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轮胎百年奋斗史（上）

近100年来，我国轮胎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艰辛努力和顽强拼搏，逐步实现了从轮胎弱国走进世界轮胎工业大国的梦想，并朝着全球轮胎工业强国坚实地迈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一同来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顾民族轮胎工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

萌芽（1926-1937）

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一场争论在主要股东内部展开了。

争论的焦点是大中华橡胶厂的的主要创始人薛福基提出的大中华橡胶厂要不要转行做汽车轮胎。

成立于1926年的大中华橡胶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当时国内主要的橡胶鞋生产厂。1928年年底，刚成立两年的大中华橡胶厂共生产胶鞋56348双，平均日产量近1000双。

大中华橡胶厂那时候已经有品牌意识了，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始人吴哲生在的苏州街上偶遇挑抬着嫁妆的队伍，看到随嫁的家具上面都贴着用红纸剪成的“双钱”图案，回到工厂后和大家一说，大家都觉得“双钱”寓意成双和富贵，甚好，于是定为商标。并制作精美的广告传单，不断扩大双钱牌胶鞋的影响力。

当时国内橡胶工业只有3-4家小厂，大中华是第一家上规模的橡胶工厂。

大中华橡胶厂开工后一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生胶价格暴跌，做轮胎都知道，橡胶价格低的年份，轮胎厂的业绩一般都很好。

同时，1925年"五卅"惨案后，外国人在中国的残忍引起国人激愤，大家纷纷抵制外货、倡用国货，加上双钱牌胶鞋质量也不错，国人踊跃购买，大中华厂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工厂年盈利达20万元。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国民纷纷选择国货，大中华的胶鞋大卖，获利达到65万元。

大中华橡胶厂抓住这一契机，先后筹建碳酸钙厂、锌氧粉厂和硫油胶厂，此后又建帆布织染厂，为胶鞋提供鞋面布。

除生胶外，大中华橡胶厂基本实现了大宗原辅料基本自给，既保证原料供给，又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全产业链发展在当时的乱世非常重要，历史也证明，全产业链发展为大中华橡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大中华橡胶厂先后兼并交通、泰山、春华三家小型橡胶厂，改组为大中华的三个分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

1934年，大中华的资本由20万元增至300万元，资产总值达373.9万元，短短四年时间扩张十五倍，发展速度非常生猛。

但薛福基并不满足。

薛福基，字德安，1894年10月19日生于江苏江阴塘头桥泗河乡的西典村。从一个农村娃、学徒、伙计、上柜再到经理，不到40岁他就当上了大中华厂的创始人。

薛福基是个奋发向上、永不停留的人，他心目中的大中华厂不是简单的做胶鞋，他想把大中华厂打造成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那样的跨行业巨头，不但在国内做到顶尖，还要打入国际市场与外国厂商一较短长。

所以，当大中华橡胶厂在胶鞋市场获得巨大成功后，薛福基把目光放在了汽车轮胎上，他想开辟新的战场。

大家可能不了解，汽车轮胎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还是军事战略物资，进入门槛非常高，一般人根本就整不了。

对此，以拥有较多股份、公司总经理的尉迟洵炽为主的大中华橡胶厂的股东们持反对意见。

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当时国内没有做轮胎的工厂，没有生产技术，也没有销路，投资大，风险高，总之这不是一个好买卖。

而且国内轮胎市场均被外国轮胎商霸占，我们的轮胎拿什么和他们竞争？

大中华的胶鞋十分走俏，稳赚钞票，日子过得蛮好蛮太平，何必去自找麻烦，冒什么风险呢？

对于部分股东的顾虑，薛福基仍然坚持要搞。

首先，国内有市场需求。1930年中国有公路231条，长274102公里，汽车数仅10420辆，到1933年全国汽车数已达43770辆，轮胎输入118719条，轮胎的需求成倍增长！

其次，汽车轮胎作为战略军备产品，而国内竟无一家制造汽车轮胎的工厂，市场上尽是英、美、法、日等国厂商的天下。

薛福基在给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的信中写出了他坚持做汽车轮胎的原因：

“鉴于太平洋风云之不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太平洋一旦发生危险，势必继绝（轮胎）供应。届时设无国货之代，则我国公私所有之5万余辆汽车顿成废物——影响国防交通甚巨。本公司有鉴于此，不得不抱牺牲宗旨，积极以谋设备之完善，以虑万一，为国家效力，为民族争光。”

