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概述（八十五）——南宋（一）
本期主要介绍南宋初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农民起义。
农业
绍兴元年（1131年）起，金军虽然还不断发动南侵战争，但不再渡江，南宋政府便开始着手恢复江南地区的经济，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减免税赋，兴修水利。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达成以后，淮南等地本来有大量荒地可以开垦，人口也较为稀少，但在奸相秦桧在世时，情况未能有所改变。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秦桧死后次年，南宋政府才移民于江北，逐渐开始恢复淮南等地农业发展，并以垦种三年地即归移民所有、五年至十年不征田赋等优惠条件吸引移民。当时，临安府於潜县楼璹（音 孰，1090—1162年）在衙署两侧墙上绘《耕织图》，向农民宣传耕种和丝织的基本技术知识，为中国农业史上的创举。
在江淮地区，南宋军队在绍兴年间开始在四川、荆湖、淮南等地进行屯田、营田，但成效不大，官兵收获不抵支出，多招人佃种，后更以类似现代招标方式出卖官田。迟至宋孝宗时，才逐渐安置流民，恢复淮南经济，并修复了旧时的圩田。
长江以南除部分地区曾遭受金军劫掠外，至南宋后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是南宋的农业主产区。南宋初期数十年间，在各地修复水利，鼓励官吏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较大的有湖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的龟塘、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的山河堰、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的练湖、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的鉴湖、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的东钱湖等。十国时期以来，南方就有圩田的建设，南宋时在当涂（治今安徽当涂）、芜湖（治今安徽芜湖）等县圩田占十之八九，最大的永丰圩（在今江苏南京市溧水区南）占石臼湖的东半部，有田近千顷。但永丰圩自北宋末就长期被权臣控制，宋徽宗时蔡京霸占有包括永丰圩在内的江南圩田多处，南宋初高宗曾将永丰圩赐给韩世忠，后又赐给秦桧，直至秦桧死后才收归南宋政府所有。高宗在位期间，并未热心于水利建设，许多水利意见往往被搁置或忽视，到孝宗即位以后，才改变了这一情况。
现代江南圩田，图片来自网络。
南方各地农民在南宋时期增加垦田面积，以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一些硗确之地也被垦为田亩，两浙、江西等地地方官吏曾一度增收这种改良田亩的苗税。北宋时期已经开始种植占城稻，至南宋初年江南西路稻田大多是早稻，而苏州（治今江苏苏州）、湖州（治今浙江湖州）等地用占城稻部分地区一年可两次收获，丰年上田一亩可收五六石，因此南宋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
手工业
南宋的矿冶业和铸币业都较北宋衰退，由于南宋铜冶业产量减少，不足以作为铸币原料，铜钱又因市舶贸易外流，江南地区主要用纸币“会子”进行流通。
南宋的丝织印染业有很大发展，除家庭手工业形式外，还有许多民营丝织印染手工业作坊，品种多、质量好，如遂宁（今四川遂宁）所产的越罗，似绍兴府（原为越州）所产罗而质量更佳。南宋墓中出土的部分丝织品中，大量为印花、彩绘丝织品，图案有各类花卉、飞禽走兽、亭台楼阁和人物等，表现了当时高超的丝织印染技术。此外，苎麻、棉花所织布也逐渐进入南宋百姓的日常生活。
南宋时瓷器制造业到达新的水平。南宋在临安凤凰山和乌龟山下开官窑，仍保持北宋官窑的风格烧造瓷器。
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产越瓷，也称越器；处州龙泉县（治今浙江龙泉）及瓯江沿岸产青瓷，受越窑影响。江南西路的景德镇（今江西景德镇）在南宋已经成为重要制瓷业中心之一，所产瓷器有“饶玉”之称。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窑主要仿制其他名窑产品，建阳（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窑产黑瓷。此外广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德化（今福建德化）等地都产用于外销的瓷器。
南宋的造纸业也有发展，纸的种类有白色、自然色等，还有薄厚粗细之分、全料半料之别。江浙所制纸厚而色白，蜀地纸细而重，皖纸轻薄，建阳多自然色竹纸。建阳书坊还专用山椒果实煮汁染纸，使纸坚韧而防虫蠹。南宋还制有红、紫、褐、黄、碧等色笺，以红色笺最流行，极为精致。
