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九”下乡记
在西尧大队插队的部分学生合影
我小学六年级，“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二年后，没有考试直接到20中学读初中，我们这届学生被称为“小六九”。“小六九”由于年纪小，成了运动中的“消遥派”，我的日子优哉乐哉。
1966年11月，十三岁的我就和五个同学（四男二女）结伴坐火車去北京串联，在先农坛体育场和新高地体育馆住了20多天，还以红小兵身份参加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和同学们夏天下河游泳，冬天上坑滑冰打发时光。那些年月，知识没学多少，年龄一年年长。
1969年底，我父亲因写匿名信攻击“文革”而获罪，被判死刑缓期，父亲成为阶下囚，我的厄运也开始了。1970年春天，轮到我这个“可敎育好的子女”贴上“知识青年”的标签去广阔天地了。年迈的奶奶闻讯从塘沽直接来学校跪在地上央求：“这家只剩他一个男丁了，让李传龙留城吧……”
在西尧大队插队的部分学生1973年春节合影，第二排左边第一人是作者。
1970年5月11日那天，我和同学登上去山西插队的列车后，車站才放送行的家属进站台。家属们一拥而入，想早点和孩子再见上一面，于是发生了踩踏，为我送行的母亲被踩倒地上受伤了。我被叫下车送口鼻流血的母亲去医院。一个月后，我独自一人踏上下乡路。同学们到村子安置下就给我写信，告诉插队的地址，他们是集体行动，也弄不清路途怎么走。我提着行李一路打听，坐火車从天津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河南新乡转去山西长治，又转乘长途车去了长子县，再从长子县步行十五里找到插队的西尧村。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出远门，路又不熟，本该在东良田火車站下车离村近，却去了长治县站下車。二天的路程，一个人整整走了三天。
比我早到村的25位同学住在村里一座当地人称为“奶奶庙”的一座大庙里。庙的正殿是粮库，12个女生住三间南房，14个男生住三间北房。庙虽破，但是砖瓦结构，比村民住的土坯房好多了，村民讲知青是童男童女，住庙里能“镇”住。知青也愿意住庙，于是以后上级拨的盖房款就挪用盖了一座戏台。
在大庙里，同学们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了下乡第十二天村里发生的“5·24”事件。庙里有厕所，知青很少去村里厕所方便。村里厕所很简陋，露天，墙只有半人高。一个女生不知为什么去了村里厕所，方便完站起时，正巧一男社员路过，女生以为被偷窥了，大喊抓流氓。由于语言交流有障碍，俩人争执起来，女生只是一劲喊，惊动了庙中知青，男生冲出去支援，与听到喊声赶来的村民大打出手。留在庙里看家的一个男生吹起从天津带来的冲锋号助威，巧的是邻近村的知青来串门，在山上看了满眼，就冲了下来参战。村长以为是冲锋号召来的援兵，就召集村中民兵……双方虽无重伤，却惊动了公社、县公安局。送知青的老师那时还没有离长子县，表示如处理不好，要带知青返回天津，据说还报告了天津安办。长子县安办（当地称“五七办”）出面协调，总算把事情压下了。后来，知青了解了农村状况，知道是误会了老乡。
住进了26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多年断了香火沉寂的破庙也热闹起来。有一次村里晚上演晋剧，男生不爱看，半途回庙了，闲得无聊，觉得庙里只有仙没有鬼，就去女生房里支起木锨，挂上衣架，套上衣服，把看戏归来的女生吓得花容失色，大喊大叫。男生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与老乡熟悉了，村里的年轻男女也常来庙里跟知青 一块热闹，老乡有了头疼脑热的病也常来庙里向知青索取一些西药，那时村里赤脚医生只有自采的草药。
而庙外这个简陋的厕所，由于离庙近，通风好，男生以后常使用，厕所下面的粪坑为积肥倒是挖得很深，有一次我的一串钥匙掉进粪坑里，我搬了梯子脱了衣服下到二米深的粪坑，在一尺深的粪水中捞出钥匙，穿着裤衩就往河边跑去洗身上的粪水，吓得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落荒而逃。老乡们对厕所的简陋持开放态度，却对穿裤衩下河洗澡的知青大惊小怪，这就是当年城乡差距吧。