同时他还认为，制造轮胎同样可以赚钱，将来或许比胶鞋能赚更多的钱。只要搞成功，全国只我一家，赚钱根本不是问题。

对于面临的困难，薛福基慷慨激昂的说：“我们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走在国人前面，人家不敢搞不愿搞的，我们先搞起来。如今商场竞争甚为激烈。经济形势、商品销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终有一天要落后，甚至被淘汰。一个橡胶厂倘若只能生产胶鞋和一些生活用品，而不能制造轮胎，就算不上合格的完全的具有规模的大型橡胶企业。要不断发展，就得冒点风险向前闯，研制新品种，开拓新市场。”

薛福基的话打动了大中华橡胶厂的大股东之一余芝卿，他说：“我们办大事，创新路，不担点风险，不花些本钱，怎么行？我看可以一试，下决心筹集50万元作为试制经费！”

在余芝卿全力支持下，董事会一致通过创办轮胎厂。由此，在薛福基的助推下，著名的“双钱”牌汽车轮胎将要横空出世。

但万事开头难，真的要创办起轮胎工厂，薛福基才发现做起来比想象的更难。

当是国内没有一家做汽车轮胎的工厂，几家做力车（人拉的车，也称黄包车）轮胎的民族企业工厂也被外商打压的纷纷破产。

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投资20万元筹建厂房，买下一家倒闭的日本力车胎企业，并从海外采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并聘请日本友人做技术指导，第一条国产力车胎——“双钱”牌力车胎诞生了。

但汽车轮胎就没那么简单了，作为战略军备商品，相比现在的高端芯片技术，主要生产国像今天卡中国高端芯片一样，严禁轮胎制造技术外传，而且当时是乱世，整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几经周转，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大中华橡胶厂高价从日本买了一套小规模生产轮胎的必需机器设备，并在日本招收邓禄普分厂的失业工人，搭建设备、试制产品。

秘密试制30×5、32×6两种规格的高压轮胎，商标定为“钻石”牌，并开始投放市场试销。

但当生产销售1000条轮胎时，还是被日方发现。1934年3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公开揭露此事，指责有人向中国人偷偷输出轮胎技术，不利于日本企业界。此事并引起川口警察署的注意。

薛福基得讯大惊，连忙赶赴大阪处理此事。急忙将设备拆卸、日本工人一起运往上海，安装在徐家汇厂里。

在日本工人和新招的中国工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各种机器设备安装调试成功，受训骨干也掌握了从配料、炼胶、刮浆、压延出料、搭袋、成型到硫化、脱模的全部轮胎生产工艺。

由于有日本生产过“钻石”牌轮胎的经验，1934年10月初的某天下午，一条32×6“双钱”牌轮胎从硫化罐中脱颖而出，并且质量达到标准。

由此，中国人不能生产汽车轮胎的历史被终结，外国轮胎厂商在我国垄断汽车轮胎市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但把轮胎生产出来，对于大中华橡胶厂来说，只是成功了一半，把轮胎成功卖出去，才算真正的成功。

但薛福基没想到，把轮胎卖出去的困难，丝毫不弱于生产轮胎。

当时英、日、美、法等国的外来轮胎蜂拥市场，其中英国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的“老人头”牌车胎占据了国内近90%的销售市场份额。

外国厂商采用高额佣金、放帐和收买汽车司机等方法来拉拢客户。邓禄普轮胎公司更利用进口关税低的有利条件，降价三分之一来进行竞销。同时照会美孚、亚细亚、德士古、壳牌等外国石油公司遍及全市的加油站故意刁难，不给装有“双钱”轮胎的汽车加油。

最恶毒的是以重酬贿买国民政府交通部门的有关官员，使各地交通厅、公路局等部门清一色使用邓禄普轮胎。双钱牌轮胎连一条都卖不出去。

同时，上海的租界里的外商和公共交通也不用双钱牌轮胎，国人由于崇洋心理，加上对于新生的双钱轮胎不了解，也不买双钱的轮胎。

因而“双钱”轮胎销路一时很难打开，薛福基为此大伤脑筋，煞费苦心做了一系列促销政策。

一方面在报上大做广告，宣传大中华厂首创国产轮胎，质量可靠。

另一方面，以高于外商的优厚佣金委托各大车行经销。同时，制定了《使用里程计价付款办法》，规定可先选用，后付钱，保用期一年，保用期间免费修理，如中途损坏，胎价可按比例扣除。行驶里程市内保证4万公里，长途郊外2万公里。如纯属厂方质量问题而损坏者，负责赔换新胎。售价则仅及洋货的三分之二。