南宋政府、寺院、书坊都刻印书籍，这使得雕版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当时刻印书籍数量之多、技艺之高、流传范围之广，达到空前的程度。在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因经济较繁荣、文化较发达、纸的产量较多较好，印刷业都很发达，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且形成了各地独有的风格。临安是南宋刻书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很多北宋在开封开设的书铺迁徙至此；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苏州、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抚州（治今江西抚州）、吉州等地都是重要的刻书中心。而福建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书坊刻书数量也很大，蜀地的成都、眉山也是重要的刻书地。
南宋的造船业规模也很大。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等地都有海船厂，宋高宗逃亡时就曾从这些地区征集海船数百只。而钟相、杨么起义中，起义军在洞庭湖修建车船、楼船，大车船分三层，高十丈以上，可载千人，小船也高数丈，船上置轮子，用人脚踏带动轮击水前进，速度较快。宋金采石之战中，虞允文用车船及艨艟战舰、海鳅船击败金军，海鳅船航速快，便于追逐，在水战中有优势。南宋造船工匠的技艺从远洋海船和战船中都可见一斑。
商业
南宋时的商业较北宋更为发达，其所造铜镜、书籍、瓷器等物远销于金国和西夏境内。两广、福建、两浙等沿海地区常有大商船往来贩运商货。
南宋的对外贸易更盛况空前，江浙的丝织品、瓷器、铜镜、书籍大量输往日本、高丽等国，而海外贸易主要面向南海，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输出瓷器、铜钱等物，最远可到达非洲中部东海岸地区。
南宋初期“南海一号”沉船复原模型，图片来自网络。
南宋因铜钱外流，高宗曾下令严禁将铜钱携带至国外，仍不能禁止，而南宋每年铸钱不过八万贯，最多时不过十六万贯，这使得公私贸易不得不用纸币进行。南宋在临安置行在会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会子分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等四种，另外还有特定地区使用的“川引”、“淮交”、“湖会”等纸币。另有钞引，作为商人输纳现钱后政府发给商人批发盐、茶、香货等物的凭证。由于南宋没有足够铜钱兑换纸币本钱，而发生通货膨胀，之后南宋不许民户用纸币交纳课税，导致其币值更加跌落。
南宋初期统治者虽然对金国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但讽刺的是，这些统治者却不断对南方各族百姓以抗金为名征派税役。北宋时所定的两税、身丁钱米与和买而来的绢帛等，南宋将其增加五倍以上，而在输纳之时又加“正耗”、“加耗”等，数目大多超过正额。交纳时下级官吏也要百般刁难，挑剔谷物成色及绢帛品质。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农户托揽户（专门承揽他人税赋输纳并从中取利）代为交纳，又受到揽户的剥削。在此之外，民间所有钱物交易都需抽取每一千钱五十六文的“经总制钱”。
（建炎三年十月）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南宋还有“月桩钱”，即按月从州县派发至军队的一种赋税，州县无钱可出，就巧立名目剥削百姓。南宋江南农民大多栽种占城早稻，南宋统治者征收两税及其他杂税时，借口早稻不能长期保存，要求秋苗及和籴米均要晚米，使得纳税民户不得不向豪强兼并者购买，成倍加重纳税户负担。南宋统治者还向百姓按亩、按户征收军器制造所需的翎毛、箭杆、皮革及各种铁、竹、木等物料，而贫困百姓没有这些物品，只能高价从豪强手中求购。
尽管南宋统治者在百姓身上极尽剥削，但得到的粮食布帛却并没有用于全力抗金。金军节节进逼，长江中下游地区都遭到金军的野蛮破坏。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宋军将领趁机掠夺各地百姓，与强盗流寇无异，如李成、孔彦舟等。李成原是北宋雄州士兵，后为县令，金军南侵后依附于奸臣黄潜善，时而为官兵，时而为盗寇，在淮南西路等地抢掠，后企图割据，被宋军击败后投降伪齐，在金海陵王时任真定尹。孔彦舟（1106—1160年）原为康王赵构幕僚，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反叛，率众经淮南、荆湖等路抢掠，后投降伪齐，作为伪齐、金军爪牙南侵。
南宋初年的土地兼并也极为严重。南宋皇室和官僚将领大多原本没有在南方的土地，在到达南方以后，便以抵御金军为借口，大量霸占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南方的地主、富商也趁南宋初账目混乱之机，利用权力兼并土地，并隐瞒个人真实财产以规避赋税差科。ta们先对价值最高的水田圩田下手，如前述永丰圩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所谓南宋“中兴四将”中的张俊（1086—1154年）贪鄙成性，解除兵权归乡后每年收租达六十万斛米，占地不下数十万亩；将领杨存中（1102—1166年）在乾道元年（1165年）将楚州宝应县（今江苏宝应）四万亩农田献给南宋政府，说明这还不算他产业的主要部分；岳飞在被害以后，家产被南宋政府没收，有水田七百多亩、旱地一千一百多亩，在当时的南宋大将中，已经算是占地最少的。
