid的《播种帝国：风景与殖民化》(Sowing Empire: Landscape and Colonization， 2005)就透过对移植异域植物的植物园园、殖民地种植园、风景园林等“帝国的梦幻之作”来观察“伴随欧洲扩张而影响到全球非欧洲地区的空间和社会感知、假想和实践”（科斯格拉夫语）。
某种意义上，应该是科斯格拉夫“观看”理论与米切尔的“凝视”阐发合力打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这一概念可用于考察殖民主义的文化特征。殖民化，依其定义，包含了对土地的挪用和占领，允许重写文化地理学家长期感兴趣的欧洲占领模式的海外转移、扩散和简单化（Norton, 2000:96-7）……殖民化要求无视先前存在的文化景观，例如，明显表现在他们将其当做'新世界’、荒野和被发现的伊甸园描述之中。”[10]当风景研究与后殖民主义合流并轨之后，爆发出更强大的反省和批判力量：对书写在土地表面的暴力和邪恶保持警惕。毫不奇怪，2002年再版的《风景与权力》会补入后殖民主义理论宗师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篇会议论文“虚构、记忆和地方”（1998）。从时序上来讲，此文晚于西蒙·沙玛95年出版的鸿篇巨制《风景与记忆》，但在主旨和内容的层面，二者构成抗辩性质的互文关系。
接踵《风景与权力》出版的《风景与记忆》稽古述今、纵横四洲，穿越千年，在重大纪念现场验审西方风景神话四大原型(木、水、石、阿卡迪亚)、再现和嬗变，将环境/生态史的基本关注“人类如何塑造了环境又如何被环境塑造”细分为更加具体的构想：人类如何将大地改造符合自己的想象，我们的记忆如何塑造我们关于风景的感知。如果说，前面三部专著偏于理论建构和风景阐释，那么，沙玛长达800多页的巨著，更像是一部四个风景主题萦绕一个基础动机“记忆”复调演义回旋的环境文化史。然而，与一般佯作客观的编年主题史不同，沙玛时时跳脱历时叙事的主线，打破历史学家“远观而不近察”的职业自律，不断“蒙太奇”回闪叠放他个人的风景体验。当个人记忆与家族-种族-国家-文化的集体记忆交织，当巨量的档案史料、视觉文献、文学作品、习俗信仰、轶闻典故与激情滂湃的表达汇融，《风景与记忆》势不可挡地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严格地讲，此书对于风景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无开创之功，但是，通过揭示一些认知时刻，比如“一个地方突然显露出它与古老而独特的森林、山脉或者河流的联系…… ”；[11]沙玛将晚近二十年来人文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一个重大关注“记忆与地理”情境化、具象化乃至画面化，[12]正如萨义德后来观察到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根时代，一个人努力在关于种族、宗教、社群和家庭的集体记忆中寻找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受历史破坏、远离动乱年代的过去。”[13]需要指出，沙玛的风景神话和记忆之旅的确开始于立陶宛森林，他的犹太祖辈曾定居于此伐木为生，后来又被驱赶出去。但是，他所寻找的并不是远离动乱的过去，而是混合着迫害、战争、离散和美好习俗及愿景的集体记忆，确言之，也即“丰富古老而复杂的风景文化传统”（沙玛语）。按照作者构想，《风景与记忆》的每一章“都可被视为一次挖掘，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开始，深入层层的记忆和表象，通向深埋于几世纪之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最初基岩，并再一次激活它，使它重获现代社会的认知。”[14]他的确实现了这一构想，尽管遭到萨义德的些许质疑。后者提醒我们必须警惕记忆的虚构特质：记忆可被选择性地篡改或夷除以满足一些非常紧迫的目的。因此，针对双方介入的“（圣地）耶路撒冷风景与记忆”，美籍阿拉伯裔文艺理论巨匠和盎格鲁-美国犹太裔的艺术史学家各自表述，难免冲突。沙玛在“导言“里深情回顾作为英籍犹太儿童，他如何通过捐赠树种参与以色列森林再造计划：”我们只知道，与根深叶茂的森林相反的风景就是尘土飞扬，因风蚀而满是裸岩和红土的地方。流浪的犹太人犹如尘土。因此，如果以色列没有自己的森林，那它又怎能稳固强大？”[15]的确，通过代代相继的努力，犹太人已经把他们认为失去千年的故国沙漠变成宜人绿洲，新的锡安——在沙玛看来，植被再造不仅改善了复国后的以色列人生存环境，而且恢复了犹太民族悠久的传统：从一片森林追溯犹太人的根源和摇篮；而在萨义德看来，草木茂盛的山丘和沙漠开出花来却掩盖了作为真实存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当地游牧民和农民的记忆。伴随着风景再造和置换，记忆亦被再造和置换：“……其本质就是以一种地理主权、一种帝国主义的主权代替另外一种权力，当地的权力。”[16]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回顾立陶宛森林里波兰人和犹太人冲突纠缠的历史时，沙玛却能够发现波兰民族诗人，超级爱国者亚当·密茨凯维奇的权力话语：“当密茨凯维奇高呼'立陶宛的森林’，仿佛它们只属于贵族以及他们的农奴、守林人和猎场看守时，我不得不说在我们的家族记忆中，也有关于这些密布着落叶松、角树和橡树的森林记忆。”[17]