此外，薛福基还向爱国人士和富有正义心的政府人员推荐双钱牌轮胎。通过种种努力，双钱牌轮胎销路也有较多的增加，上海最大的私营汽车出租公司（祥生公司）老板周祥生出于爱国热情，率先使用“双钱”轮胎，接着江南、杭徽、锡沪、鄞奉、镇扬、锡澄、沪太等长途汽车公司，以及江、浙、皖、鲁、赣、湘、豫、陕、闽、粤、川、桂、滇各省公路局也纷纷购买双钱牌轮胎，到1936年、1937年，双钱牌轮胎产量均达到3万2千条以上。

可是由于售价低，还要支付大量津贴、回扣和宣传费用，双钱牌轮胎不仅没有赚钱，还略有亏损，不得不用胶鞋利润来弥补。总之，到抗战爆发时止，大中华厂的轮胎生产和销售处于挣扎前进状态。

但一场危机正在朝大中华橡胶厂走来。

大中华橡胶厂蒸蒸日上的轮胎事业，让“轮胎老大”邓禄普公司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双钱”轮胎这颗种子既已发芽，必须在其成长壮大之前，就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由此，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禄普公司）和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橡胶厂）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

于是，继“商业战”之后，该公司又另辟途径，准备通过司法途径搞死大中华橡胶厂。

两个公司不同国籍，不同名字怎么诉讼呢？邓禄普公司心生一计，决定从轮胎花纹下手。

1935年3月，邓禄普公司聘请了律师阿乐满，正式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异议，状告大中华橡胶厂所出“双钱”轮胎的金锭形商标图案和邓禄普公司“老人头”牌轮胎的Triple Stud Design（中文译为“梅花钉形”）商标图案相似，容易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邓禄普公司的商标图案属于三粒一组，主体为六角形，两旁各为小三角形；而请求人大中华橡胶厂的商标图案虽也是三粒一组，但大小各别，而且其形状均为锭形。

两者唯一相同的是胎面花纹均三粒一组，就好比现在的三道沟轮胎，我的轮胎用了三道沟，你的轮胎就不能用了，简直岂有此理。

但国民政府商标局也是软蛋，一见洋商控告，怎敢不准，即于5月14日作出判决，认定大中华橡胶厂商标侵权，并责令“双钱牌”轮胎停止生产。

“停止生产”？这对于新生的大中华橡胶厂无疑是毁灭性打击。薛福基当然不服，于是联系律师，于第二天提出异议请求。

但商标局还是驳回了大中华橡胶厂的上诉，并在1935年12月31日的异议再审定书上做出了“坚持原审定”的评决。

大中华橡胶厂只得接受现实，忍痛修改轮胎模型，将金锭形花纹改为工字形。

邓禄普公司依然不依不饶，还是认为近似，大中华只得再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又将工字形改为长城形。

但邓禄普公司拿出一副不把大中华橡胶厂搞死不算完的架势，还是认为近似。

事实上，不仅是双钱牌轮胎，当时沪、津、青岛的很多人力车胎生产商，都是这样被邓禄普公司玩死的。

以致当时有中国人如此感叹：“长此以往，必使华商制造车胎望胎长叹，有胎而无纹，无法使用而被迫停止。”

不过，当时国民政府还是有正义的官员，实业部长吴鼎昌审察了大中华厂的诉状，觉得所述各点言之有理，应予支持。遂决定撤销商标局的第396号异议审定书和第127号异议再审定书。