南宋初期的天灾人祸导致南方多地农民失去生计，被迫揭竿而起，反抗南宋统治及各地强盗流寇袭掠。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建炎四年起义爆发后治今福建武夷山市）、江西路的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和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等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而尤以发生在荆湖南路鼎州（治今湖南常德）的钟相、杨么（一作幺）起义时间最久、影响力也最大。
北宋末年以来钟相（？—1130年）利用宗教在鼎州一带结社，帮助农民互助以发展生产，有大批农民前来参加。北宋末年他提出“当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得到周边百姓的支持。南宋建炎四年二月，湖南地区百姓受到南宋统治者的苛刻剥削，又遭金军南下蹂躏，此时孔彦舟等流寇集团也进入澧州（治今湖南澧县）一带掠夺，钟相便发动起义反抗。此时钟相势力遍布鼎州、澧州、荆南府（治今湖北荆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和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的十九个县，他建立政权，国号楚，年号天载。起义军提出参加者免除税赋差役，不受法令束缚，并提出要诛杀官吏、儒生、僧道、卜祝等人，而不伤害农夫、渔民等底层百姓。这使得鼎州等地的官吏、地主、豪绅等极为恐惧，ta们勾结孔彦舟等流寇，将其引入鼎州，以共同镇压起义。孔彦舟则散布假消息，声称自己将向东进发，离开鼎州地区，使钟相受到麻痹，同时起义军中也混杂了大量孔彦舟的匪徒。这一年三月底至四月，孔彦舟率军里应外合，攻破钟相的水寨，钟相及其家人大部分被杀害。其部下杨么（？—1135年）继续进行斗争。
孔彦舟虽杀害钟相，但早已经是南宋的叛将，自知不为南宋所容，便北上投奔伪齐。而杨么等人仍在反抗南宋统治，因此南宋又派人进行镇压。杨么建寨于鼎口（鼎江口，鼎江即今沅江，南宋时洞庭湖面积广大，鼎江入洞庭湖口在今湖南汉寿县西北），陆耕水战，自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多次以车船击败南宋水军。车船本来是南宋所用战船，用人脚踏带动船两侧车轮击水前进，速度较快，大船上建有两三层楼，具有优势。车船在战斗中被起义军俘获，以后起义军便大造车船对抗南宋水军，尤其在绍兴三年（1133年）的鼎口之战中，起义军用车船碾压撞击南宋水军的较小船只，来自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南宋水军几乎全军覆没。
南宋统治者见不能用水师击败起义军，便企图用筑寨进逼的办法，扼杀起义军的经济来源。绍兴四年（1134年）起义军利用夏季水涨攻破宋军所筑寨，宋军死伤惨重，起义军声势大振。最盛时的起义军已经同时期南宋和伪齐都派来使者，企图“招安”起义军，但都被起义军杀死。
由于南宋北面不得不抵御金军和伪齐的入侵，杨么逐渐成为南宋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岳飞等南宋官吏都表示杨么与伪齐勾结，必须尽早消灭。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岳飞率岳家军到达潭州，不久张浚也亲自前往潭州督战。岳飞在五月逐渐向鼎州进发，此时北方战线吃紧，张浚、岳飞不得不回到前线，但岳飞表示要尽快消灭起义军，才能回到临安。岳飞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各个击破。六月，岳飞先攻破杨钦水寨，杨钦投降；又攻杨么水寨，杨么兵败自杀，随后起义军基本瓦解，纷纷投降，起义失败。
起义失败后，岳飞将起义军船舰编入原无水军的岳家军，被俘、投降的起义军青壮也编入岳家军，老弱者放归田里，并免湖湘地区三年田赋以示宽慰，缓和了这一地区北宋末年以来持续激化的社会矛盾。
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南宋统治者得以偏安一隅，将二十五万两银、二十五万匹绢的岁币都摊派到南方百姓头上，而原来的苛捐杂税更是有增无减。因此，南宋境内的小规模农民反抗事件，时有发生。
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絁錢、醋息錢、麯引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爲戶部侍郞，責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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