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弢：關於西遼紀年問題
魏良弢：關於西遼紀年問題
研究西遼王朝，由於史料的貧乏和舛误，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紀年問題。從現有的史料，如不加以分析，很難看出西遼王朝建於何年，亡於何時，更不要說其帝、后各自在位的年代了。這一問題如不解決，就有礙於探討其政治史以至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況。因此，幾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這一問題反復做了探討，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查清了西遼王朝的紀年，但是有些問題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筆者擬根據前人研究的成果和個人學習的體會，提出一些看法。下面先把基本史料列出，然後分述前人的推斷和考訂以及尚有異議的問題，最後做一小結。
一、基本史料
這裡所說的「紀年」是指西遼王朝的建立和滅亡的年代與各帝（后）在位的年代及其年號，而不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年代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史料現分別敘述如下：
見於漢文者：
（一）《遼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紀三」：
［保大四年（西元一一二四年）秋七月］，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複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
（二）《遼史》卷三十「天祚皇帝紀四」附「西遼本末」：
保大二年（西元一一二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耶律大石］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主，率鐵騎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及……十八部王眾。……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軍勢日盛，銳氣日倍。
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尸數十里。……
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
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
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後名塔不煙，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
（三）《聖武親征錄》：
戊辰（西元一二八年），春，班師至自西夏。避暑于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兒可汗。
己巳（西元一二九年），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
（《王忠慤公遺書內編·聖武親征錄校注》葉四十七、四十八）
見于穆斯林史料者：
（一）伊本·阿西爾《全史》：
菊兒汗活到五三七年拉賈勃月（西元一一四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八日），他死於這一月。……在他之後，他的一個女兒繼位。但她的［在位］時間不長，便死去了。在她之後，她的母親——菊兒汗的妻子和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繼位。河中地區在契丹人手中一直持續到花拉子模沙赫阿老丁·摩訶末（穆罕默德）在六一二年（西元一二一五／一六年）從他們手中奪取它。
（《全史》多倫堡本，第十一卷，第五七頁，轉引自《吉爾吉斯人和吉爾吉斯地區歷史資料》第一輯，俄文版，第六七頁）
（二）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
菊兒汗進抵八剌撒渾（巴拉沙袞），登上那不費他分文的寶座。他從阿甫剌西牙卜後人那裡接受汗的稱號，授與後者夷離堇·突厥蠻（土庫曼伊利克）。……他出兵拔汗那（費爾干）和河中，這些州邑也臣服他，……他就派他的大將額兒布思出師花拉子模，……額兒布思班師回朝。菊兒汗不久死了，他的妻子闊陽作為他的繼承人登上寶座，開始頒發敕旨。百姓都服從她，後來她因為淫亂，和跟她通姦的人一起被處死。還活著的菊兒汗兩兄弟之一被選擇來繼承他。另一個兄弟企圖篡國，因此給除掉。
……他向屈出律稱臣，在他面前屈膝；但屈出律不受這個，而是以禮待他，尊他為父，……一兩年後菊兒汗去世了，在他們繁榮昌盛地統治了三合恩（注：據英譯者波伊勒注釋，一合恩(qorn)等於三十年，「三合恩又五年」等於九十五年，此為伊斯蘭曆法之陰曆年。事實上該朝統治僅八十九陽曆年（現在一般學者認為西遼王朝統治時期為八十八年。——良注），即合九十二伊斯蘭曆法陰曆年（見漢譯本，上冊，第424-425頁。注19））又五年後，那個王朝之風熄滅了……