撇开萨义德对沙玛的质疑，可以肯定：《风景与记忆》开辟了另一种历史叙事，大量生动案例注释并丰富与风景内缠粘连的几大概念，包括“恋地”、“身份认同”、“帝国”、“集体记忆”、“领土”等等。某种程度上，他所铺叙的四大风景神话亦可解读为“森林之恋”、“水之恋”、“山之恋”和“阿卡迪亚之恋”，产生于错综的权力关系之中，息息关联种族的文化认同、帝国的命运和自我发现。
总之，四部地标性著作或以其周密的理性思辨，或以其贯通多个领域的个案分析，界划作为动词的“风景”[18]流动的内涵和扩张的外延，联合完成了一套概念体系，包括：地方、空间、权力、恋地、记忆，文化、身份等等，而每个概念都已发展为更大价值的议题，激发出一个“饱含争论'激情和许诺积极且活着的传统”（凯·安德森语）。
比较重要的是：在开拓“从风景思考文化，从文化思考风景”研究主路的同时，这四部著作还铺设了一条重要支线——风景与文学。段义孚诸人借助自己的文学经验校检或强化风景学概念。实际上，四部著作的部分内容可被另存为“风景学/人文地理学框架体系里的文学研究”。例如，针对“爱国主义(patriotism)” 这样看似宏大的学术议题，段义孚要言不繁，简明定义：“爱国主义意味着对terra patria (父辈土地)或 natal land (出身地)的爱”；[19]扼要分类：“有两种爱国主义：本土爱国主义和帝国爱国主义”；[20]精准引入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兰开斯特公爵的几行诗句，突显爱国主义与“土地”、“家乡”、“出生”的情感维系，并通过关键词点读证明：绑定在一定风景修辞的本土之爱如何会导向帝国的野心：
这是英雄诞生之地，这是一个小小世界，
这是一块宝石，嵌于银色大海，
大海犹如堡垒，保卫我们的家园，
抵御寡欢的异国，入侵者的觊觎
这是圣恩眷顾的地方、这片土地、这个王国，这是英格兰……[21]
又例如：在讨论到“城市化和乡恋(urbanization and attitude to countryside)”，段义孚引入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因饥渴而知道水，因海洋而了解陆地”画龙点睛城市-乡村的对位关系，补入三位乡村诗人贺拉斯、陶渊明[22]和亨利·里德尔（Henry Needler）相近诗行，强调：理解对于乡村的热爱（段义孚把它列为一种特殊的恋地情结），必须通过“城市”，乡村的反意象，正如必须通过“羁旅（journey）”和“异国”来界定何谓“家”一样。
纵览《恋地情结》全书，文学与地理学互相阐发的范例俯拾即是。敏锐的美感与深厚的文学修养帮助段义孚完成了他人文地理学，或者说风景学理论的建构。学界普遍承认：“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23]其实，还应承认，在他弥合自然地理学有意造成的想象和事实之间的隔阂时，他把文学感知还给了地学，因而他的系列著作，从《恋地情结》到《恐惧的风景》（Landscape of Fear） 再到《空间、地方：经验的透视》（Space,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必然地成为风景与文学的最佳研究样本和方法论基础，进而被其他学者模仿和发扬。某种程度，沙玛的《风景与记忆》是扩展版的《恋地情结》，内含众多的文学案例和精彩的分析，比如，他在“森林神话”框架里展开的“风景与记忆”讨论，刷新了我们对于波兰文学的认知。趋于遗忘的胡索夫斯基长诗《野牛之歌：状貌、凶残和狩猎》和较少被读的密茨凯维奇长诗《塔杜施先生》获得了文本扩张——这就是风景角度的文学研究的意义之一：陌生化我们熟悉或遗忘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的第二节 “狄诺克拉底与道士”，沙玛关于西中山岳文化/文学有段精彩的比较：
即使考虑到1500年的时间间隔，像张道陵这样的道家大师与格曾·博格勒姆这样的狄诺克拉底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对群山的感觉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道士专注于虚化肉体性的实质，进入接受他们的岩石之中，力大无穷的雕刻家则把自己悬挂在岩石边上，用风钻把它切割成泰迪·罗斯福胡须的样子。因此，我们忍不住会去建构一种山峰文化史的朴素辩证法：西方的与东方的，至高的与神秘的，狄诺克拉底式的与道士式的。即便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中，充满了山的显灵与变形——何烈山、阿勒山、摩利亚山、西奈山、毗斯迦山、基利波山、基比恩山、塔博尔山、卡梅尔山、加略山、格格他和锡安山，——但对这些事件的最早的中世纪再现与道教或者佛教的同类表现形成了最为明显的对比。[24]
虽然墨甚少，笔者据此仍可猜出，90年代美国汉学界大热的道教圣地研究，多多少少波及到沙玛所代表的主流学术话语。一部主线贯穿四大洲的风景神话史，如果中国经验缺席或隐匿，这将成为研究者的视野死角。显然，一如米切尔，沙玛力所不逮。无论是中国的风景神话还是它的写作与视觉实践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非汉学家的他们浅尝辄止，但却能鼓舞本土研究者直面他们提出的问题。
由浩瀚的风景神话及其文字和视觉表征，沙玛归纳的几个核心论点业已成为后继者的研究出发点或逆向思考的参照点：
1.即使那些我们认为完全独立于文明的风景，只要详加考察，同样也是文明的产物；[25]
2. 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26]
3.我们所继承的风景神话和记忆必然有两个普遍特征，可延续数世纪的惊人持久力以及强大的影响力。[27]
