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越军就算当了俘虏，还是很不老实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面对我军大兵团作战的迅猛攻势，守不住阵地的越军，只能化整为零，化军为民，三五一伙，四处逃窜，和越南老百姓混杂在一起。因此，被我军抓获的越军俘虏，身份情况非常复杂，军民难分，官兵难辨。本来是正规军或者武装公安，但往往自称是农民、民军，年龄30多岁的报40岁，17、8岁的报13、4岁，不少俘虏改名换姓，乱编部队番号，假报出身籍贯，有的身份一天三变。

据统计，广西方向收容的893名越军俘虏中，身份比较清楚的只有252名，占28%，身份不明的高达72%。俘管所为了搞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反复认真地进行甄别审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进行宽俘政策宣传，消除恐惧心理。由于河内当局大肆进行反华排华宣传，捏造事实，煽动民族仇恨，胡说当了俘虏不是活埋就是剥皮、打毒针，以此欺骗越军官兵和老百姓。所以越俘在战场上负隅顽抗，被抓获之后既害怕又顽固，特别是杀伤过我方军民的俘虏，抱着等死的思想，拒不交待自己的身份。

军官俘虏农大刚，被俘虏时身上带有身份证件，明明是少尉侦察队长，但他拒不承认，还说什么“我现在就是菜板上的肉，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杀就杀，要想从我嘴里捞到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士兵俘虏黄文忠对其他俘虏说：“你们不要讲实话，讲真讲假都是要死的。”“如果暴露自已是军人或者民军就算为俘虏，罪恶就大了，如果说是农民就不成为战俘，就没有什么罪了。”

因此，大部分俘虏都说自己被抓前是农民。很多越俘反映，在越南根本没听说我军的宽俘政策，所以对我军的这一政策持怀疑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和态度，俘虏到俘管所后，首先进行宽俘政策的教育，反复向他们宣讲《俘虏须知》；其次采用各种形式组织他们学习，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按规定发放物品，受伤有病的及时给予治疗，做病号饭。

在我军宽俘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俘虏很快稳定了思想，逐步消除了敌对情绪。俘虏丁德庆说：“这里的事实和河内当局的造谣攻击完全相反，我们是受害者，中国军队的确是执行宽俘政策的。”思想很顽固的农大刚经过教育之后也有转变，他说：“在越南只听电台、看报纸，很多事情我是不懂的，来到这里后才知道。”他后来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交待了越南公安屯的一些情况。

一名叫武洗卿的俘虏，开始非常害怕，改名为阮文清，1975年2月入伍改为1978年5月，24岁改为20岁，班长改为战士，上士军衔只报二等兵，部队番号也是乱编的，经过宽俘政策教育，看到我军言行一致，消除了恐惧心理，主动报告了真实身份。

反复宣传报真名、讲真情的好处。俘管所对越俘讲明，如实交代身份不仅便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家人通信联系，还可以减少将来释放时可能造成的麻烦；不管是正规军还是民军、军官还是士兵，不管其在战场上表现如何，我们都一律给予宽待；过去说假话，现在讲真话，我们同样欢迎，不受任何歧视。通过宣传，越俘的思想态度明显好转。主动更改原来报假姓名、部队假番号，假籍贯、假身份的达186人。

查经历、查证书信、查人事社会关系和观察言行举止。在甄别工作中，审查核对俘虏登记表，他们自己填写的简历和人事关系，把简历与年龄、我军前沿部队介绍的情况与俘虏本人的交代、他自己讲的与到俘管所后的行动表现，逐一加以对照，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中抓住线索进行甄别。

俘虏黄文嘎，年龄为21岁，前沿部队介绍和本人交待都是高平省公安厅照相工人，但是他的简历中却写道：1976年3月被迫入伍，4月逃跑回家，5月被安排在公安厅工作。从军队开小差后，不仅不受任何处分，反而进公安厅工作，这是和越军规定相违背的反常现象。在两次提审中发现，该人有照相技术，但言行举止不像工人。黄文嘎对自相矛盾之处无言可辩，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照相工人，而是高平省公安厅的公安中士。

利用俘虏中的骨干暗中揭发，以俘认俘。俘虏中有的本来就对河内当局很不满，被俘后经过宽俘政策教育，表现积极，愿意提供情况，因此在甄别身份中用骨干以俘认俘，是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俘虏黄文忠，本来是越军炮兵部队的通讯员，但是隐瞒身份，自报是学生。他在俘虏班偷偷吹嘘自己同中国军队打过11次仗，被俘虏班长武某听见，武某立即向俘管所汇报。在后来的提审中，黄文忠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俘虏裴进，被俘后只交代是生产部队，俘虏范某知道后，揭发裴进和他是一个连的，是作战部队。俘虏黄文定、黄玉河、黄文平、黄文俊、黎基明自报是农民，俘管所找和他们同社的民军副指导员丁某了解情况，经过做工作，丁某揭发他们都是民军，而后对这五个人分别提审，他们最终都承认是民军。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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