（《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十章；漢譯本，上冊，第四一八——四二二頁）
（三）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冊第二編「契丹和秦的國王和汗們的編年史」章「在這一時期的突閥斯坦和河中地區國王們的編年史」節：
據述，當女真國王進攻哈剌契丹國王並滅亡他的時候，哈剌契丹有一位有勢力的艾米爾，名叫圖西大夫（Туси Тайфу），從那裡（哈剌契丹）逃出來，進入吉爾吉斯、維吾爾地區和突厥斯坦。他是一位聰明而又很有才能的人。他用適當的方式從這些地區為己自集募了一支軍隊，並統治了整個突厥斯坦。［因此］他號稱菊兒汗，即偉大的國王。這一事件發生在伊斯蘭曆［五二二］——五二三年（西元一一二八——一一二九年）的月份中。在這以後，菊兒汗死去；他有一個八歲的兒子；［人們］把他扶上父位，同樣稱為菊兒汗。他活的時間很長，以突厥曆法計算為九十二年，相當於伊斯蘭曆法九十五年。他死於伊斯蘭曆六一年（注：伊斯蘭曆610年，相當於西元1213年5月23日——1214年5月12日。）。成吉思汗誕生之年（注：《史集》定成吉思汗生於西元1153年，見俄譯本第1卷，第二冊，第74-75頁。），這位菊兒汗應為出生三十四年，而他在位的二十五年左右（注：此節《多桑蒙古史》第一卷之附錄六「哈剌契丹」亦載入，見馮承鈞先生漢譯本上冊第179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與俄譯本在若干細節上不同，請參照。）。
（《史集》，蘇聯科學院俄譯本，第一卷。第二冊，第七八——七九頁）
此外：
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冊第二編「成吉思汗編年史」章「屈出律背叛菊兒汗」節：
雙方投入戰鬥。塔陽古落入算端（蘇丹）摩訶末（穆罕默德）之手，他的軍隊被粉碎。當屈出律聽到菊兒汗處於困境的消息後，他準備會戰。他急出發，進攻他（菊兒汗），當時後者的軍隊已分散開，於是包圍了他（菊兒汗）。因為菊兒汗沒有［別的］出路，他想恭順地向他（屈出律）下跪。屈出律不讓這樣做，並把他看作自己的父親，表面上給他以榮譽，而自己用［為自己］辯解的方式把菊兒汗統治的突厥斯坦地區和他的皇位攫取到手。菊兒汗過了兩年，因憂傷歸天，而國庫、產業、軍隊和動產，這些在三百零五年期間積聚起來的東西，全部落到屈出律手中。他在這一皇位上過了幾年。
（蘇聯科學院俄譯本、第一卷，第二冊，第一八二頁）
在拉文迪的塞爾柱王朝史中也有西遼紀年的材料，說第一菊兒汗的女兒一直統治到十三世紀初。巴爾托爾德認為這「不可能是正確的」（注：《巴爾托爾德文集》，第5卷，第545頁。）。
二、紀年的推算和考訂
我國明代學者根據漢文史料，首先推算了西遼王朝的紀年。完成於成化十二年（西元一四七六年）署名商輅等編撰的官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對西遼王朝的紀年做了推定；為醒目起見，代為列表附後（見表一）。
根據這個紀年表，西遼王朝共存在七十七年，起於西元一一二五年，迄於一二一年。《續資治通鑑綱目》獨於兩位女主未列年號，這可能是所謂「正統」的筆法。清初學者萬斯同的《紀元匯考》基本接受了這個紀年表，只是給感天太后和承天太后分別添補了「咸清」和「崇福」的年號，而且兩后和夷列都是即位當年改元。這樣各帝在位的年數就成為：耶律大石十一年，蕭氏六年，夷列十二年，普速完十四年，直魯古三十四年，共計七十七年。
《續資治通鑑綱目》的西遼紀年所依據的材料是上列的漢文史料（一）、（二），即《遼史》卷二十九和卷三十有關西遼紀年的部分；但是這部分材料在剪裁、編排上有許多問題，如不詳加考核，並參証其他史料，必然會產生某些錯誤。乾嘉時代的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指出：「唯《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即云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他舉出五條論據，証明西遼之亡絕不在辛酉宋嘉泰元年（西元一二一年），而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見上列漢文史料（三）］，即在戊辰（西元一二八年）之後。錢大昕對西遼世次紀年研究之後，做了如下表述：
「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為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二十年，合二後二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并康國十年，乃合在位二十年之數。」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西遼紀年」條）
其後，汪遠孫於一八二二年又「推錢氏之意，輯《西遼紀年表》」。該年表是逐年排列，現簡化附後（見表二）。
錢大昕一汪遠孫的《西遼紀年表》為許多學者所接受，如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和一九七九年新版的《辭海》所錄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但是許多學者對耶律大石的「延慶」年號從何年開始和承天后普速完被殺於何年（或者說直魯古即位後是否次年改元）尚有異議。