《风景与记忆》之后不断推出的相关专著或是兼及文学关注，或是由文学进入，撬动更大的跨学科议题。Peter J Howard之《风景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 2011年）和其主编之 《风景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2013年）反映出30年来的风景研究基本沿着心理-象征-（权力）媒介-记忆-身份认同的纬度推进、回溯或漂移，屡屡借光给或借重于文学案例，遂使“风景与文学”这一支线领域活力四射。如William E. Mallory之《地理与文学：学科之遇合》（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1987年）。此书广取欧美作家的区域风景描写，将“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概念与现实地貌对读比照，进而夯实“风景是人类欲望和情感的大地作品（earthwork）”这一共识。
具体到英美文学研究，风景理论的介入无疑助推了角度不一侧重有别的“再思”、“重构”、“新发现”——Ann Bermingham 之《风景与意识形态：英国乡村传统，1740-1860》（Landscape and Ideology：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1986 版）、Malcolm Andrews 之《寻找如画美》（ 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 1990 版），Roger Ebbatson的《想象的英格兰：民族、风景与文学》（An Imaginary England: Nation,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1840-1920，2005年）Stephen Siddall之《风景与文学》（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2009年）均有方法论的建树和独到的发现。前三部各各锁定一个特定时期，创造性地化用风景学话语和范式，发现或诠释英国文学中的风景如何隐匿或暴露了错综的权力关系；文学对于英国风景之发现，之重塑，之消费的作用；以及作家的风景感知、体验和表达又如何帮助塑造了真实的地貌；其中，《寻找如画美》影响最为广远。对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风景美学转向与画境游时尚，安德鲁斯追根溯源、条分缕析、洞察幽微：
美学概念的如画美阶段从未真正结束过。我们把“the Picturesque”当作一个评价自然景色和古代建筑的术语使用，就像我们乔治时代的前辈们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不再为它的精确意义而烦恼。尽管如此，它依旧传递着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绘画、明信片、旅行日记和日历图片所宣传的理想化的乡村美非常相似，这令人感到欣慰。我们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表明，我们乐意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接近。如画风景的存在如今依旧非常明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鉴赏自然风景时，其标准依旧非常依赖一切能够框定或界定的风景：照相机的取景器取代了克劳德镜的功能，成为确定美丽风景的手段，用之于现代旅游业对自然风景的推销。……自然景色和建筑废墟曾经、而且一直是旅游魅力的两个主要因素，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现在应该保护的首要对象，这点绝非偶然。它们代表了早期的画境游游客，也代表了现代社会的游客。这是一个正在不断消失的文化及环境，我们大多数人对它已经相当陌生，但它却越来越具文物价值。
这个结论不仅能够启发中国景区如何提升文化价值和美学含量，而且引导我们调转一个角度重审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山水诗歌如何介入风景的重新定义和保护。
较之前面三部大书，结构明朗、言简意赅的《风景与文学》更像是一本“课题指南”：Stephen Siddall纵线勾勒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风景文本，横线标画三大研究主路：政治解读、女权主义解读和生态解读，预留了大量进入的空间，因为“风景比任何选题都要流行”。[28]
注释
[1]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93. 尽管学界一致把“topophilia“一词的发掘、定义和应用归功于段义孚教授，但他谦逊地在一些演讲和自传性著作里反复提到诗人奥登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加斯东的首创贡献。参见 Coming Home To China, 2007,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2]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93.
[3] Denis E.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 London & Sydney ,2001：9.