1994年作者重回西尧
刚下乡时，村里把知青分成三个组，一组跟女社员劳动，一组跟老弱社员劳动，我分在跟壮年社员一起劳动。那时年轻力壮，也不怕劳累。村里有二座砖窑，我去砖窑干活不怕脱坯运砖，愁的是夜里浇窑（定时往往烧好的砖上浇水，砖才能变成青色）睡不好觉。抽调去高灌站的知青干活就很劳累，到几里外河漕里去一趟趟拉砂子，去山上砸石头，搬石头，女生郭亚宁被石头砸断胳膊骨头，被刘琳送回五里地的村子，又送去十五里外的县医院，郭亚宁痛得满头是汗，紧咬牙关。刘琳心疼地说：“你疼就喊出声，不要忍着。”郭亚宁一声不吭，被知青誉为“铁姑娘”。
插队的年代，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饥饿和没钱花。知青把埋在地下的瘟猪刨出来吃。用弹弓去射杀老乡的公鸡，知道老乡要靠母鸡下蛋补贴家用。老乡们其实知道是我们干的也不说破。只是说“公鸡都没了，早晨听不到打鸣了，怎么早起劳动呀！”下乡转年，郭亚宁的母亲和弟弟从天津来村看望她，背着食品从东田良下车步行了40里。亚宁母亲把带来的饼干、炒面分给男生一半。我姐姐李宝茹在口粮都是白面的内蒙四子王旗下乡，知道我们常年连小米和玉米都吃不饱，更没有油腥，就从四子王旗给我邮来白面和羊油坨子，我用羊油烙油饼，连老乡闻见味也来尝尝，直说怪不得老辈人走西口，口外人生活就是比山西好呀。
村里知青把四块肥皀用筷子串起来刻上字冒充印板，夜里去场面粮堆上偷粮，还用偷来的粮食换成粮票再二角一斤卖掉。虽然我们知识不多，但还能根据县里饭馆沒粮票，一斤要加二角钱折算出黑市粮票的价格。经过“汗滴禾下土”的劳作和挨饿，知青也知道粮食的珍贵，第二年夏天，村里把谷子、玉米粒都集中在一个大场面晾干，忽然乌云滚滚滚，大雨将至，村民都慌忙奔上场面遮盖，知青们见状把知青屋里所有塑料布都拿出来遮盖粮堆。老乡们说多亏知青有这么多塑料布呀，要不然要损失多少粮食！
2004年我们又一次回到村里
下乡二年多，村里有些知青就陆续选调到县里，长治等企业去工作，干的仍是苦重脏差的活，但总算有了工资保障。后来村中只剩下三个知青了。同学大猷就托他父亲，天津某大学的校长派人带我的名单来长子县招我回津上学。招生的来县里看了我的档案就不敢招收了。从此我也断了上学、选调的念头。我一位同学从长子县长途跋涉去广东偷渡到香港被抓了遣送回来，他来村告诉我，在香港拘留所天天吃面包、牛奶，生活可好了。我只是听听而已，我知道如果是我偷渡被抓只能是和父亲一样坐监狱啃窝头了。还不如呆在村子里自由。我埋头劳动也不计工分，只要分我口粮就行。
1978年底，父亲平反出狱。插队九年多的我也终于能够回城了。1979底我办病退回津。临行前给老乡留了联系方式，希望咸鱼翻身的我将来能帮上乡亲的一些小忙。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乡亲沒断往来。在长子县交电站任经理的一位乡亲托我帮助县里购车，我组织单位的十位司机去提十辆雁牌车送到山西驻津办，帮助乡亲在津购买医疗器械，推销产品等等，尽我所能报答乡亲当年的包容和照顾。1995年，我村知青中一多半人集体回访西尧村，看到村里乡亲生活没有太多的改善，破庙长满野草，几近坍塌，很为伤感，临行时把一乡村的孩子小莉带回天津做保姆，这孩子在津生活了七、八年，得到全村知青的照顾。
为纪念下乡四十周年，我们长子县知青开始捐款修建知青林。2010年，我们的近二百名知青的回访活动得到县里极大重视和支持，活动中直升机航拍，长子县街道换上女警指挥交通，知青参观了县里的新产业，看到了农村有了新气象，知青向县里赠送了纪念鼎，在长子县欢迎知青大会上，我和郑娜同学登台歌唱“为了谁”表达了对第二故乡的怀念之情。我们西尧大队的知青从天津包乘一辆旅行大巴在长子县活动完又回到西尧村。我们向小学赠送了一台联想电脑。这次回村，看到村里变化很大，村里有了蜂窝煤厂、养鸡场……我们买了几十斤猪肉带回村，请乡亲们一起吃面片，忆往昔。
纪念下乡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李传龙和郑娜同学登台歌唱
2020年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疫情阻止了我们计划中的集体回访第二故乡，但隔断不了知青与乡亲的情谊，我们期待着重访西尧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