國外學者對西遼紀年的推斷、排定，因受史料的限制則比中國學者晚得多。瑞典學者多桑在其一八二四年出版的《蒙古史》第一冊中排列出西遼的紀年，現代為列表附後（見表三）。
多桑的西遼紀年表主要是根據馮秉正的《中國通史》，而馮秉正之書所依據的材料又是《續資治通鑑綱目》，所以多桑的西遼紀年表則不可避免地受到《續資治通鑑綱目》的影響。多桑雖然不能直接閱讀漢文原始材料，受到了限制，但是作為一位卓越的史學家，他並沒有全盤接受《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紀年表，而是考慮到我們上列的漢文史料（三），即《聖武親征錄》的材料，並且利用了他當時所掌握的穆斯林材料，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指出西遼亡於伊斯蘭曆六八年（西元一二一一／一二年）。這同中國卓越的史學家錢大昕在他之前做出關於西遼滅亡年代的判斷是一致的。他們的判斷為今天所發掘的新的穆斯林史料証明是正確的，下面我們將討論這一問題。
馬爾夸爾特也是對西遼紀年表的確定做出貢獻的學者之一，但是筆者對他的《東突厥方言研究》一書未得寓目，只能作一間接介紹。馬爾夸爾特的西遼紀年表發表於一九一四年《東突厥方言研究》一書中。他首次使用了我們上列的穆斯林史料（一），即伊本·阿西爾《全史》關於第一位菊兒汗死於西元一一四三年的材料。他認為《遼史》關於西遼的年代大部分是錯誤的，「特別是王朝的結束年代一二一年」。這是由於他本人不能直接使用漢文史料，而憑藉譯成西方文字的漢文史料的原故。當時這些譯成西方文字的漢文史料，有的漢文史料本身有問題，如《續資治通鑑綱目》，有的翻譯上有問題，如布萊特施奈德爾關於《遼史》卷三十「西遼本末」的譯文，這引起一個治學謹嚴的學者的懷疑是很自然的。但是他還是離不開漢文史料；他叫中國學生仔細地分析了《遼史》卷三十中決定性條文，得出五位帝后的在位年數，以第一位菊兒汗死亡之年西元一一四三年為基點，上推十九年為西遼王朝建立之年；下推七年為感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推十三年為夷列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十四年為承天后在位下限年代，再下推三十四年為直魯古在位下限年代，即西遼結束之年代。其年代附後（見表四）。
我們如把馬爾夸爾特的紀年表同錢大昕一汪遠孫的紀年表相比較，可以看出是完全一致。正如魏特夫和馮家昇先生所指出的：「他（馬爾夸爾特）的結果比他認識到的更接近漢文年表。」（注：以上對馬爾夸爾特西遼紀年研究的介紹均依據魏特夫和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第620-621頁，紐約，1949年。）但是，根據巴爾托爾德引用的馬爾夸爾特的年表，承天后普速完結束統治的年代為西元一一七八年。（注：見他為《伊斯蘭百科全書》寫的「哈剌契丹」詞條——《巴爾托爾德文集》第5卷，第545頁。）這樣則與錢大昕一汪遠孫的年代相差一年。錢大昕一汪遠孫年代定普速完被殺於西元一一七七年，直魯古立於是年，次年（西元一一七八年）改元；而巴爾托爾德引用的馬爾夸爾特年表普速完被殺於西元一一七八年，直魯古立於是年，並當年改元。
巴爾托爾德對西遼的紀年也進行了探討，他在一九年出版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一書中指出：屈出律俘獲直魯古「不遲於一二一一年的上半年」（注：《巴爾托爾德文集》，第1卷，第431頁。）。這是他根據一些穆斯林史料推斷出的結論。他在以後為《伊斯蘭百科全書》寫的「哈剌契丹」詞條中肯定馬爾夸爾特的西遼紀年「一般說來是正確的成果」。
魏特夫和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附錄「哈剌契丹」，對西遼紀年也做了探討，並詳列了大事年代。他們基本上是采用了錢大昕一汪遠孫的年代，即耶律大石之後的統治者都是即位次年改元；但在耶律大石采用「延慶」年號問題上取西元一一三一年為延慶元年。當然，他們同時也肯定了馬爾夸爾特的年表，並認為該年表「完全同錢大昕創立的、汪遠孫進一步充實的年表一致」（注：《中國社會史——遼》，第621頁。上面我們已引巴爾托爾德的間接引文，在普速完被殺年代上似不一致。很遺憾，筆者未睹原文，只能暫予存疑。）。
三、對幾個問題的探討
一個外國人，又不懂漢語，想真正瞭解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很難的。具體到歷史紀年，也是這樣。如中國的統治者不僅有「王」、「帝」這些等級不同稱號，而且還有「年號」以及「建元」、「改元」這些規矩，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都是很不易理解並且也不會給予應有注意的一些概念。所以多桑的西遼紀年也好，馬爾夸爾特的西遼年表也好，對這方面都很少給予注意；魏特夫由於同中國學者馮家昇先生合作，才注意到這些問題。
日本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它的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西遼紀年至少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耶律大石稱帝及其建元延慶的年代；普速完被殺年代，即直魯古是否於即位次年改元。此外，關於西遼結束的年代也有必要進一步証實。現分述如下：