但大中华橡胶厂以为即将赢得胜利时，邓禄普公司却一心要把大中华橡胶厂置之死地。

邓禄普公司又具状上诉至南京中央行政院，南京中央行政院的官员也不敢得罪外商，对案件不加调查就判定撤销了实业部的决定，判令大中华厂败诉。

1937年夏和12月间，大中华厂两次上书申辩，据理力争，均遭驳回。

1939年9月23日，行政院再次将诉愿驳回，并且勒令禁止再提起诉愿。

自己的政府不仅不帮自己国家的企业，还帮助外商打压民族工业。有这样的政府，民族工业想发展壮大，简直痴心妄想啊！

不过，届时世界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1937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全面开战，国民政府內迁重庆，对上海鞭长莫及。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在亚洲节节败退，邓禄普公司失去了“保护伞”。大中华厂乘机对这一不公正的裁决置之不理，照常生产和销售。

到抗战前夕止，大中华橡胶厂已拥有四个制造厂，三个原料厂，一个机修厂，职工2860人。一厂（总厂）厂基也由初办时的27亩扩充到45亩。炼胶机开始只有3台，1937年已达50台（不含分厂，另有5台报废）。其他数据如下：

（一）各种胶鞋产量，1928年开工头两个月为56348双，1929年为 1090522 双，1937 年为 10970135 双。

（二）力车胎，从1934年的9544副，增加到1937年的2712268副（每副2只）。

（三）汽车胎，1935年为6937条，1936年为32256条，1937年32277条。

（四）飞机胎，1936年为519条，1937年为929条。

随着分厂和原料厂的设立，生产规模的扩充，产量、品种也有很大发展，大中华橡胶厂也成为了多功能、综合性的大型橡胶企业。

这一时期，以大中华橡胶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但辉煌的时间很短，随着日本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迎来了黑暗时期。

凋零（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当时国内知名的橡胶工厂，大中华橡胶厂承制了中华民国后勤部委制的防毒面具，还为笕桥空军学校制造了飞机轮胎。

大中华将轮胎送到抗战前线支援抗战，19路军军长蔡廷锴派人送来感谢信，并赠他本人的照片留作纪念。

此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此时的大中华橡胶厂总公司已迁至香港乍畏街84号。

而中国轮胎工业的奠基者、大中华橡胶工厂的创始人薛福基于1937年8月14日下午乘车经过大世界时，被日军的炸弹炸伤，不幸于月底赍志而逝，年仅44岁。

壮志未酬，友人给薛福基的挽词悼念

薛福基先生是一位勇于开创、爱国爱乡、潜心事业的优秀近代民族企业家，他和开创的大中华橡胶厂在中国轮胎发展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让我们向他致敬！

随着上海被日军侵占，大中华橡胶工厂位于当时虹口区宁国路的第三分厂和南市的第四分厂先后被占，抗战初期统计国内外损失共计6149138法币。

当时部分设备随当时政府内迁，不幸的是在辗转湖南沅陵，长沙，经由湘桂路运往内陆的途中被散兵拦截损失大部。剩下的部分又在河内被登陆的日军洗劫一空。

幸好留在租界的厂房得以保存，轮胎产量1937至1940期间并没有多大的下降。橡胶制品是战争前线不可缺少的军事物资，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员工想尽办法将自己生产的轮胎、面具、胶鞋等物资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抗战前线的中国军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但在外来侵略者的打压下，我国很多橡胶厂和轮胎厂都承受不住了，要么倒闭或被列强霸占，要么被战火吞没。

比如，曹海泉在山东青岛开设的同泰胶皮工厂，该工厂生产的“骆驼牌”自行车轮胎由于国产轮胎成本低，质量好，价格便宜，很快便闻名全国，订购者络绎不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沦陷，日本三菱工业欲兼并同泰各厂，遭曹海泉坚拒，1938年1月“同泰胶皮厂”被日军查封，曹海泉遭日本宪兵抓捕，迫不得已于1939年由日本“牛岛洋行”强行以4万日元入股，变成了以日资为主的“中日合资”企业，被改名为“三菱牛岛工厂”。

1927年，抗战前广州的橡胶厂已有10余家，上海橡胶厂数量也达到8家，但抗战后已无几家......