[4] 丹尼斯·科斯格拉夫：“景观和欧洲的视觉感——注视自然“，《文化地理学手册》，凯·安德森等主编，李蕾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5.
[5] Gender and Landscape: Renegotiating the Moral Landscape，edited by Josephine Carubia，Lorraine Dowler，Bonj Szczygiel， London: Routledge, 2005：1.
[6] Gender and Landscape: Renegotiating the Moral Landscape，edited by Josephine Carubia，Lorraine Dowler，Bonj Szczygiel， London: Routledge, 2005：1.
[7] 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2.
[8] 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5.
[9] 在此文里，米切尔特别提醒：“landscape” 一词既可以指一个地点又可以指一幅画。
[10] 丹尼斯·科斯格拉夫：“景观和欧洲的视觉感——注视自然“，《文化地理学手册》，凯·安德森等主编，李蕾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第380页。引文中的引文出自Cultural Geography: Themes, Concepts, Analy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96-7.
[11]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2013:17.
[12] 此书后来被BBC拍成5集纪录片，沙玛本人主播，译入多国电视频道，斩获多项传媒大奖。
[13] 爱德华·W·萨义德：“虚构、记忆和地方”，《风景与权力》，W.J.T.米切尔编辑，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63.
[14]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7.
[15]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
[16] 爱德华·W·萨义德：“虚构、记忆和地方”，《风景与权力》，W.J.T.米切尔编辑，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68.
[17]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0页.
[18] 在“导论”里， 米切尔开宗明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提出：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是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提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 《风景与权力》，W.J.T.米切尔编辑，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
[19]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100.
[20]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101.
[21] 笔者根据引诗翻译。莎士比亚原诗行行紧扣与土地关联的词语及意象，而一般中文译本或有形容词添加或有误解原文的关键词含义，如把“less happier lands” 译成“宵小”，遮蔽了一个历史事实：苦寒的北方异国，如苏格兰一直觊觎英格兰土地。
[22]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自谦不谙中文的中国人，段义孚对陶渊明情有独钟。他在“中国环境与恋地“一节里，再次分析了陶渊明诗歌的视觉要素与其乡村情结的关系。
[23] 参见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记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读书》, 2002年第11期:59-64.
[24]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2013:477.
[25]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2013:8.
[26]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2013:67.
[27]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2013:15.
[28] Stephen Siddall: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7.
编辑｜朱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