（一）耶律大石稱王於西元一一二四年，已為漢文史料所載明。如《遼史》卷二十九：「［保大四年，秋七月］，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又如《金史》卷三：「［天會二年，十月］，午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金史》卷一百二十一也有同樣記載：「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眾。」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都歲在甲辰，等於西元一一二四年。
但是耶律大石稱帝僅見於《遼史》卷三十附「西遼本來」：「……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又是「甲辰歲」，它在這裡也只能是西元一一二四年，因為干支紀年法的一循是六十年，其上一循的甲辰是一六四年，其下一循的甲辰是一一八四年，都不可能是耶律大石即位的年代。但是根據上引的《遼史》卷二十九的材料，耶律大石一一二四年七月才離開天祚帝，率部西去的，怎會在此前五個月就到了萬里之外的起兒漫，並當起皇帝來呢？而且穆斯林史料載明在尋思幹（撒馬爾罕）之北的卡特萬會戰是發生於西元一一四一年（注：見伊本·阿西爾《全史》，多倫堡本，第11卷第536頁。），清代學者錢大昕認為這段史料很有問題，是傳聞互異所致（注：《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三，「天祚帝紀」條。）。筆者認為更有可能是《遼史》編纂者在剪裁、排列和連綴西遼王朝的原始史料時，因闇於史實又疏忽不慎所致。由於這段史料的模糊，所以對於耶律大石稱帝的年代說法不一：商輅等編纂的《續資治通鑑綱目》定為西元一一二五年，錢大昕一汪遠孫的《西遼紀年表》定為一一二四年，羽田亨的《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定為一一三二年（注：馮家昇先生譯為漢文，載《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7期，1936年。羽田亨並認為：是年「亦即西遼開國之年」。），丁謙《西遼立國本末考》、唐長孺《耶律大石年譜》（注：《國學論衡》，第1卷，第8期，1936年。）與魏特夫和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附錄「哈剌契丹」定為一一三一年。
筆者認為，耶律大石離開天祚帝北走後便稱王；西征站住腳後始稱帝；他的稱帝與建元延慶是同時。現論証如下：
一、漢文史籍中在耶律大石西征之前從未提到他稱帝，只說他稱王。這說明他是先稱王，後稱帝。
二、耶律大石在召集的七州及十八部王眾大會上聲稱「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借力諸蕃」，「共救君父」（注：《遼史》卷三十附「西遼本末」。），這明顯地是以臣子自居，不容置疑。
三、從穆斯林史料看，耶律大石從可敦城出發西征明顯地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一二八（？）至一一三四年，主要是征服喀喇汗王朝的東部汗國、高昌回鶻汗國以及吉爾吉斯，建都城於巴拉沙袞。第二階段從一一三七至一一四一年，主要是征服喀喇汗王朝西部汗國和花拉子模。但是《遼史》編纂者卻把這兩個不同階段的一些史實攬雜到一起，並且壓縮在很短的時間內。根據梁園東先生的詳密考証，耶律大石西征開始於一一三年春（注：梁園東譯注布萊特施奈德爾《西遼史》，第35-40頁。），這為學者普遍接受。朱外尼說，耶律大石先攻吉爾吉斯，遭到抵抗，因而轉向西進，直到葉密立，在這裡修建了新城，招致突厥語各部落，戶數達到四萬（注：《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417頁。）。顯然他在這裡已站住了腳，並且勢力和統治範圍比在可敦城時大得多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可能受到部屬的擁戴，高升一級，「文武百官冊立」他「為帝」。但是要完成上述一系列的活動——征戰、招撫、建城——看來一年的時間是不夠的，至少要二年的時間。
四、由上述史料推斷，耶律大石當於西元一一三二年在葉密立稱帝（注：唐長孺先生《耶律大石年譜》：「大石遂西進，建城於葉密爾河旁。是年（一一三一年）二月甲午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國學論衡》，第1卷，第8期，1936年。））。因為他的臣民絕大多數是突厥語部民，所以他采取了突厥語稱號「葛兒汗」（菊兒汗），而漢尊號天祐皇帝只是「復上」，以示不忘遼朝傳統。這說明耶律大石稱帝絕不是遼帝國的上京道鎮州（可敦城），因為遼朝從太祖阿保機開始沒有一個皇帝采用或兼用過「汗」的稱號。現在耶律大石是身在西域，處於突厥語部落聚居的地方，稱「汗」是隨鄉入俗，這也正是耶律大石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的明智之處。
五、根據伊本·阿西爾的記載，耶律大石死於西元—一四三年。根據《遼史》卷三十記載，耶律大石死於康國十年。這就是說康國十年為西元一一四三年，那麼康國元年則為西元一一三四年。《遼史》卷三十載：「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這段話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一定會理解為把延慶三年改為康國元年。這是歷史常見的現象，倒是預定於次年改元的例証不多。根據中原王朝的傳統，一般情況下稱帝才建元，反過來說，建元即返証了稱帝。耶律大石「通遼、漢字」，做過翰林應奉、承旨，一般情況下也會遵循中原的文化傳統。