经过多年战争摧残，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前夕，全国名义上仅有橡胶厂263家，拥有炼胶机(开放式)1009台，月生胶加工能力4000—5000吨，实际上这些企业多是作坊式生产，设备老化，缺东少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1949年，全国轮胎产量只有3.0万条（有资料显示为2.6万条），输送带44.7万平方米，胶鞋4467.4万双，炭黑252吨，橡胶总消费量仅1.3万吨。

刚萌芽壮大的近代民族橡胶轮胎工业在战争后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但黑暗即将过去，黎明的太阳正在升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轮胎工业也迎来了新的曙光！

新生（1950-1955）

面对被战争破坏的轮胎工业，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依靠工人群众，破解技术、设备、原材料和资金四道难关，全力扶持国有(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私营企业恢复和扩大生产。

1950年至1952年，在国家以大米换橡胶、增强国营橡胶厂生产计划性、对私营企业加强指导、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型橡胶产品、以及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加快合成胶研究应用等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中国轮胎工业快速复苏。

从东北开始，天津、上海、青岛，国营橡胶厂率先恢复生产，并着手专业化分工和改造，私营企业数量迅速扩大。短短3年，上海橡胶企业由1949年的不足百家，发展到1952年的230余家，天津也由98家增加到140家。

1950年全国生产轮胎7万条、胶鞋4674.8万双；1951年生产轮胎23万条、胶鞋6640.5万双；到1952年，全国生产轮胎42万条，胶鞋6169万双。

全国橡胶工业胜利完成各项生产恢复任务，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等都超历史最好水平。

正当新中国热火朝天搞经济建设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后，中国成为美国经济遏制的对象之一，在美国的操纵下，先后有40 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

而轮胎作为军用战略物资，是被禁运的重要物资，只能自力更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轮胎行业的先驱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创造了奇迹，成功保障了轮胎的供给！

建国后，国内轮胎行业主要形成了四家轮胎基地（国营第一橡胶厂、国营第二橡胶厂、上海大中华橡胶厂、正泰橡胶厂）。这四个轮胎基地为近现代中国轮胎工业分布奠定了基础。

国营第一橡胶厂

1938年，东北橡胶公司沈阳橡胶一厂投建，轮胎年产能5万条。

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没收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橡胶厂，在沈阳、丹东、辽阳等地成立国营沈阳橡胶一厂（轮胎）、沈阳橡胶二厂（胶带）等共9个橡胶厂、1个机修厂、1个研究室 ，并率先恢复生产。

抗美援朝爆发后，东北橡胶工业随即转入战时体系，沈阳橡胶一厂、二厂、九厂的3000多名职工及家属，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自己动手，风雪无阻，仅用98天时间，把工厂迁到牡丹江桦林一个废弃的造纸厂，并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条“红旗牌” 轮胎，被命名为东北第一橡胶厂。及时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年底，沈阳橡胶一厂与同迁的沈阳橡胶二厂和辽阳橡胶九厂合并，改成国营第一橡胶厂（牡丹江），生产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年产能达到10万条。

1952年轮胎产量达到17.3万条，居全国之首。1955年为一汽配套，规模扩大至60万条。

1952年专门建立起年产3万条的火炮、坦克和工程大胎车间等军工轮胎生产。

1950年-1953年，国营第一橡胶厂向前线累计输送轮胎17.3万条，有力的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国营第二橡胶厂

1933年,日本橡胶株式会在青岛沧口下街北端征用营子村土地筹建青岛太阳鞋场。1935年5月开始生产胶鞋，年产量300万双左右。

1938年石桥正二郎创办的石桥（普利司通）轮胎工业公司又在青岛太阳鞋厂增建轮胎和帘子布工场，轮胎生产能力12万条。

1940年两场分开，在轮胎和帘子布工场成立了石桥（普利司通）轮胎工业公司青岛工场，并增添了胶带及胶管生产设备。

1944年2月鞋、胎两场合并，建立了青岛橡胶工业株式会社，最高年产量为轮胎2.3万条，胶鞋340万双，自行车和力车胎86万条。

该公司除了生产各式胶鞋和轮胎外还生产V型皮带、机械用皮带、输送带、各种胶管、棒球、皮球、绝缘胶布和医用手套。

1949年6月青岛解放，青岛橡胶厂由青岛市军管会接管，工厂利用较短的时间恢复了生产。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重点工业转入战时轨道，青岛橡胶厂作为国内最重要的轮胎厂研制生产出了飞机轮胎，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该厂隶属省工业厅为山东橡胶总厂第一厂。1953年2月改属为轻工部，厂名为山东橡胶总厂，在青岛、威海下设二、三、四分厂。