這樣，筆者可以把自己的意見歸結如下：耶律大石於西元一一二四年離開天祚帝北走後便稱王；於一一三二年在葉密立始稱帝，建元延慶。
（二）承天后普速完統治到何年，即直魯古即位後是否次年改元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到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按照中原的傳統，合法繼承人在即位後一般是次年改元，如果皇帝被廢、被殺則繼承人一般當年改元。但這只是「一般」，也有不少「例外」。如遼朝多數皇帝即位的當年即改元。大多數西遼史研究者認為耶律大石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可能他及其後代采取中國正統的改元方式，即繼位次年改元。誠如是，則因淫亂遭殺的承天后普速完的繼位者直魯古應該當年改元才是。明代《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編篡者和清初學者萬斯同就是持這種觀點，定普速完被殺與直魯古改元為同一年，即天禧元年。錢大昕則認為普速完被殺於崇福十四年，直魯古繼位後次年改元為天禧。他批評萬斯同的《紀元匯考》，「是承天后稱制實十五年，與遼史尤不合」。但是客觀講，錢大昕的這種批評並不正確，因為根據中國傳統的紀年方法，統計在位年數是根據年號。承天后普速完在崇福十五年（西元一一七八年）被殺，直魯古繼位當年改元，即改崇福十五年為天禧元年。這樣在紀年表上崇福還是只有十四年，即承天后在位年數仍為十四年，絕不會成為十五年。看來馬誇爾特的中國學生也是同商輅、萬斯同的認識一致，所以在馬爾夸爾特的西遼年表中把承天后普速完統治結束年代定於西元一一七八年（注：見巴爾托爾德《哈剌契丹》（《伊斯蘭百科全書》詞條）——《巴爾托爾德文集》第5卷，第545頁。）。
（三）西遼王朝結束於西元一二一一年，自從多桑提出這一推斷至今已有一個半多世紀。在這期間又有一批穆斯林史料被發掘、整理、翻譯和研究，使我們有可能証實多桑這一推斷的正確性。上列穆斯林史料（三），即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冊第二編「契丹和秦的國王和汗們的編年史」章「在這一時期的突蹶斯坦和河中地區國王們的編年史」節指出：最後的一位菊兒汗死於伊斯蘭曆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四），即同書、同卷、同冊、同編的「成吉思汗編年史」章「屈出律背叛菊兒汗」節載：在被屈出律俘虜後，「菊兒汗過了兩年，因憂傷歸天」。按伊斯蘭曆六一年，相當於西元一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一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減去直魯古被俘後活的兩年，那他的被俘，即西遼的結束，應在西元一二一一年下半年至一二一二年上半年之間。《遼史》卷三十「西遼本末」載明，直魯古被俘是在「秋出獵」時，這樣則應為西元一二一一年的秋天，即伊斯蘭曆六八年的上半年。看來巴爾托爾德推斷直魯古被俘「不遲於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不正確的。因為西元一二一一年上半年是伊斯蘭曆的六七年的下半年，這與拉施都丁的記載則相差伊斯蘭紀年一年，即六七年加二年等於六九年，而不是六一年。上列穆斯林史料（二），朱外尼說，被屈出律俘虜「一兩年後菊兒汗去世」。這說明他被俘後活的時間絕不可能超過二年。
遼亡於西元一二一一年，還有一個旁証材料，即上列的史料（四）。拉施都丁說：菊兒汗的「國庫、產業、軍隊和動產，這些在三百零五年期間積聚起來的東西，全部落到屈出律手中」。《史集》在一般情況下都是用突厥曆法，即太陽曆，否則均予標明伊斯蘭曆，這裡應是突厥太陽曆。那麼從西元一二一一年上推三百零五年，則為西元九七年，恰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之年，這不能認為僅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人們知道，《史集》的作者接觸過一些秘府典籍，其中有可能包括金、遼的材料。拉施都丁把遼與西遼都稱為「哈剌契丹」，認為他們一脈相承，所以把西遼與遼朝連在一起計算，從西元九七年耶律阿保機稱帝至一二一一年直魯古被俘去位，一共三百零五年。
四、小結
現在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筆者的一些看法，製成西遼紀年簡表一張（見表五），作為小結。
附：
表一
{K23C175.JPG}
（此表材料來自《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至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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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疆社會科學》1983年04期第121-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