后将二、三、四分厂改名为国营第九、六、十二橡胶厂，山东橡胶总厂改名为国营第二橡胶总厂和国营第二橡胶厂。

1960年更名为国营青岛第二橡胶厂，1963年为青岛第二橡胶厂，该名称一直沿用了30多年,以致在国内轮胎行业“二厂”几乎成了一个品牌。

1954年，该厂轮胎产量已从52年的20万条达到60万条，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汽车轮胎生产厂之一。

1956年，成立了青岛橡胶工业学院和橡胶工业学校，为该厂和国家培养了大量橡胶专业技术人员。

1958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青岛橡胶工业学校组建为山东化工学院即后来的青岛科技大学。

国营青岛第二橡胶厂经历了诸多变迁，名称变化如下：青岛太阳鞋厂——青岛橡胶工业株式会社——齐鲁公司青岛橡胶厂——山东省工业厅青岛橡胶第一厂——国营第二橡胶总厂——国营青岛第二橡胶厂——青岛橡胶集团——青岛黄海橡胶集团。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

从第一条汽车轮胎、第一条棉帘线轮胎、第一条全钢子午线载重轮胎，到成为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子午线轮胎的工厂，大中华橡胶厂为中国橡胶工业延续了火种。

解放前夕，大中华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有制造厂6家、原料厂3家、机器修造厂2家，拥有职工4000余人，另有两家独立经营的原料厂。

解放后，大中华橡胶厂在新政府的帮助下，快速复苏！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大中华厂先后接到支援前线军鞋和军胎的任务。

当时的轮胎制造技术，相当原始和落后。上海所有的轮胎产能，加起来一个月只能交付2500条。

为了支援前线，大中华厂上下动员起来，工人自发捐钱，还发明了主要原料炭黑的代用品，以及许多新工艺、新技术，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大中华橡胶厂在轮胎技术上也不断创新，引领了当时的先进潮流。

50～60年代，大中华橡胶厂采用较新型的快速密炼机、压片机，首家引进联邦德国滚压包边成型机。18台老式成型机改进为后压滚包边半自动成型机。

1953年2月，大中华橡胶厂首先试掺了苯合成橡胶，次年在国内推广，缓解了天然胶供应不足的矛盾。

1955年先后研制出拖拉机轮胎和无内胎轮胎，并开发出14.00－20以下规格的载重轮胎系列。

1957年双钱牌汽车轮胎在国内率先出口到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区。

1958年，大中华橡胶厂在国内首先试制出斜交钢丝帘线轮胎、棉帘线子午胎、人造丝帘线轮胎，并推行轮胎高温短时间硫化的重大工艺改革，降低了能源消耗，轮胎产量比上年提高1.5倍。

正泰橡胶厂

正泰橡胶厂的前身——上海义昌橡皮制物厂成立于1927年7月。

建厂后，企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也日增月盛，历经增资改组，于1930年1月正式更名为“上海正泰橡皮制物厂”。1937年正泰橡胶厂改组为正泰信记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

据悉，正泰橡胶厂从1927年至1933年间经历了诸多风险，1933年的灾变，几乎把正泰橡胶厂推到了破产的边缘。

不过，正泰橡胶厂却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从一个设备简陋的厂子，发展到五个制造厂、一个总公司、十个分公司、职工五千余人的大型企业。

1935年4月4日，上海正泰公司正式注册了中文"回力"和英文"Warrior"品牌。正泰橡胶厂的经理薛铭三将"WARRIOR"谐音得来"回力"中文商标名，"回力"含寓"回天之力"，喻指"能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杨少振带领下，正泰橡胶扩建厂房，购买机器设备，改进经营管理，在全市广设销售网点，并先后在无锡、杭州、汉口、南昌等地开设营业所，当时职工达2600人。

正泰的控制人杨少振

1946年，看到汽车轮胎的需求，正泰开始生产轮胎，1947年上海正泰橡胶厂生产第一条"回力"轮胎。

到1948年底，正泰已拥有5家分厂、12个发行所、3个门市部、2座仓库，发展成为职工五千余人的大型企业。但由于战争，1948年正泰生产下降40%；1949年解放前夕，生产又下降40%。

而且在这个期间，正泰的控制人杨少振也遇到了大麻烦，国民党政府军事法庭以“倒汽油”罪拘押他，并勒索400两黄金。

这使杨少振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国民党战败后，决定不迁厂、不外跑，并敦促台北分公司送回500余两黄金和大量美钞。上海解放后，又派人去香港运回机械、原料和资金。

1950年抗美援朝时，正泰橡胶厂还捐献了五架飞机，用以支援前线作战。

全面开花（1956-1978）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依然面临列强的战争威胁，轮胎工业作为中国的军备行业，也适应战争的需求，随着国家三线建设在全国各地开花，中国现代轮胎工业的分布雏形慢慢形成。

被行业人士成为轮胎“四大家族”的国营第一橡胶厂、国营第二橡胶厂、上海大中华橡胶厂、正泰橡胶厂也根据国家的需要拆分到全国各地。

国营一厂（后改成桦林轮胎厂，现为佳通桦林工厂）援建了河南轮胎厂，并将工程大胎全部迁入了河南轮胎厂，组成了现在的风神轮胎。

而后又扩散到重庆、济南等地，在当地建立轮胎厂。同年，国营一厂着手研发飞机轮胎，当年拿出样胎送去试飞。

此外，国营一厂还向全国各地输送4000多名轮胎行业骨干人才，被称为中国轮胎行业的摇篮。

青岛第二橡胶厂则在1965年划出三分之一的设备（20万条），600多人筹建了宁夏银川橡胶厂。目前是佳通轮胎的银川工厂。

1969年再次帮助建设泰山轮胎厂，同年为配合中国第二汽车厂建设，在湖北十堰支援建设了东风轮胎厂，现被双星收购，升级为4.0智能轮胎工厂。

1971年又派出大量人员支援鲁西南肥城橡胶厂，期间青岛第二橡胶厂还为越南、朝鲜和新疆、河南、山东、湖北、海南等国家和省份参与援建和培训了轮胎技术和生产人员。

在支援国内轮胎工厂建设的同时，青岛第二橡胶不断扩大生产。1966-1976，十年间青岛第二橡胶厂生产轮胎产量625万条。1973年轮胎产量达到65万条，用胶量1.41万吨列全国橡胶工厂第一。

国营三厂1965年拨出1/3设备人员援建银川轮胎厂，1969年有部分搬迁援建桂林轮胎厂，成立飞机轮胎车间，以该厂实验室为基础组建了沈阳橡胶工业公司轮胎研究所，后于1974年迁往桂林成立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成为我国唯一的特种轮胎科研生产基地。

重点改建的国营第七橡胶厂（沈阳）1965 年搬迁到朝阳市扩大至3 0万条，成为朝阳橡胶厂、辽宁轮胎厂。1969年部分搬迁到昆阳，建设年产3 0万条的云南轮胎厂。

1965年，大中华橡胶厂一分为二，内迁贵阳，建立了贵州轮胎厂。1970年生产规模又达到60万条，1980年产量达85万条。

正泰1954年将胶鞋生产部分迁出成为年产5万条的轮胎专业厂，以后几经扩大，1970年达到100万条。

70年代，正泰不仅在技术上于支援东风轮胎厂（现双星生产基地），还在1980年支援过杭州橡胶厂（后来的中策橡胶）。

几十年来，就是以这4家轮胎企业为基础起家，扩展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轮胎厂，遍布全国各地，为数已达600家以上。

4个老厂被誉为“四大家族企业”，它们经过改扩建、技术改造、一分为几外迁扩散、经贸援外、老厂支援新厂、行业攻关会战以及组织企业联营等蜚声业界，享有盛誉，在行业舞台上活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轮胎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后，中国轮胎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下篇文章为大家讲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轮胎发展历程，敬请期待！

参考资料列表：

中国橡胶工业奠基人薛福基传略

薛福基：中国橡胶工业奠基人

双钱轮胎官网

国庆特辑|风雨中成长，百年中国橡胶发展史

说说百年企业同泰橡胶厂

【橡胶工业辉煌70年】新中国成立，从一穷二白到全面恢复生产

国营第一橡胶厂沉浮录——访桦林佳通轮胎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怀建；

难忘的橡胶二厂食堂，珍贵旧影中的时光记忆

青岛第二橡胶厂，国内“轮胎四大家族之一”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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